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抗日战争初期几篇论道德的文章
2015-06-30 10:23:17  来源：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二集》 作者：王广宇 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的正确，促成了第二次国共两党的合作，经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赢得了休养生息和逐步发展壮大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得到了许多爱国志士的响应，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信赖，他们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大批民族精英和先进知识分子，投奔到延安和各根据地，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延安中共中中央所在地以及各个根据地，实行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民主平等的清廉政治大环境下，政治、思想理论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

　　延安这个古老小城成了中共的大本营，八路军抗战的根据地，尽管经济发展落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贫困艰苦，但民主平等的气氛在战争时期还是浓厚的，使革命知识分子迸发出奋发向上的创造力，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理论文化蓬勃发展。为提高抗战干部和群众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在简陋的印刷条件下，翻译出版一批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文章。一些理论工作者，试图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用大众所能接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宣传马列主义，发表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共产党人要不要讲道德，怎样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这个问题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然而，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我们后来没有很好地去继承和利用这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作者的政治地位的沉浮去衡量他们的理论学术价值，因人废言，致使不少开创性的理论观点被湮没，甚至遭到批判。我们的党史界理论界有责任把那些被历史证明正确的或具有参考价值理论观点，从封存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来，传给后人，使传统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本文向读者介绍，在抗日战争初期延安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有关共产党人与道德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共产党人的道德观以及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优秀的道德学说的阐述，虽然这些阐述未必精当、完美，但在七十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认识水平也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今天大力宣传倡导社会道德建设，也许有启迪或借鉴作用。

　　一、共产党人是讲道德的

　　著名哲学家、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的《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在《解放》杂志发表的《共产主义者与道德》的文章，较早提出共产主义道德的概念。文章说：有人指责共产主义者不讲道德，只讲“个人享乐”、“物欲的享受”、“物质利益的贪图”、“使精神文化毁灭和道德的堕落”。艾思奇驳斥说，“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因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先锋，本身就是高尚道德的模范”。艾思奇认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墨子的兼爱思想，刻苦简约，牺牲小我，而以社会幸福为最大目标，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高尚的道德；而共产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国家独立、自由、幸福，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精神，是人类最高尚的道德。

　　艾思奇说，共产主义道德观是进步的、发展的；我们不承认永久不变的道德观念，因为社会经济状况变化，道德也在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教条。他说，共产主义者对以前的道德不是消极地否定，而是将其中进步合理的东西提高到更高阶段；无产阶级道德不是阶级自私的而是有极远大的眼界，他不仅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牺牲，更能为民族解放而献身，因此，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道德是优秀民族道德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解放》第51期）。

　　艾思奇关于共产党人道德观点的表述，说明共产主义者是讲道德的，道德是随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教条。共产党人对传统的优秀道德不是消极否定，而是对其中合理的东西加以提高，因此，共产党人是优秀民族道德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但是，后来发展情况，却大相径庭，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的“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江青等人唆使、怂恿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对传统文化及其承载物实行砸毁、消灭，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及其有价值的文物遭到空前的浩劫，打、砸、抢、抄、抓成了革命行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标准被颠覆了，致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严重扭曲。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大革命对人们道德观念所造成的后果，我国现实社会的道德状况不尽人意，不能把责任推给改革开放造成的，市场经济同道德滑坡没有必然联系，不能说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都造成了道德滑坡。

　　读了艾思奇的这篇文章对我们现实的道德建设也许会有启迪作用。

　　二、待人接物是一个道德范畴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如何处理好自己和他人、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怎样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做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对整个社会风气，和睦的人际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解放》杂志社主编的洛甫（张闻天）就如何为人处事，怎样待人接物，做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发表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原本是1938年7月26日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典礼上的讲演，后来发表在《解放》杂志第65期上。作者不是从某种教义出发，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具体行为方式来说明道理的，由于这个讲演贴近生活，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如何吸取中国传统优秀美德处理好人际关系，怎样对待敌、我、友都有些新意。洛甫的这篇文章是适应刚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把待人接物问题和党的目标联系起来，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特点，提出了如何做一个言行得体的有教养的人。

