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华空军与中国的抗日战争（1941年8月—1945年3月）
2015-12-12 16:01:33  来源：《美国研究》1989年第四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在中国西南及缅越泰一带开始同拥有制空权的日本空军作战。从那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支航空队尽管在编制隶属甚至名称上有很多变化，但有一点没有变，即它一直在陈纳德直接指挥下在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功勋。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史学界未能对中美军事关系史中的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究其原因，一是以往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陈纳德本人政治立场的评价的影响。因为陈纳德历来是坚决拥蒋反共的，特别是从1946年起，他以民航运输公司的名义恢复志愿航空队，不光彩地卷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执行军事飞行任务；其次在以往论述史迪威问题的文章中，人们也容易因陈纳德的某些错误的战略思想，如认为用一支不太大的空军部队就可以迫使日本屈服，而忽视陈纳德与在华美国空军人员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积极的贡献。鉴于此，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美国驻华空军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密切关系，及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以求正于史学界。

　　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到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1.8-1943.4）

　　1941年夏，在远东已是中国人民从事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装备精良的日军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尚未对日宣战。然而就在这年8月1日，重庆中国政府在一项公报中宣布，一支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美国志愿队成立，并正式成为中国武装部队的单位之一[1]。这标志着美国人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虽然是非官方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支由美国人组成的中国空军的出现的呢？让我们从中美双方面临的形势中寻找答案。

　　在中国方面，鉴于日本空军力量的日益强大，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起，开始意识到加强空军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多种措施试图在一定时期内“急起直追”。然而由于旧中国工业底子薄，缺乏空军短期内迅速发展的财力与技术基础[2]，加之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管理不善，致使空军建设没有多大的成就，空军发展处处要依赖外国，唯一的例外只是能自己生产降落伞[3]。因此，到“七七事变”后，中国虽得到苏联的空军援助，中国自己的空军人员作战也十分英勇，但在实力强大的日本空军进击下，力量不断受到削弱。到1940年底，中国空军虽击毁日机900多架，但自身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作战飞机由“七七事变”前的314架下降到只有65架。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我国空军已无战斗力[4]。与我国空军状况相反，实力雄厚的日本空军为在物质上尤其是在心理上挫败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反而加强了空中攻势。从1939年5月开始，连续二三年内经常以多则100多架少则10多架的机群，对尚未沦陷的西南重镇乃至小小的县镇进行狂轰滥炸，给我国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于我方已失去制空权，除了以高射炮还击外，很少有较大编队的战斗机升空作战。猖狂的日机在1941年7月侵袭成都时，居然还在太平寺机场着陆，抢走国民党党旗[5]。因此，当时就有人把1940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空军史上“比较黑暗的时期”[6]。面临这种日益加深的“空中危机”，国民党政府自然不能不有所考虑，以图改变。而在当时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争取国际援助，但是困难很大。曾给我国以有力支持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已经回国；向英国提出的请求则遭到委婉的拒绝；于是国民党政府从1940年初起全力争取美国的援助。

　　这年1月，国民党政府首先希望美方派出一些飞行员到设在昆明的航校充任教练[7]。可是尽管当时美国的民众舆论多同情中国，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持所谓“中立”，态度冷淡。到6月中方拟聘请美空军军官阿尔森尼德充任空军参谋学校总教官时，美陆军部竟不允放行。其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以正常的外交途径，另一方面以私人渠道向美国争取援助。前者如蒋介石于10月18日亲自会见美驻华大使约翰逊，明确提出飞机援助；后者如蒋介石委派自己的空军顾问陈纳德与宋子文、毛邦初等赴美活动。事实上，陈纳德这位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前美陆军航空兵上尉，自1937年来华充任中国防空顾问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中国的防空建设，对中国空军力量尤为关注。在以上活动中，蒋介石还从提高中国抗战民心、士气；威胁日本侧翼；以及有利于压制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等三个方面，论证美国空军援助的必要性[8]。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讨论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在一年内获得500-1,000架飞机，以及希望美国志愿人员来华助战。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美国政府为了赢得时间武装自己，并使日本至少在1942年4月前不要向南扩张[9]，决定首先在飞机问题上暂从供给英国的飞机中抽出100架P-40型战斗机供给中国。在志愿人员问题上，罗斯福总统也不顾军界人士的反对决定予以支持，于1940年12月15日签署法令，允许美国飞行员离职到中国作战，并要求美国国务院、陆海军部门及财政部为实现上述计划制定具体方案。这大大方便了陈纳德等人在美国招聘志愿人员的工作。

　　可见，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成立是中国对“空中危机”的认识及美国对远东局势分析的产物。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该队于次年8月1日正式成立，陈纳德本人被任命为上校指挥官。但当时的志愿队无论从人员还是装备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志愿队共拥有三个战斗机中队，飞行人员112人中多数未驾驶过战斗机，更没有同日本空军作战的经验。有的队员素质很差，在训练后仍不合乎要求，只好放弃了合同；志愿队使用的作战飞机是已经过时了的寇蒂斯P-40机，该机虽然在直线航行和俯冲速度上拥有优势，也有较厚的装甲保护飞行员，但在爬升和灵活性上与日本主战飞机零式机相比则较为逊色[10]；更糟的是，志愿队的P-40机最初在装备上不但没有瞄准器、炸弹架、副油箱等，而且缺乏备用零件。因此，当时不但有不少军事专家认为，志愿队在战斗中最多不过维持三周[11]，甚至就连陈纳德本人也不指望从它的努力中获得惊人的成绩[12]。针对以上情况，陈纳德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缅甸租借英军机场，对志愿队进行训练；他将自己自1937年到中国以来对日机作战的观察加以归纳，得出适合志愿队的新战术，即：两机配合作战与“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这些训练最终保证了队员的作战素质。

