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2015-08-20 10:09:18  来源：开放时代  点击：  复制链接

　　二、民族VS.家族

　　如果说中共理论与实践中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观察者关注的焦点，那么其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则相对而言没那么受到关注。可是，中国自身既有的传统文化土壤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语境，它对于民族主义能否扎根以及最终呈现出何种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毕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基本诉求是“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要求“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49“对民族的忠诚超出其他所有的忠诚”50，这种民族意识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当中——并非既有之物。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思考和看待世界秩序以及自身在世界中之地位的方式并非民族主义式的，它集中体现于华夷天下观，这种世界观所构想的天下体系与现代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可以说完全不同，它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甚至是一种障碍。与华夷天下秩序紧密相关的是传统的家族观念，深深渗透于中国大众生活、心理和情感之中，有着最深刻影响的是几千年来的儒家家族意识，即将血亲为基础的家庭视为至上的观念。51它与民族主义在价值理论上有着明显的冲突之处，因而对于民族主义动员是一种难以回避的重大挑战。

　　在近代民族危机面前，众多思想家对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念进行了集中反思与批判，认识到了其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矛盾和冲突。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鲁迅等都曾做出了关于中国民众重乡土意识、家族观念，而无民族国家意识的观察。梁启超认为中国民众“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52，常常“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事为己累而逃之”。53孙中山评价国民对国家的淡漠说：“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与国家相比，倒是宗族利益更能使其“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54鲁迅更是对国民的麻木冷漠做了直观而深刻的观察：日俄战争期间由于当了俄国人探子而被日本人斩首示众的国人引来的却是同胞的喝彩。55

　　中共早期在农村开展工作时也深刻认识到农民家族观念重的问题，严重的地方主义阻碍了将其团结起来为超越于狭隘家族或地方目标的其他政治目标——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毛泽东早在20年代就观察指出：在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的支部会议常常“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非常艰难。56

　　虽然中国近代史上不乏具有广大民众基础——主要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运动，但这些运动并不以建构民族国家作为动力和目标。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基于对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农村农民运动的观察分析指出的那样，这些农民运动具有很浓重的地方性和排外性，没有“同胞”的概念，对于自己地方之外同胞的死活缺少关心。57即使如义和团这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实质上更多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家族和乡土意识对异质的西方文化——在此例中特别表现为反对祖先崇拜、“无父无君”的基督教文化——的对抗，58而并不体现作为现代意识形态、有明确民族认同、以建立民族国家或争取国家独立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缺乏明晰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抗战期间甚至出现的农民帮助日军攻打国军这样的案例。59

　　事实上，抗战期间日本便曾试图利用中国传统重家族而缺少民族主义诉求的特点。比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推出了“训育实施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60资中筠对其在日占区受教育经历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天津，强迫各学校改用伪教育局审定的课程和课本，当然有抗日内容的都删去，……奇怪的是，除正常的‘国文’课之外，增加了每星期一堂‘经训’课。这是过去没有的，……而自大约1940年起，我赶上读经：自初中一至高中一，依次为《孟子》、《大学》、《礼记》、《诗经》、《左传》。……高小一年级读《孝经》、二年级读《论语》，我没赶上。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民’课被日伪当局改成了‘修身’，讲的都是中国古人忠、孝、节、义的故事。到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日本投降，课程又改回来，记得‘经训’课变成了‘中国文学史’。”61日本在中国“尊孔”的背后有这样一种考虑：依据儒家传统重家族而轻国族的价值取向，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只要保障了家族，那么无论是谁——哪怕是异族——来统治和治理中国都将没有太大差别;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者——蒙古人和女真人——正是通过利用儒家文化这一特点而成功实现了统治中国的目的。所以在日本看来，鼓吹“善用中国固有之民族精神”同理也有助于抑制和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

　　那么，究竟如何对待传统道德和文化?这似乎是中国当时的任何民族主义者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民族主义是否必然意味着要保留和推崇本民族传统文化?可是，当时在中国最推崇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似乎却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传统文化成了其用来消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工具。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明白日本这种做法背后的意图，资中筠回忆说：“抗战胜利，迁至大后方的学校和师生陆续回来，询问他们学校是否读经，都说没有，并以鄙夷的口气说这是日寇为瓦解沦陷区人民斗志，变相奴化教育的一部分。这倒与历代异族统治者尊孔似乎接上了线。”62但是，是否由于日本实行这种文化策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就应当站在与其完全对立的一面——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呢?这后一种立场的问题是，如果完全回避或否定已有传统，民族主义似乎又会成为无根之木，难以具有令大众理解和接受的根基，甚至可能有损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的悖论处境，也是当时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政治团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这一时期中共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态度比较谨慎，虽然一方面称马列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方面则对“言必称希腊”的倾向进行反思批判，强调本国自身历史文化的价值：“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63虽然中共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关于“新文化”的判断标准并将其树立为文化理想，但还比较注重新旧文化之间的连续性。毛泽东在明确阐述“新文化”理想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依然承认：“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裂历史。”64这一时期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总体基调上试图表现出肯定性的倾向：“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很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5这在当时对树立民族自尊心是有意义的。当然它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对传统文化在原则上有批判，但这种批判相对而言是比较间接和温和的，重点更多放在对传统道德加以重新诠释，赋予其民族主义的新意涵，实际上则是以旧瓶装新酒，使民族主义相容于传统以至于高于家族观念。

