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眼中的中日战争
2015-06-22 14:05:36  来源：中华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有别于大陆战场，台湾人的战争经验近日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突然间，街坊书市台人的战时回忆录大为畅销，国民党党史会里，前往调阅战时台湾资料的媒体及研究者络绎不绝。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前，台湾并非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台人对“祖国”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大战，印象如何？有别于大陆战场，台人的战时经验果然尴尬？透过当时在台日本媒体，及老人们的口述记忆，或可令我们细细深思……。发动中日战争，是谁的责任？

　　民国二十年，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在台的宣传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有这样一幅漫画：身着唐装、脸孔扭曲成一团的“南京政府”，一手拿着长箸、另一手则遮脸做痛苦状，他正在炸甜不辣。“南京政府”的眼睛，被油锅中冒出的油烟，熏得张不开眼，“满铁事件”、“中村大尉”、“万宝山”……，一个个写明这些事件的“甜不辣”被丢进油锅中，“满蒙问题”则是沾料。《台湾日日新报》的寓意很明显：油锅已经沸腾得不得了、岂能再丢进“甜不辣”？“南京政府”被油烟烫得遮脸喊痛，是咎由自取！

　　日本公民台湾人

　　终战五十年，再来看这则殖民地时期的宣传漫画，对中国人来说，百味杂陈之余，也生出好奇之心：对日本政府的宣传手法，当时的台湾人民如何看待？是信，还是不信？好比中日战争期间，被征召入伍的台籍日本兵一样，一直到现在，他们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同为中国人，两军作战，向祖国开火，心中难道没有矛盾与挣扎？”

　　在问这些问题以前，许多人均忽略了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事实。条约中言明：台澎诸岛永远让予日本。而当战争开始的一九三七年，台湾人已被日本人统治了四十余年，至少已更迭了两个世代以上。虽然这其间，对祖国及日本到底应如何对待，时时萦绕在多数台湾人的心胸，但除如雾峰林献堂等少数士绅阶级外，大多数台湾人，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无势的人，对日本人的宣传并无反抗的能力，”台湾史学专家林衡道说。“曾经做过日本公民的台湾人”，近几年，台湾各界敞开心胸，来讨论这特殊的台湾经验。“回到历史原点，才能体会那一代人的心境，”近几年积极整理宜兰人战争经验的宜兰复兴工商专校日文老师张文义表示。

　　为红豆包子游行

　　教科书上的八年全面抗战，是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捍卫国土的历程。但对如今六十岁以上的台籍人士而言，“九一八”、“一二八”及“卢沟桥事变”，在当时是遥远的，“满洲、上海”，及日人所称的“支那事变”，从辞汇到内容，他们与大陆籍老人对战争的理解，显然有所不同。卢沟桥事变，他们体会不到“全民奋起、对日抗战到底”的激昂，南京大屠杀，没人知道日军杀害三十万平民的残暴；相反的，“学校、机关放假一天，大伙儿分旗子、提灯笼上街去游行，吃红豆包子庆祝捷报，”宜兰老人蓝金兴说。如此欢欣鼓舞地庆祝日本战胜，说来并不意味着欢喜“祖国”被侵略；在物资匮乏的当年，“想吃红豆包子实为最大主因，”蓝金兴说。当时人们了解战情的来源，主要靠收音机。研究显示，大战是当年收音机工业大兴的主要原因。林衡道也表示，日本发动战争之后，收音机是台湾居民最仰赖的讯息来源。“富有的人自家拥有收音机，穷苦的人则从公众的广播塔听消息，”林衡道说，这类的“放送塔”，如今台北新公园还保留一座。

　　侵略有理？

　　收音机外，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宣传管道，是日本人编辑的“台湾日日新报”，这也是传达当时总督府讯息的主要来源。“北大营华兵袭我守备队、我军应战占北大营一部”、“奉天事件发端在华军毁铁道线路”、“奉天东北军八千人，我军猛击一举溃走”、“关玉衡部下杀害中村大尉□□荣臻式答森岗领事”、“防止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共四页的“台湾日日新报”，全版尽是有关东北战情的报导。大小标题反映的重点无非是“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节节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日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中日战争系“师出有名”就对了。

