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华"兵要地志"研究
2015-10-22 09:26:24  来源：新浪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在哪儿先谋？就是在“兵要地志”上。对战场情况、敌我态势了如指掌，焉有不胜之理？因此，相关作战地域准确详实的“兵要地志”，对交战方来说都至关重要。

　　

　　1938年9月6日版，侵华日军地图：《中支方面日支两军态势要图》。

　　作者：乔良

　　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细节

　　到今年 8 月，这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的、在一个国家领土上历史最久、战线最长、伤亡最大、损失最重的战争，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落幕，迄今已整整 70 年。

　　毫无疑问，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极为悲壮的惨胜：作为胜利方，我们为这场胜利付出的代价比失败方还要巨大，这是何等令人痛切的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随着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临近，各种回顾与反思文章，对这场战争乃至百年中日关系史，进行了宏大的描述和概括。以我有限的阅读所见，其中极具深刻洞见者，莫过于刘亚洲将军的一段话：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一个模样……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这是对甲午战争的痛彻反思。但它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毛病，却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中，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细节，无不浸透和反映出我们民族优秀品质之外的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大而化之、重言轻行的一面。适逢战时，军人是时代的主角，这些缺点在中国旧军队身上的投射尤为明显；而蒋介石为了荡平军阀割据，剪除共产党势力，更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其直接后果，就是对近在肘腋的祸患、迫在眉睫的战争，从心理到物质都准备不足。这是导致抗日战争伊始，尽管中国军人气贯长虹，将士用命，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铁血牺牲与强敌苦战，但最终还是节节失利的根本原因。

　　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谋算，战斗的胜利则取决于细节。战争的胜利是由战斗的胜利累积的，因而也就意味着细节决定胜利。

　　细节是准备出来的，战争准备就是细节准备。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每一次失利，都几乎不是由于将军惧战，士兵怕死，而是与细节准备不足有关。在这些每一只马蹄铁的丢失都可能决定战争胜败的细节中，有一项至关紧要的细节—“兵要地志”。在这方面，与早于半个世纪前就下手做准备的日军相比，中国军队一开始便先天不足。

　　蒋介石输在了起跑线上

　　上世纪之初，一批早期中国军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国。他们为中国军队带回了《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等“典范令”教材，但唯独没有“兵要地理”类教范。这是因为这类在日本陆军大学才会教授的课程，陆军士官生是无从接触的。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先天不足。而后来成立的“国军”陆军大学，终于设置了多达 70 课时的“兵要地理”课程，则是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担任陆大校长之后的事情。而此时，作为“国军”骨干的“黄埔系”早已形成。蒋介石等人在日本未能学到的东西，他的门生们在形同速成的早期“黄埔军校”中同样没能学到。此后八年全面抗战的事实表明，这一先天不足，对战争的进程及其艰苦卓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从不止一篇战争回忆文章中，都会读到当事人对中国军队自己绘制的地图的抱怨，亦间或有因缴获日军绘制的作战地图而喜出望外的描述，闻之令人唏嘘。

　　那么，何谓“兵要地志”？它又因何对战争来说如此重要？

　　用我国当今著名的“兵要地志”专家沈克尼先生的话说，“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

　　中国人喜欢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其实比粮草更先行一步的，是一支军队特别是战场指挥官，对其作战地域“兵要地志”的掌握。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在哪儿先谋？就是在“兵要地志”上。对战场情况、敌我态势了如指掌，焉有不胜之理？因此，相关作战地域准确详实的“兵要地志”，对交战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先于对手了解掌握作战地域的地形地物、水文天气、民风社情、粮秣供给、道路情况等等，就成了敌我双方在战争之前先要打响的战争。谁在这场战争之前的战争中打不赢，谁就可能输在战争的起跑线上。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技不如人，是抗战一开始虽仗仗血战，打得艰苦顽强，但仍不免一再失利的重要原因。

　　日军的准备早了半个世纪

　　1867 年，最后一任德川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归政于明治天皇，统治日本 600 多年的幕府政治宣告结束，曾经长期一分为二的权力与权威合二而一地集于天皇一身，时为明治天皇。1871 年，天皇下达“废刀令”，在全国范围解除武士阶层的武装，自此，曾经在日本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武士集团，成了无首可依、无主可忠的散兵游勇。这些整日在市井内胡混闲逛滋事的失业浪人，一度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祸患。但身为时代中人，个人命运几何，往往取决于当时国运。武士没落之日，适逢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国运正处于上升期。在福泽谕吉等“日本大脑”的煽动下，整个日本集体向西转，口头上“和魂西体”，行动上“脱亚入欧”，从教育体制到工业体制，全盘西化。不过一二十年间，其国力骤然膨胀。膨胀的国力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矛盾日渐显现，于是，再拜西方殖民帝国为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邪恶念头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渐滋生。特别是在 1894 年甲午之战中击败大清国海军，又在 1904 至 1905 年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之后，开疆拓土的念头已升腾为日本人不可抑制的野心。这一时代背景给由武士没落为浪人的“失业大军”带来了历史机遇，“占领满洲”，“征服支那”，这些在日本军政界半公开谈论的目标，使落魄浪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失意者，与日本军政界的狂热分子一拍即合，找到了他们人生的新的用武之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迷梦的先遣队。这些人中老的有桦山资纪、岸田吟香，年轻的有荒尾精、浦敬一。特别是浦敬一，因曾三度试图单枪匹马独闯中国西部，后失踪于第三次冒险途中而在日本轰动一时，成为“大陆浪人”的“楷模”，其“事迹被间谍界人士大肆渲染。在这种‘英雄人物’发酵效应的推动下，日本间谍和浪人纷纷踏上了侵略中国的不归之路” ①。

　　那么，这些日本的“先遣队”到中国来都干了些什么？表面上，他们开货栈、开餐馆、开书店，甚至开妓院，但暗中所做的却都是一件事：搜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情报，为不久之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在所有情报搜集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的“兵要地志”。

　　“兵要地志”是侵华日军利器

　　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如果事先不了解对方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气候变化，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其一线部队指挥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志”的“中国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后站在了东京大审判战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早在 1924 年，担任日本陆军大学的兵要地学中佐教官时，板垣就在他的讲义中，详细讲授过有关中国的人文自然地理。讲到“北支那”的情况时，他特别提醒日军注意，“关内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区地形低湿，遇降雨增水，则影响作战” ②。

　　要知道，板垣所讲内容，并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潜入中国实地考察得来。令同期中国军人汗颜的是，像他这种掌握作战地域第一手资料的日军前线指挥官，并非凤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看看本庄繁、河本大作、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这些人与板垣一样全都担任过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中国班的班长。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0-22 09: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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