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华 肖峰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摘要:抗战爆发后,晋察冀根据地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在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建立、初步健全到完善的过程中推动着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作风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进步,鼓励群众参与管理;推动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充分调动了一切抗日的力量;推动根据地综合力量的建设,使晋察冀成为了敌后模范根据地。这些丰富宝贵的建设经验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特别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基层政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模范地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不仅成为抗日战争中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也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此期间,作为晋察冀根据地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政权建设过程中,聂荣臻非常注重发展民权,锻炼边区人民掌握政权的能力;特别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充分调动了一切抗日的力量;注重政权作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密切了政权和人民的关系;注重根据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建设。这不仅使边区政权成为敌后模范性的抗日民主政权,也让人民群众积极的参与到政权组织和建设中,建成了新中国政权的雏形,为新时期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聂荣臻领导建立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和举措
1、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初步健全,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迫切要求,也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雏形。
1937年8月,抗战爆发以后一个月中共中央在举行了洛川会议,将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关键,确立了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的战略。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八路军115师政委兼副师长聂荣臻率部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华北逐渐沦陷,晋察冀地区处于华北抗战的心脏地带,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可以直接袭扰敌人的后方,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达到配合着正面战场作战的目的,在全国大反攻、解放东北可作为重要前进阵地,是华北地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聂荣臻认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另一方面, 这也是群众迫切要求。” 因华北沦陷,国民党力量薄弱,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了半群众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在群众中号召力强,也可以组织、指挥抗日武装。但它们不是健全的政权机构,职能不完整、缺乏统一的领导,只强调军事职能而无法完成社会建设任务。
为了建立起统一健全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聂荣臻的主持下,1938年1月10日至15 日,晋察冀边区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大会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临时行政委员会,宣告边区政府成立。聂荣臻在大会指出,只要能建立起健全的政府来,能把政权统一,那么这个区域一定能巩固起来。从边区政府成立、改造到基本定型大致经历了1938到1940年的三个阶段,聂荣臻总结为:先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造各级旧政权,然后由下而上的开展民主大选举,对边区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 。
第一阶段是1938年,边区政府成立与统一。边区政府首先以县为中心,通过统一委任县长的方式对县政权进行统一,逐步实现边区政令、财政制度和各项政策的完全统一。同时,在边区政府下设政治主任公署和行政专署作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县政府一下设立了区公所作为一级政权,加强对村的领导。把村公所作为基层政权,通过民选村长的办法改造村政权,初步建立起了边区、县、区、村四级政权结构,设立各级政权的民意机关。
第二阶段是1939年,政权组织机构初步改革。从边区政府到村政府,都建立了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和司法五个工作部门,建立各种专门的管理机构,从上到下建立完整的工作系统。各级政府建立公安局,取消旧警察,依靠广大人民,清除汉奸,维护地方秩序,保障抗日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村一级政权建立村民代表会,村长和村民代表会都由村民直接选举,对区、县、边区的民意机关进行了初步改革。
第三阶段是1940年,开展民主选举运动,进一步改革政权组织机构,使边区的政权基本成型。主要针对村级以上的政权进行,采用普选方式,产生边区各级政权具有最高权力的民意机关:区代表会、县议会、边区参议会,再由各级民意机关选举本级的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定期改选。
经过最初三年的建设,边区的政权机构和民主制度基本确立。边区政权通过贯彻实施党的各项有利予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经济、文化政策,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它还使边区人民可以通过各种民主制度的渠道积极地参政议政,激发了他们当家作主的民主热情,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政治地位。边区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和完善了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形成了议行合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机构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适应当时的国情,也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提供了雏形。
2、晋察冀边区政权各级民意机关逐步发展最终确立为各级政权最高权力机关,标志着议行合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形式确立了。
