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长沙大火
2015-06-17 16:53:39  来源：梁小进 陈先枢  点击：  复制链接

横冲直撞。伤兵滋事案件，每日都有数十起。省政府门口，也常常拥集着新到的伤兵，示威咆哮，一浪高过一浪。

　　张治中尽量满足伤兵们的生活需要，对中央没有按时汇款来的款项统由省里先行垫发，总额超过100多万元，购置了卧床、棉被、衬衣、搭蓬，同时，颁布《告伤兵书》，与伤兵“约法三章”：

　　第一，对于伤兵生活，除衣食住医以外，当有适当娱乐，以解其苦闷之怀，常作精神讲话，以鼓其忠勇之气，使其精神有所托，不致受人煽动；

　　第二，施行军事管理，严禁无事外出；

　　第三，军纪制裁犯事伤兵，对于不法伤兵，依照有关条例准许就地拘拿，先办后报。

　　这样，伤兵滋事事件逐渐平息。

　　1938年8月至11月，日机4次轰炸长沙。在长沙城南，被炸毁的房子只剩下断壁残垣。藩后街整整一条街，化为一片悲凉的焦土，瓦砾中的尸体奇臭刺鼻。艺芳女校、省立第一职业学校，都被炸得只剩下校门，震破的门墙，被人用破砖碎瓦填塞着。长沙和平的气象已渐渐远去，现在已经披上了战时的褴褛衣衫，为了下乡躲飞机，在白天，马路上许多店门都关门了。

　　长沙已有“兵临城下”之感。张治中召集文武干部制定了“应变方案”：①将全省划分为备战区、邻战区、战区、游击区。②加强专区职权，省政府命令只发至专员或区司令，再转发各县，各县请示报告文件，亦只到专员或区司令，特别重要的才申报省政府。③专员与区司令合署办公，共同负责。军事命令，以区司令名义行之，专署则副署；政务命令以专员名义行之，区司令副署。④省政府主体迁沅陵，行署执行职权；部分人员留守长沙。

　　前方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谣言蜂起，人心惶惶。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形势更为紧张。11月1日，省市政府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沅陵，市政府迁邵阳。湖南省政府的场地，放置大小行李，狼籍不堪，字纸随风飞舞，落叶蔽地，电话机和器材抛掷街头，更加剧了惊恐。湖南大学迁辰溪，其他中等学校有的迁安化蓝田桥头河一带，大工厂商店也陆续迁往沅陵、衡阳等地。市民则自找安全地区，或去农村，或往大后方。到1938年11月上旬，往城郊或外地疏散的更多。

　　水陆交通骤然紧张，轮船、火车、汽车都为军队和一些机关所控制。军车上装的武器弹药，卡车上装的行李物品，还有官老爷的沙发和铁床，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不仅老百姓无可奈何，就是尚未撤完的普通机关也无法找到交通工具。富商巨贾，钱可通神，他们的货物和行李家具能搬上轮船或火车，有的军车也为他们运货。一般老百姓就只好用板车、人力车，甚至连这两种落后的交通工具也没有，只有肩挑步行。连日来不分昼夜地向四面八方奔走。长沙至湘潭的公路上，闹得震天价响；还有小脚老太婆，手推着孙儿坐的竹包车也挤在人丛中。混乱、恐慌、紧张，到处是逃难的凄凉景象。

　　武汉失陷以后，日军随即侵入湘北。11月9日，临湘陷落，11月10日，占领城陵矶；11月11日，岳阳陷落。

　　日军攻陷岳阳后，连续抢劫两天，居民财产被洗劫，然后纵火焚烧，县城的先锋路、棚厂街、县门口、滨阳门、西门正街等，完全成了一片瓦砾。

　　日军在岳阳同样进行了大屠杀。日军在金沙乡上甘冲屋轮奸一少女至奄奄一息，又逼迫邻居68岁的吴葵清行奸，吴痛骂日军，被当场打死，倒插入粪水中。

　　在罗坳和叶家坳，日军用绳子把10人绑成一串，带到村外，迫令跪在地上，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补杀。在这次屠杀中共有1800多人遇难。

　　在烟家塘一带，日军抓获了167名居民。他们被用绳子一个一个绑在后坡的树上，然后，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穿胸部，然后慢慢地死去。这167名死者一个个都死得极为痛苦。有的两脚在地上蹬出了一个坑，有的反过头来将树皮都咬掉了，有的反弓着腰，像弓一样挂在树上……

