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未终之战——战后中日历史问题之争
2015-10-12 15:56: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复制链接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七十年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侵华战争中战败投降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签字，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向盟军中国战区投降;10月25日，侵略殖民台湾50年的日本在台北向中国政府代表投降。日本递交给同盟国及中国的，都是白纸黑字的“降书”，“战败投降”的概念很清晰。但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对日本民众的那次广播，名为“终战诏书”，其中称：“然交战已阅四岁，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各拘尽最善;战局必无好转，世界大势亦未利我。”没有一句话谈到“投降”，只是说战争进行到现在，虽然士兵、官员和民众都很努力，不过局面对日本不利，所以决定终止战争。对多年的侵华战争，“诏书”中更是不置一词。

　　“终战诏书”所突出的，是天皇的“圣断”，即英明地决定终止战争，这为战后日本方面对那段历史的矛盾认识，埋下了伏笔。

　　从东京审判到宪法第九条

　　众所周知，战后同盟国主要在日本东京、德国纽伦堡两地审判二战甲级战犯，现在这两个法庭原址都保留了下来。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位于日本防卫省(职能类似国防部，主管自卫队)内，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看;纽伦堡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则成为一个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展览馆，2013年笔者到那去参观，已临近下班时间了，解说员还是很耐心地等着我们看完。从这一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对战后审判的态度的微妙差异。

　　战后的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前后历时两年半(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一共12个国家参与，开庭818次，419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了8000多份证据，英文审判记录48400多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2013年6月，中国国内影印出版了80卷本英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2014年底，又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部分，共50册，厚约3万页。

　　起诉日本战犯有三个罪名：反和平罪、反人道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东京审判主要审理日本甲级战犯的反和平罪，即战前及战时日本政府与军部高官共同谋议发动战争的罪行。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立了对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挥官)、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反人道罪的实际执行者)的审判法庭，中国就设有10个。

　　对甲乙丙(或ABC)三级战争罪行的追究，尤其是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战后的基本政治走向。

　　在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国内对开战与否是有不同声音的，但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意却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这与战时日本严格控制国内舆论，大肆宣扬战争的“正当性”直接相关。直到战后，很多日本人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由此引起更多知识分子和平民的思考，影响持续到现在，使得抵制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国内的一股潮流。

　　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对日本造成的直接冲击和伤害，加上日本国民内部的反思，结果就是促成《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起施行)的出台，它确定了三个基本原则：和平主义、国民主权及基本人权的尊重。其核心精神特别体现在《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第九条”。2004年6月，日本反战人士成立了“九条会”，誓言“保卫宪法第九条”，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的心声。日本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九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幕后交易的代价

　　回过头来说，二战后同盟国对德国、日本的制裁措施，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留下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比如，德国是由美苏英法四国分别占领，后来因东西方“冷战”，一度长期分裂成东德和西德;日本则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一开始也考虑过由同盟国共同占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各种原因，并未参与。

　　美国在战后日本“一家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京审判的结果存在缺陷，出现了几处较大的争议。首先，就是对战犯起诉的罪名。一共25名甲级战犯被判定犯了反和平罪，但反人道罪未得到严格追究，如征用劳工问题，性暴力与慰安妇问题，还有细菌战、化学战问题等等，实际上都不了了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细菌战(又称生物战)为国际法所禁止，战后美国曾派专人调查，发现日本的细菌战水平很高，因为他们战时能残忍地使用人类活体做试验，于是美方找到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达成私下交易，石井把所有相关资料移交给美方，美方对其罪行不予深究。

　　第二，化学战(即毒气战)是另一种情况，日本的化学战水平其实不高，技术上完全模仿欧洲，美国人觉得如果公开审理日本此项罪行，美国自己更高端的化学武器也就没法再用了。于是，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给东京审判庭检察长发去电报，然后化学战罪行也不审了。

　　总而言之，上述战争罪行没有得到真正追究，都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日本所作的战后处置相关。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天皇的战争责任。东京审判免除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所以一般认为战争主要责任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首相、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日本天皇没有实权，只是国家的象征，但二战前和战时的天皇是“海陆军大元帅”，拥有实际权力，与整个战争进程密切相关。有一本书很有名，叫《菊与刀》，是二战后期美国官方组织人类学学者调查研究写出来的报告，其主旨为了解日本国情和日本人的民族性，以便战后更好地管理。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天皇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地位极高，如果能借此来实施战后统治，可以大大减少盟军特别是美国军人的危险和伤亡，占领日本付出的代价会相对较少。依据该报告的建议，美国最终决定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转而给东条英机“做工作”，要求他承担所有主要罪名。

