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2015-08-20 10:09:18  来源：开放时代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急迫诉求，是否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成为当时判断一种政权及其政策合法与否的重要标准，能否成功地对最广大的民众进行有效的民族主义动员更是当时中国各政治势力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共理论体系中的国际主义因素及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使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被国民党批判为反民族、无国家，但随着抗战的开始和扩大，它却逐步在与国民党关于民族主义的话语权之争中占据了上风，正是在此期间它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诠释获得巨大反响并成功动员了大众。本文聚焦于抗战时期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指出其在民族与国际、民族与家族之间的辨别和摸索同时导向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探索的一种新形式。

　　一、民族VS.国际

　　在日军大举入侵的关头，是否明确、坚定地提出抗日主张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各政治团体能否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华北事变后，中共最早举起了抗日的民族主义大旗。但实际上，中共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一直面临反民族、无国家的批评，①而且这种批评确实能够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找到依据。如何使自身的理论能够自圆其说、成功应对民族主义的呼唤便是中共当时面临的直接挑战。中共在这一阶段通过将民族主义解释为共产主义之前提，一方面并未否决自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却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灵活而广阔的空间。在对民族性的阐释上，中共在中国语境中将民族性与阶级性两个概念融合起来，为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奠定了理论基础。

　　民族主义本质上意味着对本民族的忠诚高于对其他事物的忠诚，国际主义则与民族主义迥然不同，在国际主义的视域中，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以及以其为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诉求并不具有核心重要性，甚至主张取消这种界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本质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之上，认为在作为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这种阶级划分并不狭隘地就某一国、某一民族而言，而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立场和根本利益，这是其团结和联合的基础;基于此，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将是“世界性的革命”。②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架构中，民族主义是没有实质地位的，甚至是一种时刻被警惕和批判的立场和倾向。马克思就声称“工人没有祖国”③，并呼唤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也就是说，敌友区分的依据不在民族和国家而根本上在于阶级，一国中饱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的盟友应该是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而从民族、国家角度看是同胞的本国资产阶级却是其敌人。列宁更明确地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作为“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强调“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④共产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基于阶级理论的国际主义。从阶级的角度，与从某一个特定民族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世界观，很可能会导向在基本立场、决策方面的不同，甚至冲突的结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典型产物是共产国际这一机构，它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基本原则，要求其分布诸国的下级支部恪守这一原则，并随时准备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⑤

　　中共到底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这是许多观察家——特别是抗战以来——非常关注却又感到困惑的问题，⑥甚至中共内部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尽一致。从筹备建党到抗战前这一时期，对于中共的理论和实践而言，民族主义的诉求即使没有被完全消弭，也绝不是中共理论和实践的重心，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信念和路线方针都更多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明确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合作为党的基本纲领。⑦中共二大更将苏俄视为“无产阶级的祖国”，决议“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以“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⑧1923年三大继续明确“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斗争的阶级争斗”这一重心，并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虽然与国民党进行了党内联合，但对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倾向却不赞同，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世界性与阶级性：“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⑩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继续贯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之间的基本矛盾和斗争，11作为其支部的中共在经历国共合作失败后更深信这一路线。中共甚至一度推行“武装拥护苏联”的路线。12

　　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先行的状况直到30年代中后期才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诸多复杂原因中，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华的入侵和深入扩张是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在中共的民族主义转向中，抗战可谓一个重要契机，在此期间民族主义真正得以在中共理论体系中获得一个合乎逻辑又日益显著的地位。如果说此前中共的斗争纲领中还是相对抽象地面对主要作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13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特别是其在1935年华北事变中表现出的侵占中国大陆的野心，使包括中共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政治力量都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华北事变后，中共《八一宣言》指出形势的危急：“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都将变成亡国奴”，呼吁“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14在这一宣言中，中共公开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话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它一转之前将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战先决条件的彻底态度，提出在民族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应“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这一说法无疑标志着中共在思路上的重大转变，即在共同的民族利益基础上将视为阶级敌人的首要斗争对象国民党视为可以一同抗日的“同胞”、“兄弟”——虽然并未否定双方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不仅如此，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行政方针中也未包含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将“祖国生命”、“民族生存”、“国家独立”、“领土完整”、“人权自由”作为斗争目标。这一切表明，中共已开始注意鲜明地向大众展示和强调其捍卫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并相应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作为阶级战士的形象。

　　如果说《八一宣言》宣告了中共民族主义转向的开端，那么同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则是其民族主义转向中极其重要的一步。这次会议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汇合全国所有的抗日力量。毛泽东宣称：“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15中共不再教条地以阶级革命为纲，而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最大程度地团结和动员抗日力量。江西苏维埃时期被排除在宪法大纲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之外的一些阶级——除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外的“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都被团结于“人民共和国”。16

　　对于其方针政策从彻底的苏维埃革命到突出民族主义诉求的一系列调整，中共是这样解释的，即，民族独立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这一命题成了中共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命题，它在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得到了明确表达：“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17依据这种观点，虽然共产主义仍旧是一种理想，但毕竟不是当务之急了，甚至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理想。在实现这个理想之前，当前最紧要的是实现国家独立，不仅如此，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载体，不仅与共产主义不矛盾，而且是必要的。这种看法当时在党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1937年12月中旬在八路军总部会见八路军主要领导人时，朱德也强调了这一观点：“共产党并不指望一夜之间将中国共产化。他懂得中国首先必须经过一段民主政府时期，才能最终进入社会主义;再而可能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经过改进过的形式的共产主义。”18通过这种解释，中共在不否认自身特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情况下，为民族主义观念安置了一个合理、重要的地位：由于共产主义仍然是比较遥远的目标，相较于土地属于哪个阶级这个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19

