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战文化的勃兴及其影响
2014-08-11 08:57:03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简介：萧栋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湖南抗战文化的特点和意义》。

　　在局部抗战的六年中，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运动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又是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旱，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对推动当时湖南和南京国民政府向抗日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对全国抗战文化起了催生和助推作用:在全面抗战初期，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声威和内涵，对唤醒民众抗日，促进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也为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等方面提供了某些原料和启示作用；在全面抗战中后期，湖南抗战文化的不小余波仍在激发全省人民支援抗战，促进正面战场取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认真研究湖南抗战文化的特点、作用和经验，对深化抗战史研究，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局部抗战阶段，湖南抗战文化运动对全国抗战文化起了催生和助推作用，对湘南和南京国民政府向抗日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

　　1931年9月23日，素具“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民获悉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即有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宣传队走上街头，宣讲“九一八”事变真相。湖南《大公报》、《通俗日报》、《工人报》、《全民日报》等大小报纸连续报导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和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情况，发表各群众团体宣言通电。9月25日，长沙教师、学生、工商各界群众近20万人举行湖南人民反对日本武装侵辽示威人会，声讨日本侵华暴行，作出《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日宣战，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决议，将对日援侨委员会改组为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全市工商学实行“三罢”声援。衡阳、邵阳、锡矿山分别举行5万人、3万人、2万人游行示威大会。省会还组织了学生、教育、新闻等30多个抗日救国会；全省70多个县市和地区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及学生、教师、工人、商民等分会，共计300余抗日团体遍布全省。这些团体举办的《湖南反日救国会会刊》、《抗日救国半月刊》、《抗日周刊》、《抗日专刊》、《铁血青年》、《反日专刊》、《抗日特刊》、《讨倭专刊》、《反日歌谣》等刊物多达40多种，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全省各界还组织反日宣传队，深入街道、里弄、兵营、学校、剧场、车站、码头、影院乃至偏僻山村，作演讲、出壁报、演话剧，向各界宣传抗日救亡，主要内容有:一是充分揭露日帝侵华罪行和野心，唤醒民众起来抗日，指出“亡国火种之祸，行将见于中国”（ 参见1931年11月6口《湖南通俗日报》第1版及1932年7月1日《湖南大公报》第1版）。二是要求政府停止反共，取消湘鄂等九省联防，团结御侮。当日军侵占山海关后，各民众团体，请愿省政府转电南京政府，调遣全国军队抵抗暴日；当日军进犯华北后，省城各民众团体纷纷请愿，督促政府出兵抗日；长沙民众还要求政府组织民众义勇军，发给枪枝，支援前线；要求省政府开放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自由，启封抗日团体；开展“抵制日货”等对日经济绝交运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中共长沙青年运动党团推动《大公报》、《中山日报》等报报道北平学生请愿受伤和津沪汉学生响应罢课游行消息。12月17日，湖南学生提倡国货会发出三个通电:一电国民政府，要求保障学生爱国运动，明令声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汉奸殷汝耕；二电全国各界，呼吁声援北平学生；三电北平同学，希望继续努力，全湘同学誓为后援。20日，长沙万名学生冲破何键当局的威胁阻拦，夺门越墙到教育会坪集合，高呼“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奸”等口号，散发《告同胞书》等传单，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游行队伍穿过25条大小街道，市民万人空巷给予支持。随后，常德、衡阳等地学生集会游行示威声援“一二?九”运动。中共长沙青年运动党团还创办《更生》旬刊，第一次在湘公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推动长沙进步文艺工作者创办抗日文艺团体和刊物:组织“黑自社”，出版《文友》、《路》等刊物，在《大公报》发表描写“一二·九”运动的《五月》等小说；创办“青春文艺社”，出版《青春周刊》82期及《纪念“九一八”专号》，指出“除武力抗日”之外，“并无他路可走”；还在《大公报》,《市民日报》、《全民日报》、《国民日报》等五个报上出“青春文艺特刊”，公演《怒潮》等话剧，举办青年读书会等，反对复古读经。1936年夏，从平、沪、宁、汉回湘的中共党员谭丕模、李仲融、李锐等与在长的苏镜等出版刊物，举办业余学校，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建立演剧团体，团结各界成立湖南学生、文化、妇女等救国协会，促使湖南抗日文化运动掀起高潮：