　　就在美国志愿队成立前后，远东局势更加紧张。1941年7月下旬，日本与法国维希政权达成协议，取得在越南的八个机场与一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使它在东南亚的扩张取得重大进展。11月日本将245架战斗机放在越南南部，大有进攻云南的意向。有鉴于此，蒋介石一方面要求驻新加坡的英空军支援，另一方面希望美志愿队回防昆明。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缅甸蠢蠢欲动，英军也要求美志愿队防守仰光。结果这支小小的航空部队就被分成两部分作战，两个中队（约34架作战飞机）飞赴昆明，另有一个中队防守仰光。

　　在昆明方面，从1940年6月起，“除星期天外，昆明差不多每天上午10点要被轰炸一次”，而且由于中国已失去空中作战能力，日本轰炸机的行动从不需要战斗机护航。然而从美志愿队12月19日移驻昆明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第二天是美志愿队首次与日机作战的日子，这一天日轰炸机10架按例进袭昆明，但得到情况的美志愿队早已升空等待，结果日机不但未能袭击昆明，反而全部被击毁[13]。美志愿队的首次大捷，在心理上给备受空袭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捷报传来，莫不额手称快”[14]。五天之后，日机再次袭击，结果再受重创。之后日本人开始明白昆明上空的形势，有一年时间未能空袭昆明。

　　在缅甸方面驻防的是戴维·奥尔森率领的美志愿队第三中队，该队在战略上受英军指挥，战术上仍受陈纳德节制。该队不但力量薄弱，而且没有像在昆明的空军那样拥有系统完备的防空情报网。尽管这样，该队在12月23日与日空军的首次接触中，作战仍然十分英勇，取得击落敌机七架、击伤二架的成绩，自己则损失三架飞机二名飞行员。后来随着日军在缅甸攻势的加强，空战也日趋激烈，该中队飞机数量下降，所以陈纳德又派17架P-40机前往支援。到1942年3月底整个仰光保卫战结束后，该队共参加31次空战，先后击毁敌机217架，可能击伤43架，付出的代价是四名飞行员及14架P-40机。仰光后虽失陷，但美志愿队的贡献仍不可磨灭。英王乔治六世曾以代表英国最高荣誉的十字勋章授予在仰光作战的美志愿队成员[15]；陈纳德本人则认为美志愿队的英名都是因为它在仰光上空的作战而得来的[16]。

　　仰光失陷后，美志愿队驻缅中队也迁到昆明进行休整。此后与中国空军一起不断对缅境进行奇袭和攻击，但是由于规模太小，日军并未重视[17]。1942年5月，由于缅甸战局恶化，日军北进取得突破进展，中英地面部队则多分为小股撤至印度及云南边境。阻挡日军跨过怒江进攻云南的任务就落在美国志愿队肩上。5月2日日军56师团占领缅中边境的南坎，5日主力又进入怒江一线，因为怒江上的惠通桥已被毁，日军只得停止前进。鉴于局势异常严峻，蒋介石通过宋美龄要求美志愿队“倾全力袭击怒江与龙陵间的卡车船艇等”。此时的志愿队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休整，特别是刚从非洲运到的P-40E型机经改造后，彻底改变了美志愿队以前不能向敌人投掷炸弹的状况，具有一定能力来执行这一任务。从5月7日起，连续5天，美国志愿队在陈纳德指挥下克服了雨季前的困难，将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甚至自制炸弹用来扫射、轰炸怒江对岸日军先头部队、贮存军用物资的村庄、交通要道、桥梁及船舶等。这些努力加上日军供应战线太长和雨季的来临，使日军最后没有能跨过怒江，从而缓解了昆明面临的危机。在这一阶段，日空军为了支持地面部队，曾将第50与第8两个战队派至腊戍机场，多次对昆明、云南车站以及大理进行袭击，但它自己也承认“由于敌机的巧妙而又顽强的反击，我方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18]。

　　随着雨季的到来，缅甸作战也告一段落。美志愿队在中缅越一带完成了100多次作战任务，击毁敌机260架，有效地保卫昆明一带的空防，阻止日军越过怒江之后，开始将主力分别向重庆及以衡阳、桂林、零陵为基地的中国东南部转移。当这支部队之一部在6月5日飞抵重庆时，饱受日机空袭之苦的山城人民心情非常激动。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地面上的人们拥挤在房屋内阳台上、庭院中和街道上，使这些地方变成一片蓝色。人们挥舞着帽子、衣服、旗帜，把小孩举过头顶。……在这半小时中，50万重庆人发出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响彻山城，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见属于自己方面的机群。”[19]不过由于华中战事紧张，美志愿队的主力主要多放在衡阳等基地。

