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亲历者
央广网北京8月25日消息(记者孙莹 实习记者刘琳)2015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节目录制现场。
当一位年逾九十的老人颤颤巍巍走进节目录制现场时,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
落座后,我们看到他从旧得不能再旧的布拎包里掏出一沓又一沓的资料——那是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日本战犯的纪实详情。
老人很和善,跟所有人问好。
他是沈关生,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名退休干部。
这个身份听起来也许并不那么特殊,但六十年前的他,却亲历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组建特别军事法庭 专门制定审判程序】
那是1956年,沈关生还是一位年仅29岁的小伙子。刚刚调至最高人民法院三年的他,与贾潜在一个办公室共事。而贾潜,就是特别军事法庭的庭长,并且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委任的。
特别军事法庭的组建,由周恩来总理授意;参与庭审人员的名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认真讨论后审批通过;特别军事法庭的人员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是中央军委的军事法院派来的。
那时的沈关生担任贾潜庭长的秘书。当年参与审判的人员,从庭长到审判员、各自的职位与头衔,87岁高龄的他都清楚地记得。
特别军事法庭组建好了,但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甚至连审判日本战犯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为了公平公正地审理,他们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既符合国家法又符合国际惯例的诉讼程序。而为了制定这套审判程序,他们花了半年的时间。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还为日本战犯花钱请了辩护律师和翻译。
【滔天罪行铁证揭露 人道主义公正审判】
1956年6月9日,这场历时近一个半月的审判终于开始了。
审判在沈阳、太原两地同时开展,共审判45名日本战犯。沈阳主要进行的是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军职战犯、武部六藏等28名文职战犯(见沈关生文)的案件;太原主要审判了富永顺太郎所犯的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以及城野宏等八名日本战争犯罪案。
沈关生跟随贾潜庭长去了沈阳审判现场。提起当年审判的场景,和善的沈老顿时严肃起来。
仅仅那些出庭证明的证人,就让他久久难以忘怀。“那是怎样的一群人啊?有的是在战争中严重烧伤的,还有一位在日本人的扫射中幸存下来的孩子,直至审判时,已经长大成人……”
从这些证人口中说出的日本战犯的滔天罪行,更是沈关生此生都刻骨铭心的记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烧杀抢掠,还有731部队的细菌战……当时有六名被抓的爱国志士染上了鼠疫,甚至有一人在解剖台上被解剖得七零八碎。
“听到法庭上那些证人证明的时候我真的是要流泪的啊!”时隔60年,沈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还在发抖……
与沈关生一起经历庭审现场的还有两人,他们是时任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书记员——24岁的郭志文和29岁的王观强。
郭志文和王观强用笔实录了当时日本战犯的令人发指犯罪行径:“日本战犯用军刀砍、用刺刀刺,砍死、刺死以后再扔到井里。张葡萄一家就是这么惨死的,甚至连年仅4岁的女儿都没能逃脱。她所在的村受害人有120多个,死亡的就119人,被杀绝户的就有6家。”
那时,全天都要开庭,有时甚至审判到晚上七八点。他们为不能上战场保家卫国而深感遗憾,连夜将庭审记录整理下来。有的细节甚至要在庭审之后反复将录音听许多次,才能准确地记录下来。
1956年7月1日,审判长贾潜在查明各被告人的身份之后向被告人说:“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向证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以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还有最后说话的权利。”(新华社《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三位受访者都对这些法庭程序的设置记忆犹新:“这是公平公正”。
审判期间,武部六藏因病住院,特别军事法庭并未强制其到场,而是派审判员杨显之和检察员、辩护人、翻译一起到医院开庭,甚至允许武部六藏的家人前来探视。
远不止这些。在收押的战犯管理所中,日本战犯得到了优惠的待遇:不仅被装上了假肢,就连牙齿也得到了治疗,他们甚至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体育与娱乐活动。
五年,整整五年,这些被关押的战犯逐渐被感化,从最初的抵触慢慢开始悔罪。
在沈阳审理28名战犯时,有一位曾是铁路警察头目的被告人给参与庭审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战时曾迫害过我地下党的同志,特别军事法庭为他配备了日文翻译,当时他都已经陈述完毕,但翻译人员还在继续翻译。他并没有即刻离开法庭,而是向那位日文翻译磕头……
【日本战犯释放回国 悔罪表示不再打仗】
一个半月的审判眼看就要结束了,当所有人把目光投向审判长等待他宣布判决结果时,他们震惊了: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只分别被判处了八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从拘押之日起算,一日算一日,若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可以考虑减刑以致提前释放。至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战争犯罪分子,则免于起诉,分期释放。(人民日报社论《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次,共释放1062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释放大会当天,战犯管理所设宴送别被释放的战犯。沈关生回忆说,战犯们一口都吃不下,痛哭流涕,争相拉着管理所所长、教导员、指导员,跪在地上说:“我烧了那么多民房,我是鬼不是人。永远忘不了你的教导恩德,使我从鬼变成了人!”
临行那天,战犯管理所还给每个被释放的人发放了新衣服、新鞋子,并将东西都返还给他们,沈关生在归还给战犯的皮箱里看到了一些瓷器、手镯,金项链。
战犯管理所还给每个人发了50块人民币。沈关生说,在五十年代,这50块钱可以买好多东西。
当晚,他们用专列将这些被释放的战犯送往天津。沈关生后来听随行的记者说,战犯们一晚上都没睡。
到天津后,战犯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花圈去了抗日烈士陵园祭奠。
“我们现在在你们灵前宣誓:我们绝不再走过去的罪恶道路;我们绝不容许残酷的、非人道的侵略战争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我们要为持久和平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团结而奋斗。”很多人满脸泪水,泣不成声。
他们在天津买了《人民画报》回去宣传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还买了日用品回去送人。
中国红十字会将这第一批335名释放的战犯交给日本红十字会、日本中日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
6月28日下午3时许,他们乘坐“兴安丸”轮船回国。站在甲板上,他们还是依依不舍。
这些都是新华社记者告诉沈关生的。因为那时的他,还在忙于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相关工作。
后来沈关生得知,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后都在感谢中国人民和政府,“一再声明中国人民救了他,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打仗了。”
……
35年后,也就是1991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原社长回沪明的带领下,他们花费大力气将当年审判的全部资料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悉数找到,并试图联系那些当年参与庭审但已不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人……工作量非常大,但他们还是一个一个找到了。
回沪明说:“我们有责任把铁证、把这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录下来。”
直到现在,这本书还在发行。
书名叫做《正义的审判》。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9-01 11: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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