　　第一，1936年7月组建湖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湘流》三日刊，开辟“救亡通讯”、“救亡言论”、“文艺小说”等专栏，宣传抗日救亡，反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批评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考虑张杨两将军建议，释放政治犯，开放救国自由，立即准备抗战。中共党员撰写《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社论，赞扬张杨救国主张，反对进攻西安，要求团结抗战救中国，于12月16日同时在《全民日报》和《楚三报》发表，引起轰动。民先队还办了一批业余夜校和歌咏队等，到工厂农村演唱聂耳、冼星海等谱写的救亡歌曲。

　　第二，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并由文抗会发起成立学生、妇女、工人等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救亡文艺社团:一是“紫东文艺社”，文化界七八百人参加，分头在车站、码头、街头巷尾、郊区农舍到处演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声势浩人，影响深广。二是“1936剧社”，深入各校排演《汉奸的子孙》等抗日独幕剧和五大救亡歌曲，得到《全民日报》、《力报》等新闻界支持，使长沙观众耳目一新。又创设《现代文艺》、《现代戏剧》等专刊附于《力报》出版，并在《全民日报》发起组织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讨论，批判菲薄鲁迅的言论，支援“中国旅行剧团”来省公演《雷雨》、《祖国》等，并多次邀请长沙文艺界座谈，形成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湖南罕有的新气象。

　　第三，长沙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出版《时轮》专刊，组织“戌地文艺社”和读书会，公演《一袋米》等剧口，十多次到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慰问十九路军伤病员，组织时事座谈会、文艺报告等。

　　第四，妇女救国会出版《现实》半月刊，号召人家为抗日救国而奋斗。

　　局部抗战阶段掀起的湖南文化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省70多个县市城乡，持续六年之久，使湖南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从省城200余团体20万人的游行示威到偏僻山村的抗日救亡，从铺天盖地的抗日报刊、气壮山河的救亡歌曲到雪片般飞向南京和全国各地的通电、呈文、请战书，从揭露日帝侵华罪行，批评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到开展经济绝交，捐钱派车出人出物直接支援马占山、长城、淞沪等局部抗战，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杀敌斗志，对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初步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

　　二、全面抗战初期，湖南抗战文化勃兴鼎盛，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声威，推动了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黄金时代”的出现

　　“七七事变”后，特别是武汉失守后，湖南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中转站和辐射传播中心，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1]凝聚了全国文化名人和抗战文化资源，壮大了全国抗日文化的声威。

　　（一）共产党人来湘，文化名人云集

　　“七七事变”后，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从平津沪宁等地派遣了一批湘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回湘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7月24日即成立了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9月北方局派吕振羽回湘“开荒”,10月建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2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党中央派遣回湘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久高文华等来湘组建中共湖南省委。他们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统战工作，促成了湖南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1938年10月，周恩来、叶剑英亲临湖南，为湖南抗战文化运动向乡村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随着战火逼近，大批文教机关和文化人迁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人学迁湘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北平民国学院、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十多所大中学校迁湘，中央日报社、商务印书馆、三一出版社、东方杂志、中国战史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正气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十多个出版发行单位也迁来长沙；流亡来湘的各种艺术团体20多个。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在年半时间内先后来湘活动的学生和文化人超过150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余人。他们与各地数以千计的进步师生一起，形成了一支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抗战文化大军；再加上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世界妇女代表团何登夫妇以及关国记者史末特莱、法国记者李蒙夫妇、英国作家阿特丽、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等来湘访问或参加抗日救亡，使湖南原有相当规模的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群众文化团体发展壮大，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空前繁荣