　　正当美国志愿队开始在华南、华中一带作战时，部队本身也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其时一方面由于合同已满，有若干队员开始陆续离去；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早已正式对日作战，认为志愿队形式已无必要，加以中国政府及中美舆论界一直要求、呼吁美国加强空军援华。美国方面便在征得中国方面的同意后，于6月27日宣布解散美国志愿队的命令，并于7月4日正式执行。陈纳德本人及许多队员虽不很乐意，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改编。改编后的前志愿队成员与新调到中国作战的美国空军正式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陈纳德准将任司令。该队下属23战斗机大队、16战斗机中队及11轰炸机中队，力量均较其前身美国志愿队有所加强。这一改组得到了中国各党派及舆论界的普遍支持。

　　美国志愿队虽然解散了，但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立下的功绩并不因此而消失。这不但表现在它在短短的11个月中以少胜多击毁300架敌机，还表现在它的战斗使中国空军度过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从而大大提高、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在一短评中，称赞美志愿队“充分表现出美国空军杀敌果敢的精神和熟练的技术”。[20]国民党政府则因美志愿队“作战英勇、卓著功绩”，给志愿队队员授勋[21]。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成立的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中的战斗核心还是留下来的老队员。例如，前美志愿队员罗伯特·L·史各特、弗兰克·希尔、爱德华·佩克特等，现在都分别担任中队长以上的职务。

　　不过，尽管特遣队在装备与人员上较之以前有所加强，但大批美志愿队老队员的离去还是一度削弱了战斗力。就在这种情况下，特遣队在东南部基地开始对日作战。尤其是从衡阳基地起飞的美机一开始就不断轰炸武汉、广州、南昌及九江一带的日军机场、仓库、舰船及兵营等。7月19日美机甚至还对设在临川的日陆军司令部进行轰击，对当时正与日军展开临川战役的中国军队也给予空中掩护，初步改变了中国军队没有空中支援的状况。这一切给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占区的日军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日军决定趁特遣队立脚未稳就加以消灭。从7月30日起日军组织了有相当经验的飞行员以118架飞机之众先后突破衡阳防空网对衡阳进行长达36小时的轰炸。但特遣队并未怯敌，与敌机展开激烈的空战，结果日方不但未能消灭衡阳基地，反而损失17架战斗机、轰炸机[22]。衡阳空战后一个月内，特遣队的活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将战线扩大到缅越一带。8月12日海恩斯上校率领的轰炸机队首先袭击中国以外的日军占领区——海防。其后，日军设在缅越的其他基地、军火库、油库等若干军事目标也经常遭到轰炸，直至9月底，这给予日军以极大的打击。仅就7月、8月统计，特遣队共袭击中国沦陷区及缅越境内日军设备及阵地23次，日机在战斗中被击落28架，毁于机场者30架，而特遣队自身仅损失5架及4名飞行员[23]。到10月下旬美机还开赴华北冀东附近开滦公司一煤矿进行轰炸，被报界称为“飞袭华北第一声”；对香港、九龙的飞袭也开始进行；11月25日美机又首次进行夜袭，使汉口的日军设施、炮舰及汽船遭受损失。这一切行动虽然都是侵扰性的，仍属于“打了就跑”的空中游击战术，但它不但表明美机的顽强斗志，而且表明日空军则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绝对掌握中国上空的制空权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特遣队逐渐开始对日军的制空权进行挑战，但要彻底夺取制空权尚有很大困难。这不但因为日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训练、供给、设备、运输方面占有许多便利[24]；还因为特遣队自身有一重大弱点：即损失飞机后很难得到补充，供应物资也因驼峰运输量有限而十分紧张。因此，不但中国舆论界在1942年下半年要求美国加强空军援华的呼声很高，美国舆论界也大声疾呼。例如1942年7月下旬美报在报道特遣队轰炸了广州敌机场时就呼吁：“欲其负起艰巨之工作，尚须尽速获得适当之增援”[25]。至于特遣队首脑的陈纳德对此认识更加清楚，并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增加援助。然而，由于美国更重视欧洲战场，中国战区美军最高首脑史迪威又历来主张重点发展地面部队，结果陈纳德的要求屡遭否决。尽管如此，陈纳德还是在10月通过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温德尔·L·威尔基致函总统,要求获得105架新式战斗机、30多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轰炸机，并以30%的战斗机及20%的轰炸机补充。为了说服总统，陈纳德指出他的计划成功不但有利于麦克阿瑟及海军在太平洋的进展，而且可以使中国人永远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日本人则在半年内被赶出中国。此外，在信中陈纳德还要求作战上的自由与直接向蒋介石报告的权利[26]。像往常一样，陈纳德的计划遭到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强烈反对。然而，由于陈纳德的计划得到罗斯福一些私人顾问如霍普金斯及科里的支持，加上蒋介石发出电报与陈纳德计划前后呼应[27]，终于使罗斯福的态度趋于积极。

