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
2014-04-29 19:34:59  来源：新华文摘 作者：孙立祥 韩立娟  点击：  复制链接

　　从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到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再到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军国主义日本在侵略扩张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当法西斯幽灵徘徊于日本列岛、日军铁蹄长时段大规模蹂躏东亚邻国之际，人们很少听到日本妇女源于善良天性和人类母爱的反战声音,反而更多看到的是她们盲从侵略战争的遗憾身影。本文仅就国内学术界少有问津的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部分日本妇女对侵略战争的盲从

　　频频发动侵略战争和一再进行外交讹诈，是近代日本崛起的主要路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有“无产妇人同盟”等民间妇女团体表明过反战立场，田畑染等民间妇女运动领导人也表达过和平心声,但随着宫本百合子等进步妇女活动家先后被捕入狱和市川房枝等民间妇女运动领袖纷纷“转向”，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对战争政府采取了协调合作立场,肓从乃至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概而言之，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鼓励儿子或丈夫参军参战，为侵略战争提供充足的兵员

　　将儿子或丈夫送上侵略战场并“祈战死”、盼其“勿生还”的日本妇女,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已出现，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不仅队伍蔚为壮观，所谓“感人事迹”亦俯拾即是。一位几个儿子都死于侵略战场的普通妇女，竟对安慰自己的人说：“我不哭,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孩子;我落泪，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了。”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晚年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侵华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母亲送自己出征的情景: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我们在旅馆的楼上见面了。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这是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来自生身母亲的鼓励。至于妻子送丈夫上战场的所谓“感人事迹”，同样司空见惯。在此仅以轰动一时的井上千代子自杀事件为例,管窥一二。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2月中旬，大阪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准备告别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出征“满洲”。时年21岁的千代子为了让丈夫全身心投入侵华战争，竟在其动身的前一天夜里偷偷刎颈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我的夫君啊,为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若问我喜从何来,这便是能够在丈夫出征前高兴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您就没有一丝牵挂了！……请为祖国效命于战场吧！”翌日清晨,井上清一将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料理，自己按计划登上了开往“满洲”的军舰。井上千代子只是一名普通妇女，然其“感人事迹”经统治阶级放大宣传而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在国外,这起自杀事件激励了侵华日军的攻战杀伐，并直接衍生出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在国内，这起自杀事件成为日本法西斯化的催化剂,并直接导致军国主义妇女团体“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孽生。

　　笔者欲强调指出的是，战争期间上述为人母和为人妻的所谓“军国之母”、“昭和烈女”等绝非个别，倒是像宫本百合子那样即使坐牢也始终坚持反战立场的反战妇女“是少数特例”。今天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战争“亡灵”有246万余个，其中“靖国之母”和“昭和烈女”就占了7.5万余个。难怪东条英机在1942年11月11日发给“大日本妇人会”成立大会的贺信中说:前线士兵发挥战斗力的内在动力来自母亲、妻子和姐妹。当年日本兵员充足和日军官兵在前线逞凶肆虐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后方母亲、妻子、姐妹的鼓励和支持，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

　　2.踊跃参加后方“支前”工作,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

　　战时日本妇女的“支前”工作,主要通过参加军国主义妇女团体有组织地进行。九一八事变后,与“无产妇人同盟”等民间反战妇女团体日渐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国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三大官方妇女组织迅速膨胀。仅参加“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日本妇女,1932年成立时只有数百人,华北事变后的1935年底增至255万人,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底猛增至684万人,珍珠港事件后的1941年底更膨胀到925万人。时至1942年2月，随着上述三大妇女团体合并为“大日本妇人会”，已有2000多万日本妇女置身于这一庞大的妇女组织中。可见,参加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的人数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而迅速攀升。这些妇女团体或向会员发出“军人舍命、我们拼命”之口号，或提出“生产决战”、“至诚协助”、“尽忠报国”之号召。如果说吉冈弥生、市川房枝等活跃于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的妇女干部们对侵略战争的支持作用显而易见,那么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这些组织并积极从事后方“支前”工作的普通妇女的助战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其“支前”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投身“产业报国运动”，为侵略战争提供军需物资。她们或担任公司职员、汽车司机、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师、厨师等，或进入军工厂和煤矿从事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据统计，仅在军工企业工作的日本妇女，1944年为400万人，1945年增至600万人。尽管工作繁重而又艰辛,但很多妇女却感到无比荣幸。女青年远藤年子战时在航空补给厂工作，为每天能够亲自给“特攻”飞机供应油料而备感骄傲。她一度因战败而痛苦得“禁不住眼泪盈眶，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然痛定之后又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的青春没有悔恨！”远藤年子是通过参加“产业报国运动”为战争效力的数百万日本妇女的一个缩影。