　　当时群众文化团体发展到30多个，影响较人的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记者协会长沙分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影响最大的是1937年10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下属团体35个，与36个县通讯往来，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不仅发动社会各界募捐、慰问伤员、救济难民，而且多次举办大规模的读书、演讲、歌咏、演剧活动，开办各类战时培训班，培养学员800余人，分赴各县发动群众，推动全省抗日救亡宣传，对大后方各省产生了影响。当时全省除原有《大公报》、《国民日报》等40余家报刊外，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创办的《观察日报》、《抗战日报》、《中苏》半月刊、《抗战文化》、《火线下》、《湘流》、《前进》、《民族呼声》、《文艺新地》、《人众报》、《真报》、《呼声报》、《老百姓》周刊，迁湘的《中国农村》等多达40多种，合计全省影响较大的救亡报刊近百种，还有各县各校的小型报刊，合计300多种，连湘西都有进步刊物30多种，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政治、散文、诗歌、小说、通讯、报告文学。其中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突出抗日救亡主题，有理、有利、有节揭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宣传，封闭进步书店等错误，不断革新报纸内容与形式，起了先锋作用。长沙书店、书业、出版社也由原来60余家发展到125家，衡阳、耒阳、邵阳、常德、沅陵等地出版发行业也兴旺起来。合计全省书局书店300余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战时书报发行所湖南分所、生活书店湖南分店、大众书店、三一出版社、中华书局，发行《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出版图书700余种，发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朱德《抗战的游击战术》、周恩来的《怎样持久抗战》、萧劲光《实用游击战术》、罗瑞卿《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徐特立先生论文集》以及《抗战小丛书》、《中苏小丛书》、《农民抗战小丛书》、《经济丛书》、《国民知识小丛书》等数以百计。发行多的书籍和报刊分别达5000册和3万份以上；还有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国际新闻社等数十家通讯社，更有长沙、武汉广播电台一起代行中国广播电台职责，被称为“中国唯一之喉舌”。总之，这些进步报刊、图书、出版、新闻，在传播中共抗日主张，推动全省全国抗日救亡高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文艺社团林立，创作繁荣，戏剧歌咏讲演空前活跃

　　抗战初期，湖南有70来个文艺社团，其中长沙原有和新创的有“青春”、“醒狮”、“赫曦”、“今日”、“北峰”、“一致”、“中国诗艺社”等35个文艺社团和11个剧院，更有上海标准剧团、新时代剧团、南京和山东戏校、北京雷电剧团、江苏大同抗日宣传队、临大剧团、三厅抗敌演剧一、二、四、六、八、九队等24个外来剧团；还有寓居各县的艾青、沈从文、王西彦等著名文学家。他们创作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达17部之多。其中，茅盾的《埋伏》、田汉的《烽火遍黄花》、《祖国的血》、王鲁彦《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三至长沙》、董每戡《敌》等，在讴歌抗日军民业绩，展现人民苦难，揭露日军残暴，唤起抗战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尤以吴祖光描写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风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日本、东南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剧团公演《血战卢沟桥》等100多个抗日剧目，慰劳将士，为前方募捐，使抗敌演剧运动发展至高峰。长沙从1937年7月19日上演话剧《抗日救国》拉开救亡剧运序幕，每周每团义演一日捐给前方，持续数月。演出《新雁门关》、《旅伴》、《卢沟晓月》、《南苑惊魂》、《南口血战》、《黄埔风云》以及《八百壮士》、《抗敌救国》、《放下你的鞭子》、《全面抗战》,《岳飞》,《木兰从军》等戏。演至“暴日兽行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2]。外地来湘的20多个剧团多上演《天津黑影》、《菱姑》、《中国妇女》三大国防名剧以及《上海血战》、《华北血战》、《反正》、《炸药》、《毁家纾难》等抗日名剧，具有较大声势。随后长沙的湖大、国师、周南等十多个大中学校剧团，驻军的铁血、凌霄、阵中等剧团也广泛发动起来，使多种大型演出连绵不断，气势壮观。由于有剧界名师曹禺等执教，有向培良率团示范演出，又有田汉、洪深等戏剧家编剧或导演，还有冼星海、张曙等著名音乐家谱曲，故上演质量有较大提高，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使整个长沙沸腾起来。同时，全省各地党组织和进步青年建立的剧团和歌咏队达300多个，参加者6000多人，长沙常有2000多人在街头演出。他们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淞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闻者无不动容落泪，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了鼓动作用。田汉带领三厅抗敌演剧队到南岳游干班演唱《红缨枪》、《游击队之歌》等，使游干班学员受到巨大感染；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领导和名人到影院、电台讲演，使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四）抗战教育突飞猛进