　　从美空军十四航空队成立到中国上空空战的结束

　　1943年1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会议上，罗斯福强调了扩大美驻华空军部队的政治利益，认为定期轰炸日本“将大大地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在会议结束后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罗斯福保证决心立即增援陈纳德[28]。3月8日，罗斯福最后决定1943年美国在华的主要方案是：成立美空军十四航空队；逐渐增加其空军实力，使之达到500架飞机；在设备许可情况下中印空运数量每月应增至1万吨。11日美空军驻华特遣队正式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为第一任少将司令。该队在编制上系从第十航空队独立出来。其主要任务是：保卫自身在驼峰的运输线；搜集和破坏日军飞机与部队营地；轰炸日本在华军事设施；轰炸中国海岸与岛屿附近的日本船运；在印支、缅泰及台湾破坏敌军供应与军事设施；鼓励中国的抗日并以一切可能方式支援地面部队[29]。

　　然而，尽管第十四航空队得到罗斯福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陈纳德就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军事计划。相反，由于当时滇缅公路仍未打通，十四航空队的给养仍只能依靠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的驼峰运输线（如果连从美国送到印度的路程，运输线长达1.4万英里），美空军运输大队虽尽了很大努力，运到昆明的物资仍有限；加之，第十四航空队仍隶属于史迪威之下，物资分配权也由史迪威掌握，因此陈纳德仍无法获得物资上的优先供应权。史迪威认为在收复缅甸之前十四航空队只能获取有限物资中的3／8。更不幸的是，驼峰运输线在1943年4月又因雨季的提前到来而几乎完全阻断。在4月头10天，原定有245吨物资可送交十四航空队，结果，只送到了45吨，航空队的活动只好暂时停止。事实上4月只有一次飞行任务，即24日9架B-25型轰炸机出袭在缅甸的一个日军基地。

　　美空军的这种情况，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当时与在华美空军作战的日本空军，拥有战斗机200-250架，轰炸机50-100架。在1943年2月底制定的“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中，日方已决定“1943年春季以后及时加强航空作战”，“遏制敌空军蠢动”是日军的主要任务；为此还拟增加战斗机、轰炸机各两个战队以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在华美空军[30]。3月末日第三飞行师团首先从广州攻击桂林；4月初衡阳、零陵、建瓯美军前线基地也频遭日机袭击；日机从3月30日起针对丽水机场的情况连续三天累计80架次进行轰炸；4月22日日机以44架之众进袭零陵，同时对云南驿美机场也进行轰击，美机损失17架；4月29日31架日机再次进攻桂林，迫使美机向后方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建议罗斯福召集史迪威与陈纳德回华盛顿面议，与此同时宋子文又向霍普金斯表达了中国政府希望将5月至7月中印空运物资拨与第十四航空队，以便向日军发动空中攻势。4月底陈纳德抵美后，又向罗斯福面交了1943年下半年的空军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有：第十四航空队准备从7月起用两个月争取在中国的制空权；之后分三期展开攻势摧毁日本的运输线与本土；补给方面，7月至9月月需4,700吨，9月以后月需7,100多吨；在六个月中拟炸毁日本船舶60万吨[31]。考虑到以上计划，尤其是第十四航空队面临的处境，罗斯福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以满足中国方面与陈纳德的要求。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明确主张从每月越过驼峰的7,000吨物资中抽出4,700吨给予驻华美空军，而对史迪威的反对意见不加理睬。为提高驼峰运输量，罗氏还在会后另派一军官去主持空运工作。这样一来，驼峰空运吨位开始增加，从5月的3,000吨增加到7月的5,500吨。

　　由于罗斯福的新措施，第十四航空队的物资供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5月起空中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5月4日六架B-24轰炸机飞袭越南河内，海南岛南端的三亚也遭轰击。在对河内的轰炸中，所投炸弹75%命中目标，因此被美军陆军部长史汀生宣布为：“由中国根据地起飞之盟机空前最大及破坏最烈之一次空袭”[32]。美国空军主力从5月6日起还逐次向桂林推进，到8日晨即达56架。8日这一天7架美B-25轰炸机飞袭广州日军的天河与白云机场，炸毁日机20架。

　　驻华美机的轰炸攻势很快引起了日方大本营的高度重视。它不但告诫日侵华空军“特别注意美轰炸机进入桂林，加强北九州、台湾及中国沦陷区的空中警戒”，还对南方军发出参电要求协助对华航空作战[33]。

　　与此同时，侵华日第十一军为了加强长江的运输能力，使宜昌附近近一万数千吨的船舶得以下行，消灭洞庭湖至宜昌长江右岸的中国军队，从5月上旬到6月中旬又开始了所谓“江南歼灭作战”。第十四航空队于是在肩负云南上空作战的同时，又担当起给湖北境内中国军队空中支援的任务。陈纳德说：“在那时期里，一个驾驶员在某一天沿长江扫射，而在48小时后又改在云南攻击红膏药轰炸机，是寻常的事。”[34]6月上旬，第十四航空队的大队机群连日分批在鄂西的宜昌、蒲圻、白螺矶等地实施轰炸，破坏了敌军的军事中心与设备，有效地掩护了中国地面部队。结果日军溃退，中美军队取得鄂西大捷。

