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布告罪状,一面验明正身,依法执行具报。计:酆悌,男,年三十七岁,湖南湘阴人,前湖南省会警备司令;徐昆,男,年三十二岁,湖南新宁人,前警备第二团团长;文重孚,男三十五岁,湖南益阳人,前湖南省会警察局长陆军宪兵上校。等因奉此。遵将该犯酆悌、徐昆、文重孚等三名提解到部,验明正身。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押赴侯家塘下山刑场,依法执行枪决。除呈报外,合亟布告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此布。?〖HTF〗
长沙大火一案,还对其他有关人员作出了一系列处分。?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自知责任重大,难以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湖南人民交代,曾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被蒋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的过失,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这里,“用人失察”指的是他重用刚愎 自用的酆悌和荒唐躁急的徐权;“防范疏忽”大概是说他在下令制订《焚城计划》之后,没有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以致大火发生即不可收拾。?
其次,是湖南省政府保安处长徐权。徐权是张治中的同乡,字予可,安徽宿县人。他早年就读于保定军校,与张治中同学,后来一直与张治中同事。1937年,张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不久,即将徐权调来,作省政府的保安处长。徐权身负全省保安之责,大火之前,又受命与酆悌共同筹划焚城计划,负有重大责任。但他布置疏忽,误传情报,又派人与警备司令部一道乱扣车辆、拆除电话、断绝交通,因此,以“惊慌失措、摇动人心”,被“革职查办”。徐权在大火发生之前即离开长沙。大火骤起之后,奉命回来,旋即不知去向,下落不明。?
再次,是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两人均为奉令拟具《焚城计划》,进行准备的人员,但是当计划尚未呈准之时,他们便将放火工作实行分配,并散发臂章,拨给工具, 以致大火瞬即酿成。大火发生之后,两人分别潜逃,故被处以“革职”、“通缉查办”。?
石国基,湖南益阳县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与酆悌既是同学,私交也很好。大火之前,他与酆悌一道研究放火计划。大火猝起,他乘一辆吉普车去见张治中,之后即跑回老家益阳乡下。三天之后,他又转回长沙,一见酆悌被软禁,便连夜过河,在老百姓家里买了一套便装穿上,潜往湘潭,躲过了这场大祸。?
许权,字执中,湖南永兴县人,黄埔军校毕业。他与酆悌在大火中分手以后,当天便跑到湘潭,随后潜回永兴老家。是年12月的一天,打扮成农民模样的许权正在与父亲聊天,忽有三人撞入,将他逮捕。次年2月,许权被军委会军法总监部会审判处死刑。后经总监何成濬求情,经蒋改批为:“恐资敌用,致触刑章,判处无期徒刑。”服了四五年徒刑以后,他又经何成濬批准,改为“保外就医”。抗战胜利后,经杜聿明周旋,再入军旅,又将“全案撤销,并恢复一切公民权利。”?
解放战争时期,许权在东北战场被我人民解放军逮捕,后经特赦,安排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在许权一生中,长沙大火恐怕是他始终耿耿于怀最是悔恨交加的一件事。还在作为在押“战犯”时,他就写了《长沙大火案纪实》一文,以后在当参事期间又先后写了《长沙大火纪实》等文章。直至逝世前不久,还在一封信中长叹:“长沙之痛,惨绝人寰;枉法有术,罪实难赦也!”?
此外,长沙市市长席楚霖,虽然于大火案没有直接责任,但因自知作为长沙市行政长官,在咎难逃,也向省政府呈请处分。遂以“疏于防范”之过失,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
席楚霖,又名拔生、宏拔,号湘屏,湖南东安县人。早年入湖南巡警教练所。1923年后追随孙中山,曾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参军处秘书、待从副官等职。北伐战争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以后曾在安徽、湖南任行政督察专员,1938年调任长沙市市长。大火之夜,他“为了保全自己脱离危险境地”,坐上小汽车,“督促司机加足马力向湘潭方向驶去”,先后到了衡阳、邵阳。后因接到张治中电令,于11月15日晨赶回长沙。25年以后,正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监察厅副厅长的席楚霖曾写了一篇文章《长沙文夕大火前后》,回忆了他在这场“火变”中的经历。?