在政权的性质问题上,聂荣臻指出:“官僚政府是不合我们需要的;同时谁说今日要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我们也会说他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成立的是各党、各派、各阶层联合组织起来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政府,坚决抗日的政府” 。在边区党组织和聂荣臻的领导下,边委会逐步推动民意机关的建立与发展,在边区逐步实践新民主主义制度。边区政府成立的第一年,各级政权就建立了最初的民意机关:边区行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行政会议、村民大会,除了村民大会外,其他的民意机关都是军政民联席会议,这样的构成方式符合抗战时期我国各阶层的基本情况,切实落实了当时中共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的方针。
表一:1938年到1940年边区四级政权民意机关的发展过程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村级 村民大会
村镇区域内居
住1年或有住所2年的村镇登记公民组成 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 增设村民代表会,由村公民15人中选举代表1人组织之,在村民大会闭幕期间为村最高议事机关 同左
区级
区政会议
军政民联席会议 区民代表会,由村民大会选举区民代表组织之,1939年部分区实施 同左
1940年基本实施
县级 县政会议 军政民联席会议 同左 县议会 以区为单位选举县议会组织之
边区 边区行政会议 军政民联席会议 同左 边区参议会 以县为单位选举边区参议员组织之
3、晋察冀边区政权把“三三制”政策与民主选举结合起来,保证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既具有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又具备人民民主的内容。
聂荣臻在1939年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指出,“各群众团体应尽量动员会员进行民主运动,并以民主力量与反民主现象对抗,使民主运动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使反民主的人在广大人民面前屈服,这种可能是很大的。而更重要在民众能够运动中开展民主运动。我们同志要积极地参加民主运动,但不要是形式的,而应该很活跃地参加进去。今天我们应在群众中巩固和提高政府的威信”。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应该是阶级联合政权,中共中央指示中规定各根据地在政权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政策。中共中央北方局在1940年边区民主选举中制定和颁布了《双十纲领》,在边区政权建设上规定: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1/3,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2/3,实行“三三制”政权。据晋察冀区的资料,有些县基本达到了“三三制”比例的要求:(见表二)。
县别 共产党员比例(%) 进步分子比例(%) 中间分子比例(%)
完县 34.09 34.09 31.80
建屏 34.70 34.70 29.30
唐县 39.68 34.90 25.40
定襄 36.36 36.36 27.27
曲阳 50 21.43 28.57
第二,边区在民主大选中贯彻“三三制”政策, 实现了边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效推动了抗战动员工作。
村一级民主选举从1938年春开始。到1940年春天,已经开始进行第三年度的选举。而区、县、边区的选举是从1940年大选运动开始的。6 月15日,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了经过六次修改的两个“组织条例”和“选举条例”,揭开了边区民主大选运动的序幕。这次大选的目标是选出区、县、边区三级政权的参议会和政府,依次进行了区选、县选、边区参议员选举,还选举产生了边区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三级选举中参选人数依次递增:区参选率80%以上,县参选率86.3%,边区参议会投票率91.9% 。民选运动使边区人民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使抗日政权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有力的支持了敌对斗争的动员。
第三,把“三三制”政策与民主选举结合起来
改造和巩固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实践了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治。1940年边区的民主大选在晋察冀根据地民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边区政府以大选运动为契机,对各级政权机构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建立了代表性更广的“三三制”政权,各级政权实行精兵简政,改善了政权作风,而且系统地建立起了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已见雏形。从选举本身来说,几个组织条和选举条例探索出了适合抗战时期中国需求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大选运动是全国宪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选举制度和宪政制度有益的尝试。聂荣臻指出,“从长远来看,新生的革命根据地还要为未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经验,更必须锻炼人民掌握政权的能力。 ”在1943年的民主选举中以第一届参议会为典范,同时普遍采取聘请各界知名人士参政的措施,进一步落实“三三制”建政原则,发扬民主团结的精神,在边区困难时期有力的巩固了政权。
第四,把“三三制”政策与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在三三制原则下,并不是减弱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党主要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实行领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三三制政权,转化成根据地的一系列法规和具体政策。只要党制定的政策是代表广大抗日人民根本利益的,就能为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总之,把“三三制”政策与民主选举结合起来就是把统一战线和民主结合起来的具体实践,聂荣臻总结道“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既包含了统一战线性质,又具备人民民主的内容。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既团结了各党、各派、各界、各救亡团体,又保证了基本群众占政治优势的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权结构”
4、晋察冀边区政权积极推动法制建设与作风建设,保证了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的成果。
边区政权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型司法制度。主要的司法制度包括:审判制度、复核制度、申辩制度、陪审制度、巡回审判、检察制度、废除诉讼费等,这些制度特点如下:
(1)司法和行政相统一,司法服务于政治。司法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证政府各种政策执行, 1938年5月,边区临时高等法院改组为司法处,成为边委会的组成部分,各县司法处改为现政府的司法科,司法与行政实现统一。
(2)积极司法原则。1942年10月颁布《晋察冀边区劝戒办法》,村、区、县组劝戒组织,对那些平时不务正业,行为不检犹未达到犯罪的人发出规劝,必要时将其过失公布出来以示警告,促其悔改,发挥了新民主主义司法积极的教育功能。
(3)依靠民意调查进行审判。校正过去法官坐在家里死啃法律条文的习惯。
(4)民事以调解为主。1942年《晋察冀边区行政调解工作条例》规定各种民事纠纷和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先经行政村公所民政委员会调解决,边区各级司法部门和审判人员深入基层加强巡回审判工作。