　　对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军队的支援，当时中美双方都有高度评价。美军伊利奥特少校认为：“此少量空军能为中国军队完成如此重大之助力，吾人已不能获得更佳之例证”；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一篇短评中也认为：“这次鄂西大捷，空军协同作战，重创敌人，是造成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35]

　　当7月来临时，驻华美空军与侵华日空军都在为下半年的空战进行准备。尽管此时第十四航空队仍面临汽油及设备上的困难（例如7月原定有4,700吨物资，实际仅得3,000吨）。陈纳德开始认为美机的“游击时代”已经过去，决定将航空队从后方移至东边的前进基地，以作为计划攻势中的第一步。从6月下旬起，除一个战斗机中队及308轰炸机大队留驻昆明外，其余力量均飞赴桂林、零陵与衡阳一带。从而使这三个基地的美空军力量达到相当规模。日军方面本来就因春季以来对美军的“削弱”、“压制”效果不佳有担忧，此时对美机的东调更加敏感。不但侵华日军迫切要求加强航空兵力，日军大本营也痛感必须加强在华空军以压制美空军。日军大本营一方面继续要求南方军以其航空兵力协助摧毁中国西南的美军基地，另一方面于6月7日以大陆命令第798号分别从关东军调一个战斗机战队，从南方军抽调重轰炸机两个战队归侵华日军使用[36]。到7月中旬，侵华日空军力量达到三个战斗机战队，轻、重轰炸机各两个战队。

　　7月7日第十四航空队开始轰炸广州；8日袭击海防；9日第308轰炸机大队对东京湾里的日本船只进行一连串的轰炸，从而最后拉开了在华美空军1943年夏季攻势的序幕。面对7月中上旬美机的频繁活动，日本空军为了保护交通线，从7月23日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扑。这一天日军混编机群以150余架之众从武汉与广州两基地起飞，分四批袭击衡阳、零陵与桂林美机场，开始了九天的华南制空权争夺战。日军第一天就损失8架战斗机、6架轰炸机。以后八天共损失62架飞机，而美方仅损失8架飞机及三名飞行员[37]。

　　在空战激烈的时刻，美驻华空军再次获得罗斯福的支持。8月7日罗斯福新任命的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抵印度不久，就给驻华美空军派去了空中援助，从而加强了陈纳德的实力。经过三周的休整后，日本空军从8月中下旬又再次发起反攻。日军大量飞机自汉口、广州及香港的机场起飞，袭击在华美军机场，并一度在空中击落美轰炸机六架。但是，由于日军自己承认的原因：“日下美驻华空军质量都好，驾驶员素质，且较南方战线的美空军优秀。”[38]结果当8月结束时，日军始终未能压制住美机的夏季攻势。进入9、10月份，第十四航空队的活动范围仍然遍及华中、华南。对盟国军队其时进行的滇北缅西作战，第十四航空队也通过轰炸日方军事设施与军营的方式给以支持。相反，由于日空军在华拥有的制空权逐渐丧失，其作战方式与规模也出现了变化。为了避免美机截击，日机在华南各地空袭时，多不在白天进行，而且“行踪飘忽，来去不定”。

　　美驻华空军在陈纳德领导下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战果，而是积极准备新的攻势。11月4日由陈纳德建议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诞生，并进入各队机场。按该队情报员梅洛夫少校的说法，拥有最新式P-40战斗机及B-25轰炸机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是独一无二的攻击性空军”[39]。这时，日军正准备纠集10万陆军与250架飞机对我第六战区进行进攻，即著名的常德战役。刚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立即与第十四航空队组织200多架飞机从11月起对常德、华容等地日军进行袭击。根据白崇禧的说法，从11月10日至12月16日，计出动轰炸机280架次，战斗机1,476架次，击落敌机25架，击毁地面敌机12架，炸毁敌兵船只人马甚多[40]。

　　除去支援常德战役外，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对东南沿海日运输船只的轰击也取得较大的成果，迫使各线运输能力一律缩减。根据当时从敌船上搜出的东亚航运株式会社报告，仅12月基隆至广东航行就遇12次空袭，致使进口锐减。即使船只进港后，起卸时间也非常短促。最后，在11月间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混合空军另一件重大行动就是被《新华日报》称赞的对台湾新竹敌机场的“历史性的感恩节奇袭”。25日美中空军在美军特克西·赫尔上校的领导下突袭了距日本本土仅660英里的新竹机场，在机场和空中共毁敌机40多架。不但在数量上创远东空战的最高纪录，而且也是美国宣战以来盟机对台湾的首次轰炸。故而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大本营，并成为1944年春日军试图在中国大陆展开以摧毁美军基地为直接目标的豫湘桂战役的导火线。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空军在1943年下半年的作战，给日方造成很大损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达到陈纳德早些时候预想的目标。

　　当1944年来临时，第十四航空队的力量更加壮大，不但拥有战斗机、轰炸机等共254架，而且一直最令陈纳德头痛的物资问题也出现某种转机。从1943年最后几个月开始，驼峰的空运量日益增加，尤其是空运队使用优良的通讯与导航设备与改装的B-24DS机之后，“让我们到圣诞节时运1万吨”的口号终于成为现实[41]。这样一来，连陈纳德也承认此时关心的再也不是如何增加空运吨位的问题，而只是如何分配这些吨位的问题。