　　洛甫的文章提出在革命队伍中，如何处理好敌我友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体现共产党人的气度和风范，提出了待人接物方面的具体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要有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不要以党派的偏见、幻想的公式和小圈子去待人；也不要以一时的好恶去待人，要善于找到与人家合作的共同点，切忌气量狭窄，目光如豆；要有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但不是和一切人同流合污。

　　洛甫所主张的“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道德观念，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所遭遇的危难中，做到了身体力行，践行了他的主张。这一点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堪称道德楷模，连毛泽东在当时都赞扬洛甫的民主作风，称他为开明君主，可见洛甫的人格魅力。

　　第二个要求，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决不能轻视或鄙视思想落后和思想复杂的人，也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法使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对各种不同情况和经历的人，不能千篇一律的八股老调；对别人的错误要采取诚恳地劝导与忠恕的态度，要善与因时因地根据群众要求与情绪，对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

　　这个要求是洛甫针对共产党及其干部提出的，应当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怎样对待有不同意见和有错误的人，要讲劝导、讲忠恕、讲说服教育平等待人，绝不能以势压人。洛甫要求共产党人要讲“忠恕”，为人处事要推已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与人。洛甫一生都恪守他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洛甫身处险境，当康生一伙为罗织刘少奇的“罪状”，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洛甫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具证明，讲出事实真相，他说，六十一人集体出狱履行手续，是中央集体决定，经他批准的，不是刘少奇的个人决定。洛甫为了保护无辜同志，勇于承担责任，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恐怖的年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正是洛甫实行“忠恕”的例证。

　　文章的第三个要求是：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就是说对人不能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要尊重人，要有仁爱心；对已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对人要真诚、坦白，并善于婉转表达真意，不要虚伪。而待人处事最要紧的是以身作则，体贴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洛甫提出的这条要求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担负重要职务的人提出的。

　　在革命队伍中，不管地位多么高，权力多么大，对群众都要有仁爱心，要尊重人家，为群众办实事。决不能盛气凌人，把群众视为草芥。社会道德的好坏，领导干部的言行起表率、示范作用，上行下效是风气的源头，已身不正焉能正人，“官德”是社会道德的标志。

　　文章提出第四个要求：“适当地对付坏人”，坏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坏人总是少数；汉奸也有大中小的区别，有死心塌地和动摇不定的区别。对坏人要采取不同的对付方法，要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要学会以光明正大，仁至义尽的态度，使坏人走正路，改邪归正，但不能轻信坏人的话。对坏人要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戒心，把反对坏人的斗争变成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斗争。

　　洛甫提出对付坏人的态度和方法，体现了他的光明正大，仁至义尽的宽广胸怀。洛甫的文章没有给“坏人”下定义，但在这里显然是指敌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对坏人实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原则，似乎同以“阶级分析”来对付坏人的理念，不大合拍，而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对敌狠，对已和”，对坏人实行“无情专政”的政策；同时许多人又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原则应用到人民内部来，甚至扩大到同志关系中。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怀疑一切”，把“防人”当成保护自己的手段，造成人人自危，防不胜防的高度紧张状态。谁都担心，一不留神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害人这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这个理念，究竟能不能适用一切人际关系，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洛甫把它看成只对坏人采取的办法，是对坏人要有戒备的心理。

　　三、共产党人要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道德

　　吴黎平（即吴亮平）（1908-1986）是中共早期理论家，宣传家，曾翻译出版许多马列主义著作，编写了大量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和书籍。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任苏区中央宣传部长，苏区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来遭到排挤。抗日战争初期，调任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任编辑室主任，协助洛甫做编辑工作。吴黎平在《解放》上发表不少论著，其中引人注意的是一篇以黎平署名的《中国共产党和道德》，文章阐述了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强调共产党是一个讲道德的政党。这种道德是为工人阶级利益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最高尚的道德。吴黎平说，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道德传统，并以此来规范共产党员的言论和行动。

　　文章说：共产党人应当发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切切实实地奉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廉、耻、礼、节的美德。中国共产党员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中最有道德的优秀子孙的代表。