　　谁节节进逼？

　　说起来讽刺，“九一八事变”的真实状况，当时在东北亲身经历的人，或许都还有记忆。与日本媒体的报导相反，事实上当时日军才是节节进逼者。“当时派驻在沈阳的外国记者都有一些疑问，如“‘为何日本人要在中国军营附近举行黑夜巡逻？’（北大营离南满铁路很近），‘中国兵要毁坏铁路，何以偏选在中国军营附近？’”以“战时日本报业统制之研究”为论文的文化大学硕士黄冠超，引用当时的报导指出，民国二十年的国际媒体如瑞士“日内瓦报”、德国“地方导报”、美国“纽约世界电讯”等，均在报导中直接提出对“九一八事变”的怀疑。当时台湾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呢？“知识份子知道的较多，”林衡道指出，他们从报纸看到、日本友人听来节节升高的战情中猜测，中日势必一战，心中虽然惶恐，但对大局显然是无能为力的。相较于所谓的“士绅阶级”，大多数的台湾人关心的是生活。吴浊流的《台湾连翘》指出，“九一八”时，台湾非常不景气，“失业的人到处都是，台湾青年只求出国，无论好坏，总想从台湾跳出去。”

　　张文义也认为，或许对多数的台湾人来说，九一八事变“毕竟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战场，”他说，感觉似乎是很冷淡的。青天白日旗不见了！日本官方的宣传管道之外，当时台人接受战争讯息的来源还有被称为“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的汉文“台湾新民报”。新民报在一九三○年盛况时，发刊五、六万份，读者群是少数的台籍精英。从如今存留零散不全的报纸中，很难窥得“台湾新民报”对“九一八事变”报导的全貌，但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称日军而不称我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及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明显可看出其“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日本高压的统治下，新民报“甘冒大不讳”的作法是极其可贵的。当时新民报股东之一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九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为不侮辱祖国，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有时新民报的言论也将“九一八事变”当作国际事件处理，苦口婆心地劝告日本政府，要考虑到台湾的经济情况。两则刊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新民报“小言栏”的评论，都指出当时台籍精英的想法：“打架两成败”，期许“日华”两军慎思战争的必要性；基于台湾米价惨跌，经济日趋困难的景况，希望日本政府考虑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此类警告战争后果的言论，在这个时期的新民报中，亦屡屡出现。

　　台湾人的“喉咙”失声

　　当时有反省力的台籍知识份子，对日人蓄意发动的这场“与祖国间的战争”，其心情是相当无奈的。“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作痴、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到，”当时也是新民报编辑的叶荣钟在他的回忆文中写道：“无地可容人痛哭，有时须忍泪欢呼，”他说，有时这种矛盾真要把人活活气死。

　　当时，新民报的确是台籍士绅很依赖的一份报纸，“要看战情，去图书馆看日日新报；要纾解苦闷，看新民报，”日据时代新文学健将，如今已七十岁的王昶雄指出，新民报真正能反映“台湾人的心情”。遗憾的是，这类代表台湾人心声的言论，随着战局的日益开展，日渐受到箝制。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为了强化“皇民化”政策，限令全岛报纸一律废止中文，新民报逐渐丧失发言的空间；一九四一年，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前，新民报又被改为“兴南新闻”，“一切均在军事掌控之下，谈不到自由，更没什么民族思想可言，”杨肇嘉的回忆录指出，台湾人的喉咙，至此逐渐“失声”。

　　严惩的圣战？

　　殖民地政府对人民的宣传，除收音机、报纸之外，利用影片在街坊、学校等处巡回放映也是重要管道。几年前，国家电影资料馆积极寻找这类影片，在已故导演何基明的带领下，在台中县一所国小的仓库内，找到了一批摄制于一九四○年左右的宣传影片，其中有大量关于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影像纪录。

　　“七七卢沟桥事变”，老一辈台籍人士称“支那事变”，是中国对日作战的开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藉口搜查失踪士兵，袭击宛平县，驻军奋起反抗。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耳熟能详的说法，到了日本宣传片中，成了另一套。《膺惩（严惩）的圣战》，影片一开头的几个大字，明白地表现日本人对“七七事变”的观点。影片的内容指出，日方出兵是因为在卢沟桥上，中国人对其“非法射击”，日军一忍再忍，要求中国军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片面毁约，于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不一会儿功夫即占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廿九军部队（标题：中国军见苗头不对而溃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一幕幕画面闪过，呈现的是完全日方的观点。

　　在日本人的宣传影片中，日本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神态自若，将官则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既拥有强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兵则老打败仗、无能的；日军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

　　说穿了全是谎话

　　由朝日、每日新闻等媒体制作的这一系列影带，对于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南京沦陷也有着墨。但有别于中国人知道的“中国军严守上海，从八月恶战到十一月，日方仍未能打下的‘淞沪会战’”，日方的影片，仅以“战火蔓延至上海，我军奋战”、“壮烈成仁的我军海军航空部队”，两个画面草草带过。而对于日方攻略南京时，滥杀中国三十万人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来表现日军占领南京城的胜利。这类的影片对当时人的影响如何？五十多岁的台南籍李秀记得，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她说，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客籍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与这样的宣传形象或有关系。

责任编辑：武文滔 最后更新：2015-06-22 14: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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