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对华的谍报战,大众脑海中往往会想到荒尾精、土肥原等活跃在影视角色中的典型形象。然而在各种戏说、猎奇描述的背后,日本对华系统化、规模化的谍报制度却往往被人们忽略。
“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活动,绝对不是由几个传奇人物、在某一段时间简单完成的。近代以来,日军中央情报机构在华建立了形形色色的谍报主体。日军谍报组织严密、计划周全、主体众多,从日军1872年派员来华谍报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与一些所谓著名间谍吸人眼球的‘神秘’活动相比,在这近70年中,有组织、有计划的不为人知的‘普通’活动才是日军谍报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许金生,经过十余年资料搜集整理,成书《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
许金生利用日本军方遗留的原始档案,向公众揭示了近代日本是如何全面开展对华谍报活动以备战的。澎湃新闻就此专访了徐金生。
《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868-1937》书封 本文图片由许金生提供。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一下日本对华谍报体系从建立到定型的发展脉络?
许金生: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近代政府后,对外扩张思想就在朝野内外重新抬头。近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从组织、制度等方面逐步构建对华谍报体系。
明治初、中期,日本陆海军两大中央情报机构基本建立。1872年明治维新的干将鸟尾小弥太任兵部省第一局长,次年又任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局长。他认为研究中国的军事是当务之急,1873年开始就连续三年派遣谍报人员来华,潜入指定地区收集情报,建立了驻在将校制度、驻华使馆武官制度、军舰“警备巡航”制度等,初步建立了在华谍报体系。鸟尾小弥太也被认为是日本谍报系统的“祖师”。
在这之后,两大中央情报机构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谍报主体,制定更全面深入的谍报计划和长期指导纲领。1878年日本成立的参谋本部,专门负责对内、对外的军事策划和谍报。近代日本政府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担任了首任参谋本部长。
近代日本政府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担任了首任参谋本部长,负责谍报工作。
澎湃新闻: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爆发曾感叹“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20世纪30年代初任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少校也说过“几乎每一个在华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间谍”;这些说法是否有夸大的成分?
许金生:可以说是不夸张的。虽然有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但就当时的情况普遍而言,确实是这样。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老百姓也被灌输了这种思想,他们是忠君爱国,因此也觉得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应该的,中国理应“被帮助”。
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本军方一直派遣间谍前往中国测量军工地图。最早的这批间谍就用步伐丈量土地,记录下沿途地貌特征。这些测量队队员并不会说汉语,乔装打扮潜入各个城市后,就住进当地的日本侨民和商社中,利用他们做掩护。要搞经纬测量,就要有水准点,打桩就打在这些侨民、商社家中,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记录下来。
日本对华谍报主体形态众多,既有陆军系统,亦有海军系统。有长期派遣的,如驻在将校、管理将校、使馆武官、研究员、驻军等,也有短期侵华日军、临时派遣的谍报员等。除了公开身份的军队人员,还有身份隐匿或半隐匿的留学生、派遣员等;不仅有一般的谍报人员,也有专业技术人员,如陆地或水文测绘员、兽医、会计、医生等。这些谍报主题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日军庞大而严密的实施系统。
日本陆军获得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第一份电报,发电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4点20分。
澎湃新闻:日军在华收集的情报内容范围有哪些?
许金生:谍报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服务于军事,情报内容包括兵要地志、气候条件,山岳高低向背、地理城郭要冲、河海深浅状况等;二是为了掠夺资源,当地的矿产资源情况就是必须要搜集的;三是为了战时、战后统治,因此政体法令、语言风俗人情、宗教文化、教育情况、商业税法等情况都需要调查。
日本根据这些情报内容,出版了中国许多省份的兵要地志,可以说比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日本在山东驻扎的时间很长,我看过一本关于山东的情报调查书籍,连当地妇女头上的发髻样式都考察得十分清楚。我还整理出版了1909-1937年间,日本外务省对中国的报纸、通信社调查情况。他们要搞宣传战,首先得了解中国的媒体情况。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每个城市发行了哪些报纸、有哪些通信社、党派倾向、主编主笔是谁,调查得清清楚楚。
1931年上海媒体情况调查表
我搜集到了一份华北军参谋部调查队在1937年编的调查资料目录,光是目录就有526页,可想而知日本对中国研究之透彻。近代日本对华谍报活动极其猖獗,危害极大。
华北军参谋部调查队1937年编的调查资料目录封面
澎湃新闻:由于谍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历史资料已经遗失,这对你的研究是否造成了障碍?