　　战时湖南教育出现了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以抗战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更为发达，成绩突出。不仅有省立农民教育馆等10余个社会文教机构，而且有1938年以张治中为首的省政府举办两届全省民众干部训练班，培养青年知识分子6000余人，又通过他们到全省组训民众68万人；还有中共湖南省委举办八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200余人，并深入友军举办“云干班”培养友军抗日骨干300余人，举办华容东山战时中学和桂阳战时中学，培养抗日骨干500余人；特别是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中坚250多人，被誉为“南方抗大”；还有国共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三千多名抗日游击干部，使湖南成了抗日干部的培训基地。

　　这种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运动在全省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极人地激化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促使群众抗日救亡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是捐钱献物支援前线。“七七”之后，湖南掀起了“毁家纾难”、“捐款劳军”、“募捐购机”热潮。“七七”后一年捐款400余万元，捐衣100万套以上，先后组织四批汽车队，数十个敢死队、义勇队、服务团和慰劳队赴南京上海前线支援抗战。仅在上海吴淞口战斗中就有600多人壮烈牺牲。一是推动了国防军工生产。湖南15万民工用一年筑成近千公里的湘桂铁路，各地还抢修717公里公路，超额完成军服皮带、防毒面具等军工生产任务。三是救护安置伤兵5万，难民50万人。四是使湖南成为抗日物资的供应基地，每年供应军粮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万担；而且，抗战开始就出现了“母子参军”等动人事迹，《救国时报》报导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抗战8年湖南征募兵员210余万，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居全国第一位；平均15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军，居全国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湖南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二是推动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黄金时代”的出现。范长江1938年7月20日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湖南抗战的政治准备》指出，张治中治湘最大特点是“能大胆地信任青年，使用青年”，而这个特点的形成不仅是抗日文化运动引发的，而且是它推动配合下贯彻的。正是一批参加抗日救亡的青年知识分子主动上门和张治中讨论抗战建国问题，对当时只有军队抗战而无群众参战提出意见，要求政府给每一个爱国者提供参战机会，并提出“实施战时教育，分配战时任务”的要求，使张“看出了他们不甘放弃他们应负的责任，为伟人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掀起的热情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3]，因而撤销了原定乡镇长来长沙受训的命令，决定发动知识青年去农村担任“训练民众，组织民众”的“开路先锋”（《湖南省政府公报》851号，1938年），改革基层政权，组织抗日自卫团。张治中将全省5万知识青年培训后，以73人取代原任，担任了县长，近2000人担任乡镇长,3万多人任保长。由这些人举办民众夜校和识字运动，组织歌咏队，创办壁报，教唱救亡歌曲，唤醒民众救亡意识，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至1938年底又训练组建了30万预备队和70万后备军，合计100万以上抗日自卫团，拥有10多万支枪等武器，使湖南成了抗日战争的兵源基地，也为日后抗日游击队和100余万群众支前队伍的组建打下了基础。1939年3月18日《新华日报》赞扬当时湖南已出兵额当在百万以上，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湖南抗战文化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对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探索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起了先行、开拓和辐射作用；并对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提供了某些原料和启示

　　由于吕振羽、徐特立、高文华等来湘以及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湖南成了抗战文化的中转基地和中共抗日主张的传播中心，至全面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化运动的余波仍在湖南涌动，这都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在湖南及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进一步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动员爱国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充当民众抗日的“先锋队”，对日抗战到底

