慢,日寇逼近,前线怎么不闻枪炮之声?再者焚城事大,怎不见委座手谕?不要自己乱了阵脚。”杜聿明的镇定,使湘潭得以保全。
长沙大火的当晚,周恩来也在长沙。
10月25日,一身戎装的周恩来、叶剑英从武汉出发,经湖北沙市、湖南澧县、常德、益阳,于10月27日赶至长沙,下榻在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叶剑英担任八路军总参谋长。
12月12点以前,周恩来还与陈诚的副官通过电话。周恩来因为此时因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和政治部部长陈诚的关系也还密切。
这天清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人员已开始按计划撤退。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由田汉领队,步行到湘潭;另一部分人坐火车,由洪深做总提调。私人行李每人只准带两件,其他行李一律由卡车运。郭沫若、张肩重则留在最后,帮忙照料一切。
第二天清晨要与陈诚一起撤退,周恩来、叶剑英一身戎装躺在床上。叶剑英当时作为八路军参谋长,到南岳担任国民党游击干训班副主任。主任是长沙人李默庵。
两点左右,周恩来、叶剑英突然被叫醒,周恩来副官邱南章连喊:“出事了,着火啦!”凭着做保卫工作的经验,邱南章等几人马上商量了一条撤退的线路。邱南章当时还兼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交通运输科长,解放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回忆说:
陈诚和白崇禧住在郊区,我们住在寿星街2号八路军办事处的地方。这天晚上就着火了,起火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是蒋介石专门布置的,说是焦土抗战。大概是十二点、一点左右,城市里烧火烧得很厉害。炸弹、子弹、手榴弹烧得爆炸的响声很大。醒来我一看,长沙城里面满城都是红的,成了火海了。所以赶快上楼去,把叶剑英和周总理拉下来。下楼到门口,下到门口时火已经烧上来了。我们就这样从火里边跑出去,我们都拉着手,从火里边跑出去,眉毛都烧掉了,头发都烧焦了。
八路军通讯处的人由邱南章带路,从火中跑出去。一拐弯,就到了江边。周恩来这时仔细辨听声音后感慨地说:“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驻长沙的,假如敌人进了长沙,那一定会穷追猛打,不会全没有动静……”
平时一向温和开朗、心胸广阔的周恩来,此时也是怒气冲天。他转过身去,长久地凝视着燃烧着的长沙城,脸上流露出怒不可遏的神情,自言自语道:“城里还有这么多人,这么多伤兵老百姓,敌人没来就烧城,于心何忍啊!”
江边已是黑压压的一片。周恩来的马靴踩到河边黑泥里也拔不出来了。
是谁放的第一把火
导致文夕大火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许多回忆录都说是把日军到了新墙河误听成新河的谣传。新墙河在岳阳南面,距长沙将近120公里。新河在长沙北面近郊,距长沙约5公里。
关于日寇到了新墙河被误听为新河,而导致放第一把火,是至今仍被众人传说的一个关键原因。那么究竟是谁误听的呢?流传于世的说法,不下四五种版本:
有说当晚12点钟后,是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向长沙警备司令部询问敌情。参谋长石国基接电话说:“敌人已过新墙河,来不及检阅了。”此后,徐昆向下传达,而某连长误听为“敌人已过新河了。”首由这位连长鲁莽下令点火。
还有说检阅时间快到了,是警备二团某团副向省保安处询问敌情,回答:“鬼子第六师团到新墙河!”该团副听成“新江河”,慌张之下便断定是新河无疑,于是向所属部队宣布:“日寇第六师团到了新河!”
第三种说法是:11月12日晚,徐昆接到上级保安处长的电话:“敌人已过新墙河。”徐昆向所属连队传达,连队负责人对地名毫不熟悉,错听为新河。
第四种说法是:因敌机连日轰炸岳阳新墙河,前线电话从11月8日起被炸中断,至12日晚8时才修复。酆悌即电询前线指挥所:“你是哪里?”对方答:“我是新墙河”。酆悌问:“是新河?”始由酆悌将新墙河误听成新河……
究竟是谁误听了电话?姓甚名谁?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认定,这是长沙大火留下的疑团之一。
那么误听的时间是何时?是在放第一把火前的那一刻?还是在放第一把火的数小时前?