　　其次,通过参加各种实实在在的助战活动,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诸如,响应政府“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积极参加“后方家庭强化运动”、“家庭节约运动”、“女性储蓄运动”、“资金募集运动”、“资源回收运动”、“军机捐献运动”等一系列妇女“报国”运动,以缓解战争物资和资金的不足；通过“停止美容烫发”，“剪掉和服长袖”、送迎官兵出征和“凯旋”、向前线邮寄慰问信和慰问袋、救治伤残军人、慰问和救助身边军属、安葬战死者遗骨和扫墓、捐献羊毛和捐造飞机等具体活动，为战争政府分忧解难。以邮寄慰问袋

　　为例，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就征集到了330万个慰问袋。日本“中支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曾就本土妇女向战地邮寄慰问袋的作用不无感激地说：“慰问袋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寄到了我们的手上”，它把战场与后方紧密地连接了起来,我们“对此深表谢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活动是在官方妇女团体干部们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因此这些妇女干部发挥了将战争政府与妇女群众密切联系起来之纽带作用。当战争物资匮乏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动员女性参加废品回收运动；当战争资金紧张时，这些妇女干部就组织女性参加募集资金运动；当兵员锐减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发起“嫁给伤残军人运动”，鼓励女性“为皇国结婚、为国家生子”；当后方出现异动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协助警察监视反战人士。战时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的干部和会员们的上述既细致又具体的“支前”工作,不但在物质方面有力地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且在精神层面鼓励了战地军人的逞凶肆虐。她们在助长军国主义嚣张气焰和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战争剧痛上的负面作用不宜回避,也无需回避。

　　3.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

　　在政府实施“思想战”、“舆论战”、“文坛总动员”的过程中,包括女作家、女诗人、女记者、女演员、女教师等在内的部分日本知识女性，通过笔和口加入了赞美战争的大合唱。尤其由作家、诗人、记者组成的“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亲赴前线考察并撰写“从军记”等战地报告,鼓舞国民和军队士气。

　　其次，在后方炮制国策电影和战争文学,制造“举同一致”支持战争之氛围。电影方面，油原节子、高峰三枝子等演员出演的《二人世界》（1940年）、《户田家的兄妹》（1941年)、《绿色大地》（1942年)、《青春的气息》（1942年)、《夏威夷·马来海战》（1942年)、《冲向决战的天空》（1943年)、《愤怒的大海》(1943年）等国策电影，收到了“电影就是炮弹”之效果，“对把出征士兵引诱到战场上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方面,女作家们或将侵略战争宣传为“圣战”,以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或将日军暴行美化为“勇敢”，以激励日军的杀伐恶行,其作品完全违背了“真”、“善”、“美”文学创作原则,是赤裸裸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宣传品。

　　被日本诗坛誉为“千年一遇”的杰出女诗人与谢野晶子，曾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创作出著名的反战诗歌——《君勿去死》，初步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便“转向”战争政府一边。1932年，为响应政府“振兴国民精神”之号召，她撰文歌颂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涌现出来的所谓“肉弹三勇士”的“非凡忠烈”之举,号召日本国民“必须具有三勇士一样的勇气”。该文对日本“从大正民主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发挥了巨大的舆论作用”，以至被日本学者评价为“女性文学家参与战争的第一号人物。”考虑到战时就连无产阶级作家甚至日共党员亦纷纷“转向”的事实，与谢野晶子蜕变为当时“转向”潮流中的一员，应当不十分令人费解了。

　　二、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的原因

　　1.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心理驱动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最早渊源于日本的古代神话传说。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描绘了一幅日本国土（“大八洲”)和日本民族神话式起源的生动图景。这一根植于日本民族心理土壤中的思想观念,后经历代统治阶级的人为强化而根深蒂固。诸如,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创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皇”一词、确定必须由与天照大神有血统渊源的皇室成员来问鼎皇位的大统承继原则等,就是古代日本王室强化这一思想观念和确保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时至近代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观念意识随着军国主义教育的全面展开而空前强化。正是在这般反复灌输和教化下,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外国人“能够置身于天皇陛下的统治之下是何等幸福”、对华战争是“让中国人获得幸福的圣战”等在具有普通常识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胡说的蠢话，多数日本国民却深信不疑。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日本军队的长处”时所提到的“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主要就是指对天皇的崇拜和对神国的迷信。

