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述论
2015-06-24 10:12:10  来源：孟晓旭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鉴于细菌武器的“特殊可能性”和自身的“战争缺陷”，日本将国际社会所摒弃的、反人道的“细菌战”运用到侵华战争中，并将其作为实现侵略扩张欲望的可恃手段。日本侵华细菌战具有战略性和政治性、隐蔽性和多样性、特殊的破坏性这三大特点。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给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心理、军事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而且还影响到了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日本政府应该恰当处理日本侵华细菌战的遗留问题，为构建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作出实质性工作。

　　因细菌战的隐蔽性以及日本和个别西方大国的刻意隐瞒，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细菌战并未得到中国学界及时、必要的关注。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学界对细菌战问题的发掘和研究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目前，中国学者关于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主要侧重于细菌战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受害者调查，以揭露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滔天罪行，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中，中国学者的某些细菌战研究成果已经细致到日军在中国某一地区细菌战的具体罪行，以及细菌战的战争责任和战后遗留问题等。国外学者也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旨在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批驳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以促进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和维护稳定、健康的中日友好关系。总体上说，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缺乏对日军细菌战的深入分析和系统总结，故而，笔者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日本侵华细菌战的背景、特点、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作一系统评述。

　　一 日本侵华细菌战的背景

　　人为制造流行性传染病，以克敌制胜的思想和实践在人类战争史上虽古已有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国际社会所禁止。公元前1320－1318年的安纳托利亚战争中，阿扎瓦人和赫提人曾在交战中彼此将感染疾病的动物用作武器。1364年鞑靼人围攻黑海附近热那亚地区的卡法要塞时曾把鼠疫引入城内，迫使意大利守军乘船逃亡。1793年英国驻北美的殖民军司令派人将天花病人用过的毛毯和手帕送给当地的印第安领袖，致使天花在印第安人中流行，从而使其轻松占领了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协约国也使用过细菌战。但鉴于生化武器对人类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反人道性，世界各国意识到在战争中应该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一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裁军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倾向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禁止生物化学武器作为重要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25年，日内瓦裁军会议最终通过《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本政府虽派员出席了裁军大会，但拒绝正式签署该议定书。这就为其后来悄悄发展细菌武器预留了“借口”。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研制细菌武器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希望拥有一种相当威力的秘密武器，以实现其未来的侵略扩张目的，而细菌武器的“特殊的可能性”符合了日本的这种欲望和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谍报部门就搜集到了有关细菌武器的情报，并对其产生异常浓厚的兴趣。1918年日军军医少佐长谷部照信与宪兵队、特务机关进行过联系，并获知俄国人亚历山大正在搞细菌战研究的情报。同年底，长谷部将细菌战作为重要问题向参谋本部作了汇报。这引起了日本陆军省的高度重视，并决定研制细菌武器。同时，裁军大会对细菌武器的摒弃，更使日本军方对它的威力逆向地崇拜起来。日本细菌武器研制的重要人物石井四郎就说：“细菌战无疑具有特殊的可能性，否则联合国也不会禁止。”

　　其次，日本对细菌武器的“保留态度”和“特殊兴趣”与日本自身的“战争缺陷”以及细菌武器的“独特性”密切相关。“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石井四郎毫不避讳地说：“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细菌武器的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为广，死亡率也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适合。”“鼠疫、霍乱或者伤寒病病菌都比炸弹来得便宜”，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再次，日本细菌武器的研制与石井四郎的疯狂鼓吹、天皇和军部对细菌武器的支持密不可分。1930年，石井四郎在考察了欧美亚三大洲20多个国家后，言不其实地宣传“各强大国家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战争时就必然会遇到严重的困难”。石井四郎的鼓吹，受到了本身就具有极强侵略扩张性的日本军部的支持。以致于身为生物学家的昭和天皇，也支持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这样，日本的细菌战最终由设想发展到了研制阶段。

　　另外，日本侵略扩张野心的膨胀，也促使其决定大力研制细菌武器。日本政党内阁执行的是“协调外交”，认为通过华盛顿协调体制可以实现国家利益，但随着日本侵略狂热分子的“胃口”不断扩大，“协调外交”无法实现其不断提出的扩张要求而最终失败。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在中国东北的东、西、北边境地区驻扎大量军队，形成了日苏两国的直接对峙。日本关东军中赞成“北进论”者认为，对苏作战不可避免。然而，苏联在军事上占有相当优势。为抵消这种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日本想到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巨大威力的秘密武器——细菌武器。于是，日本最终将细菌战由研制发展到开发实验的阶段。