　　1937年10月由共产党人建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成立宣言指出:日帝的企图“在消灭我国家，奴役我民族，斩绝我历史文化”。在此危局下，首先要求文化人团结起来，担负起抗战文化的三项任务:一是将抗战文化扩大到全体民众中去，“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消灭一切汉奸理论和汉奸思想”；二是发展“斗争的创造的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三是将刚毅创新的“湖南精神”，发挥为现代的“民族精神”，为湖南“即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担负起“披荆斩棘”的“前锋任务”[4]。文抗会成员通过报纸和讲演，宣传只有全民抗战，开放群众运动才是对付日寇的唯一办法；12月徐特立在《抗日十大纲领》中号召一切爱国的文化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讲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及战胜的理由”，“演打倒日本的戏剧”，“唱救国的歌曲”，“画日本侵略中国的漫画”，“训练人民抗日军事知识”，等等，来发动民众抗日[5]。这就基本勾画了抗战文化的内容和形式。1938年1月湖南文抗会“特刊”发表翦伯赞《当前抗战文化的任务》，强调文化人必须“以文化去提高一般民众的政治水准，启发其民族意识”，“加强其战斗精神并教育其战斗技能”，尤其要深入农村，把农民发动起来；要注意“打击投降主义者一切动摇的理论”；还要“从民众方面去受教育”，要捐弃一切个人成见和分歧团结起来，才能担负起抗战文化的重任。1938年4月于刚在《观察日报》发表《开展文化上的拓荒运动》，指出农村人部分地区还是抗日文化的荒漠需要文化人去开垦；文化人要作推动政治前进的“引擎”和发动群众抗日的“先锋队”。徐特立在前述文章中特别强调“对日抗战到底”，“反对任何的动摇”，“动摇就会引致中国的灭亡”[6]。这些观点和主张在1938年至1939年的《观察时报》、《抗战日报》、《中苏》等报刊上一再传播，指导了全省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二）强调全民抗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三项基本要求

　　一是指出发动全民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基础。1937年12月徐特立指出抗战只是政府和军队包办，是前段战争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故必须学习八路军“实行全民的抗战”，要改雇佣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让适龄男子“自动的当兵”[7]。为此，文化人协助省政府举办了全省兵役宣传周和数万人参加的兵役宣传火炬da 游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是强调扩人民主是发动民众救国的根本条件。徐特立指出“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废除束缚人民救国的法律，是发动群众救国的根本条件”[8] 。但1938年4月后国民党省市党部解散省职抗会，逮捕省文抗会职员，查封长、常、衡等地进步书店和报纸。因此，1938年9月至10月，谭丕模发表《动员民众的基本问题》、《对于湖南抗战统一委员会期望》两文指出:“民众是抗战的基础”，“而组织民众团体又是动员民众唯一的捷径”；“政府对于民众应当采取指导的态度去扶助它”，不能“去制裁”（ 《中苏》半月刊1卷12期5页）。翦伯赞疾呼团结抗日是我们的“国策”，以“分子复杂”、“有名无实”为由解散抗日组织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当局应收回“成命”（ 《中苏》半月刊2卷3期3页）。

　　三是强调只有改善民生，才能调动民众抗战的决心和力量。徐特立1938年3至5月连发《目前政治形势与今后抗战任务》、《国共合作与抗战前途》两文指出，必须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严惩奸商，赈济灾荒等，以照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工农群众的利益，调动其抗战的决心和力量。