　　值得注意的是,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它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及其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政府长期强化这一思想观念的结果,必然滋生“大和民族优秀论”与“其他民族劣等论”这一种族差别意识，必然产生“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的严重偏差，必然派生出岛国集团劣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必然左右日本国民的心理归向和造成大和民族群体向某一特定目标突进的心性。换言之,只要是天皇的意愿或冠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视为“神”的召唤,举国一致予以响应。这是导致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日本国民盲从和协助所谓“圣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学者若槻泰雄曾就此深刻指出：在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国民都处于一种集体精神错乱的状态，投入到了缺乏自知之明的侵略战争中，……我对日本国民的非理性和非良心性不能不深感耻辱。”

　　2.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

　　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明治政府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因此学龄女童的入学率不断提高。

　　据统计，女童入学率1878年为23.5%,1888年为30.2%，1898年为53.7%，1908年为96.9%,1912年为97.6%。时至明治末期，女子中学和女子大学亦纷纷建立。1893年高等女校只有28所，学生数仅为3020人；1912年高等女校增至209所，学生数增加到64871人。随着大中小学校女生毕业人数的增多，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妇女的思想和行动。1881年颁布的《小学教员须知》，则强调“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重要”，要求教师教育学生“忠皇室，爱国家”。1890年10月30日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则彻底扭转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教育敕语》不仅把“天皇之德化，臣民之忠诚”确定为“国体之精华”和“教育之渊源”，而且将教育目标统合到“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一军事目的上来。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部省编发的《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以及《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等“家族国家的经典”，继续灌输天皇统治“是我国万古不变的国体”，舍己忘我为天皇效劳，“是日本国民惟一的生存之路，“游戏”、“睡觉”、“吃饭”、“穿衣”等私生活，“也一刻不能忘记为天皇的国家服务”等军国主义思想。如果说这些小册子是战时法西斯政府间接统制国民的思想武器，那么《家庭战阵训》、《母亲战阵训》等一系列训令的出笼，则是直接将广大日本妇女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为侵略战争服务上来的有力工具。

　　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女子教育，主要围绕“勤劳”和“母性”两个方面展开。前者针对的是在校女学生和未婚女子,主要通过“勤劳奉献”和参加“产业报国运动”来进行；后者针对的则是已婚妇主要围绕稳定家庭、生育和教育孩子来展开。1930年12月，文部大臣发布《关于家庭教育振兴令》、文部省次官发布《关于妇女团体之设置及活动通报》，号召“振兴家庭教育”，“促成妇女团体之奋斗”唤起一般妇女之自觉”。1941年4月,将“小学校”改称“国民学校”,下设“母亲班”，双管齐下对母亲和子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1944年8月，先后发布《学徒勤劳令》、《女子挺身勤劳令》,动员女学生进人军工厂劳动奉献,学校逐渐工厂化。结果,所有日本家庭成了天皇“忠良臣民”的训练所,所有日本妇女成了“灭私奉公”、“尽忠报国”的模范。她们对战争政府的指令无条件服从,对战争的“正义性”深信不疑，坚信自己的“支前”努力以及将男性亲人送上前线天经地义，对至亲之死无怨无悔。看来，毛泽东当年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将“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即军国主义教育）视为造成我军抗战异常艰难的原因之一，是有的放矢的。

　　3.媒体的错误诱导

　　日本发动的“总力战”要求各行各业为侵略扩张服务，言论出版界也不例外。法西斯政府通过颁布《言论出版集会临时取缔法》、《出版法》、《报纸法》等一系列战时法律，将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封杀一切进步思想以集中灌输军国主义，诱导和驱使更多的日本国民为侵略战争卖命。这就使主要通过这些媒体获取信息的日本妇女，因每天接触美化侵略战争和掩盖战争暴行的虚假报道而失去了对战争是非的判断力,很难了解战争真相和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剧痛。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京新闻》等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小学生为捐造飞机而节约每一枚铜板、女学生用血书勉励军人作战等所谓“感人美谈”;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大阪朝日新闻》等报纸盛赞所谓“肉弹三勇士”及其身后三位“军国之母”的“英雄事迹”；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茨城新闻》等报纸讴歌藤田多美子为激励飞行员出征而投井自杀的“尽忠之举”……随着战局扩大，报纸、杂志和广播对“军国之母”、“军国之妻”的介绍迅速增多,极尽煽动国民战争狂热之能是。其中，专门以妇女为对象的女性杂志发挥了特殊作用。

