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症结何在
2015-10-10 15:28: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复制链接

　　这些年来，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战争历史的表述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如果被问到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究竟是如何书写战争历史的，教科书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恐怕多数人并不能准确地回答。而如果谈到日本教科书制度，日本国内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争议与教科书的变化，恐怕更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问题即使被注意，但也语焉不详。另外，人们一般关注的仅是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描述及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而往往忽略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即历史观的表述。这样的认识方法难以把握历史教科书问题症结，更难以确定我们正确的对应策略，所以需要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

　　第一，日本战败前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战前到战争中日本教科书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国定教科书”的制度，二是立足于“皇国史观”的教育。

　　所谓“国定教科书”的制度，即指当时的教科书完全由文部省统一编写，全国一致，保证体现日本的国家意志。所以在日本进入战争时期后，所有的教科书都围绕日本的战争政策，鼓吹“神国”日本的优越和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合理性，宣扬日本军人为天皇献身的精神。

　　所谓“皇国史观”的教育，即通过历史教科书中首先从“天皇是神”的基本点出发，宣扬天皇统治地位的天然合理;强调对天皇的无条件服从、信仰和崇拜;培养对天皇领导的“神之国”的忠诚。天皇的“教育敕语”是这一教育的典型体现。

　　这样的两个特征决定了战前日本教育导致狭隘民族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产生，从维护天皇制的国粹主义出发，经历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大亚细亚主义，对日本的军队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这是日本走向战争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战后日本教育制度与教科书是否发生了变化?

　　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社会的改造中，首先关注否定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问题，而“国定教科书”制度因与军国主义关系密切，且与民主制度矛盾，在战后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在制度上，原来的国定教科书的制度逐渐崩溃，成为审定制。所谓“审定制”，即国家仅通过文部省(现改为文部科学省)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基本要求，将编写教材的权力下放给学者、教师。教材每隔4年就要由出版社提交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审定的教科书，由出版社在各地举办展览会，以竞争的方式推向社会。学校采用何种教科书，由各学区分别决定。各学区组成由教师、家长和教育委员会代表构成的教科书选择委员会，确定本学区使用的教科书。这样的制度变化给日本知识分子以表达自己历史认识的机会，使战后日本教科书有可能摆脱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代之以民主主义的内容。

　　第三，日本进步知识分子推动历史教科书改善进行了哪些努力?

　　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实际变化伴随着日本社会在战后对战争的反思、反省的努力。一部分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学者、教师不断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并把侵略的历史事实充实在教科书中，还在教科书之外，通过辅助教材和和平教育向学生进行教育，以引导学生从日本的加害角度认识战争责任，即推动了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善。

　　日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从1965年到1997年进行了持续32年的教科书诉讼，为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细菌部队”等问题写进教科书铺平了道路。1997年通过审定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共7种，全部介绍了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6种介绍了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问题，使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达到高峰。

　　第四，日本国内围绕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有哪些斗争?

　　日本的保守和右翼势力对历史教科书改善趋势一直在进行抵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对上述改善了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数次集中的攻击，这就是历史教科书的“改恶”趋向。总的来看，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在“改善”与“改恶”这两种趋向的斗争中变化的。许多人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的部分日本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的事情记忆犹新，近年来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围绕历史教科书也有种种动向。但这些情况恰恰是针对“改善”达到战后高峰的1997年通过审定的共7种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右翼与保守势力对那些改善了的历史教科书施加压力，迫使7种历史教科书在原来的记述基础上倒退，而右翼势力还另外则组织力量编写反映其观点的历史教科书。所以到2001年，右翼势力编写的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作为第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出现，就是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对教科书改善趋势的抵抗。

　　右翼势力编写的扶桑社历史教科书虽然通过了审定，但是在经各学区选择后，其使用率极低。左边的图表(如图)是各种教科书在3届审定后被采用的情况。

　　从图表的统计可以看出，右翼势力支持编写的扶桑社历史教科书被采用的比例极低，这也是导致扶桑社不再继续出版，而转为另外两家出版社即自由社和育鹏社出版的原因。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及历史教科书在战后向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证明在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斗争中，日本的进步力量始终站在第一线进行着斗争，而多数日本人对教科书的选择，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教科书争议的胜负。所以需要建立与不使用右翼势力编写的教科书的教师共同批判右翼教科书的认识。争取更多的人不选择右翼的历史教科书，甚至比批判那本教科书更加重要。

　　第五，日本社会批判和抵制右翼历史教科书的立场是什么?

　　为什么多数的学校不选择使用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与另外7种教科书有本质上的区别。右翼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称呼，仍然沿用了战前历史教科书的提法，称为“大东亚战争”，即强调日本发动战争的合理性，证明那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所谓“自存自卫，并将亚洲从欧美支配中解放出来，以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但对于多数批判那本书的日本人来说，更关注的不仅仅是对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描述，而是这本教科书的历史观，即其指导思想。由于这本教科书重新拾起了早已受到批判的皇国史观，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宣扬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是“大东亚战争”，鼓吹在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的“献身精神”，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与日本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那样的宣扬显然是有走向战争的危险的倾向，所以才受到日本社会的抵制遭到“惨败”。

　　第六，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反思。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后我们会发现，深入了解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了解日本社会的各种思潮与动向，对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情况进行正确的把握是很重要与必要的。

　　“知己知彼”本来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斗争策略与原则，但是在有的时候，也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以对日本的研究来说，特别是对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的研究来说，战后可以说是出成果最丰富的一个领域。媒体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也较其他领域要多。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恰恰是在这一领域中，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与认识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对历史资料的发掘还有相当多的缺陷;特别是对日本方面的资料的利用，与目前日本方面已经公开的档案资料的数量比较起来严重失衡;媒体往往热衷于新闻线索发的“耸人听闻”性而不是科学性。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不断掀起高潮。但是，认真读过日本各种教科书的人有多少呢?了解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了解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改善”与“改恶”两种趋向斗争历史的人又有多少呢?多数的报道关注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对右翼教科书的审定。但对其在日本社会的选择率的情况则很少涉及。但是我们不应停留在对日本右翼的单纯的愤怒上，更需要思考与日本进步力量配合斗争的问题。

　　日本的进步力量针对右翼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在进行斗争：他们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争夺在日本教师中的影响;他们向日本社会指出右翼历史教科书在把日本拖入战争道路的危险性;他们在各学校选择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赢得广大日本民众的理解，抵制右翼历史教科书的社会影响。但是，他们的努力与斗争一直受到来自日本国内右翼与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巨大压力，迫切需要得到切实的声援。

　　总的来看，中国与日本民众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确存在差异。但解决民众间历史认识差异的方法与批判右翼与保守势力历史认识的方法是不同的。促进不同国家民众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是历史学者的责任，也是历史学功能的体现。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与教师从2002年起开始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克服了相当多的困难，2005年月在三国同时出版了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的关注与欢迎，在三个国家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从2006年开始，这个编委会又推动了第二阶段的成果——《跨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2012年出版后，现在则开始了第三阶段的共同研究。

　　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国际社会的主流在追求和平与发展，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与争端，一方面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但是面临全球化影响的国际社会要求各国政府和国民都需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对抗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的日本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策略。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10-10 15: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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