　　有了这些优越的条件是一回事，在新的一年内驻华美空军应做哪些工作呢？对此，陈纳德还在1943年10月当蒙巴顿、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魁北克决议时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该计划以东经108度为界将中国战区划分为二个战场：由于气候的原因，上半年行动多在西战场以支持缅甸战役、保卫驼峰运输线为要务；下半年则主要在华东作战，集中力量破坏日本的空军能力与运输能力。为实现上述计划，陈纳德要求东战场上半年物资供应由1月的1,900吨增加到6月的6,200吨，西战场则从1月的6,900吨下降到2,700吨。由于陈纳德特别重视7月后的东部行动，他还要求在7月前应贮存2万吨物资在东部。在飞机方面，陈纳德希望到秋天能有六个战斗机中队、二个中型轰炸机队和三个重型轰炸机队[42]。然而该计划并未获得支持。原因是从1943年8月起，美国陆军航空兵计划人员已经提出，从中国基地起飞美远程轰炸机轰袭日本的计划。因而对陈纳德的计划不再有浓厚的兴趣。加以陈纳德在供应问题的庞大要求，使印缅战区陆军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有理由从后勤问题上加以拒绝。事实上，陈纳德的计划本身也过于主观，没有充分考虑到日方的动向。尽管如此，在他的关于东部战场的物资准备的要求上，后来证明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在陈纳德提出新年计划之后不久，日军方面鉴于夏季以来美驻华空军力量的日益加强，意识到过去“一直采用的战斗轰炸机联合进攻”战术已不易取得成功，而对美空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日本运输能力的打击又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从11月起，日军试图酝酿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上空制空权计划，从而缓解赖以生存的运输问题。是月初，日军参谋本部杉山总长首先提出：“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拟有困难，……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使美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43]11月25日随着台湾新竹机场被袭击，更加快了日军酝酿新年作战的步伐。1月初在华美空军配合美军潜艇在东海的活动，使得日方船只损失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杉山11月初提出的打通粤汉铁路的设想也趋于成熟，并于1月24日获得日本天皇的批准。这样日本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次大规模行动计划——一号作战计划就出笼了。其目的主要是一方面消灭在华美空军，另一方面打通粤汉铁路从而使贯穿中国的铁路联接起来，以便运送物资与兵力，支持在东南亚的日军。为此目的，日军计划使用10多个步兵师团及第五航空军的两个师团作战。

　　当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出笼时，盟军方面尚一无所知。第十四航空队也一直继续着上年底的活动。然而日军在黄河故道曲折处与沿长江的集结与推进，逐渐引起第十四航空队的注意。陈纳德一方面开始向史迪威发出警告，认为日军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并建议5月空运8,000吨物资到中国，成立预备空军等；一方面派出轰炸机沿长江的日军集中区，对长江的船只、九江和岳阳一带的交通线进行轰击。3月日军的调动目的已非常明显，陈纳德便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与进行准备工作。首先命令中美混合空军大队四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中型轰炸机队进驻梁山、恩施、汉中、安康等川陕一带的机场，试图日军在过黄河之前先将黄河铁桥炸毁，然而陈纳德的工作尚未完成，尚在呼吁予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空军以适当增援时，日军已先于4月17日拉开了一号作战计划中河南会战的战幕（亦即豫湘桂战役的战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史迪威还要求第十四航空队的第一任务是保卫成都的B-29轰炸机。

　　为配合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日空军在新乡、运城、彰德等地集结了90余架飞机，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轰炸。仅4月19日，日军就出动飞机200架次以上，对中国军队进行数十次的俯冲轰击，制空权全被日军掌握。直到战事进行11天时，美中空军才开始出击黄河铁桥，但由于此时日军早已有了几座代用桥梁，出击根本不能阻挡日军的进攻。就在这天晚上日军开始了攻打许昌的战斗。进入5月后，随着准备工作的基本就绪，美战斗机才开始在战场上活跃起来，并取得一定成果。以5月5日为例，据史迪威总部战报，美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炸信阳铁路工场及仓库，掷弹80%命中目标，毁货车40-50辆，军用坦克颇多，敌军伤亡之人数约300到400人[45]。5月中旬，鉴于战况的发展，史迪威开始同意将汽油与在成都的P-47飞机供给陈纳德。但此时，河南作战已接近尾声。日军已着手一号作战第二阶段——湖南会战的准备工作。

　　根据会战前东条英机给日本天皇的奏章，这次会战针对在华美空军的意图更加明确。东条英机希望“依靠本作战将摧毁敌方在衡阳、桂林、遂川附近的主要空军基地，……钳制驻华美空军的活动，以保卫皇国疆土的安全”[46]。因此，侵华日空军从5月17日起便先派出机队对美军基地进行轰炸；次日第五航空军的战斗司令部也由南京迁至汉口。足见其重视的程度。

