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2014-08-23 16:41:50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5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简介：

　　刘 鹤（1971—)，男，湖南绥宁人，博士，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张绍军（1969—），男，湖南吉首人，吉首市人口计生局政工师。

　　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无疑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湘西民族地区的教育，“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对旧的封建迷信、闭塞落后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冲击”。这时，一些“学校重视课堂教学，在方法和内容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求，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多样，或讲授、或讨论、或练习、或进行自学辅导，不拘一格，当时学校的学习风气和学术气氛都很浓厚，教学质量较高”[1]（P306）。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趋势日益明显。

　　一、战时湘西民族地区课程设置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务虚性”，在教育内容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与生产实际相分离”。随着国民政府对湘西民族地区控制的加强，湘西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采用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其课程设置出现了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变化，突出地反映了教育内容的现代化。

　　（一）小学课程设置的重大变化

　　“近代以前中国开设的主要是四书五经之类的课程”[2](P11)。1902年，《壬寅学制》颁行后，全国虽然出现了学习日本教育的热潮，但湘西民族地区各厅县创办的初、高等小学堂，教学仍然没有课时计划，各科没有大纲，课程自由开设。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规定了高等小学堂授课表。当时，湘西各厅县创办的高等小学堂，限于师资设备，只能参照规定的课程表，自行设课。1911年后，课程设置有所改进，初等小学堂开设有修身、读讲经、国文、算术、体操、手工、乐歌、图画；高等小学堂开设有修身、读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手工、乐歌、图画、农业、商业等课程，其中，读讲经每周开设11课时，占每周开设总课时37课时的近三分之一。而且手工、乐歌、图画、农业、商业等课程都是随意课，其开设及时间都由学校自行确定。民国初年，湘西民族地区各小学堂仍然沿用宣统学部颁布的课程表开设课程[3](P339)。此后，虽有变化，但并不明显。

　　193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小学规程》，对小学教育科目和教学课时进行修订，从而有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教学计划和大纲。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对湘西民族地区控制的强化，湘西各城乡小学基本按照这个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和其他一切活动，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立。

　　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小学教学科目及每年课时表[3](P342)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与民国初年比较，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小学课程设置已经比较合理。与时代精神不符的读经、讲经课程已经从课表中删除，小学课程设置的现代化趋势是很明显的。

　　（二）中学课程设置的重大变化

　　民国初年，湘西民族地区中学数量极少，课程设置也比较自由。当时，湖南省立第十二联合中学和第十联合中学，根据1915年颁发的《教育纲要》规定开设了修身、经学、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图画、体操等课程。其中，经学指定读《四书》、《五经》、《礼记》、《左传》等书，而国文没有固定教材，由教师选授历代诗词、歌赋、散文。1930年后，湘西各地中学开始执行1925年颁行的《中学规程》，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但变化不大[3](P425-426)。

　　抗战时期，设在湘西民族地区的各省立中学和各县县立中学都执行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中学规程》，初中开设的课程如下：

　　抗战初期湘西民族地区中学各年级教学科目及每年课时表

　　1943年后，稍有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1943—1948年初中课程表[4](P171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与民国初年比较，抗战时期中学的课程设置已经比较符合时代需求，经学课程已经不见踪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前期尽管开设了音乐、英文、物理、化学、博物等课程，但由于师资的奇缺，根本无法正常开课，只是纸上谈兵。而到抗战时期，由于大量外来高学历人才的迁入，课程的开设基本上得到了保证。“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入沅陵老鸭溪，在沅陵、溆浦、辰溪、芷江、黔阳等地招生一届，约80人。这些人经过专业训练，毕业后大都回到原籍，成为音乐教学和创作的骨干”[4](P1892)。

　　其他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也适应时代要求，讲求实用，呈现了明显的现代化趋势。其时，设在乾城的国立商学院开设的课程有：国文、外语、数学、商业统计、微积分、银行货币、经济学、合作金融、商业会计、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军训等[3](P425-426)。抗战时期，设在乾城的湖南省立九师的课程设置是：高师部有国文、数学、教育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公民、地方自治、农村经济及合作、美术、音乐、劳作；简师部有公民、体育、卫生、国文、算学、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化学、物理、劳作；美术、音乐、农业及实习、水利概要、农村经济及合作、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小学教材及教法、教育测验及统计、乡村教育、小学行政等。每周教学总时数为37课时，第三学年第二学期为33课时，第四学年第一、二学期为35课时。

　　湘西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课程设置“实用化教学趋势的出现，相对于那种只重伦理道德的务虚型教育传统来说，无疑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教育近代化的一大特征”[2](P11)。

　　二、战时湘西民族地区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抗战以前，湘西民族地区学校教学根本不重视教学方法。课堂教学中，“普遍采取照本宣科注入式、填鸭式教法”[3](P352)，采用新式教学方法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抗战时期，教育部颁布《教学法》，提出“引起动机，决定目的，进行新课，复习旧课，布置作业”五段式教学法。其时，教师“大多由师范毕业生担任，他们除了学习普通课程外，又都学过当时的教育学、心理学，又通过教学实习，教学方法一般有讲有练”。总体来看，湘西民族地区的教学方法“已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一）内迁学校带来了新的教学方法

