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湖南人口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2014-08-16 14:13:59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的人口“西进运动”带给湖南的不仅仅是人口数量上的变化无常，更为重要的是对湖南社会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湖南；人口变迁
作者简介：何多奇（1952—），男，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副教授。黎程（1980—），女，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04级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日《抗战时期大后方人口变迁研究》（项目号：05XRK005）课题阶段成果之一。
一、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湖南人口变迁简况
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迁移频繁的地区。古代湖南的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与湖南之间进行。据《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湖南古称为“三苗之国”，这说明了湖南境内最早的居民是少数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楚人进入湖南后由湘西北和澧水下游地区逐步向南发展。秦代灵渠开凿后，人口又大量的迁往湘江流域的上游零陵一带。西汉时湖南人口仅50. 8万余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47人，到东汉时，增加到207.1万余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0.06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中原地区持续战乱，人民流离失所。为了避开战火，中原地区的人民开始向外迁移。据《三国志·魏书·刘卫二王》记载，中原地区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当时的荆州地区包括了湖南一部分地区。西晋时期，一部分北方人口迁入湖南地区并且定居下来，同时，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今四川地区的流民迁入湖南，这部分人大多也定居下来。到了唐朝中叶，爆发了安史之乱，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襄（今湖北襄樊一带）邓（今河南南阳一带）百姓，西京（长安、洛阳）衣冠（指官吏），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经过这次北方人口的迁入，湖南人口得到了大幅增长。此后历代战乱时期，如宋代的靖康之难、元末农民大起义都有大量的北方人口特别是中原地区人口迁入湖南。除了中原地区人口迁入湖南外，江西也有大量的人口迁入湖南。其中，江西人口向湖南迁入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明朝初期。由于湖南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破坏严重，在明朝建立时，湖南人口数量大量减少，在湖南出现了地广人稀的局面，这时从江西地区陆续有移民进入，仅宝庆、湘阴、靖州、醴陵等府、州、县就有474族。以历史上湖南人口密度的增减来看，公元140年时，湖南人口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4人，公元1223年，人口密度增加到每平方公里18.0人，到清朝灭亡时，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11.0人。
历史上除了从外省多次向湖南迁入人口外，湖南也有从本省向外迁出人口的情况。南宋时期，湖南洞庭湖地区爆发了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被岳飞打败后，其余部约20多万人被收编入朝廷抗金部队，后离开湖南北上抗金。明末清初开始的“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中，也有大量的湖南人迁出湖南进入四川。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约有8万多湘民投靠太平军，并随军队迁出了湖南。
民国建立后，1912年，湖南省人口总数为2761.67万人，到1927年，增加到3150万人。此后，1931年、1934年和 1935年湖南出现了特大洪灾和旱灾，人口死亡数量增加，同时许多人因灾难被迫逃徙。据当时国民党湖南民政厅的统计，抗战全面爆发前一年（1936）,湖南省全省人口数为2821万人，比民国十六年（1927）减少了300多万人。
二、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人口变迁情况
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的沦陷，华北地区的难民向南逃徙，一部分进入了湖南。1942年，湖南人口总数达到2808.75万人。在这期间，日军已经开始入侵湖南。在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前，湖南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北方难民的进入。由于湖南是通往西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的主要通道，因此，在国民政府迁都后，大批的国民政府机关单位人员、社会团体、学校、工厂和难民通过湖南迁往重庆、四川、广西、云南和贵州。比如，国立商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一度迁入湖南，其后由于日军侵犯湖南，这些学校又再一次迁徙到了大西南。1938—1940年，湖南的工厂中有121个是从上海迁来的。