　　5月27日湖南会战开始，日军先锋直抵长沙，并于6月18日加以攻占。在此过程中，第十四航空队各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在作战飞机上，由于有350架用在怒江方面作战及保卫成都的B-29基地，结果在东线仅有150架防守，而其中真正能出击的才90架飞机；全面出动的物资则只准备了30天；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日军发动湖南进攻的同一天，史迪威还要求马歇尔解除陈纳德的指挥权；再者，这时两湖地区气候状况也很糟。即使如此，从6月初起，美机仍在战场上频繁出击，出击最多时达每日50架次，对敌机场、舰艇、部队及设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攻击。但是，最终未能阻挡日军的南进。长沙陷落后日军继续向衡阳进攻。在强大的压力下，美军只好在6月26日放弃在华东的第一个前进基地——衡阳机场。

　　7月初，尽管日军在陆上进展顺利，但是在空中美机力量却有急剧增加的迹象，加之天气好转，美机出动架次增加，给日方后勤供应线造成极大的困难。据杉山战后回忆，由于第十四航空队袭击与洪水，从汉口南下的铁路被毁，不能修复。在初攻衡阳失败前，没有物资供应日军。7月2日也只有少量的物资送到前线日军[47]。

　　但在此关键时刻，尽管“美空军的斗志极为旺盛”，美空军的汽油供应却开始严重短缺。7月的第一周里陈纳德只好命令B-24轰炸机回飞昆明；到7月13日汽油短缺更加严重，桂林、柳州两基地共有汽油1.25万吨；17日为避免受到袭击，不少飞机也飞回昆明。有五天之久，美机不能起飞，唯一能升空作战的是在浙江的第五战斗机大队P-40战斗机。这样美空军不但丧失了在关键时刻支援中国地面部队的机会，而且遭到日本空军的攻击。7月23日日空军第90战队转到广东，主要攻击目标为桂林、柳州美军基地。同一天日军在对零陵机场的攻击中，毁美机18架。28日对柳州的袭击中美机损失为36架。其后日机还连续对芷江、桂林等机场袭击，直至8月5日。与此同时日军地面部队在飞行队的协助下加紧了对衡阳的攻势，当在充足的汽油运送到美军前进基地时，日军已于8月8日攻下了衡阳城。

　　衡阳失守后，华东局势更加严峻。这时美空军在获得补充后，再次回到东线作战，对日军的轰炸异常猛烈。据日军自己估计，8月中旬华中方面美机来袭有1,000多架次，共171回。这些行动最终使美机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8月29日，日军在获得补充之后，从衡阳继续南下。美空军在此后一段时期里的活动，主要是以空袭来阻挡日军，并取得一定成绩。9月4日，日军58师团在白地市附近多次遭到美机袭击，日军承认“使部队前进受阻，而且受到相当损害”[48]。同日在祁阳的日军第13师团因空袭各队均受损伤。5日，美机继续对上述两个师团轰炸扫射，致使58师团只能在夜间行军，第13师团的转移也发生困难。不过，美机的这些轰击虽然能暂时延缓日军的进军速度，却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战局。9月6日日军占领美机在东线的又一重要基地——零陵机场。

　　之后日军开始准备一号作战的最后一部分——广西会战。在此期间日军参谋部仍担心美空军东进对日本本土与南方要域之间的海上交通威胁，并要求侵华日军加以阻止[49]。但是直到11月11日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后，日军的这一目标也未达到，因为除去七个机场和六个辅助跑道为日军在豫湘桂战役占领外，美空军主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相反，正如陈纳德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事实上，在华东南一带的前进基地失陷后，第十四航空队在陈纳德领导下已经作了新的部署：（1）在陕西的西安、安康、汉中及四川各机场加强实力，主要任务是保卫成都机场，切断同蒲、陇海、津浦及京绥各铁路线；（2）对在汉口西北与西南的老河口、芷江两华中机场进行扩充和加强，中美混合空军总队在此驻守，主要任务是首先破坏黄河桥梁及京汉铁路两侧之日军设备，其次对南京、上海地区的东方区域进行攻击；（3）将68联队分为两个部分：其总队与两个中队驻昆明以东100里的一系列新机场，主要任务为支援粤汉路沿线的中国部队，切断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交通线。另外两个中队则朝日军侵占的地区以东转移，进驻益川、赣州和南雄机场，建立起华东航空机动部队。陈纳德要求这支机动部队确保中国东部的飞机场，攻击长江上的船只，并对上海、南京进行攻击。这样，第十四航空队便从南到北建立起了与粤汉铁路大抵平行的新战线，削弱了日军豫湘桂战役的战略目的。

　　在此期间，第十四航空队的供应与装备情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1944年最后三个月每月能得到9,274吨的汽油与润滑油[50]；作战飞机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好。这样，美空军就有能力在各个领域展开空中攻势。华东航空机动部队依靠芷江、赣州与遂川之间的空中补给线，从1944年11月到次年2月进行了所谓要塞、据点作战，共出动飞机747架次，投下炸弹110吨，使日军312架飞机受到破坏和损失[51]。华中的美中空军力量雄厚，12月18日的汉口轰炸，使日军在华中的主要空军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次年1月17日对上海的攻击，使上海日机损失65架。2月驻华美空军几乎全力用于切断交通线作战上，取得使37座桥梁不能使用，142辆机车被毁的战绩[52]。