(5)感化教育政策。普通刑事案件从教育人手,给犯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择轻而判。1942年起,边区普遍组织监所犯人进行生产劳动,使其自食其力、从速改过。同时,边区政权建立公安总局和各级公安局,严厉打击汉奸敌特,保卫边区各级党政军机关和抗日人民的安全。聂荣臻时刻不忘抗日民主政权的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当成政权建设的大事来抓,他认为“我们要在不论什么时候、事么环境下都能这样永不变色, 无论处顺境、处逆境都是一样;严肃处理一切问题, 遵守纪律,执行命令,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对一切干部,没有亲疏远近之别,铁面无私,只有党的干部.没有个人的干部。不铺张,不夸大,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是我们对工作精神。”
边区党组织和晋察冀边区政权积极推动作风建设。边区政府在初创一段时间内也曾出现了一些官僚作风,主要表现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等作风。为了进一步开展作风建设,边区政权首先改造行政机构,理顺民以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改革了领导制度,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其次开展廉政建设,严惩贪污、杜绝浪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再次,改造旧公文,创造新文牍。通过经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改变了政权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使边区各级政府不再是衙门,政府人员不再是官僚,任何百姓都出入方便,可以求政府解决问题;每个公务人员每月所拿一切生活费用都低于一个工人所得,养成了真正的廉洁作风;各级政权表现出吃苦耐劳、勇敢战斗、不避艰险的作风, 深入游击区与敌伪搏斗,能够与群众密切联系、同甘共苦。
5、晋察冀边区政权把村级政权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积极开展基层民主与基层政权建设,密切了抗日政权与人民的关系,锻炼了人民自我管理的能力。
村政权是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只有巩固的基层政权才能把党的政策和制度贯彻到底,只有与人民关系密切的基层政权才能巩固根据地,因此边区党组织和聂荣臻都重视村政权建设。边区率先在村政权推行村民大会,实行民选村长。1938年3月,边区政府发布边区第一次村选命令,各地展开了民选村长运动,参选公民占40— 50%。村公所设有调解、经济、生产、教育四个委员会,“这不仅是政府系统的工作部门和能力越到下级越强而且可以吸收全村各阶层积极分子参加,使工作易于完成作使边区政府每一个政令和指示,易于贯彻到村。 ”1939年1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关于村选举的指示信中,指出了村政权脆弱的原因,一是村长事务过于繁重,而是民权尚未充分运用,群众参与度低;另一方面还规定:设立村民代表大会,由村公民15人中选代表1人组织之,村民代表会于村民大会闭幕期间为村最高议事机关,遵照村民大会决议,计划决定全村之行政,村长村副由村公民大会选举产生。
在随后的春季边区各地掀起了村选运动,广大群众用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村长和村民代表大会。1939年在反“扫荡” 战斗中.“村政权还配合战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春天,全边区再一次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村选运动,各县参选人数平均占全体公民的80%以上,比1938年增加了一倍。村民代表会为村政权最高权力机关,村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兼任村长、副村长。经过这两次村选,边区各地村政权组织机构得到了根本改造,普遍建立了村民代表会。以后又经过每年的村选,村政权逐步得到改造,较好地落实了“三三制”原则,村政权与人民关系更加密切,以新的战斗姿态,率领村民开展生产、运销、合作运动,因而巩固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把广大群众动员到抗战中来,这种基层民主的实践更锻炼了人民自我管理的能力。聂荣臻指出,“广泛的村政权,是在改造旧政权的基础上,打破了历代由少数地主、土豪劣绅垄断政权的局面,既照顾到广泛的代表性,又使那些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乡村劳苦大众,第一次得到管理国家大事、当家作主的权利。”
6、加强晋察冀边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 尤其是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党对政权、民众和军队的领导。
聂荣臻指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胜利,归根结底,是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边区党组织于1939年召开的关于整顿和巩固边区党的组织的青山会议。随后对进行整顿党组织的工作,在组织整理过程中主要抓审查干部、整顿党支部和健全领导制度三个重要环节,其中重点又是审查干部。接着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经过这次整顿后,不仅纯洁了党的组织队伍,而且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巩固,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边区党通过在政权、民众和军队中培养和选拔各级干部,逐步实现了党对政、民、军的统一领导。聂荣臻认为边区政权与群众运动应当是相互促进的,发动群众运动可以改善政权工作,又可以保证人民已得的利益,与许多顽固势力作斗争。“我们今天有民众运动等条件,可以改善政权方面的工作, 冲破一切障碍。”
为了更好地对日益发展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进行领导,边区党同时对抗日群众组织进行了整理,重点是选拔干部和建立党支部,并且进行了思想教育,从而加强了党对抗日群众的有力领导,促进了群众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使边区封建势力大大削弱,基本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巩固了抗日政权,有力的支持了抗战。强有力的主力部队和人数众多的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是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的根本保证。在军队建设问题上,聂荣臻强调要加强干部培养工作. 强调军队是党的军队,团结干部的基本精神是由政治上的一致来团结整个部队与党的周围,批评了由私人感情上出发来团结干部的错误倾向。
7、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相互依存,促进晋察冀边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巩固。就根据地政权建设来说,它与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密不可分,是边区各项社会是事业开展的中枢。
首先,政权在整个边区社会中起控制作用,晋察冀根据地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组织与调动都是通过边区政府实现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开展是由边区政权领导的:边区政权的高效率运转和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了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稳定了经济秩序,协调了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边区政权通过征税等方式保证了军队的供给,直接领导对敌军事斗争。
其次,经济建设是各级政权的中心工作。边区政权领导农民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协调了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巩固了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经济建设为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保证,对敌经济斗争有力的配合了军事斗争。