　　如果说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民族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共作为一个独立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之代言人的身份提出的，那么西安事变后，在与国民党达成了共同抗战的基础上，中共对其角色则进行了实质调整，进一步放松了阶级斗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中共向国民党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打倒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20。同年4月中共再次强调“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华民族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宣传方针。217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表明要“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22各根据地随后贯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宣称，“晋察冀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在抗战胜利之日即行终了。”23虽然国共之间还时有摩擦，但中共的民族主义转向毕竟是明显的，卡尔逊基于其从1937年12月中旬到1938年2月底，以及1938年5月初到8月初作为军事观察员在陕北和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观察，在评论共产党的军队时就突出了其民族主义的特征，“这是一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的军队”24，并判断中共“似乎具有跟我们习惯于和俄国人联系起来的那种教条不同的特性”25。

　　自1938年10月毛泽东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共民族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明确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重要地位，在此命题框架内进一步阐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并巧妙地将民族性和阶级性融合起来。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问题上，一方面中共并不否认“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继续声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另一方面同时强调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6而它声称，抗战时期中国的具体环境就是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27中国是被侵略国家，因而需要优先解决民族矛盾。“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8通过将民族主义解释为国际主义的实现形式，中共为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理论两难作了一个解释，并在马列主义框架内为将重心置于本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提出了理论依据。

　　民族主义的转向是否意味着此时中共完全否定了其一直习惯的从阶级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世界观呢?并非如此，它认为如果只是强调民族主义，只讲抗日，就不能充分体现出其主张与本质，甚至会消解其自身的独立诉求。毛泽东当时就提醒不能以民族主义主张消解阶级意识，强调应同时“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即使在抗日的情形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如果完全消解了阶级意识，那么就有“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的结果。29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大章也指出“如果仅仅了解共产党‘是打日本的’”则是“极端不够的”，而应当“不仅要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而且要同样忠实于自己将来所理想的共产主义，及为自己所理想的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30

　　一方面要“忠于民族”，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阶级主张，要“忠于自己阶级和自己远大理想”，31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在理论上如何进行调和解释呢?这主要是通过将工农阶级对中国民族性的代表性，而将阶级和民族两个概念融合起来。虽然中共由于承认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并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对阶级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将之前排除在工农政权之外的其他阶级成分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内。32但它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实质阶级基础是工农，并基于此，认为自身“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33在抗战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它更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特别是在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主力实际上最主要由广大农民组成，农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而言意义太重大了。1945年3月毛泽东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甚至声称：“农民就是中国”3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民的党”35。

　　中共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6，结合其关于工农对于中国民族性之代表性的命题，它实际上将“民族形式”诠释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而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代表、体现的形式。基于这种界定，中共相应在策略上注重民族主义动员的针对性：“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7中共强调政治话语应特别注意其对象是广大农民，宣传和政治工作要学习群众的语言，要“生动活泼”、“表现实际生活”38，从而容易为农民大众理解，使他们能够真正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积极有效地参与中共组织领导的政治生活。

　　随着1942年—1945年整风运动的深入，以农民作为民族性代表的观点也逐步扎根。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直接明确地强调抗战的民族主义文艺应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服务于工农大众。39这一方针显然得到了彻底贯彻，1944年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对中共根据地文艺工作的观察中说，“他们对文化工作极其严肃认真。戏剧和音乐吸取了当地农村人民民歌的形式。交际舞包括了本地的民间舞蹈。”40“为了普及和发展华北当地的民间戏剧和舞蹈，西方话剧已不再上演，为少数党的干部的演出除外。音乐已民族化。”41李泽厚也评论说，此时“中国文艺中终于出现了真实的农民群众、真实的农村生活及其苦难和斗争。……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取代了一切。‘思想情感方式’连同它的生活视野变得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国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见了。……为工农兵，写工农兵，工农兵是文艺描写的主角……”42 ，“整个抗战文艺是发达的，特别是像《黄河大合唱》等昂扬的大众歌曲、黑白版画和立足于民间文艺基础的西北剪纸和《兄妹开荒》等秧歌剧等等。它们或以悲愤高亢传达出广大人民的抗战心声，或者以拙朴浑厚呈现着中国民族的雄强气派。”43可以说，将民族性与阶级性融合起来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共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战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中共在思路上的民族主义转向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中共当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新实践。44虽然还是尽量争取苏联的援助，但它不再把苏联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也不再不顾自身具体情况而盲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过于强调将同盟建立在相同的意识形态之上，而主要基于本民族的利益为抗战尽可能地争取外援。毛泽东曾在1936年表示，中共愿意将所有“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列强看作自己的朋友，到1941年中共甚至将“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45，并主张将盟友关系建立于反法西斯的共同基础之上，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最大程度地弱化了意识形态因素。比起亲苏来说，中共一度更试图与之前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代表的美国建立密切关系。1944年毛泽东会见英美记者时特别注意向外界淡化自己与苏共以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声称中共与苏共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之前的事了，同时表现出对待国际关系极其开放的态度：“中国接受来自外国的任何对中国好的和有益的东西。”46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在美国向中共所在根据地派驻美军观察组期间达到了高峰。1944年毛泽东曾试图向美军观察组传达出了强烈希望与美国积极合作的信息，他首先向其表现出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在与谢伟思谈话时他强调中共首先是中国人，要求美国应当首先将其视为中国人;他甚至将美国称作“中国在国外的最重要的朋友”47，声称“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现在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48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20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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