　　战时影响较大的妇女杂志，主要有《主妇之友》、《妇人俱乐部》、《新女苑》、《妇人画报》、《妇人公论》、《女性往来》、《女学生》、《日本妇人》、《女性展望》等。《主妇之友》从九一八事变起刊登助战文章,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火药味渐浓,类似《南太平洋之战与妇女之觉悟》、《遭受了空袭怎么办》以及歌颂山本五十六大将的文章,大量出现在该杂志上。1943年9月，该杂志刊发了岸信介关于决战时期服装生活之讲话,号召妇女“把纤维变成战斗力”。他宣称如果每人浪费人造棉一反（按：日本布料丈量单位，“一反”相当于一件和服的衣料），就损失掉500架飞机、5390辆战车。……做新衣服就等于从前线拿走等价的武器，从前线士兵那里拿走飞机、子弹来打扮自己。”因此,希望妇女“发扬传统的坚韧精神”想办法不做新衣服，临时凑合一下”。1944年7月,该杂志文刊载了纲谷才一的《我看服装》一文，对夏季里“故意戴手套”、“披花边披肩”、“眼涂蓝色的眼睑膏”、“长指甲染成红色”、“头发烫成斗鸡和狮子一样的卷发”、“穿着要露出屁股的短裙”的女性，不但自己“看不顺眼”，而且认为“人人见了都该痛打她一顿”，因为她们“一点也不考虑时局”。1943年9月，《妇人画报》刊发了西原敏男撰写的《缩短和服的袖子与闲置衣物的再利用》一文，同样劝导女性节约助战。1944年4月,该杂志又刊载了中村光甫的《衣服的战场化》一文,要求妇女必须牢记服装是未完成的火药”，“浪费服装就是浪费武器”，要使“服装生活战场化”。在如此高密度和高强度的劝导下，妇女会因为感到“愧疚”和“过意不去”而协助战争，或被强大的舆论氛围裹挟而盲从战争。

　　4.法西斯政府的高压统制

　　如前所述总力战”要求动员国家一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为战争服务。由《国家总动员法》、《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战时法律构筑的高压统制,不仅对男性“思想犯”进行了毛骨悚然的折磨，也使少数反战“妇女遭受了残酷的凌辱”；不仅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被窒息,也使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遭受沉重打击。这是造成多数日本妇女屈从战时体制，未能掀起亚洲人民所期待的妇女反战运动的重要原因。

　　自1937年9月法西斯政府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起，就不再允许反对和批判国家的战争政策。万一有人做了类似的事或说了类似的话,就要被邻居作为“要注意的人”而受到全村人的排挤和制裁，甚至有被当作“非国民”向警察告密的危险。“去告密的人完全不是想要做坏事,而是以出色地完成了‘国民义务’的‘爱国者’自居。当时有许多这样的‘爱国者’。”就是说,战时只要言谈举止与大多数人尤其军部不一致，就有招致逮捕乃至暗杀的危险。姑且不论警察、宪兵对左翼活动家的迫害，就是暗杀稳健派政治家的恐怖事件也屡见不鲜.甚至连宗教徒和小学生也不放过。例如，1939年，基督教“灯塔社”领导人明石顺三因所谓“失敬罪”和“抗命罪”而获刑；1940年,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被宪兵逮捕而锒铛入狱；德岛县中岛小学一名四年级的女学生，因给远在“满洲国新京”的母亲写信说“天皇等人可以死去”而获刑1年。可见，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日本国民所以走向战争政府一边，除了与该民族的从众心理等因素相关联，还与战争当局高压统制的驱动和由此形成的恐怖氛围的裹胁密不可分。恰如日本学者西川祐子所说：“历史告诉我们，……在女性走向支持战争道路的时候，战争不仅仅是意味着破坏与流血的悲惨事件,也是自由的个人意志被巨大的国家意志彻底毁灭的过程。”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贤妻良母怎么会成了维持侵略体制的帮凶”。

　　综上所述，战时日本妇女一方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因此是本国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她们送男性至亲参军参战和在后方从事实实在在的“支前”工作，又使自己扮演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者角色。换言之，与本国其他男性国民一样,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民众的一般实态，只是在日本妇女这里表现尤为突出而已。恰如日本学者津田道夫所说：“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我国学者李兆忠亦尖锐指出：“的确，日本军国主义能够如此为害人类,离不开占一半人数的日本女子的支持。”然而笔者认为，我们探讨日本妇女与侵略战争尤其侵华战争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为了追究兼是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妇女的战争责任，而旨在希望日本妇女在汲取过去盲从侵略战争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不再肓从现在重新抬头、蠢蠢欲动的日本右翼势力，尤其企盼包括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在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日本与周边国家再起冲突时敢于说“不”。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后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当年盲从行为的类似秋山洋子、渡边澄子的觉悟女性日渐增多。她们或扪心叩问“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体制的共谋？”或经常前来中国调查日军性暴力犯罪事实。在日本社会右倾化尤其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新形势下,笔者期待有更多学者重视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的关系问题，以推动包括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6-28 15: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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