　　美军的攻势使日军不得不调整在华航空兵力，但日方仍不能挽回空中优势。此时日本为保卫本土将某些飞行队撤回日本，日空军在大陆方面的作战已不能兼顾，只能“以最小的限度进行之”[53]。到1945年3月，日机在中国出动的架次日益减少，面对美国空军在中国各地的飞袭毫无力量反击。这样，侵华日空军最后失去了空战的力量，在战争结束前五个多月就在事实上中止了空中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空军人员在中国长达四年的对日空战中，通过给日本侵华空军、军事设施及航运的打击，不但在物质上有效地粉碎了日本早些时候在华的“制空权”，使中国空军逐步度过“黑暗的时期”，给中国地面部队以有力的援助，而且在心理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当然，由于美国的先欧后亚政策，中国战区史迪威将军的态度，在中国的这支美国空军部队力量发展有限，不可能在任何时刻都如人意，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它的这些困难时，才更能理解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可贵之处。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空军在中国的这些成绩，不只是美国空军自身努力的结果，而且包含着中国人民的巨大努力，这不但表现在修筑机场、守卫机场，提供连陈纳德本人也称赞的防空情报上，而且表现在中国空军的共同出击上。在这里就不多谈了。（顾学稼、姚 波）

　　　　　　　　　　　　　　　　

　　注释：

　　[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25页。

　　[2]据美籍华人学者刘馥研究，1936年我国年产生铁仅87万吨；仅有中小型电器厂200多家，且多在上海一带；石油日产数百斤。见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台湾东大图书有限股份公司，1986年，第172页。

　　[3]徐同邺：《空军建设三十年》，载《东方杂志》，第38卷，1941年第1号，第12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第80页。

　　[5]黎成德：《我所知道的陈纳德与陈香梅》，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京市委员会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史料选辑》第五辑，第87页。

　　[6]陶雄：《中国空军抗战五年》，载《大鹏月刊》，第1卷，第8期，第13页，1942年1月1日出版。

　　[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0年》，第4卷，华盛顿，1955年，第251页。

　　[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远东·1940年》，第4卷，华盛顿，1955年，第674页。

　　[9][美]巴巴拉·塔其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05页。

　　[10][美]唐·莫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60页。

　　[11][美]旺达·科尼斯厄斯与塞尼·肖特合著：《顶好：美国在华空战，1937-1945》，路易斯安那，1980年，第120页。

　　[1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1年》，第5卷，华盛顿，1956年，第548页。

　　[13]关于这次空战击毁日机数目历来有六架、九架的说法，本文采用原志愿队成员德人杰哈德·纽曼的说法。见杰哈德·纽曼：《一个德国人在华的特殊经历》，载《世界博览》1987年第7期。

　　[14]希求：“十二月二十日，昆明空战大捷记”，载《青年空军》第4卷，第2期，1942年1月10日出版。

　　[15]《新华日报》，1942年1月8日。

　　[16]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23页。

　　[17]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54页。

　　[18]同上书，第156页。

　　[19][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第342页。

　　[20]《新华日报》，1942年7月3日，短评：《贺飞虎的胜利》。

　　[21]《新华日报》，1942年7月3日，中央社讯。

　　[22]《衡阳空战记》，载《新华日报》，1942年8月4日。

　　[23]《史迪威司令部发表驻华美机光荣战绩》，见《新新新闻》，1942年9月20日。

　　[24][美]Ｊ·白尔登：《陈纳德将军在中国战场》，载《中国的空军》第2卷，第12期，第370页，1942年12月15日，中国空军出版社。

　　[25]《美舆论强调援华》，载《新华日报》，1942年7月24日。

　　[26][美]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25、227页。

　　[27]见[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史迪威赴华使命》，华盛顿，1953年，第260页。

　　[28]见[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0-551页。

　　[29][美]旺达·科尼斯厄斯与塞尼·肖特：前引书，第290-291页。

　　[30]见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702-704页。

　　[31]见梁敬著：《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5月，第123-124页。

　　[32]据《新华日报》，1943年5月8日。

　　[33]见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前引书，中册，第765页。

　　[34][美]陈纳德著：前引书，第361页。

　　[35]以上两段评语分见：《新华日报》1943年6月7日，《新华日报》1943年6月22日。

　　[36]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前引书，中册，第794-795页。

　　[37]《美驻华空军光荣战绩》，见《新华日报》，1943年8月3日。

　　[38]见《新华日报》，1943年8月21日。

　　[39]《新华日报》，1943年11月6日。

　　[40]苏志荣等编译：《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266页。

　　[41][美]爱德温·李·怀特：《圣诞节时一万吨》，佛罗里达圣彼德斯堡，1977年第二版，第236页。

　　[42][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1956年，第22-23页。

　　[43]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第4页。

　　[44][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1956年，第331页。

　　[45]见《新华日报》，1944年5月8日。

　　[46]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33页。

　　[47][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1956年，第400页。

　　[48]《湖南会战》下册，第138页。

　　[49]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前引书，下册，第367页。

　　[50][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在中印缅战区消磨的时光》，华盛顿，1959年，第172页。

　　[5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139-140页。

　　[52]同上书，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32页。

　　[53]同上书，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3页。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2-12 1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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