　　1934年8月，为“获得大量非日籍活人作为细菌试验的材料”，日本军部将石井四郎的细菌研究中心从日本转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拉开了日本在中国研制、开发、试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序幕。1936年8月，根据昭和天皇的敕令，石井四郎的细菌研究所改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成为正式的细菌部队。同年日本又在长春设立了以军马防疫为名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对外称“满洲第一OO部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强了细菌部队的建设。为保密起见，1941年关东军防疫部队对外称“满洲第七三一部队”，该部队下设4个支部并管辖“三一九部队”。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又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派遣军中设立细菌部队。如，设在北平的华北（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设在南京的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设在广州的波字第八六O四部队。这几支从北到南设置的细菌部队以及配属在各师团的细菌战班，共同构成了日本实施细菌战的庞大体系。其实，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的1938年，日军就在中国战场上逐步实施细菌战。1938至1940年，日本实施细菌战的主要战场在华北。1940年以后，日军除在华北战场继续使用细菌武器外，在华中的浙江、江西、湖南以及华南等省份也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

　　二 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特点

　　第一，从总体上看，日本侵华细菌战具有战略性和政治性。

　　细菌武器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日本侵华细菌战具有战略性这一特点。石井四郎在宣传细菌战时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当时日本是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其战略设想是如果同苏联发生战事，那就要使用细菌武器。“七三一部队”设在中国东北的原因之一就是“以供将来实行进犯苏联之用”。1939年诺门罕战役中，日军对苏联实施了细菌攻击就是明证。另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日军参谋本部甚至还准备实行代号为“夜樱花”的计划，即用潜艇运送细菌特攻队，将鼠疫菌等撒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圣地亚哥地区，这个计划是当年参加特攻队的几名“七三一部队”士兵向《朝日新闻》透露的。

　　在关键时刻，日本都企图通过细菌战攻取战略性目标。1940年，当德国把战火烧遍整个欧洲时，日本看到英法在东南亚的统治非常衰弱，故决定减少在中国战场的兵力，把战略重点转向南方，以获取东南亚丰富的战略资源。1940年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会议，确定了《伴随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其第一条为：“处理中国事变须集中政战两略综合力量，尤须采取一切手段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等，俾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为此，日本私下与中国政府谈判，进行所谓的“桐工作”；同时，在军事上发动了“宜昌作战”、“101号作战”、和对后方的大轰炸等，以配合政治谈判。其中，日军把细菌战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压的一个战略性手段。1940年9月18日，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6个城市遭到了日军的细菌攻击，这次攻击直到11月25日才结束。日军在这些地方实施细菌战的战略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阻止中国从宁波港口获得国外战争物资援助，切断中国浙赣铁路运输动脉，迫使中国屈服。但中国抗战军民以巨大的代价抵挡住了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起突然进攻，日本军部决定趁苏德战争之机加紧对苏备战，参谋总长向七三一部队下达了“指示信”，令其加紧研究鼠疫细菌，并特别指示大量培养跳蚤，作为撒播鼠疫菌的媒介物，称“鼠疫跳蚤有巨大的战略意义”。9 X( M/ \2 ^2 F4 j

　　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决定进一步发展生物化学武器，以“剿灭敌对民族”。在中国战场，日本把浙赣地区各机场和西南国际交通线正式划为细菌战的重点攻击目标。1943年4月，日本总参谋部召开秘密的“保号碰头会”，决定：“关东军，华北、华中、华南各军及南方军防疫供水部和军医学校同时准备开始大量增加生产老鼠和带有鼠疫的跳蚤”，以备细菌战之用。1944年，美军推进至塞班岛和菲律宾，日本的最终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时，日本军部又把细菌武器作为最后的赌注。据参谋本部大冢文郎医事科长的军务日记透露：当时曾有一个先发制人“不必介意国际性问题”的大量使用细菌武器攻击缅甸、印度、中国、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及其他岛屿的方案。石井四郎在部队高级军官会议上说：“为要达到有利于日本的战局转变，我们必须使用最后的手段，包括细菌武器在内。”关于细菌战的战略性问题，真田穰一在其1944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关于使用‘保号’一事，要和军务局长谈一谈，是否现在起就开始谋略性使用”，而“当时任七三一部队长的北野政次少将曾建议采用大规模的‘战略性’使用，以其所研制的五十型蛆虫弹（陶弹），于距地面500米由飞机投下，颇具杀伤力”。