　　“忠孝仁义”是传统道德的核心，也是家族观念的根基，“孝”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忠”强调臣民对统治者的忠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共将其视为“古代的封建道德”66，但此时并不反对继续使用这些词汇和语言，只是对其进行了巧妙的民族主义诠释，将忠孝从家族美德转化为民族主义美德：“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予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67，并继而根据这种诠释指出忠孝仁义是“最高的民族道德”68，同时强调共产党人的行为标准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间的一致性：“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69

　　中共还试图通过对传统家庭角色的重新塑造，尽可能使人们走出传统家庭，投身民族战争。比如，它试图以“同志”取代血缘意义上的兄弟，以集体取代家庭和家族。《冀中一日·一个新战士》中记述了部队思想工作人员如何教育想家的新战士以新观念克服家族观念。新战士说：“嘴里虽然说打倒家庭观念，心里却老是想家”，辅导员教育他，“咱们部队就是大家庭，同志赛过亲兄弟。” 保卫国家就是保卫自己的家乡。70通过类似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共把农民单纯的为家人、乡亲“报仇”的意识转化为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农民认识到，在共同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到处全是一家子”，“我们都是一家人”71，从而凝聚为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共同体。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由于三纲五常等传统道德规范，女性所受束缚较多。中共将传统家族伦理视为对妇女的一种压迫形式，批判“宗法社会的传统和家庭困苦情形烦琐事务的压迫，使妇女大众很少参加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可能。”72并主张对妇女的角色进行新的诠释和转换：“我们不应空口反对‘贤妻良母’的口号，而应作新的解释，应创造无数抗日革命的模范妻子(贤妻)、模范母亲(良母)以至模范女儿、媳妇、婆婆等。”73根据地妇女走出家庭投身抗日一时成为一种风气，当时的报刊不乏赞美妇女将抗日视为高于家庭的事例。中共当时树立的将抗日救国置于家庭亲情之上的比较著名的典型是马本斋及其母亲。马母被日寇挟为人质，以威胁马本斋放弃抗日，但母子二人都将民族利益置于亲情之上，后马母赴义。

　　在破除传统家族观念的同时，有必要阐明新树立起来的民族观念的具体内容。正是在抗战时期中共形成了对民族认同的界定，并通过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向大众推行这种认同。民族主义的教育在抗战期间得到特别强调，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之一便是“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现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74中共抗日根据地自己编写和使用自编的教科书，毛泽东等甚至亲自为学校编写课本，通过教科书启发和塑造民族主义意识，初步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体系进行了建构和阐释。75

　　课本中介绍了中国的面积、自然资源，以及中华民族的悠久：“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声明了中国的领土并界定了中华民族人口的族群(ethnic)构成：“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追溯中华民族文明的悠久：“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对民族特性的说明上突出了反抗压迫，包括“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传统：“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其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反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76

　　通过教育和宣传，新的民族文化符号被创造出来或得以流行。“中华民族”、“解放”、“新中国”等词汇在大众中得以真正流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抨击传统道德最为激烈的鲁迅正是在抗战期间被中共定位为“民族英雄”，中共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学习鲁迅的文化运动。77“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针对具体历史背景提出并被作为民族发展的指针和方向，其中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被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78。

　　抗战文艺特别注重其针对性在于为工农兵服务，而这一群体往往文化素养不高，除学校教育等形式外，戏剧歌咏等文化形式是对其进行教育和宣传的更有效方式。1940年3月《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就特别指出需“大大发展农村中戏剧歌咏运动。但应注意于戏剧歌咏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特别注意于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79根据地的抗战文艺将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大众作为主要受众，场景和内容的设置上往往表现出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特点，且往往寓宣传于文艺中，在教育大众克服家族观念和激起其民族主义热情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比如，卡尔逊就曾详细记载了丁玲的战地服务团为农民演出抗日戏剧的情景，其中一幕“介绍了一个只对自己的事情有兴趣、觉得这场战争与己无关的农民家庭。日本兵来了，杀死了父亲、强奸了女儿并强迫儿子为他们工作。一个儿子在游击队里有个朋友，从他那里他明白了全体中国人共同合作才能打败日本人。于是，他劝说他家的其他成员抗日。一天夜里，女儿用一把杀猪刀杀死了日本进犯者。弟兄们杀死了住在那所房子里的另外两个日本人，夺取了他们的武器，全家逃到了游击区”。80他还记述了这一戏剧在观众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戏演得很真实，赢得了观众。观众随着戏剧的高潮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九点钟，演出结束了。人群散去时男人和妇女脸上的严肃表情说明，该剧的主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1

　　有学者基于对抗战时期太行山春节文化风貌的考察指出了中共抗战新文化在太行山区农民中产生的明显影响。当地的大量春联和门神反映出了农民的抗战民族主义意识，如春联内容变为“除旧岁打倒投降派，过新年拥护抗日军”，门神由传统的秦叔宝、尉迟恭变为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的自卫队队员形象;年画也变为《抬伤兵、送茶饭》、《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82

　　如果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对家族制度的反思和抨击主要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城市国民中产生了影响，抗战时期中共长期驻扎广大农村根据地，以农民为主要动员对象，其改造家族意识、树立民族主义观念的尝试则在中国社会最广大的阶层获得了良好反响。当时美军观察组成员卢登基于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观察，在报告中就指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头一回有了一个纯粹中国的政权扩展于广大地域并获得了积极的民众支持，而且民众参与在不断发展。”83查默斯·约翰逊也指出，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就如同民族主义的培训中心，“在此，前政治(pre-political)的农民接触了中国民族主义共同体目标的概念”，推动了农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84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20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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