长沙大火这一弥天大案的审理,就是这样以酆悌、文重孚、徐昆三颗人头落地,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市市长席楚霖“革职留任”,省保安处长徐权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等一串高官“革职”落马的结果,而烟消云散了。?
长沙大火案审结以后,国民党政府专司监察的机构中央监察院也派人来到长沙,从事大火案的调查。11月底,中央监察院湖南湖北监察使高一涵奉到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指令,命他前往长沙,调查起火真相,“追究起火责任”,“立即具报”。高一涵奉命立即启程,途经沅陵、常德,于12月5日抵达长沙。?
这时,火后的长沙正处于紧张的善后救济之中,张治中派省政府高级参议黄铁民负责汇报。但是,黄铁民只是以口说为凭,不留片纸只字作证。当问到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的急电时,他既拿不出原电,又不许将原文抄示。高一涵到处去调查这次大火的真相,可是“所遇到的人都是在大火前出走,在大火后回来的,说不出放火时的真实情况,而官僚们又绝口不言‘奉命放火’到底是奉了谁的命令。”可见,调查进行得非常艰难。经过七天的努力,高一涵终于写出了他的调查报告《调查长沙市火灾案报告书》。60年后,笔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见到了这份《报告书》。
高一涵在《报告书》中,首先陈述了这次调查的困难,接着指出本次调查的宗旨即“追溯原因,详考经过,而尤注意于该管机关人员之责任问题”。于是,高一涵在这个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二)火灾之责任”中,除了照章罗列大火案的判决结果和上述的一系列行政处分之外,又提出了他的二条“补充意见”。?
一是对于徐权,他认为长沙大火之“巨变酿成”,徐权罪不能辞,“似应速予查明严惩,以昭国法而平人心。”二是在逃之石国基、许权二人,“罪无可〓”、“亟应严缉重惩”,而许权“尤为实际上办理之人”,情节更为重大者,尤宜明正典刑”。而“在长沙之其他文武官员……则尚未查出有应受处分而未经处分之人也。”?
由此可见,高一涵的这个调查报告,也不过是一份奉命遵行的官样文章而已。然而,即使是这么一份官样文章,上呈中央监察院后,也如同石沉大海,杳无结果。
七、再从焦土建长沙?
无济于事的“紧急处置”??
11月13日凌晨4时,酆悌惊慌失措地赶到张治中下榻的二里牌唐公馆。这时,张治中已经被大火惊起,一听酆悌并没有下令放火,顿知大事不好。出于一个高级行政长官的职责和经验,他感到必须立即制止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于是他立即发布命令,作出了一系列“紧急处置”。?
一是下达手令,命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一是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一是令徐权、酆悌及伤兵管理处处长汪强,赶快救济难民伤兵,并维持秩序,恢复交通。?
可是这时长沙市内大火已经冲天,狂暴的放火士兵早已丧失理智,仍在疯狂地浇泼汽油,逐街逐屋地点火。他们已不听任何的号令指挥了。徐权、酆悌进入市区后,无兵无卒,手足无措,只能望火兴叹,只得又回转到二里牌唐公馆,听候发落。往日的威风此时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长沙县警察中队是大火发生后最早开进城内的部队。据时任长沙县警察大队第二中队队长的许伟明回忆,13日晚上10时,他接到团长盛渐逵命令,当夜即率部进入长沙。但这时南城已成一片火海,北城虽然火势不大,但仍有放火队员在四处补火,根本无法予以制止。?
至于“救济伤兵难民”、“恢复交通”,更是无法开展。?
11月15日,张治中又命刚从邵阳奉令赶回的席楚霖,赶快组织救火队扑灭余火。随后,市政府人员组织了三个北区救火队,并雇用了一些人,上街扑火,但这时大火已经渐渐熄灭,全城已成焦土了。?
张治中的这些“紧急处置”,可以说一切都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在长沙南郊扫把塘的章公馆里,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心知兹事体大,马上命三十二军团长俞济时率领驻扎在株洲的所部开赴长沙,担负警备,并维持秩序、恢复交通;又令第九战区第二政工大队从平江赶赴长沙,从事大火调查和善后救济。?
周恩来临危赴难?
最先赶到长沙,组织和从事善后救济工作的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人员。?
周恩来和叶剑英自11月13日凌晨长沙火中脱险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0-29 14: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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