就长沙市而言，1937年初，据长沙市警察局统计，长沙市人口数为538015人。同年10月，陆续有淞沪战场上的伤员撤退到湖南，至25日，共计有2万余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湖南地处湖北与两广之间的正面战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地理位置介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自然成为了日军主要侵略的目标。国民政府军队在长沙进行了顽强抵抗，先后组织了三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国民政府第九战区的官兵经过一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打退了日军。由于战争，这一年湖南省人口总数有所减少，从1938年的2792.47万人，减少到2649.06万人。日军不甘心失败，在积极准备再次进攻长沙的期间，采用空袭的手段，不停的对长沙实施战略打击。
为了减少日军空袭的死伤人数，1941年4月19日，长沙市警察局规定各戏院、影院停业，并实行了强制疏散人口的计划。到5月15日，长沙城内人口由22万人减至6.9万人。到1945年12月统计，长沙市8区78保，共计有39494户，240579人。
在入侵湖南的过程中，日军对湖南各地，特别是湘北地区进行了大肆的屠杀。1943年，仅湖南寿县厂窑一地就有3万平民被杀。1943年日军在滨湖各县滋扰，并攻陷了常德，这期间有13万民众被日军屠杀，另有3万多人受伤，8万人被掳。一方面由于战争，迁入湖南的民众又陆续向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移动。另一方面湖南本身处于战区，长期受日军侵害，本地军民死伤尤为严重，导致了人口数大幅下降。特别到了1944年，长沙、岳阳、衡阳、湘潭等地先后陷落，湖南更成为了日军烧杀抢掠的重灾区，这一年湖南30多个县市被日军占领，军民死亡人数高达92万人。战争是当时推动人口增加和减少的主要因素，以衡阳市和芷江县为例，衡阳市在抗战结束后统计，“衡阳城区人口由原来的53万人锐减到16万人。1944年，长沙、衡阳等地陷后，大批的外地机关单位、商人、难民涌入芷江县。一时间，芷江县人口数量从16.1862万人增加到17.4035万人。战争结束后，这些外地机关单位、商人、难民又纷纷离开芷江县，人口总数又下降到了16.0229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湖南省人口总数只有2617. 11万人，这只相当于民国初年的水平。“1946年底，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了《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列出湖南省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总计伤亡人数为近270万人，其中死亡近100万人，伤170万人有余。这一数字还没有包括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湖南籍人数。
总而言之，湖南省人口在抗日战争期间变动剧烈，不是呈单线的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而是成波浪型的变动。见下图：
三、湖南人口变迁对湖南社会的影响
从抗战开始至1939年，包括厂矿、学校、机关在内的抗战人口大量迁入湖南省会长沙。随着长沙1944年5月长衡会战后的失守，在此期间，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学校、企业和政府机关又陆续离开长沙迁往重庆、贵州、昆明和桂林等地。虽然这些抗战人口在长沙的停留时间不长，但却对湖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人口变迁对湖南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中国工业战前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1937年6月，全国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创办资本37700万元，约70%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5大城市。上海有1235家，占总数31.39%。
根据国民党实业部在“七·七”事变前的登记，当时工业主要分散在冀、鲁、苏、浙、闽五省及天津、威海、青岛、上海四市，而尤其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带的苏、浙、沪两省一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听取民族工业家“举厂内迁”的建议，决定把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的工厂迁到内地去。8月10日，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拆迁上海工厂的计划，接着成立了上海工厂拆迁监督委员会，由资源委员会具体主办。内迁工厂一般均以民船运至苏州、镇江，然后转轮上溯至武汉。此外，国民政府在1937年9月中旬设置了工矿调整委员会，统筹所有工厂内迁工作。国民政府把内迁的这些工厂及机械作为基础，用以开拓大西南及大西北，使大后方工业发展起来，以支持抗战。当时的大后方地区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这些省份工业水平在战前很低，共有工厂234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 %。1938年10月以后，大后方工业得以迅速发展，1943年，工厂总数发展到1376家。“据统计，抗战爆发前夕，湖南符合工厂法规标准的工厂仅55家，约占全国的1.39%。到1942年发展到501家，占后方工厂总数的19.34%，资本总额达7600.4万元，工人3万多人。在此期间湖南的机械、轻工业和矿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民营工业发达，据统计，战时湖南民营工厂达870家，占大后方战时工厂总数的16.52%，仅次于重庆。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沅陵、辰溪为中心的湘西工业区和以衡阳、祁阳为中心的轻工业区，其中衡阳成为战时后方各省物资的集散地和工商业中心，有‘小上海’的美称，是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财政金融中心。”