　　日本投降后，东条被盟军抓捕前自杀未遂。在东京审判的一次庭审时，他无意中提到：战时天皇地位非常高，我们都要尊重他的决断。后来审判方马上传话，让他不能这么讲，于是东条就把责任全部揽了下来。

　　战后不久，裕仁天皇通过手下亲信组织撰写了一份《昭和天皇独白录》，重点是为自己辩护，声称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实际政治运作中，天皇只能同意政府的决定。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只做过两个重要决断，其中之一就是“圣断”终战。

　　经过一番交易和权衡，最后的结论是：天皇对战争无责任。但这个结论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对一般日本人来说，如果战争中拥有最高权力的天皇都不必负责任，那谁还有责任?

　　以上种种，都说明由于美国在战后全面控制了日本，又很大程度上操纵了东京审判，留下许多消极因素，既模糊了日本人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也为战后日本右翼分子留下操作空间继续宣扬其顽固观点——即不是日本错误地发动了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战争，而是日本迫于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才不得不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

　　日本主流民意何在?

　　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确实存在灰色地带，但人们又往往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以为日本国内右翼的激进言论，完全主导了当今日本民众的战争认识。

　　其实，战后七十年来，日本国内民意对那场战争的看法，不断在发生变化，也可以说是有所进步的。

　　战后不久，由日本皇族牵头，曾发起所谓“一亿人的忏悔”活动，忏悔的主题是：日本为什么会打败仗?日本人在哪些方面努力得不够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这等于完全否认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并不是真正的忏悔。

　　二战之前，日本国内反战呼声最强烈的是日本共产党。战争期间，日共主要领导人都被关进了监狱，战后才获释出狱。这些领导人因为反战上的先知先觉，又为此坐过牢吃过苦，社会声望一度非常高，他们很快识破了皇族发起“一亿人的忏悔”的真正意图，率先站出来公开反对。他们指出，真正必须忏悔的是日本军部和政府高层，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日共的呼吁，唤起一部分日本民众重新思考战争责任何在，把矛头指向日本的军国主义，应该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阶段，日本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对自身丧失了自主性，反而参与鼓吹战争的责任进行了反思，认为日本的知识分子应是“悔恨的共同体”。

　　这些反思固然是进步变化的表现，但也存在明显缺失：他们是把自己和全体日本国民放在“战争受害者”的地位上，所以要反对战争，却忽视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角色应负的更重要的责任。

　　战时，绝大多数的日本平民在日本国内报纸上，只能看到“皇军”节节胜利的“喜讯”，根本不清楚战争的实际情况，更看不见日军所到之处对别国人民的屠杀和暴行。现在日本国内出版了一批图片集，上面都盖有“不许可”的大印，那就是当年不同程度披露日军罪行，但送审时均被封杀的媒体报道。

　　中国人大概早在中小学阶段就会逐步了解日本侵华的历史及其制造的种种暴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到日本去时，接触到的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很多人说不久前才得知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犯下严重侵略罪行这么回事，因为他们所处的舆论和公共教育环境，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日本老人越来越少了，80岁以下的人，更几乎没有任何相关印象。

　　日本国内最早出现对“战争加害者”角色的反省，是20世纪60年代末反越战运动高潮期间。当时日本国内跟世界各地一样，反战和平运动此起彼伏，一些积极参与反战活动的日本人意识到，美国如今在越南的所作所为，跟日本当年在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国家的行为，不也如出一辙吗?因此，那时候部分日本民众开始更深入的反思。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的交往逐步频繁，日军侵华期间所犯下的大量罪行，陆续为日本民间社会所知晓。1975年，日本著名左翼历史学家井上清出版了《日本鬼子在中国做了什么?》一书，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国内战争认识思潮的变化特点。

　　从皇族发起的“一亿人的忏悔”，到因战争受害而追究军部及政府高层责任，到“悔恨共同体”，再到“加害者意识”的产生，这就是战后数十年来，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所经历的四个变化阶段。

　　从大局上说，如果没有战后几十年日本国内社会的上述种种进步和变化，很难想象中日双方领导人能坐下来签订和平协议，实现邦交正常化，同时也很难想象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官方能作出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等明确的表述。