　　黎平是较早地提出传统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相结合的问题，并把传统优秀道德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了新的阐释，对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社会道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现将黎平对传统道德规范的阐释的要义介绍如下：

　　忠。忠于中华民族，忠于中国人民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忠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为此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孝。孝敬我们的祖先，孝敬亲长，孝敬祖先所经营而遗留我们的锦绣河山。中国共产党人为保卫祖国而效命疆场，英勇挫敌，正是遵循行孝的美德；

　　仁爱。仁，即博爱，为解脱侵略、压迫与剥削而努力奋斗，是共产党的大仁。唯其大仁，才有大爱，爱不仅是夫妇之爱，家庭之爱，而是指爱民族、爱国家、爱人民而杀身成仁，努力致爱是共产党人遵循的仁爱美德；

　　信。信就是守信，就是“言必行，行必果”，不作伪，不说谎，这是信的美德；

　　义。“义者宜也”，指正义，认识正义，认识真理；为正义、真理而奋斗。共产党人光明正大，无偏无邪，大义所在，视死如归。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见危授命，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是共产党人行义的美德；

　　和平。和是指和睦，平指平等；唯有平等才有和睦，“不平则鸣”，不平等就要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永久和平而战斗，为中国社会的最后和平而努力是共产党员所遵行的和平美德；

　　礼。指礼仪，是指待人接物要有礼仪。共产党人主张实行的以礼待人，即诚恳、谦虚、和气、友爱的心意和态度去对待革命同志和民众，这是礼的美德；

　　节。节是指“操守”、“贞节”，共产党人也提倡男女关系上的节操，反对歧视妇女，主张男女平等，男女结合应当双方自愿，同时要互敬互爱，互相守节；

　　廉。廉就是廉洁，就是见财不苟取。共产党人要艰苦奋斗，克已自持，不腐化，不奢靡。党员不能向人民拿一点东西，不能贪污一分一厘公款，这是廉的美德；

　　耻。即知耻，雪耻，“知耻近乎勇”。我们中国受到日本强盗的野蛮侵略，这是最大的国耻。共产党应当努力洗刷国耻，还应当洗刷社会黑暗的耻辱。

　　黎平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简明扼要的解说，使人们对传统道德的如何应用现实的理解，加深了一步。文章把当时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传统道德操守揉和到一起，来说明传统道德的内涵是随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使人耳目一新。文章所列的十条道德规范都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积淀的美德，千百年来成为中华民族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也是为广大人民自觉接受并践行的主流道德规范，正是靠这些道德观念的约束，维系了社会稳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长期农业社会中，在小生产者的观念中，上述道德规范，比历代的法律更加深入人心和有效地治理社会，它是一种潜移默化，代代相传的文化，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亲善的杠杆，在旧社会无论山乡野老，商贾文人，乃至达官贵人都认同这些普遍道德规范，但因利益诉求的不同，在践行道德规范上是有差别的。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济发展了，传统的宗法体系已崩溃，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际关系由简单变为复杂，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如何利用传统优秀道德来调解现实社会日趋复杂的各种矛盾，使社会更加安定，人民更加和睦幸福，应当成为我国伦理学界道德教育部门研究的新课题。

　　黎平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39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76期。不久，刘少奇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讲演，主要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洛甫看到这个讲演稿后，觉得这个讲演的内容对广大党员有普遍的教育意义，便将讲演稿送毛泽东审阅，拟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很快看完，退《解放》编辑部，并给吴黎平写了一封短信，认为刘少奇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是“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当尽快发表。吴黎平立即编发，连续刊登在《解放》第81、82、83期上，标题定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又被《解放》社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抗日战争中及以后年代传播甚广，对广大党员的道德修养产生过重大影响。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被指定为整风文件之一。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刘少奇大量引用了传统道德规范的一些名言，把传统道德规范的一些要求提到共产党员修养的高度。

　　洛甫、吴黎平、刘少奇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他们对传统道德的理解是一致的，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教育，对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但洛甫和黎平的关于传统道德的论述和观点，在很长时期内不为人知，今天介绍出来，供读者研究参考。

　　（写于2012年6月）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6-30 10: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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