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战争 两种命运——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之比较
2015-07-18 09:28: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殿仁  点击：  复制链接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出席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时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翻开中国近代史，“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集体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历史痕迹，注定要成为我们回首过去无法回避的两个重大历史问题。同样的作战对象，同样是抵御侵略，甚至前次在战时双方军力对比上我方更占优势，然而最终却是截然相反的结果：甲午战争我方折兵沉舰，国家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加速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受尽屈辱；抗日战争我方彻底打败侵略者，摆脱奴役，国人扬眉吐气。为什么甲午战争彻底溃败而抗日战争大获全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有三条。

　　领导力量完全不同

　　领导力量是决定战争胜负举足轻重的首要因素，直接影响到战争动员、指挥控制、后方保障等方方面面。统帅部的一个决策，就可能影响甚至决定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甲午战争时，清政府软弱无能，成为败局推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满汉大臣互不信任，帝、后两党明争暗斗，加之中央地方矛盾尖锐，严重消解了政府的动员组织能力。光绪皇帝执政后，朝中逐渐形成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两党矛盾尖锐。满族权贵既希望汉族官员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用，又担心中央对汉臣尤其是对地方实力派势力缺乏足够的权威，从而失去对汉臣的控制。种种内耗和无端猜疑致使有限的改革举步维艰。表面上有个集权的专制政府，但实际上财权、军权、用人权日益向地方督抚倾斜，以致中央政府没有能力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全力支持战争。清王朝吏治的腐败在嘉道年间就已相当突出，官吏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咸同以来，清政府虽也采取“整饬吏治”的措施，但专制、腐败的封建政治体制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难题。贿赂公行、任用私人、盲目决策、管理混乱、贪污舞弊等弊端，不仅造成政府效能低下，还严重败坏了整个国家政治风气。以慈禧太后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对外面世界根本不了解，盲目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对日本蕞尔小国不屑一顾，更没有坚定对日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宫廷内斗、压迫剥削国人和自己的享乐上，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仍挪用军费为自己寿辰做准备。与此同时，北洋水师领导层腐败成风，民族担当精神丧失殆尽。如此愚昧无知、腐败无能的专制政权及领导层，不可能担当起把甲午战争引向胜利的历史重任。相反，只能成为这场战争走向失败的政治推手。

　　而到了抗战时，先进政党坚强有力，成为中流砥柱。对比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已产生了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用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组织，她以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己任，坚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造福，具有最自觉最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一经产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便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从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事实上，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首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肩负起抵御外侵的历史重任。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了抗日正面战场和抗日敌后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就国民党而言，要比清政府进步许多。在国民党中，虽然也有投降派、亲日派，如汪精卫，已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也有消极派、反共派，如蒋介石，但在全国人民抗战大潮流推动下，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还是由反共到容共再到联共，逐步向进步靠拢，经过了不抵抗到被迫抗日的转变。其间，国共两党虽然也发生过多次磨擦，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到了最后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中流砥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真正得以建立和巩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才真正得以形成和延续，整个抗日战争才能步步推进，并最终取得胜利。

　　民众基础完全不同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大民众在战争中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这是甲午战争之败和抗日战争之胜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甲午战争时，我方民众思想麻木、军队独自应战。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灵魂，失去了国家意识，它就难以自立，在外敌面前就注定要败下阵来。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外交、军事软弱，委曲求全，经常割地赔款，百姓肩上的负担与日俱增，受压迫程度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这直接引起国内大小反抗起义层出不穷，导致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普通民众民族意识缺失，民族认同感错位，分辨不清谁是敌人、谁是同胞，很多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竟然冷漠以待，以局外人身份袖手旁观朝廷和日本的战争。整个甲午战争中，几乎看不到我方普通民众支援我方军队作战的迹象。相反，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把敌人当成亲人、朋友，真可谓“亲者痛、仇者快”，思想麻木不堪。腐败政权统治下，民众的民族意识如此残缺，社会一盘散沙，面对强敌不打败仗才是奇怪！

　　时至抗战，我方全民奋起、举国御敌。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爆发前，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中国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就鲜明提出了集全国之力共御外敌的主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着眼抗日大局，不断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尤其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引导下，亿万同胞空前觉醒，整个民族奋勇而起，矛头一致指向侵略者，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和反抗力瞬间爆发。各行各业发挥自我优势，在不同领域开辟新战场，工农群众或直接参战，或在后方支援，新闻界发起舆论攻势，医学界进入部队野战医院，海外华人华侨捐资捐物……无数同胞万众一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成为支持抗战的有力后盾。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战略指导完全不同

　　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纵观世界战争史，很多成功的经典战例，无一不是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事实一再证明，战争的真正奥妙大多存在于战略指导之中。

　　甲午战争时，我方战略指导严重失误。在战前几年间，日本政府就从战略高度加紧做好对华战争准备，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全国总收入的31%，天皇更于1887年下令从日本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日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各种证据表明，日本军队已完成战争所有准备。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在战略上仍立足于消极避战，幻想着以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李鸿章给驻朝鲜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基于这种一厢情愿、求和避让的认识，清廷根本没有抗击侵略的军事斗争准备，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先是寄希望于俄、英等国调停，而后又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沿江和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而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就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并强调其中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因此，抓住日军跨海作战、补给线过长的弊端，集中海军主力，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在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可惜当时清廷没有把握战机，加之北洋水师实战经验缺乏，经常以陆军作战思维指挥海军作战，在战略运用上严重失误，焉能不败。

　　抗战时，我方战略指导科学合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从战略指导层面上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实行打“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军队尤其正面战场在军事上严重失利，部分人滋长了悲观失望情绪，甚至冒出了“亡国论”。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即为“速胜论”。与前两种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比较、动态分析中日双方国情、军力及双方战争性质等基本情形后，作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胜的科学预见，并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就从战略上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全面抗战的正确道路。二是坚持敌后抗日与正面战场相结合。抗战爆发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敌后，实行全面抗战路线， 充分发动群众，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法。在敌后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敌作战，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同时，不断加强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担负起民族解放战争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双重历史任务，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觉醒，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各条战线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进步。到抗日战争后期，华北、华中地区的广大农村都控制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日军仅剩下少量孤立城市和交通点线，逐渐陷入被动应战的局面，败局已逐步显露。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敌后各个战场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抗日根据地成为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在广大军民猛烈攻势下，日军兵败如山倒，迅速土崩瓦解。坚持敌后抗日与正面战场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使得日军腹背受敌，本来就因战线过长而略显单薄的兵力部署更加捉襟见肘，处处难以接应，加速了其军事败退。

　　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历程，迎来了开拓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从深刻反思近代耻辱历史中吸取教训，从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精神动力，更好地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辉煌历史篇章。

　　（作者系国防大学原副政委、中将）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7-18 09: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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