　　20年前，即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战后50年“终战纪念日”谈话，即有名的“村山谈话”。他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并“对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一诚恳表态，得到了中国、韩国等主要战争受害国，以及日本国内反战和平人士和民众的肯定。

　　靖国神社参拜背后

　　毫无疑问，“靖国神社”与日本历史教科书，是中日之间这场七十年“未终之战”的两大敏感点。其中的曲折纷争，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先看靖国神社。

　　日本各地共有八万多座各类神社，而靖国神社，只此一家。它的前身是1869年创建的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了纪念明治维新时期为维护天皇权力而牺牲的3500多名反幕武士。靖国神社内，常常可见作为日本皇室标志的16瓣菊花，这不是一般神社可以使用的。自明治维新至今约一个半世纪，靖国神社内一共供奉了约246万余名战死者的名册，其中尤以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最多，超过230万人，名气最大的，就是东条英机等一干二战甲级战犯。

　　靖国神社的原则是：战死者一旦经过隆重的仪式被安放入内，就失去了其作为个体的存在，所有的阵亡者构成一个抽象的所谓“靖国之神”。所以靖国神社自成立之日起，就是由日本国家管理的神社，是日本战争兵员动员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即“征兵——参战——战死——入社——慰灵——教育——再征兵”。二战前及战时，到靖国神社“慰灵”不是一项单纯的宗教活动，日本文部省曾发布指令，要求所有在校学生都要参与，因为彰显英灵精神属于国民义务，与宗教无关。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教育程式。

　　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激励设计”，一个日本士兵战死了就战死了，没有下文了，很难起到动员作用。战时很多日本兵冲锋之前，都互相鼓励：“我们靖国神社见吧!”显然就是自幼受上述教育长期“熏陶”的结果。

　　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想一把火烧掉靖国神社，但遇到来自各方阻力，甚至远在梵蒂冈的罗马教皇也表态说，这是宗教场所，不要毁坏。麦克阿瑟权衡再三，发布了《神道法令》，宣布靖国神社不再是国家神社，只能作为宗教法人存在。不过，靖国神社自身的政治态度，却一直都没有改变，至今都在宣扬所谓“靖国精神”。它里面还陈列着二战时制造的“回天号”潜艇、“神雷号”飞机，两者都在前端部位装满炸药，其实就是有人驾驶的自杀式炸弹。尽管诸如此类的“武器”在二战中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却被靖国神社用来大肆宣扬日本军人的牺牲精神。

　　靖国神社里供奉的240多万年纪轻轻就死去的军人，涉及相当多的家庭和庞大的亲友人群，他们中的许多加入了“遗族会”。战后，靖国神社努力向“遗族会”成员宣传，军人为国家而死不能白死，呼吁国家重新管理维护靖国神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社会曾围绕靖国神社到底是否应由国家管理进行过长期辩论，但自民党议员提出由国家管理靖国神社的《靖国法案》，在1967年~1974年期间连续遭到日本国会否决，多数议员强调政教应分开，也有议员直接指出了靖国神社与侵略战争的关系。

　　鉴于《靖国法案》难以通过，1974年，右翼政客藤尾正行抛出所谓“迂回方案”，即呼吁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甚至访日的外国政要也在邀请之列，自此“参拜靖国神社”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但跟一般人印象中不同的是，当时东条英机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名册还未曾入社供奉(直到1978年才进去的)，所以，笼统地说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是不够准确的。

　　战后至今七十年间，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共有15人，从未参拜的有19人。不去参拜的，多是不愿由此引起国际纠纷，而参拜者则主要是为了吸引“遗族会”以及倾向右翼的那部分民众手中的选票。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

　　再看日本的历史教科书。

　　二战之前，日本国内中小学的教材都是“国定教科书”，鼓吹日本军人为天皇献身是重要内容，笔者访问过的一些日本老兵都说，他们当初对战争的认识与小时候的教科书关系很大。比如有一篇课文就“图文并茂”地描绘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个日军号手冲锋，直到战死都不肯松开自己手中的号。二战期间各科“国定教科书”几乎都贯穿军国主义思想，语文课、历史课不用说，音乐课学生唱军歌，连数学课也常见“一艘军舰六门炮，十艘军舰共多少门炮?”之类的计算题。

　　战后初期，因为临时编不出新的教科书，日本中小学的老师拿墨汁把课文中过于露骨的话涂掉，然后继续让学生用，但好奇的小孩仍然会设法看看：到底原来写了什么——这种做法，怎么可能彻底改变下一代的观念呢?

