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民族凝聚力和家国情怀
2015-10-12 08:38: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范 稳

　　民族抗战，一定是全民族共同参与的反法西斯战争。一个又一个微小的“局部”构成了我们的抗战史诗；也正是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局部”，诠释了一个大中华的概念，少数民族抗战的文学书写在此方面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发现，有助于作家再次认识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在历史中再发现既是抗战文学书写的惟一途径，又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对抗战历史题材的书写实际上就是一项还原历史的宏大工程，是任何一个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永志不忘的义务和责任。

　　毋庸置疑，20世纪上半叶的八年全面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大历史，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让一个一度陷入混乱的国家得以浴火重生，也让一个有“东亚病夫”称谓的民族从此跻身世界大国之列。今天我们重新来书写和反思这场全民参与的反法西斯战争，既可看到这个民族原有的痼疾，也可看到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国家前所未有地统一了抗战意志，民族令人感慨地合力凝聚。在黄钟大吕的历史语境里，中华民族在铁蹄下的坚韧、在硝烟中的挺立、在外侮面前的团结抗战，让我们为之自豪和骄傲。我们更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书写了这一段浸透着民族血性和奋起抗争的伟大历史。

　　黄仁宇先生提倡用“大历史观”来观照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和所有的历史，这样才能不将历史割断；而对小说家来说，他试图以一个人的一生来还原某段历史，让他的命运成为大历史中某个有血有肉的注释。“大历史观”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抗战伊始，还是一个如胡适先生所说的“类似中世纪的国家”和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国家的抗争，落后、贫瘠、混乱、一盘散沙，这注定了我们的抗战必将艰苦卓绝；个人的命运则能让我们形象地感知这段历史的血腥、艰难、悲壮和崇高。

　　我所生活和工作的云南，本来地处西南大后方，但由于滇缅战场的开辟，它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置身于战火的硝烟之中。云南本来就是个多民族省份，滇缅边境地区更是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如傣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等。这些民族在那个时代许多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时代，比胡适先生说的“中世纪社会”还更原始蛮荒。比如我在景颇族地区的采访中得知，抗战时他们甚至还没有自己的纪年。平常说到某年的事情，他们会说“烧大山火的那年”，“发大洪水的那年”，而说到1942年日军的入侵，他们会说“日本人来的那年”，“老鹰山上日本人杀了我们5个人那年”等等。但是，当日寇的战车闯进我们的国土时，他们在短暂的慌乱之后，那些有血性的少数民族汉子们就像我们有血性的好男儿一样，拿起了弓箭、大刀、土枪、长矛，走进了抵抗者的行列。在彪炳史册的滇缅战场上，我们不应忘记这些民族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我们的共同家园。

　　但至今，我们还很少看到此方面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倒是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山地民族在反抗日本殖民斗争中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我们所理解的民族抗战，一定是全民族共同参与的反法西斯战争。许多人甚至可能不知道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样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血与火的洗礼。据我所知，在滇缅战场上就活跃着数支由少数民族武装组成的抗日游击队，他们中既有土司头人，也有普通山民，但他们都同样有一颗不当亡国奴的不屈之心。而且，曾经有一支景颇族游击队还受到滇缅战场上盟军美国人的支持，训练他们担负一些敌后侦察、破坏、游击作战等特殊任务。这些事迹即便在我们的官方史料中也少有记载，文学书写则更难得一见。一些身处边地的写作者或少数民族作家尽管在此方面也有所涉猎，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发出的声音传达不到更远、更广阔的地方。这些隐匿在原始森林和高山峡谷中的战斗，尽管仅是局部战争中的局部，但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微小的“局部”，构成了我们的抗战史诗；也正是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局部”，诠释了一个大中华的概念，在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来自哪个民族，生活在哪片土地，都对自己的国家肩负着保卫他的神圣使命和家国情怀。少数民族抗战的文学书写在此方面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当我们重新钩沉和梳理我们的抗战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甚至遗忘的历史。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无论是国内战场还是境外战场(比如中国远征军的缅甸战场)，无论是一个地域、一个族群的抗争，还是一个家族、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民众的报国热血，我们的文学发现和书写都还远远不够。应该承认，在抗战历史题材的表现上，影视作品热闹于非虚构类作品，非虚构类的纪实文学又多于小说、诗歌、散文等虚构类文学作品。是我们的作家对这段宏大的历史疏于发现，还是已经遗忘？这是需要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发现，有助于一个作家再次认识并学习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在历史中再发现，既是抗战文学书写的惟一途径，又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遗忘有自然性遗忘和选择性遗忘之分，前者是被时间打败的遗忘，后者是受主客观因素左右的遗忘。

　　我在采访一些抗战老兵的过程中，面对他们满脸被时间刻下的深刻皱纹，面对他们努力想看清往昔峥嵘岁月的浑浊目光，常常感到深刻的无奈和悔痛，还感到这两种遗忘模式对我们历史真实的戕害。在他们能够清晰地回忆自己战火中的青春岁月和战场上的呐喊时，要么是他们不能说，要么是没有人愿意听。而今天，当我们急于想再现一个民族的宏大史诗，急于想知道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如何抛家别子，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又是如何穿着草鞋布衣、拿着过时的武器与侵略者搏杀时，我们却只能从他们零碎而不确定的回忆中得到一些“断简残章”。它让我们这一段宏阔的历史破碎化了、扭曲化了，像雾中的景象，模糊不清了。

　　因此，对抗战历史题材的书写实际上就是一项还原历史的宏大工程，是任何一个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永志不忘的义务和责任。它不是一种应急性的任务，也不是某种一时的热门和热点。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必须补偿的一项“债务”。在我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学习和研读中，我常常感到自己原来如此无知、如此肤浅，过去我所理解和认知的抗战和那段真实的岁月相差甚远。比如一说到抗战，我们大多会想到和日军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浴血奋战，而在阅读了大量史料和采访了许多抗战老人后，我才逐渐明白中华文化的坚守是我们得以赢得抗战最终胜利的第一块基石。这种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光荣传统，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有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有着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家国情怀。

　　在西南联大，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抛家别子，流亡大半个中国，在云贵高原让中华文脉不断，弦歌不辍，联大的学子们在他们的先生们的感召教诲下，要么以读书救国为己任，要么奔赴疆场。自有联大以来共有8000多学子毕业，从军抗日的就有1100多人，即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正是这些热血青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山城重庆，这个战时首都在经受日寇长达五年半的无差别轰炸中依然屹立不倒。一个老人告诉我，重庆是个雾都，在有雾的季节，形成了有名的“雾季话剧艺术节”，陪都的话剧场场爆满，抗日剧、街头剧、爱情剧，既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舒缓了抗战岁月的艰难。老舍先生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文艺团体，让文艺从来没有像那个时代那样，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士气、延续文化、团结抗战的作用。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唱的那样，“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死而国生，我们的国家正是在他们的鲜血与怒吼声中得以拯救，得以重生。

　　这样一段宏阔的历史，我相信每个有志于抗战题材书写的写作者终其一生，也只能是触及到冰山一角。我们只有不断挖掘、不断发现，才有可能不愧对我们的先辈为抵抗外侮而洒下的鲜血，不愧对这段历史的悲壮与辉煌。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10-12 08: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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