再次,军事斗争保卫了经济建设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成果,保证边区人民能在艰苦的敌后改善生活的同时还行使着民主权利。从政权组织上来说,尤其是区村政权,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农村问题,在农村政权中实行民主可动员广大人民投入到抗战中来。
最后,根据地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使晋察冀成为了敌后模范根据地。聂荣臻总结道,“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 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二、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现代启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以史为鉴,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践仍然闪烁着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些亮点,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1、密切政权和人民的联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保证,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一条主线索就是民意机关的创立于完善。当1940年边区第一次民主大选的时候,选举出了各级政权的民意机关,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民意机关是本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表明了边区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到1943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完整。民意机关是政权中人民意志表达与贯彻的机关,是联系人民和政权的纽带。边区民意机关的完善和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的确立,以及其发挥了实际作用,使政权和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使人民的意志得到表达与贯彻,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
从边区的民主选举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选民与候选人或代表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候选人“在竞选会上自由地公布竞选纲领,发表演说;或由团体组织选产队到街头进行竞选宣传演出,有的则进行个别的鼓动工作。同时选民对候选人可以公开地进行批评或赞扬” ,边区人民的参政热情强烈,选民们还积极讨论上届代表会的工作报告,有的指名道姓批评上届议员;对本选区候选人的竞选演说极为关注,不断提出质疑,选民们还提出各种提案,让候选人带到县议会。这些活动都增加了选民与代表的交流,代表代交各种议案更是直接传达了人民的意志,密切了选民与候选人的关系。目前我国的直接选举中没有竞选程序,候选人通常也不会公布竞选纲领,发表演说,作竞选的相关宣传,候选人与选民有时候见面的机会都很少,也就无从谈起选民对候选人公开地质疑、批评和赞扬,对于代交提案就更是罕见了。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权,加强团结与民主,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边区各级党组织,一直把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作为党组织工作的中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通过发挥党的优势来调动各种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边区政府的成立,领导政权各项制度的建设,推动边区民主大选,贯彻“三三制”政策,制定和推动实施边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各项政策。边区政权在党的领导下,使各阶级、阶层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一道抗日。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中国广大抗日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制定出反映广大抗日人民意志的各项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运用党自身的组织优势发动广大群众,调动一切抗日的积极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总力战”。
现今我国处于转型时期,可以借鉴曾经统一全国力量抗日的经验建立比较包容的政治体制,维护好各阶层的利益,以集全国之力抗日的面貌集全国之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政权的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把二者结合起来实施,推动政治文明的深入发展。晋察冀边区改进政权的作风建设的实践,主要是开展一系列的民主法制、思想作风教育,开展廉政建设,严惩贪污、杜绝浪费,改造旧公文、创造新文牍等直接的作风建设;另一方面也贯穿着制度建设,对政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最根本是着手民主制度的建设,通过提高民意机关的法律的维和实际权力,通过实行真正的选举制度.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在人民有效的监督之下,成为一切抗日人民的服务机关和公仆。这项宝贵的经验对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的转型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政府仍应当积极的、主动的加强自身建设,考虑如何改革才能达到“现代行政”的要求。
4、基层政权的建设是政权问题的基础,基层民主的开展有利于人民民主意识的启发,为民主政治的推进奠定基础。边区村政权改革从发展民权,减少村长事务做起,实现了从村长一人管理到村民与村长共治的转变,从设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使人民切身感受到政权是属于自己的政权。
虽然今天的村委会不是一级政权机构,但与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二者的内涵都是相通的:都是通过民主选举和自我管理来治理村务。但是“三农”问题仍然是当今我国的首要问题,今天村民自治存在一个监督问题,村民不能够对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一些地方,村委会脱离群众的倾向较为严重。而目前中国的基层政权是乡(镇)一级,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乡(镇)债务、农民负担问题、机构臃肿、农地征用等现象都表明了基层政权与人民尤其是农民之间关系出现了紧张。为了克服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官僚主义,健全基层民主制度. 让人民群众和基层的人代会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使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能及时反馈到基层决策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发展民权”的价值对今天的基层民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6-26 1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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