　　除战略性之外，日本侵华细菌战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石井四郎就说：“（细菌战能）给敌人以巨大的精神打击，是细菌战的第三个特点。对敌国内部加以广泛深入的攻击，对破坏作战意志，有政治上的极大效果。”日本实施细菌战的险恶用心之一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进而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如日军在宁波实施的细菌战就使得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人心惶惶，纷纷逃离，宁波很快成为了一座死城、空城。

　　第二，从具体实施上来看，细菌战具有隐蔽性和多样性。

　　细菌战的隐蔽性主要表现在日本对研制细菌武器事实的隐蔽上，无论是细菌战的研究部队，还是细菌战的实战部队包括配备在各师团的细菌部队，它们或是打着诸如“防疫给水部”的幌子活跃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或是打着医学的名义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细菌武器）在任何一个实验室里都可以大量制造，甚至在研究医用细菌的招牌下也可以进行。而且很多为工业发酵过程所建立的工厂，也能用来大量生产致病菌及其病毒”。另外，隐蔽性还表现在细菌战有不易被对方发现的特点，它所引发的疾病和自然界发生的疾病也往往难以区分。日军施放的细菌武器无声、无色、无形、无臭，常依附在其他日常所见的载体上，所以被攻击的中国军民多没有必要的警惕。据时任湖南卫生处主任技正邓一韪回忆：1941年11月4日早上6时许，日寇飞机一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梁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物”，“敌机投下谷、麦等物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出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缓慢，以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将死鼠送检，也没有引起注意”。甚至还有人因不知是细菌武器而将之不以为然地放进嘴里品试，结果导致死亡。受害者何祺绥曾回忆过当年宁波遭到鼠疫细菌攻击情景，其中有：“麦子和着黄色粉状的东西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人很惊慌，而何祺绥24岁的叔叔却走出来捡起了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叔叔何福林是店里账户会计，初中文化程度，刚结婚，年轻力壮。当天夜里他就头昏脑胀，不能料理账务了。店员用藤躺椅把他抬去看病，医生只认为是一般头痛脑热的，开了点儿药回来，但是‘病’越来越重，11月1日就暴死而去。”细菌战具有隐蔽性特点的结果就是日军实施的细菌战往往不为人知而被“掩盖”起来。

　　细菌战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细菌种类的多样性、实施手段的多样性、实施人员的多样性、作战方式的多样性。第一，从使用的菌种来看，日军采用以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菌种为主，其他菌种为补充的细菌武器。第二，从实施的手段来看，从原来的地面撒播、活体注射，逐步形成以地面撒播、空中撒布、谋略投放等各种方法相结合的实施细菌武器的方法。地面撒播是指派遣人员潜入战区后方投放细菌，污染水井、建筑物、蓄水池、地面等来进行破坏工作。此中，日军还采用污染食品的方式。在《伯力审判》中的关东军军医处长棍稼隆二的受审记录中有：“……谈到传染食品问题时，石井（四郎）向我叙述说，在这方面用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进行过实验。当时是把菜蔬、水果、鱼类和肉类染上细菌。结果表明，对细菌战最适宜的是菜蔬，例如白菜；块根类由于表面平滑，较少适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一类的食品内去，要比细菌染在水果外皮的效力大些。据石井（四郎）说，散布传染病最适当的媒介物是菜蔬，其次是水果，再其次是鱼类，最后是肉类……”空中撒布就是利用飞机把被细菌感染的昆虫、杂物、食品、棉絮等投放到攻击目标，或者是从飞机上投掷特种细菌炸弹；谋略投放是利用汉奸等在粮食、食品中投放细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把被污染的食物流放出去，以此达到细菌战攻击的战略目的。第三，实施人员的多样性是指发动细菌攻击的不仅仅是作战的日军细菌部队，还包括汉奸等人员在内的细菌投放。1942年6月20日，云南昌宁县县长曾国才就向云南民政厅厅长反映日本间谍及便衣实施“投毒惯技”。第四，作战方式的多样性是指不仅仅直接向攻击目标投放细菌，还包括把攻击目标驱赶到一起进行恐怖投放。石井四郎就说：“把敌人赶到适合于细菌攻击的地方再进行一般攻击也会是一个方法。一个美国人曾给我捎信说只有这件事，千万不要做！足见对此的恐怖。”

