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长沙大火
2015-06-17 16:53:39  来源：梁小进 陈先枢  点击：  复制链接

区投弹30余枚，炸毁商店90余家，死伤20余人；在乐古道巷、局关祠一带投弹10余枚，死伤100余人，炸毁烧毁房屋60余栋；在经武路一带投弹10余枚，炸毁商店80有，民房10余栋，死伤10余人。

　　这次日机共投弹120余枚，死伤平民833人，其中死312人，重伤212人；炸毁烧毁民房、商店300余栋，造成1000多人，流离失所。这是长沙市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日机轰炸投弹数量、死伤人员、毁坏房屋最多，被炸面积最广，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

　　现住茶园巷已90高龄的陈三爹那时就住在这里。据他回忆：他家前面是口塘和苋菜地，离湘江不远。飞机一来，炸弹如同落雨一样，河里、塘里、菜地里都是死尸，有的只见一只脚，有的只见一只手。隔壁楼上、箱子上都挂的是肉和皮，苋菜炸得只剩个梗。当时，他的娘正怀孕在身，在塘边洗衣服，被炸了嘴巴，由于无钱医治，以后就长成了个歪嘴巴。一姓曹家庭全家10人，当场就炸死4人。一个妇女被炸穿了肚子和炸断了手，她两次爬到塘里都被救了起来，经送医院终因抢救无效而死。她小孩不到一岁，也在坐栏里被炸弹震死了。

　　三、武汉失陷以后

　　武汉失陷后长沙的命运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半年多时间里，日本军队占领我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8年春，战局继续恶化，日军又展开对我华中、华南的进攻。6月，国民党指挥抗战的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军西进。汹涌的黄河水，从炸决的堤口奔腾而下。但黄水南泛，淹没了豫、皖、苏三省5.4万平方公里土地，44个县1250万人受灾，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随即，中国军队与日军举行空前规模的武汉大会战。双方出动兵力共150万人、舰艇160余艘、飞机600余架，激战4个多月。

　　10月下旬，会战进入尾声。24日，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撤退。25日，武汉失守，而在这几天前的10月21日，华南日军已攻陷广州。

　　广州、武汉的陷落，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湖南骤然临近战区，从抗战的后方变成抗战的前方。省会长沙，则成为日军争夺的要地。这时，云集长沙的工厂、学校、团体和大批的难民、伤兵已经开始迁移。从武汉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向长沙开进，又转移到衡阳一带。

　　蒋介石决定坐镇湖南。10月25日，他来到南岳，下榻在磨镜台，建立起国民党指挥抗战的大本营，准备打抗日的“持久战。”由磨镜台向南200米有一座历史上著名的佛寺——福严寺。唐代怀让禅师曾在福严寺住持。传说怀让在这里一块大石上磨砖作镜。有人觉得奇怪，便问怀让：“磨砖怎能成镜呢？”怀让答道：“只要我持之以恒地磨下去，砖石就能磨成镜，这正如只要心里有佛，佛就会自然出来一个道理。”后来人们把怀让大师磨镜的地方命名为磨镜台，台上镌有“祖源”二字。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10月27日也从武汉撤到了长沙，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道，下榻在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恩来当时还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职务。

　　武汉会战使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了，然而武汉作为“九省通衢”，是继南京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它的沦陷，对民族抗战心理，对民众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北平失守，南京沦陷之后，国人即有“国破家亡”之感，现在战时中心武汉再次失守，于是“亡国之兆”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一班投降派、恐日派们大肆鼓吹：“武汉失陷，等于马德里的失陷。马德里失陷使西班牙亡国，而武汉失陷，必将使中国灭亡。”

　　然而，武汉会战以后，日军战线太长、兵源给养不足的弱点也开始暴露，他们已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因为东南半壁江山沦陷，也没有余力组织反攻，中日战局呈现一种胶着状态。武汉会战期间的英、法、德的“慕尼黑阴谋”，也使日本幻想绥靖政策在中国舞台上演。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近卫文 ，一手策划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日本的少壮军人更加狂亡地叫嚣：“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当时，近卫文 发表声明，狂妄叫嚣：“大日本皇军，仰赖天皇陛下，一举攻陷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已降为地方政权，该政府如仍冥顽不灵，顽固执行抗日政策，则在该政府被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