首先，这些厂矿的内迁大幅度地增加了湖南省产业资本总量，同时也使湖南省产业结构有所改进。战前，湖南省仅有的55家符合工厂法规标准的工厂中，只有少量的纺织、面粉和日用化工企业，其他工业都很薄弱，且规模较小。内迁厂矿不仅使湖南省原先薄弱的产业得到较大程度的增强，而且使原先空白的产业得到填补，规模较大的工厂明显增加，产业结构得到明显地调整和优化。工厂内迁更重要的作用是随着内迁工厂的自身扩展和示范作用，带动了该地区进一步发展。
其次，内迁企业通过复业、扩展，带动了新企业的建立和当地旧有企业的改造发展，使湖南省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规模逐步扩大。工矿企业的内迁也为该省带来了发展的必备资金。除了厂矿自有资金的内迁外，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和政府及其投资的内移。
再次，随着工矿的内迁和人员的流动，还牵动了技术人才的内迁，而技术人才的内迁也成为湖南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迁的技术人才中，包括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种专业科技人员，数量相当可观，增强了湖南省的技术力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工业的发展。
2.人口变迁对湖南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大大增强了湖南省教育实力，同时也丰富了湖南省的文化活动，繁荣了文化事业。
1937年9月8日，教育部决定以南开、北大、清华等大学为基干，筹组长沙临时大学，委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皮宗石等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委员。9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共有学生1452人。国内知名学者纷纷出任院系负责人。如: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历史系主任刘崇，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冯友兰等。1937年9月31日，北平私立民国大学迁长沙市南门外
雨厂坪筹备开学。是月，陆军交通辎重兵学校由南京迁长沙市，次年7月改称陆军机械化学校。1938年3月25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开学，校址设书院坪，校长蒋介石(兼)。同年11月，该校迁往泸溪县。虽然这些高校在长沙停留时间短暂，但也给长沙和湖南的高等教育事业注入了活力。著名学者的执教使长沙的文化氛围更为浓厚，同时也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公民意识。
抗战时期，湘西地区中等教育发展最快。有8所中学内迁入湘西州境内。1938年10月由安徽迁乾城的“国立第八中学”，1938年秋由常德、长沙迁泸溪的“湖南省立常德中学”和“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规模较大。国立八中在1939年学生达5299人。其次，办学时间长，有一套较严谨的学校制度。第三，师资力量强。不但有一批资深的中学教师，还汇集了大批的流亡大学教授、讲师，加上当时流亡湘西的“战教九团”、“教育部社教第六施教队”等教育社团，还有大、中、小各类师资800余人可供选择聘用。第四，这些内迁学校来自文化发达的地区和大中城市，校园文化气息浓厚，师生思想活跃，有的学校在湘西州境内办学七、八年之久，使偏僻贫苦的湘西各民族子弟有了上学的机会，对改变湘西州境落后的文教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湘西州，1943年凤凰县党、政、军、商、绅、教各界人士120人，联名发出创办县立初级中学的“劝募书”指出教育为“百年大计”，“望热心志士、积善人家、并旅外国慷慨援助、解囊相助”。从1941年到1945年，湘西十县先后创办了县立的初级中学。湖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10年共招收了17个班，先后有1230人就读，毕业生有686人。凤凰县简易乡师10年办学毕业了300人。湖南省立第八师，10年间有680人毕业。这些人才为湘西的教育、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战爆发前，湘西没有高等教育。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1938年为避日机轰炸，江苏省立银行专科学校由桃源县迁到乾城县所里镇。1942年8月更名“国立商学院”，湘西历史上开始有了高等教育。这所学院于1946年并入“湖南大学”，迁往长沙。学院在湘西八年的时间里，共招收了两届学生，毕业146人，为湘西的金融、商业部门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也为湘西发展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
1937年12月9日，徐特立、王凌波一行来长沙市，在东长街徐祠巷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社。至月底，徐特立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长沙广播电台等单位作团结抗日演讲，为宣传抗战，团结统一战线，鼓舞人民抗战热情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1月1日，南京《中央日报》迁长沙出版，9月16日由长沙迁重庆，长沙版仍然继续出版，1943年改名湖南《中央日报》，隶属国民党中宣部。1月8日，《东方杂志》迁到长沙市出刊。这些国家级刊物繁荣了湖南的新闻出版事业，成为人民了解抗战情况，收集抗战消息的重要来源。
3.抗战中人口流动对湖南人民思想意识产生的影响
抗战的爆发，迫使人口流动，这对湖南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们的思想意识得到升华和解放。主要体现在:
第一，爱国热情的高涨。随着沦陷地区难民的流入，在湖南各地的街头出现了不少衣衫褴褛、面如菜色的异乡人。从这些人身上，湖南人民直观地感受到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残酷，人们内心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8月23日，长沙市人力车工会即发布公告，要求其会员不得拖运日货，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反抗。8月下旬，湖南省妇女战地服务团在长沙成立，其组织者之一兼团长的是《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的作者，著名作家谢冰莹。该团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即开赴淞沪战场的前线服务。10月17日，翦伯赞、张天翼、田汉等人在长沙组织发起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从思想文化上唤起人们抗战热情。从社会低层的人力车夫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妇女到文化界的名流，各界群众从日本的侵略中，激发了爱国的热情，这也为其后三次长沙保卫战在思想上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二，人们的思想由顾小家到顾大家。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只注重自家的安危和兴旺。1937年11月，前线的伤兵源源不断运送到长沙，一时间，长沙市内所有的商号、旅馆几乎全部被伤兵占住。长沙市内随处可见伤兵。均意识到没有国就没有家，为了支持抗战，人们纷纷慷慨解囊。在1938年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的大会上，长沙在全市设立了5个献金台。到9日，仅三天时间，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银元共计96087元。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大小小的献金运动在湖南各地纷纷开展起来。
第三，人们的自觉意识得到提高。1938年10月，日军对长沙市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长沙市政府为了避免人员的大量伤亡，采取了紧急疏散人口的措施。当时的长沙市人口有近50万人，政府的要求是除壮丁留守外，老弱妇孺都必须离开市区。市民们积极配合，有秩序的进行转移，到11月12日，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问，就将90%的市民疏散出了市区。这样大规模的疏散还不只一次，抗
战期间，在湖南全境，不同规模的人口疏散每年几乎都要发生。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疏散，靠的就是人们的自觉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组织纪律性加强了，自觉意识提高了。
4.抗战中人口流动对湖南人口婚姻、职业、习俗产生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全国要求实现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的社会呼声高涨，但在长沙，民众对待男女平等这一革命呼声的态度却相当保守。直到“五四”时期，男女之间不能自由交往的旧礼俗才有所松动，年轻人开始追求恋爱自由的婚姻，而家长们也无法横加阻挡了。但是，战争的降临使许多热血青年，把已经定下的婚事暂缓下来，等到战争胜利结束后，再举行婚礼。有的青年为了上前线抗战，在新婚
后不久，就离别新婚家庭，走向战场。政府实行的壮丁制度，也使许多已经建立家庭的男子离家奔赴战场。这些都使湖南在战争期间的婚姻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
自东北三省在1931年沦陷后，湖南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产粮地。“在国际上也被称为‘中国的乌克兰’(粮仓之意)，是湘鄂粤赣近百万部队军粮和鄂西、川东、贵州、两广数千万人口粮食、棉花的重要供应基地，这也是中日双方必争的粮食等战略物资基地。”因此，湖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居多。以湘西自治州为例：1940年，湘西自治州境内10县“在业人口86.1336万人，在业比例为59.75%。其中农业人口51.6229万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63.37%；工矿业3.7840万人，占4. 49%；商业3.4958万人，占4.29%；交通运输业2324人，占0.27%；公务员1.8109万人，占2.22%；自由职业5835人，占0. 72%；人事服务业19. 9458万人，占24. 99%；无业人口46743人。”而外来迁入的人员，在湘西大山中为了生存，也大多从事农业生产。
民国初年，打麻将之风风靡湖南。据1912年印行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记载:“麻雀牌十年前湘中尚无此戏，盖近年由宦商及苏扬娼家传来，而流行日广，省城(长沙)及湘潭、常德三处商业繁盛，妓馆林立，此风盖尤甚也。”政府曾经严厉禁止打麻将，但收效甚微。湖南等地相对于中原、沿海和江浙一带较为闭塞，民风也较朴实节俭，酒妓麻将之物，都受广东、上海等地的风习影响而来。另外，近代中国社会日益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由此在社会上产生了一股模仿西)式的奢侈之风。随着抽水马桶、沙发、席梦思等家用设施传入湖南，有钱人家，纷纷竞相购买，相互攀比自家的“洋”气。1937年以后，湖南民众看到战争日益临近，人人深感自危。此外，目睹中原和江浙一带逃难民众悲惨的遭遇，不免联想到日后湖南一旦陷落，白己会有与这些难民同样遭遇的一天。因此，此前社会上的奢侈糜烂之风得到收敛。
总之，抗战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湖南社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这种社会变动既有社会经济表层的变动，也有社会深层的人民思想观念和意识领域中的变动。这种有表有里的变动，为湖南后来的社会现代化的转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8-16 16: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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