　　（三）揭露、打击汉奸卖国贼，坚持团结抗战

　　徐特立早在1937年12月就指出了要警惕日本收买汉奸卖国贼从内部破坏抗日工作。许多报刊把揭露汉奸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1938年3月《中苏》半月刊发刊词指出:“汉奸”、“亲日派”，“在中国国内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为能事”。湖南记者严怪愚1938年底将汪精卫投敌叛国首次在《力报》刊出，震动全国；翦伯赞在《论反汉奸斗争》中强调了反汉奸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指出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但不能说汉奸“完全从我们内部清洗了”，还有些汉奸“隐坐在抗战营垒内部”；一些患“恐日病”的人，主张对日“和平妥协”，不自觉地被汉奸所利用；他还提出反汉奸斗争的四条原则:拥护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加强全民族团结，坚持抗战到底；联合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结成反侵略的国际和平阵线；动员全国人民力量，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与日寇及其走狗汉奸进行斗争。这些抗日主张和政策广泛传播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锄奸讨逆斗争，对警醒民众，遏制投降，发扬民气，震慑敌胆发挥了极人作用。

　　（四）宣传持久战思想，鼓舞抗战信心

　　1939年2月，吕振羽在《抗战的前途》一书中说，目前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力量是无穷的；而“日本是小国”，“资源缺乏”，“兵力不足”，“军需困难”，经不起持久战争拖累，已引发“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恶化”和“反战厌战情绪” [9] ；而且由于其战争的“侵略性”、“野蛮性”、“掠夺性”，遭到全世界反对，“国际地位”日益堕落，而中国是正义战争，必然得到国际同情援助和国内群众支持。因此，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但这个过程是持久的、艰苦的，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五）为国统区抗战文化坚持大众化、民主化、通俗化，采用民族形式，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开展“文化拓荒运动”起了先行、开拓和幅射传播作用

　　一是率先提出了抗战文化大众化、民主化、通俗化，坚持民族形式和“暴露文学”等主张。1937年10月湖南文抗会成立宣言就明确提出抗战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创造“民主的”、“大众的”、“通俗的”、“民族的”新文化[10] 。1938年6月茅盾发表《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指出:文艺要发挥战斗作用就必须大众化而要大众化就必须利用（民族的）旧形式。田汉也指出要动员民众参战就必须注意通俗化。1939年3月《抗战日报》发表社论《民族抗战与文艺工作》指出:文艺就是要肩负起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揭露日寇暴行，争取外援，鼓舞士气；要求改善民主，动员组织民众三项任务。1938年10月易同在《抗战文艺诸问题》一书中指出，文艺必须利用民族形式，为此作家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作品要有民族风格，文艺语言应合乎民族形式的具体要求，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深入一大步。这些对1940年初毛泽东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1] 有某种原料、先行和催生作用。同时，张天翼《华威先生》开创暴露文学的成功典型并引发全国讨论，使揭露黑暗、腐败、丑恶，争取民主自由光明的进步文学成了国统区文学的主流。

　　二是徐特立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是政治思想领导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与影响，而要实现思想政治领导就必须采取又“支持帮助”，又“批评斗争”的方针及“抓住主要问题”，放弃“次要问题的原则”[12]。因徐向中央报告而对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等文章中深刻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各项基本原则提供了原料和启示。

　　三是率先开展“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运动。郭沫若在湘多次指出文化工作者必须“向乡村散播”，到前方考察。田汉更是疾呼文化人“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在文化名人大力倡导下，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拓荒运动”:白雪剧团率先下乡，1936 剧社到了前线，一致剧社到湘西作流动宣传，湘剧到湘东、湘南、湘中、湘西演出，一些画家也背起画板到乡村、上战场，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斗争。尤其是抗敌演剧二、八队和铁血剧团等，多次赴湘北和江西前线演出，深入衡山、衡阳、南岳,湘潭等地演出《军民合作》、《三江好》、《壮丁》等剧目，这对国统区文化“下乡”、“入伍”有启发、带动和指导意义。