　　第三，从实施的效果上看，细菌战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日军侵华细菌战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以宁波为例。1940年9月18日至10月，日军对宁波进行了多次细菌战攻击。宁波从10月29号开始出现鼠疫到12月疫情得到控制，共流行了35天，除2人幸免于难外，死亡109人，死亡率达到98.2％。以浙赣地区为例，日军从1940年至1944年在浙赣地区实施的细菌战，造成宁波、浙赣沿线、浙南、赣东等鼠疫流行区，疫疾不断，绵延传播，流行时间长达10余年，波及地区多达38个县（市）。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浙赣百姓因鼠疫直接死亡人数达7679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这一地区最终消灭了鼠疫疫源地。再以常德市为例。据“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自1996至2002年的调查统计，1941年11月日本实施的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8个县、25个乡遭受鼠疫的侵害，受害人数达7643人。这一数字已在2002年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的庭审中被认可。谢忠厚经过考证认为，史实显示“日军细菌战部队在中国大陆对20个以上省市实施了细菌攻击，疫情爆发蔓延298个县（旗），造成患者约237万人，其中死亡约65万人”。他还提出实际伤亡人数一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对于细菌战巨大的破坏性这一点，石井四郎说：“细菌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效力极大。因为炮击和轰炸，仅限在落弹、炸裂的周围一定范围内，有对人马杀伤和对物体的破坏力。细菌战则不仅限于直接攻击的一点，可以从一点的效力圈无限扩大。再说炮击和轰炸的杀伤率并不大，即使负伤，还可恢复再参加战斗。细菌则是可以渗透人马的肉体组织，所以它的死亡率很高。即使不死，健康恢复也极慢，很难立即参加战斗。而且，并不限于人马之类的动物，也可以使水稻、麦子等农作物枯死，还可以使水和其他食物不能供人使用。”石井四郎道出了细菌战破坏范围的“有限选择性”和破坏效果的“无限扩大性”。同时，细菌战还有不同于其他战斗方式的特殊性。一般来说两方作战，双方都有被对手致死的危险，独有细菌战是不会受到敌方的致命打击，除非是被自己投放的细菌感染致病致死；另外，细菌战的特殊破坏性还表现在细菌战有只伤害人、畜等生物，而不破坏建筑物和财物这样的特点。石井四郎就此说：“鼠疫、霍乱或者伤寒病病菌都比炸弹来得便宜。炸弹扔下来，一切物资都将受到损坏，而细菌战术只是使人害病死掉了，工厂、房屋、设备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三 细菌战的影响