　　但日本战后教育制度还是发生了重要变化的、1948年教科书由“国定”改为“审定”，也就是说，可以由各个学校的教师自行编写，交文部省审定通过即可出版。于是，一些对战争有反省认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修改修订工作，出现了教科书在反思战争责任时是“改善”还是“改恶”的争议。前者对战争加以反省、谴责，后者则不提反思而百般维护，双方缠斗相当激烈。

　　1960年，历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新日本史》，涉及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在朝鲜的暴行以及细菌战等细节，日本文部省审定时向其提出修改建议。家永三郎不接受修改建议，于1965年向法庭控告文部省违反言论自由，此后他在思想进步的教师团体的支持下，又分别以日本国家和文部省为对象提出诉讼，三次诉讼均须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前后耗费32年。直到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决：家永三郎编写的教材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的四件事合法，文部省的修改意见违法，但文部省的审定制度合法。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斗争，深刻地影响了同时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针。以1997年的日本史教科书为例：在23种高中历史教科书和7种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部都介绍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内容。这可以说是日本中学教科书“改善”最好的一个时期。

　　随后，极端右翼势力组织反扑，扶桑社2001年编写了第八种初中新历史教科书，是日本历史教育“改恶”回潮的典型。书中颠覆了一些最基本的历史观念，把日本远古的神话当作史实来写，对战争责任也刻意回避或篡改。

　　战后日本学校对教科书采取地方自主选择的原则，即全国分为六百多个学区，每个学区的教材，由地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师和家长共同商议决定。当年，日本全国采用前7种教材的中学生仍达99%以上，只有0.039%，即仅521个学生使用扶桑社的第八种教材。2005年，这一“右翼”教材使用比例上升到0.4%，但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由此可知，尽管这些右翼近年仍不断努力造势，包括派人上街到处赠送所谓“示范本”等，日本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对之并不认可。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面，其中的差异，一定要搞清楚。换言之，无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活动，还是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篡改行为，我们都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正义方，与以日本为代表的非正义方”之间的斗争，而要看到那首先是日本社会内部围绕战争责任认识问题的斗争。我们应与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民众，与反对使用右翼编写的教科书的日本教师、家长及学生，共同抵制对过去侵略战争行径的翻案。

　　为了不战而“战”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之所以错综复杂，时时触动两国上下的敏感神经，关键是因为政治层面、学术层面及民众感情层面三大因素纠结在一起，而媒体舆论也在不时地推波助澜。

　　政治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战后日本是否有过反省、道歉?负责任的政治家，原则问题上态度必须明确，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谈话，都是反省和道歉的明证。只不过有些日本极右翼政客时不时地跳出来胡说八道(日文叫“妄言”)，引起我们国内民众感情上的厌恶。对此类极右翼政客的恶劣表现，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批评。笔者认为，“村山谈话”就是一个标杆，如果日本官方后来提出的新观点、新说法不能超越其高度，还不如不谈，省得有倒退之嫌。

　　在民众感情层面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日本民众，真正手上有“血债”的人几乎都不在了，跟当代的日本学生及其父母辈，需要展开更有建设性的、能相互增进理解的对话，这是目前和今后的重要课题。而学术研究层面，有待解决的问题更多，虽然某些与政治上的判断有关，但更多是学术范畴内的事，应通过学术的深入交流，促进两国间的共识和互信。

　　笔者想起德法两国合编的三大册教科书《欧洲历史》。德法过去是“世仇”，爆发过多次战争，二战后双方的政治家都认识到，这样继续下去不行。他们成立了一个共同编写教科书委员会，花费长达50年时间，直到2006年终于得以编成出版。

　　即使是在中东那样多种矛盾尖锐冲突、看似不可调和的地区，有关各国的教师也在尝试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其中就包括“宿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巴两国合编的教科书，设计风格很花了一番心思：页面两边陈述各自的历史观点，中间空白处则留给学生写下他们的认识。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者也在积极合作，先后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年出版)《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2012年出版)等新的历史教科书。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生过很多学术上的争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们相信，这样的努力与东亚和平的未来，与抗日战争胜利后七十年间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持续奋斗，与中国成为在世界上真正受到尊敬及有影响力的大国的长远愿景，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本文由《中国经营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办的“胡华大讲堂”的演讲记录整理，文稿经作者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10-12 15: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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