　　（六）在全面抗战中后期，湖南抗战文化运动掀起了不小余波，在鼓舞民众抗日热情，支援正面抗日等方而起了重要作用

　　湖南党组织根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利用合法机关第三厅（后改为文工委）及所属60多个宣传基站和文化服务处，大力开展抗日演出慰问，续建抗日书店，续出抗日报刊，办壁报，刷标语、作讲演，形成了湖南抗战文化的不小余波，特别是第三厅抗敌演剧二、六、八队，抗宣一队，从武汉失守前入湘后，不仅在后方长沙、衡阳、湘潭、南岳、耒阳等地对驻军和后方医院伤兵慰问演出，而且五上湘北前线演出，除话剧外，还下连队教唱各种抗日救亡歌曲，深受官兵欢迎。1940年1月田汉组织长沙话剧、电影和第三厅抗剧二、八队、电影一队、平剧、湘剧举行扩大公演，募捐救助营田等地被日军杀害的遗族，后在湘潭、衡阳，公演募捐“剧人号”飞机，推动“毁家纾难”“捐献劳军”，“募捐购机”热潮。同年4月，三厅抗剧队第三次到湘北演出33天共34场，第21师有个战士看了演出的《亲兄弟》后，带着对日军的极大仇恨，当夜只身穿越封锁线，到敌营活捉了一名叫若林政的日军，后来若林政参加了“反战大同盟”；9月演剧八队在湘潭百代剧院公演强调团结抗战的多幕剧《国家至上》，一连三天座无虚席；12月，二、八等队在长沙公演多幕剧《保卫大湖南》，轰动长沙；1941年3月又公演《明末遗恨》等剧10天，激发群众抗日热情。4月，演剧队还应第四军军民要求，帮助该军建立了“铁血剧团”，并与该团联合公演10天，几个100人以上合唱队演唱《黄河大合唱》，与各队独唱、二重唱，震动了长沙，是仅次于西南剧展的最大的戏剧音乐演出，闻者无不动容落泪，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抗战热情；5月，第六队在沅陵辰溪等地演出，带动了津市“怒吼歌咏队”等抗日宣传活动蓬勃发展。1944年6月，演剧队还派出10名队员到衡阳前线慰问，救护伤兵，激发前线官兵奋勇杀敌，直到衡阳沦陷才离开。与此同时，各地抗战反汪怒火也未熄火，1940年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创办《狮子吼》宣传抗日。这年迁到衡阳的《开明日报》、《力报》一直在宣传抗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汪伪投降，直到被查封。1940年3月长沙各界2万余人举行讨汪锄奸大会，打击汉奸气焰；5月后有《阵中演剧》出刊64期；1942年3月宁乡大沩山、回龙山各寺和尚300余人开展宣传、慰劳、救护；1942年前后数月，全省献机捐款两次，募款近3000万元可购机150架；9月长沙中学生分9组携款10万元慰问长沙驻军，等等。

　　另外，党领导的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自1938年12月建立后到长沙、湘乡、衡山、耒阳、茶陵、湘北等地巡回宣传近一年。他们通过办壁报、刷标语、画漫画、办画展、散传单激发群众和将士的抗战精神。1939年10月后还行走千余里泥泞路到湘北前线演出20多场，并调查胡春华史恩华营悲壮殉国事迹，创作了《湘鄂赣我们在干》、《保卫洞庭湖》等歌曲，演出《打杀汉奸》、《认贼作父的汪精卫》、《军民合作》等剧目，1940年2月还到临时省会耒阳演出，受到群众和将士热烈欢迎。后转桂林至6月再回长沙教唱救亡歌曲、义卖报纸，刷写标语，募捐济难，直至12月才停止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揭示了湖南抗战文化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也看到当时爱国群众和文化人冒着日机轰炸、生活艰难等危难，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根本的动力是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和艰奋斗作风以及团结抗战和统一战线的博大胸怀。继承、弘扬这些光荣传统和宝贵精神，一定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人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人复兴中发挥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2][4][5][6][7][8][9][11][12]《长沙文化城》，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3、399~402、9~10、6~9、401~402、174、260页

　　[3]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155页

　　[9]吕振羽:《抗战的前途》，第3、22~27页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8-11 09:06:18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文夕大火致10亿损失 戴笠在长沙干了什么

下一篇：抗战时期长沙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