　　湘北门户洞开，省城长沙一片混乱，在湘北残酷施暴，在岳阳纵火焚城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寇渐渐向长沙逼来。

　　岳阳陷落，长沙难民潮随之进入高峰。火车站一片嘈杂混乱。车站内外，人山人海，各股铁道上停的车辆，堵塞着开不出站，车厢内的旅客挤得满满的，无缝插针，仍然有人死命地往里面钻，车头车顶到处有人攀着。从月台到车站以外的余坪，伤兵病兵至处皆是，有的重伤号躺在地上呻吟，有的伤口发炎溃烂，疼痛难忍，只好在地上打滚。这些伤病员都是新近两天从湘北运来的，因为长沙市的军医院已无法容纳，仅有极少数医护人员来车站为他们裹伤，别无他法救援。有向车站办公房接洽公务者，因拥堵不堪，无路可择，就从伤兵身上踩过去，情况惨不忍睹。

　　轮船码头上也是人山人海。许多人既搞不到车，只有改道过河往宁乡、益阳等地逃走。可是上自猴子石下至新河，沿江只有几十只小划子摆渡，所有划子还没靠岸，就有人下水往上面挤。每只划子都严重超载，因之有的划子还未开动就下沉了；有的划到河中，也因超载下沉，不少人被活活淹死。

　　11月12日大火这一天，正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下午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到教育会坪举行纪念会，席楚霖市长讲了话。原拟在晚间举行万人火炬游行，由于形势紧张，谣言四起，加之当日下午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又在交通要道的墙壁上，书写日文标语，作为对敌人的宣传。市民看不懂日语，以为是日军先遣部队进城刷下的标语。这样一来，空气显得更紧张了，好象敌人就要到来。市民无心参加游行，最后只到了300人，游行队伍稀稀拉拉。当时整个市区商店开门营业的极少，最繁华的八角亭一带的大商号都停了业，仅有极少数店员留在铺房里聊天。到了傍晚，连小杂货店也关门了，纸烟摊也没有了，沿街叫卖馄饨、油条、烧饼的小贩也寥寥无几。行人渐渐稀少，只有疏疏落落的电灯仍旧照着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料到国民党会放火烧城。此时长沙城内大约还有3-5万人。

　　“焦土抗战”和“火烧长沙”的提出

　　“焦土”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著名散文家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中国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最先提出“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是国民党主战派将领李宗仁。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后，又接连发动“一·二八”事变，攻占上海，其吞并中华的野心暴露无遗。面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1933年，李宗仁发表《焦土抗战论》一文，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又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一殊死之抗战。”

　　李宗仁给徐州《国民日报》题写刊头，写的就是“焦土”两个刚劲的大字。

　　在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牺牲局部利益而保全大局的故事中，当以“壮士断臂”最为典型。从理论上说，焦土抗战是军事上和经济上较为落后的国家抗击强敌入侵的一种手段。

　　最早见诸史册的战例是：公元前53年，高卢人举行反抗罗马入侵的大规模起义时，实行“焦土政策”，使凯撒率领的罗马军团军粮供应发生困难，因而被迫撤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两国在苏联境内激烈鏖战时，苏联也曾采取“焦土政策”，境内的物质财富因而蒙受巨大损失，烧焦了1710座城镇，7万多个乡村，600万栋以上房屋，致使2500万人无家可归，约3.2万个大中型企业和6.5万公里铁路被毁，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拖拉机站遭到浩劫。

　　“焦土抗战”的最典型战例是1812年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大败拿破仑。1812年，素有“常胜将军”之称的拿破仑率50万大军进攻法国宿敌沙皇俄国。6月，法军渡过尼门河，占领维尔诺。8月18日，攻陷斯摩楞斯克。随后9月7日又大败俄军于波罗金诺，兵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9月14日，拿破仑兵不血刃攻进了莫斯科，面对不战而胜的一座空城，得意洋洋。然而就在当夜，莫斯科全城突然燃起大火。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下令四处放火，法军无法立足，只好自动退出。拿破仑感慨地说：“这是我生平所见最壮丽、最恐怖的光景”，“我们是最好的演员，莫斯科是最好的舞台，可惜没有观众。”

　　就在武汉陷落的当天，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来到南岳磨镜台，在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公馆建立起中国指挥抗战的大本营。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坚守长沙的打算，他对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的案例早已胸有成竹。（图143）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中山东路何键公馆（今湘江宾馆）召开军事会议。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参谋总长何应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及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0-29 14: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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