　　为安定人心，《中央日报》10月27日发表题为《武汉不是马德里》的文章，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武汉撤守告全国军民书》，一再强调武汉撤守是有步骤有计划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指出：“日前一切敌我军事之情势，实与我预定决胜之方略愈至接近”。“预计最后胜利之信念，必待敌人侵及平汉、粤汉两路以西，而后凭我整个民族无上奋斗之实力，全国呼应，然后与之作一殊死之决战，乃克有彻底之实现。”

　　然而，武汉日军分水陆两路继续南下向湖南进犯，其第六师团溯长江而上，第九师团沿粤汉路而下向南推进。这种情形下，那些重复多次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理已经不再起多少鼓舞士气的作用。相反，人们认为连重兵把守的武汉都沦陷了，再说这些大空话实在无济于事

　　随着日军铁蹄的逼近，人心惶惶的局面日甚一日。尤其是那些从日本屠城中逃难出来的中国人，亲眼目睹亲人悲惨地死去，痛苦的记忆永远烙印在脑海之中。

　　武汉、广州迅速陷落，“使全国、全世界惊异”。全国舆论几乎都认为，日军进攻湖南不可避免。长沙的命运顿时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新华日报》指出“广州、武汉既均入于敌人之手，则敌人侵略战争的进一步企图，便在于打通粤汉、平汉两线。”

　　《新中华报》在长沙大火发生前两天的“时事分析”专栏中指出：“武汉敌人，现在以其主力继续南下，中心目标当然在夺取长沙。”

　　长沙处于日军南北夹攻之下，日军打通粤汉路南北对进之企图昭然若揭，湖南骤然由抗战后方变成前线，一时短暂的战时繁荣消失了，立足未稳的大批机关、学校、工厂又纷纷迁往西南。

　　大西南已经是中华民族最后的战略保垒。在东北沦丧、华北失陷，东南又落入敌手以后，中国海上交通全被封锁，滇缅公路成为惟一争取外援的交通命脉。国民政府的中枢由南京至武汉再至重庆，已退无可退。

　　长沙，中南襟要之地。欲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欲向北者，不得长沙，则马首无所托。国民党委军委会由此指出：“敌如攻陷此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事实上，中日双方都对湖南战场给予了高度重视。

　　大火前夕的长沙

　　武汉、广东两地的日军约占其总兵力的36%，对湖南保持着南北夹击态势。国民党军委会也调集重兵防卫湖南，王耀武王牌74军和李玉堂王牌第10军也放在这一战区，蒋介石心腹爱将陈诚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第9战区配备52个步兵师及若干特种兵和游击部队，在全国200个师总兵力中约中1/4强。

　　此时的长沙已成一个“伤兵世界”，承纳了武汉会战时 从南北各线撤下的一万多名前线负伤战士。众多伤兵从车站下来没有得到适当的收容，重伤的没有人来照顾，伤愈的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医疗缺乏，食住不安，甚至饥寒交迫，到处受到冷遇，使伤兵们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都得不到满足，怨气颇深。近万的伤兵便成了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的严重不安定因素。

　　10月7日，作家周立波在目睹长沙这一惨状后，写下了《三至长沙》一文，文中记述了一个关于伤兵不幸的故事：

　　有一个右腿打掉了一边的三等兵，从汉口来到长沙，没有及时换药，痛得不能忍耐。实在是太痛了，整晚整天不能休息。看见一位副官走过，伤兵表示出5块钱请他帮忙买药。副官说不够，还要3块。可怜的伤兵全部财产总共才只有九块几角。副官拿了钱走后，这个伤兵等了他一夜不见回来。第二天还是没有消息。他问遍了所有他能问到的伤兵收容所的职员，都对他的询问非常冷淡。于是，这位为国家捐弃了半边腿子的下等兵，在下午四时左右，从他的包袱里拿出一双很好的袜子和一双很漂亮的绒鞋穿上，然后把刀子埋进了自己的喉管。他一切都做得这样的平静，刀子进了喉管以后，他一声没有响，以致病室里所有的人，在他流了一脸盆血以后，才发现他是在自杀。这个自杀的兵没有死，但是脸色苍白得不像人样，从痛楚的境况里，他走进了更痛楚的境况。有了战场上的创伤以外，又加上这黑暗的创伤。

当时长沙所有的商号、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从早到晚，在那里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0-29 14: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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