　　对于日军发动的细菌攻击，有一部分中国官民当时是知道的，而且还进行了一些防范和应对。1941年2月7日针对日军在绥远实施的细菌战，当时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密电中就有：“报敌近在包头收买老鼠，每只出价一元，预定收买十万只。闻系用作繁殖毒菌或鼠疫菌，预备用飞机向我阵地散放，以收兵不血刃之效。”1942年6月13日，卫生署还曾对日军在绥西发动的细菌战进行过比较成功的应对：“查此次鼠疫侵绥，确系敌施细菌攻势毒杀我兵民。我绥防疫设施虽无充分准备，但经确实封锁、隔离、烧埋紧急之措置，已收实效。综计两月间发现疫区二十二处，百姓死亡二百八十七人，军队中除马占山部略有死亡外，套内驻军无一罹染。近来疫氛渐杀，已趋溃灭之途。考其防治过程，诚由处置快速，以最紧密之封锁、防堵，击破疫菌特强发挥力，杜绝蔓延；且不惜民间损失，彻底执行隔离、烧埋之工作，期速扑灭。质言之，此次绥西大规模之防疫，诚开抗战期内之创举，委亦抗细菌战之最艰巨之一环，其能早日收效者，未始非军民戮力同心、针对疫菌拼命以赴不为功，而经验教训之所得，适足引证以警惕。”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在威胁、危害中国军队的同时，感染致死、致残了很多无辜的中国平民。同时，也给中国带去了很多安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损害，还给中国国民造成了思想上、心理上的压力。其中经济损害比较直观，如仅宁波一处，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当地政府被迫焚毁115户居民的房屋137间，面积达5000平方米。但应该看到，在任何时期，安全是处于首位的，“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为打击日本的政治、军事、心理攻略企图，国民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极为不足的情况下尽力控制疫病的传播，积极防疫治疫，寻求国民和国家安全的修补和重建。从上述绥西卫生署的电文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为应对细菌战，中国防疫治疫实在不易。类似绥西那样应对细菌战成功的案例很少，更多的情况是细菌战之后就是疫病大流行。而对于已流行的疫病，当时中国几乎很难控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处于抗战之中的中国的困难情势。治疫的困难一方面来自于民众。以常德为例。常德自敌机散布鼠疫后，卫生人员不避艰苦、不顾危险地努力进行防治工作，以期消灭敌人施用细菌战术之企图。当地民众反而视卫生人员如寇敌，甚至有殴打防疫人员之情形。并且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实因外籍医师伯力士（卫生署奥地利籍防疫专家）欲挖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相应的医疗条件，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撑。以日军对义乌的细菌战攻击为例。对于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来说，义乌县城组织防疫力量已捉襟见肘，而对于广大乡村的疫病，基本上是无暇顾及，任村民自生自灭。从现有的、整理出来的文史资料看，如义乌县鼠疫暴虐之时，防疫自救相当艰难。人们在死亡、恐惧之间挣扎自救，往往是疫病似有缓解，人们正想缓一口气，死亡又再一次反扑过来。在防疫治疫上，在鼠疫爆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就召集各政府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在前几次鼠疫流行的时候义乌县还做了其他措施，如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关闭义乌稠城的农历三、六、九日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集会拜佛；中央及省卫生部门和金华四区专署要求义乌每5天汇报一次疫情。县政府命令各乡镇保甲将出现的疫死和病患立即报告，并强制实行“连坐制”等等，但收效甚微。

　　日军的细菌战还影响了战争后期中国的抗战反攻心理。以云南腾冲县为例：“自沦陷以来，卫生院即不存在，救济院改组为救济委员会从事救济工作，惟以人力、物力、财力均属有限，未能发挥宏效。兹反攻在即，克复有望。据情报所得，敌人准备大量疾病细菌，拟从事化学性战斗，即使县境能因反攻而克复，则继克复而来者为加于人民一种疾病和灾害之痛苦生活，似属可能，而此种可能性实亦甚大。于克复之初，属县因人力、财力、物力缺乏之关系，对于医药卫生事业无能为役，同时因地方可以运用之经济能力有限，而物价高涨，灾黎遍野，对于救济事业亦属难能有为。”

　　另一方面，发动细菌战的日军也不是完全的大赢家，它也曾自食苦果，受到细菌感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诺门罕”战役。此役中日军自身患伤寒、霍乱、赤痢病的达1300多人。在日军对中国的细菌战中，这样的事情也时常发生。如，在日军发动对鲁西北的细菌战中，日军也有不少人感染上霍乱，仅第四十四大队就感染210人，并出现死亡。于是，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下令停止“十八秋鲁西作战”和第十二军秋季大“扫荡”。1942年9月中旬，日军散布细菌又祸及自身，杭州日本陆军医院塞满了沾染细菌的官兵，每日死亡3至5名日兵。6月中旬至8月末，在浙赣作战中，日军第一六四四部队曾用飞机装载霍乱、赤痢、鼠疫等各类细菌散布在浙江金华、兰溪一带的中国驻地及其后方，使无数中国军民染恶疾而死。由于中国军队撤退很快，日军进入散布地区，并在当地住宿，饮用附近的水，这使很多日军官兵受到感染。医院室外也铺上了席子，收容了几千患者。 U) a& I# O, |5 i* y

