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中日学者就侵略战争性质达成共识
2015-10-10 15:18: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目的是要牢记历史、面向未来。70年过去了，中日两国包括政府、学界、民间等各阶层，都需要好好总结、认真反思这段历史。2006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启动针对中日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中、日版本近期出版。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日取得了哪些共识?还存在哪些分歧?中日应该如何认识历史问题?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近日接受光明网记者专访，回答了上述问题。

　　七成日本学者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

　　在进行共同研究的时候，最开始就围绕关于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的判断，进行过一次讨论，当时一些日方委员提出一个想法，说应先就侵略概念进行定义。中方的委员就态度非常鲜明地表示，必须要明确承认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而且在报告书里应当明确地把这一点表现出来。当时北冈伸一先生(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的首席委员)也谈到希望中国学者不要误解，日本的学者至少70%是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而且说要把战争的性质写到文章里。所以，日方的报告书近代部分第二部第二章写得很清楚，题目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这是双方讨论的底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关于侵略战争的性质应当说还是达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或者一致的认识。

　　从学术角度看，对中国来说，从1931年到1945年，就是要与日本侵略进行斗争，所以中国叫做抗日战争，无论是局部战争还是全民战争。同样是这段时间，日本判断这一战争可能有不同的对象，前面一段时间是同中国在作战，到1941年之后，主要就是与欧美作战。有些学术性的角度不一样，判断也会不一样，关于战争的性质就会产生很多差异。我们讲抗日战争，同样是这段时间，在日本就会有不同概念，比如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十五年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不同的概念又代表了日本对战争判断的差异。日本的教科书、杂志关于战争概念的使用也很不一样，这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学术层面的差异也影响到民众关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可能会具体产生很大的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涉及“政治、感情、学术”三个层面

　　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起着很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当前由于中日之间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中国处于落后状态，近些年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可能引起双方关系变化，包括对历史问题上认识的不同。学者们进行研究，和我们平时谈的历史问题有没有差异?还是有一些差异，我将其归纳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政治层面的问题，第二个是感情层面的问题，第三个是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公众平常谈的中日历史问题恐怕是三个层面的交错，未完全分开，但也不是完全重合，比较复杂。我们希望把学术层面的问题理出来。如果学术层面的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也会影响政治判断或者民众的感情，起到积极的作用。

　　政治层面公众比较关注的是两国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特别是近代中日历史，到底是不是侵略战争。最近，日本国内也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涉及到战后的谈话，也涉及到侵略战争性质的判断等。众所周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间的几个政治文件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表述。日本知识界、政治界的多数人，在明确日本战后走和平道路的前提下，对当年的战争也有明确的态度，包括《中日共同声明》、《中日友好条约》，特别是村山首相的谈话，明确表明战争的性质，对亚洲各国民众的反省和道歉。但是，日本社会也的确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战争中的罪行和责任。这些年中日之间在政治问题上实际上仍然存在争议，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有些历史教科书的描述等等。

　　民众感情层面，民众对于历史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基于自己对战争的体验，体验最多的可能就是战争受害的体验，包括日本民众。两国民众均基于战争受害的体验进行交流恐怕还有很多障碍。两国之间发生过战争，是一种侵略战争，日本民众既有战争被害的侧面，同时他自己还有战争加害的那一面。如果淡化战争加害的一面，只强调战争被害，恐怕也很难进行沟通。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中日韩三国学生在谈到战争时，对于战争记忆或者典型事例，比如中国谈到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三光作战，日本学生谈到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进行沟通交流，很可能会产生障碍。这就需要在学术层面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从学术角度说，我们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多，这一学术差异不仅在中日两国之间，日本学术界内部也存在很多学术方面的差异，中国学术界的内部也一样。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学术差异就是中日之间政治性问题的差异，或者非要接受我或者我接受你才可以，两者必取其一的选择。学术争议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包括互相之间的了解、理解，也包括能够跨越国境理解对方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认识的差异会缩短或者会更趋于一致，但是有些问题可能会长期保留不同认识，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日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有两大差异

　　学术方面的差异，讨论和争论比较多的是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差异。我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偶然性的判断。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如果把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过程，包括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过程联系起来看，发现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以后“七七事变”，都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不是没有任何背景，而是相互联系。事件一再发生才导致日本一步一步走到战争的泥潭里，然后一步一步扩大。

　　而日本学者可能在具体问题和事件上的研究做得非常细致，运用了大量的资料，认为事件本身发生的偶然性。比如对“九一八”事变的争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认识上的分歧严格来说不完全是在中日之间，只是相对比较明显。

　　比如大家关注的“田中奏折”问题。过去国内的一些学者在描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上，往往会举出“田中奏折”。但“田中奏折”本身的存在与否或者本身内容，都是有质疑的。这又涉及到学术研究差异的的第二个方面，实证研究和价值判断的问题。中日共同研究过程中，中方学者也没有把“田中奏折”作为日本对中国侵略计划性的一个根据。因为在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日本的确是一步步从东北一直到华北，再到整个中国，然后向东南亚推进。过程是很清晰的，已经有大量事实证明。

　　包括南京大屠杀数字的问题，在共同研究之前媒体也很关注，双方一定要研究南京大屠杀。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将其纳到学术层面，我们也认识到，对南京大屠杀数字的实证性研究条件目前来说仍然不是很充分。但是南京大屠杀作为事实已经毫无疑问。战后经过两次大审判，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和南京法庭的审判，当时在审判过程中，两个审判书已经对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有一个表述，比如东京审判的表述是受害人20万以上，南京审判是30万人以上。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立过程中采用了南京审判书的数字，也是很正常的。这两个数字是不是从1+1，一直加到20万或者加到30万，严格来说当时没有条件做这样的工作，恐怕在目前的条件下也很难重新做类似工作。所以，否定30万、20万的证据也是不充分的，使用当年东京审判审判书的数字或者用南京审判审判书的数字就可以了，我们采用的是这种办法。在研究报告上中方和日方都认定了，或者说都明确说明了这两个审判中的数字。

　　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没有可讨论的

　　我们需要回过头来了解一下双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尤其是近代。双方近代的开始时间差不多，都是遇到西方的压力或者西方来到东方，打开大门，也都希望能够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要求差不多。但是，过程发生了差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通过战争比较快地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相对缓慢得多，而且中间经过了很多波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体验就很不一样。再加上中国近代化或者走向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除了面临来自西方列强，也有来自日本的侵略。

　　共同研究提示出了一些问题，历史问题的确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很大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障碍，如何去解决，恐怕不可能争论、吵架或者永远吵下去，我们应当怀着向前推进的态度。如果把共同研究继续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推进下去，虽然不可能使双方完全接受对方的意见，但让这些结果不会成为阻碍两国政治关系或者是国家外交关系发展的因素，那也就是共同研究的积极结果了。

　　共同研究的最终结果也可能会更深入的影响到教育、民间的互相理解。大家知道欧洲也是在多年战争的情况下，德国和法国2006年出版了他们的第一册欧洲历史，德国和法国共同编写，向学校推荐使用的教材。2006年，2008年，2010年三册出齐了。他们共同研究的时间比较长，从50年代战后初期开始，经过50多年的结果形成现在的著作。欧洲进行的共同研究，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当然，我再强调一下，无论由日方政府选择的学者，还是中方政府选择的学者，学术层面的讨论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和日本的一些极端的右翼分子去讨论，我们和日本的右翼，特别在历史问题上持极右观点的人，没什么可讨论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侵略，不承认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战争罪行，那就没什么可讨论的。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10-10 15: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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