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8年至1942年就补助内迁湖南各厂166万元。
1938年,上海、汉口等地迁湘的现代工厂达118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大批企业迁湘,不仅给湖南带来了大批富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技术人才,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
当时,湖南公路网已四通八达,东联浙赣,西达川滇,粤汉、浙赣、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使长沙成为西南各省的交通枢纽和大后方的物资集散中心。长沙运输业再次进入繁盛期。“永福隆”、“南通”、“同安”、“建安”、“信丰”等运输行阵营都十分强大,业务日趋繁忙。运输路线有长沙至金华的浙赣线一段、长沙至曲江的粤汉线一段,长沙为总枢纽,而金华、曲江、桂林、衡阳、湘潭等地都有长沙运输行的分支机构。战时陪都重庆商业更盛,长沙与重庆之间的运输量激增,由于公路运输在运价上不合算,于是改由长沙水运津市,转陆路至湖北三斗坪,再从长江用民生轮运渝。(图107)
长沙本土的轻纺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湖南第一纱厂、福星机器印染厂、长沙华新羽绒公司、湘鄂印刷公司、长沙菲菲制伞商社等都小有名气,有的产品如羽绒制品和“菲菲”纸伞还远销日本、英国、东南亚和港澳等地,在历届博览会上多次获奖。30年代还是长沙湘绣业的鼎盛时期,绣庄多达40余家,长沙城乡有绣工1.5万人,年产绣品3万件以上,价值120万银元,行业资金积累约50万银元。
长沙商贸发展也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遇。1937年,长沙海关进出口贸易总值达3707万元,比历史上最好的1936年又增长10%。当上海战事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绸布业大户“大盛”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或用沪轮海运广州,转运韶关,再自备汽车运长。不久上海、汉口相继沦陷,物价飞涨,沪汉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如布面胶鞋当时充作军用品,销量很大,因此批发业务极为昌盛,“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大户,年营业额达100万元以上,其他中小批发号也在50—80万元之间。1938年初,中国内衣公司开业,在八角亭兴建三层楼房,独揽内衣生意,日营业额达2至3千元。“大盛”绸布庄的年营业额也创历史最高纪录,批发销售额达200多万元,门市零售额也达120万元。
20世纪30年代,湖南政局趋于稳定,长沙商贸渐趋回升,到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店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全市共建立各种同业公会76个,长沙已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商业各行都呈稳步上升之势。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发展,全市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位于中山马路中段的国货陈列馆也在这时落成,于是中山路、北正街也连成一片,成为繁华的商业区。
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著名商店绸缎店有“天申福”、“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得利”,中药店有“中华国药局”、“四怡堂”,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云飞”,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
这些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南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太平街、药王街,从小西门延伸到坡子街,从西湖桥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连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刀剪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数集中在八角亭一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校址设在韭菜园湖南圣经学校,此即后迁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秀等一批名教授聚集长沙。每日散学后,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涌入街市。
由于人口骤增,长沙市场更趋繁荣,不仅绸布、百货、南货、湘绣、金银首饰等业顿时活跃,而且饮食服务行业更是盛况空前。餐馆分出中西两大菜系,各具特色和规模。著名的中菜馆有:经营粤菜的南国酒家、经营浙菜的中央酒家、经营川菜的又一村川菜馆,正宗湘菜馆曲园酒家,回民菜馆“李合盛”,专营素菜的“蔬香林”、“净竹林”等。西菜馆以司门口的“万利春”最为有名。饮食店除原有的面粉馆、茶馆门庭更加熙攘外,还新开有咖啡馆和饮冰室。夜市热闹非凡,沿街叫卖馄饨、烧饼、油炸豆腐、茶盐蛋、糯米饭的摊担通宵达旦,夏夜街头叫卖绿豆稀、酸梅汤的比比皆是。理发店有高、中、低档共2700多家,浴池有10余家,旅馆分有甲乙丙丁4个等级,多达500多户。
湖南素称粮食大省,抗日战争初期湖南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11%,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广东(15.23%)和四川(14.8%)。
1936年湖南粮食丰收,全省粮食总产186亿斤,达战前最好水平。加之粤汉铁路通车,长沙米市进入鼎盛时期。省府在长沙成立湘米销粤介绍处,设代办事务、介绍押款、情报3个组,更加促进了湘米的输出。当年长沙输往省外的大米占全国流通总量的8.2%。1937年湘米大量销于穗,仅3月一个月运粤湘米就达4070万斤,一时压倒洋米市场,至今传为佳话。其时经营粮食集中在沿湘江3片:西湖桥一带称上关,经营湘江上游各县运来的谷米;大西门一带为中关,经营湖北江汉平原运来的豆麦等杂粮;潮宗街一带为下关,经营浏阳、宁乡和滨湖各县运来的谷米。本地粮商不但大量开设粮行,而且远至两广、汉口、江浙、郑州等地开设分号,粤、沪、津及浙江、江苏、河南等地粮商也到长沙开设米厂、粮栈。长沙米市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贸易中心和价格、信息辐射中心。
日军空袭长沙
抗日战争时期,日机频繁深入中国大陆腹地,对人口稠密的城市狂轰滥炸,惨杀无辜。长沙是日机轰炸的重点地区。
1937年8月5日,日机首次飞临长沙上空,盘旋数匝而去。8月21日21时,长沙市防护团接到“敌机多架由武汉向长沙飞来”的情报,便立即发放防空警报,全城实行灯火管制,而日机未来,市民虚惊一场。这是长沙市发放的第一次防空警报。11月24日下午,日机首次轰炸长沙。4架日机在小吴门及火车东站投弹7枚,炸死54人,炸伤58人,炸毁房屋54栋,铁轨16米,市民异常惊恐。
1938年2月9日上午,日机8架轰炸火车东站、新河飞机场,炸死炸伤数十人。2月17日上午,日机7架再次轰炸火车东站,新河飞机场,炸死炸伤数十人。据长沙《大公报》报道:“9日和17日两次轰炸,人员伤亡不及百人。”
同年4月10日,日机3次、每次9架轰炸湖南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区,投掷炸弹、燃烧弹200余枚,炸死炸伤学生、居民、游客100余人,湖大图书馆被毁,烧毁图书20余万册,2栋学生宿舍和全部教学仪器被毁,科学馆被毁1/3,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元。5月21日,日机9架在市区8处投弹30余枚,死伤300余人,毁房60余栋。8月25日至26日,日机36架次投弹100余枚,轰炸天心路、居士林、浏正街、肇家坪、桂花园、潘家坪等地,死伤100余人,毁房50余栋。
1938年8月17日上午10时15分,日本飞机18架,分两批,各9架,同时侵入市区南面和东北面。这是日机第7次空袭长沙,被轰炸的地区有东瓜山、大椿桥、太乙寺、同仁街,茶园巷、枣子园、青龙庙、惜阴街、六铺街、小蚂蚁巷、大雨厂坪、粪码头、中山路、宝南街、伍家井、望麓园、乐古道巷、局关祠、局后街、经武路等。其中,在东瓜山、大椿桥、中六铺街等一带贫民区投弹40余枚,并以机枪扫射,炸毁民房80余栋,死伤300余人; 同时在中山路、宝南街、望麓园一带较繁荣地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0-29 14: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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