　　此时在侵略战争中急红了眼的日本，将细菌战对自身的伤害和对人道的泯灭完全淹没在了追求“克敌制胜”的迷梦之中。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往往把细菌武器作为扭转战局的战略武器，自我虚幻地“夸大”细菌武器的威力。日本后来对胜利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在中国战场屡经实施的细菌战。二战后期，日本又计划以细菌武器攻击美国本土。如果日本以3万个气球细菌炸弹飘往美国大陆的“野樱花”计划实现，后果将不堪设想。曾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的藤田茂中将后来承认：“1945年5月下旬，我到43军司令官处去报告‘秀玲一号作战’的情况时，军司令官西川中将向我表示将来对美国作战要实施细菌战的意图。我根据司令官的意图，产生了使用防疫给水班进行霍乱细菌战的构想，于6月上旬命村上参谋去和防疫给水班班长协商，做好细菌战的准备。”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迅速变化，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这一疯狂的计划未及实施就胎死腹中。0 E5 M9 G$ W. s

　　应当看到，在对中国传统安全造成破坏的同时，日军侵华时期发动的细菌战还危及和破坏了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特别是环境安全，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影响较传统的军事安全的威胁更为深重和长远。因细菌战而引发的疾病流行即使当时得到了治疗与控制，病原体也会残留于自然界及生物界当中，使得疾病再次流行的可能性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细菌战既破坏了各个地区的社会安定，也造成了长期的环境污染。同时，细菌战对战后初期的中国心理安全的危害也不可忽视。《江西民国日报》就曾对玉山细菌战心理后遗症有很沉痛的记述：“玉山是浙赣交通要冲……据调查，战前这里的人口有25万……自这地方光复以后，一直流行着几种可怕的传染病症……使这儿的人民无时不陷在恐怖和窒息中。”而且，细菌战所导致的直接人身伤害至今还在折磨着中国民众。在浙江金华一带仍有1942年日军浙赣作战中受到炭疽菌感染的幸存者，他们终生致残，并且至今无法治愈，一直受着病菌的折磨。20世纪90年代在对浙江、湖南两省曾经遭受日军细菌武器侵袭地区的鼠血清检查报告中，鼠疫菌抗体阳性的案例仍时有发生。

　　日军侵华细菌战还引起了美国战略思想的变化，美国后来就将细菌战研究列为除研制原子弹之外的第二号战略研究。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将日军在中国撒播细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份报告正式向英国政府申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日本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4月11日，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将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备忘录正式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然而，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美国也不相信。但在确信细菌战攻击为真后，美国的反应是立即行动起来，开发研制自己的细菌武器。1942年夏，美国联邦防卫机关设“战争研究部”，出台了大规模研究细菌武器的计划。1943年美国计划在迪特里克堡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两处实施大规模细菌战研究计划。这是美国战时除原子弹研制之外的另一项重大研究计划，一直到战争结束多年，原子弹和细菌战这两个计划美国对外都是严格保密的。正是出于对细菌战的重大关切，美国在战后基于本国安全和利益考虑，以不追究日军细菌战犯罪为条件，换取日军细菌研究人员的合作，研制细菌武器。在美国发布的限制级备忘录中就提道：“日军细菌战部队的技术情报几乎全部都没有落入苏联手中，如果公审战犯，这种技术秘密就会全部公布给苏联，所以，从美国的防卫和安全来看，应避免进行公审”，“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四 余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惟一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战争期间，日军疯狂地加紧研究和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这一切都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日本而言，它深知细菌战的国际违法性，因此在战败前夕即大规模破坏全部设施尤其是细菌研究和生产设备，并遣散部队及研究人员，以达到毁灭一切证据的目的。细菌部队成员绝大多数终其一生对此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段历史－－细菌部队成为日军中“消失”的部队。加上日本国家有意识地隐匿、美国的刻意隐瞒，以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人对日军细菌战的秘密知之甚少。 但毕竟是“纸包不住火”，日本发动细菌战的罪恶最终还是昭然于世。1949年伯力审判后公布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使得世界震惊，而1952年朝鲜战争中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引起了世界人民的义愤，日军细菌战的秘密也被进一步揭露出来。时至今日，日军侵华时期发动的细菌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因细菌战而引起的战后责任和遗留问题已经成为今天中日关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追述历史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这种反人道的、违背国际公约的细菌战进行反思，思考“中日关系如何才能走出历史困境”。应当看到，处理好细菌战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也是处理好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所有战后遗留问题的内容之一，是构建中日和谐发展的两国关系的必然要求。' j; V2 M+ N# {; F