许权《长沙大火纪实》中记述了这个问题。他是亲自听到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说,其所属部队下属官兵都在传说这个误听,为此他还专门电话向省主席张治中作了报告。时间在晚上12点以前,也就是在起火两个小时以前。在此基础上,人们不难得出以下3个判断:
(1)将新墙河误传成新河,应是确有其事。
(2)至于是谁误听又首先误传?上述几种说法,均系道听途说,并非几位记述者亲自听到,故不准确,也无法确认。
(3)没有证据证明有了误听后,便直接下令放火。
人们普遍相信误听是导致放火第一把火的直接原因,即警备二团某连长(或团副)因听错电话,将敌人到了新墙河误听成新河,而直接下令放火的。
而实际上,从12日晚12时前,也就是距离13日凌晨2时放第一把火两个小时前,这个误听就在警备二团官兵中传播开了,并在社会上传播。它加剧了防火队员们的恐慌应是无疑的。但没有证据证明某连长(或团副)因误听而直接下令放火。
那么,究竟是谁放了第一把火呢?
第一种说法是:张治中等主要焚城负责人下令放的第一把火。
据当时的调查结论及现已披露的文夕大火的相关资料,没有张治中当晚下令放火的记载和证据。据多位证人证明,酆悌当晚在睡觉,确没有下过放火命令。也没有证据证明警察局长文重孚下过放火命令。
徐昆是放火总指挥,他要下放火命令是很简单的事。但徐昆大火后即被捕,几天后被枪毙,未留下什么材料。我们只能从当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中,作侧面了解。
时为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的史说回忆:
睡下去不到一小时,我的勤务兵惊惶地推醒了我,说省府东北西三面都起火了,我急忙起来,办公室电灯还冷冷清清地亮着,摇电话给徐权和张治中都摇不通,总机通往外面的线都断了,我弄得莫名其妙,难道日本兵来得这么快?起身坐上我的小汽车,想到外面去看看。将出大门,碰到警备二团团长徐昆,骑了一匹马到省府来。他看到我的车子,下马扳住车门,问我“徐处长呢?”我说“我正要找他,外面什么事?”他哭丧着脸说:“我……我……我也不清楚怎么烧起来了。”
身为纵火总指挥的徐昆,是否直接下过放火命令不得而知,但从史说所描述的情况看,火烧起来后,徐昆也很意外。
许权更没有下令放火,因为徐昆等被枪毙的三位大火责任人,生前均没有指挥许权下过放火命令。席楚霖虽是市长,但不是纵火指挥成员,没有证据证明他下过放火命令。
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石国基,如酆悌所说“另有任务”,当晚其参谋长职务由许权代理。其后情况不明。
如此说来,只剩下徐权了。徐权时任湖南省保安处长。但据当事人回忆,当晚9点钟之后,徐权即去睡觉离开了办公室,至13日凌晨2点第一把火烧起的五六个小时里,没有人证明他究竟在哪里,也没有他下令放火的证据。
史说作为长沙焚城指挥负责人身边的人员,是亲自听到“日军到了岳阳以南的新墙河”的。当晚他分别告诉了长沙焚城指挥部两个关键负责人:徐权和许权。时间为当晚9时前后。
晚10时,保安处通讯营长来电话报告:“据修电话线的电话兵报告,外面有警备部队说,敌人快到了,就要放火烧房子了。”晚12时,警备二团团徐昆向许权报告,其属下放火队员传敌人到了新河。这其中有没有值得探寻的关连呢?
这二种说法是:市民丁森自焚房屋放的第一把火。
大火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据说还经周恩来和张治中亲自修改过,
12日深夜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然大火何起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事负责人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事,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后来的官方文告对文夕大火的说明如出一辙。然而,半个多世纪来,有关丁森的线索极其渺茫。于是有人猜测,这是为了安抚人心、平息民愤、减轻当局责任,而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
但是,不可否认,长沙军民出于民族义愤,举火自焚家园者确有其事,只是未确认其人而已。长沙人的民族气节自古由然。公元1275年,元军攻陷长沙,南宋最后一任潭州知州李芾在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0-29 14: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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