许金生:确实是这样。首先谍报工作本身就是极其秘密的,相关文件在当时就受到严格管理,不为外人所知,何况有些绝密文件用后即销毁。比如1932年1月参谋本部为新编印的《参情报密报》制定的规定之一就是用后烧毁。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时,决定烧掉重要机密文件。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陆军省所在地市谷和大本营海军部、军令部、海军省所在地霞关从14日下午到16日一直为焚烧文件的浓烟笼罩。
不过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方面开始加大整理和公开档案的力度和渠道,从公开的残缺资料中,仍然能找到不少蛛丝马迹,接近历史的真相。
我在日本图书馆公开资料中,也找到了原始的关东军调查报告文件。这份文件中,满铁沿线的驻军情况、1906-1911年关东军的士兵名单、人员配置都有记录。哪里有军队,哪里就有谍报点,每个军人都是谍报员。
1929年关东军绘制的东北陆军部署图(局部)
再比如这份1936年华北军有关河北省中国驻军调查报告,可以为七七事变时日本在中国平津地区有多少兵力这一问题提供参考答案。辛丑条约对于外国军队在天津到北京驻兵人数是有限制的,但日本一直在增加兵力。这份调查报告可以清楚地查到有多少日本士兵。
1936年华北军有关河北省中国驻军调查报告(局部)
澎湃新闻:日本参谋本部每年都会制定年度对华谍报计划,但因为资料缺失,我们不得而知其中内容。你根据关东军、朝鲜军的年度对华谍报计划倒推出了参谋本部的计划?
徐金生:是的,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日本是有严密计划和步骤来调查中国的,20世纪后,参谋本部每年都会出台年度对华谍报计划,可惜资料已被销毁。但是参谋本部出台了年度谍报计划后,会把这个谍报计划下达给与中国所有有关的军方系统,比如关东军、华北军、台湾军、朝鲜军(指驻扎在各地的日本军队)。各地区军队又有自己的参谋部,负责当地的计划,朝鲜军的谍报任务就是收集朝鲜以及中朝交界、延吉等地的情报。
由于日本人制定计划,尤其是在制定长期计划上会有定势,加之严谨、刻板的性格特征,会严格执行上面的命令,为推理提供了便利。我收集到了朝鲜军、关东军、华北军的年度对华谍报计划,根据这些军队的年度谍报内容,再根据一些旁证的资料,大致可以倒推出参谋本部的年度对华谍报计划大概的内容。由此你可以了解到,参谋本部是如何一步步“蚕食”中国的。
澎湃新闻:谍报内容为日军哪些军事行为提供了帮助,是否还有资料可循?
许金生:虽然大部分资料遗失,但有一些还是可以找到文件证据,比如日军横渡黄河演习。1928年,日军先后派出了第六师团、朝鲜军下属的一个混成旅团和一个飞行中队、第三十团等入侵山东济南、青岛、胶济铁路沿线,有组织地对占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谍报活动,臭名昭著的战犯谷寿夫下令收集对华作战资料的“特种研究”。根据部分书面谍报报告,日军在军情、兵要地理、航空、气象、交通、资源等方面收获很大,其中不少报告还是根据实地演练所获经验教训写成的。
报告还总结了黄河上中国式船桨的特点和用法、各种工具渡河法以及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利弊。谷寿夫曾说“黄河因其特性作为作战上的一大障碍,渡河堪称难事。因此本师团作为国军进行渡河作战,当然完全是第一次尝试。”可以看到,这种“第一次尝试”,完全是进攻性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敌前强行渡河”入侵中国南方。另外中日发生重大事件时,有时候会把重要的谍报人员,如驻华使馆的武官和驻在武官召回东京,让他们出席会议。
1928年横渡黄河演习报告封面,演习计划制定人为谷寿夫。
澎湃新闻:日本对华的谍报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所减弱?
许金生: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很多日本的谍报工作者、驻在武官,在变成中国通之后,开始将重心放在谋略之上,游走于军阀之间,希望军阀为日本效力,或者通过为军阀提供武器军火的方式达到对抗蒋介石的目的。因此谍报质量也随之下降。据一些日军老兵回忆,一?二八事变时,日军攻入上海江湾,一开始都没有携带重击武器进上海,以为都是泥滩,结果发现道路修得好好的,地图上都没用反应出来,情报有误。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9-01 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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