　　第一，关于侵华细菌战本身。日本极端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战争思想和行为值得我们注意。1928年生效的《禁用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中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作为国际习惯法已获得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那么，置国际公约和习惯法于不顾而实施细菌战的日本军人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一名于1945年5月在德国被捕的日军医学院人员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说：“一个国家为了荣誉而战，这样由国际联盟提出的正义的观点是否被赞成还不确定。当遇到一个获胜敌人的情形下，这样一个道德性的协定可能只是一封失效的信件。”显然，当时日军认为如果他们想从此获得利益，“道义”将屈于欲望之下。其实，“道义”在当时日本的国际关系视野中毫无意义。不少国际关系研究者就注意到：在国际冲突中，“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所不同，因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是较难发挥作用的”。那么，是不是国际社会就是一个放之任之、赤裸裸地弱肉强食的世界呢？这也不是，“国际政治中基本上总是存在国际间相互沟通的情势”，“存在着一定的秩序”，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二战中才会有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才会出现共同对抗法西斯势力的局面。其实，日本之所以敢于发动细菌战，是因为当时国联治下的“国际秩序”作用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出其本身应起的“秩序国际”之功能。因此，为保证地区和国际间的和平，国际组织的功能和国际公约的有效性与被执行性值得今天的我们重视和加强。尤其是加强国际社会和国际公约对具有反人道、反人类的“化武”、“核武”的抵制与摒弃，切实保证“国际秩序”的正常运作。历史经验表明，战争固然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会制造出很多、很严重的新问题。为此，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打造更加强大的国际组织。一旦哪里局势紧张，国际组织就能想出办法，并有能力除掉冲突爆发之毒瘤。 第二，关于细菌战与今天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国际关系的思考。日本官方对于细菌战问题一直消极应对。1982年4月6日，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面对日本议员标申利夫对“七三一部队”战犯免于起诉问题的追究，日本政府回答：“你指出的事实，是否有相关的记录，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知。”1997年12月17日的国会上，日本议员栗原君子又就美国陆军记录管理局长约翰?H?哈切在谈话中所讲的“七三一部队”交给美国的资料已经“装箱返回给日本”一事提出质问，时任防卫厅防卫局长的佐藤回答：“您提到的‘七三一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资料中没有该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同细菌战有关联的资料。”后来，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在有良知的日本人的支持下、在中国民间的坚决起诉下，东京地方法院于2002年、东京高等法院于2005年分别对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作出了判决。虽然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责任，但两次判决书中都肯定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责任，可以说是有了一定的进展。但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突然宣布驳回申诉。至此，细菌战诉讼案在法律程序上以中方败诉之结果告终。其实，日本政府消极应对、敷衍逃避的背后，主要是牵涉到日本一直不愿直面的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日本政府也害怕在细菌战的责任和赔偿问题上开了“口子”，导致更多侵华时期的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的出现。对于战后遗留问题，日本并不想真正地以一种更加公开透明、更加诚实坦率、更加微妙细致的方式去处理并解决。其实，日本对过去历史所持的不正确态度，是日本在东亚区域国际关系中处于“东亚孤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日本未能妥善处理细菌战遗留问题也曾引起中日民间关系的尴尬。1996年，曾拍摄过多部揭露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纪录片的日本电视台记者近藤昭二在中国湖南常德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时，在鸡鹅巷曾和退休工人陈瑞生不期而遇。“陈师傅听说他是日本人，怒从心起，指着近藤的鼻子一顿痛骂，历数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这让近藤既难过又难堪”。

　　关于中日之间的困境及其出路，国际战略与安全学者、国际关系学者们进行了不懈思考，给出了不少“方子”。学者们或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通过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可以解决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或是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东亚地缘政治格局，认为必须依靠美国提供的霸权稳定和联盟体系才能维持东亚稳定；或是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呼吁双方解放思想，摈弃旧观念，实现互利合作，以期安全困境的消弭。其实，这些国际关系理论所涉及的安全问题都离不开中日两国之间切实的信任与理解。而这种信任和理解的实现摆脱不了、或者说是离不开中日之间实实在在的并具有特殊份量的历史，以及被过去这段历史所影响的现实。事实上，日本政府的确应该在细菌战和其他的中日历史问题上摆出诚意，为了中日两国真正的友好和发展做出实质性的工作，而不要“一厢情愿”地把中国政府的真诚呼吁解读为“打历史牌”。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6-24 10:12:5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下一篇：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