　　当时，内迁学校的教师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和多年教学经验，他们采用新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国立八中初二部的国文教师王子植，学识渊博，教学得法。外语教师柳子范、毕恺西，曾当过外文翻译，他们熟谙英语教学方法。针对学生不爱学和难学的情况，他们要求多读、多记、多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在课堂上和日常生活中带头讲英语，用英语提问，用英语点名、打招呼，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理化教师纪钟山的衣袋里经常装着试验用的玻璃瓶和镊子，他几乎每节课都做实验，加深了学生对理化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地理老师刘俊庭，地理知识非常丰富，教课不用教科书，能随时画出各省地图，照图讲课，准确无误。数学教师金浚庭、陈致泊皆以讲课能抓住重点、语言简练、准确透彻而深受学生欢迎[3](P220)。迁入泸溪的军政部被服厂员工子弟学校教导主任龚莜初曾在高等学校、中专从教多年，学有专长，治校有方。专任教师大多是师范毕业生，熟悉小学业务。因此，该校教学方法先进，教学质量较高。泸溪县在武溪中心国民学校就读的学生，都想转入该校读书；已经转入该校读书的学生都以能在该校读书为荣[3](P212)。鸦溪难童小学的教学方法也别具特色。国文教师江渊讲课多采用启发式，课文讲得详尽易懂。批改作业时，不但修改错误词句，还加上尾批和眉批，使学生在文句构思和语言应用上得到指导。数学教师程嫡凡毕业于安徽大学，很“注重算法与算法口诀的关系，算理讲得透彻简明，强调方法牢记”。他在讲“鸡兔同笼”时，口诀是“共头先与兔足乘，得数相减原足数，余乘以鸡足，便得鸡数”。由于理由懂，方法对，达到了演算准确迅速。

　　（二）内迁教师推动教学方法大改革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沦陷区教师来到湘西民族地区任教，传入新的教学方法，对原来封闭守旧教法进行了冲击，出现了教学方法大改革。

　　大庸县小学教师罗亚湘课堂教学采用“讨论法”，语言精练、形象、生动，富有启发性，因此，学生讨论很积极，提的问题也比较多，课堂气氛活跃。龙山县里耶镇立第二小学，抗日战争期间教员大多数是从外地读书毕业而归来的年青人及从江浙沦陷区流亡来的教师，他们在教学中严格按各科教授法进行，课堂无“烧野火”的现象，他们根据各科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凤凰县文昌阁小学从安徽等地流亡来的教师，提倡“课堂提问――复习旧课――笔试”巩固知识教学模式，对全校教学方法改革影响很大，一改旧的“背温书”制度[3](P354)。抗战时期，武汉的三位教师到沅陵县乌宿小学任教。他们首开启发式教学先导，积极诱导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思考问题，自己回答问题。启发学生从已知到未知，由此及彼，层层深入，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在教学中自制各种教具和挂图，每堂课无一不用教具，使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授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同时又把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紧密相连，组织学生开展剪纸、手工雕塑、绘画、歌咏、游泳等课外活动，利用不同活动方式，诱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消化[5](P361)。安徽人许晋发在永顺联中任教时，边讲解、边演释，边穿插提问，解题方法多样。如讲解代数两边位移时，他以讲台为等号，把自己当未知数，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讲解因式分解时，他总是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兴趣，化难为易。他每讲一堂课，总要留下10分钟要学生提问或出题要学生思考[3](P435)。

　　（三）湘西民族地区的教学方法明显改进

　　新式教学方法被引进湘西民族地区后，迅速得到了推广，湘西的教学方法得到了明显改进，湘西民族地区大多数教师开始采用新式方法进行教学。

　　抗战时期，辰溪各中、小学实行班级教学，倡导学习日本、欧美的五段教学法(预备、提示、比较、总结、应用)、三段教学法(预备、提示、应用)、及自学辅导法、自动教学法、实验教学法、分组教学法等。辰阳镇、龙头庵、黄溪口、火麻冲、王安坪等中心小学及县简易师范学校根据教学原则、学科特点，学习采用演示、观察、实验、参观等方法教学，教学效果较“填鸭式”要好[6](P630)。凤凰县边小教师注意结合民族民间性，加强直观启示，启发学生思考。算术教师阙泽民，在讲“两数之和为10，差为2，求两数”时，他边讲边将10颗小石头放在讲桌上，加上2颗混合在一起，然后将石头对半分开，每一半是6颗，使学生很快懂得（和+差）除2=大数的公式；然后，又将10颗石头中取出2颗，将剩下的石头对半分开，各为4颗，使学生懂得（和－差）除2=小数的公式。自然教员?逸民在教《虹的形成》时，在阳光下用口喷水，让学生观察水滴在阳光照射下显现的七彩颜色，说明虹的形成原因，破除民间传说虹是井里的螃蟹精用脚钳着草，在天上架起天桥的迷信，将科学知识通俗、生动、形象化[3](P122)。凤凰县文昌阁小学美工教师龙执夫，寓教于乐，注意将知识融入趣味性之中。给学生讲授“怎样雕刻印章”时，他首先讲清什么是雕刻，然后有层次地讲清“雕刻印章的实用性和艺术性”、“雕刻阴文和阳文的两种技法”等，接着再告诉学生怎样寻找材料，怎样磨制刀具，他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能力，着重介绍了两种易得易雕的两种印章材料——“粉岩”与“南瓜蒂”，最后带领一帮跃跃欲试的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地里去拾取不化一分钱的“粉岩”进行实践。因此，一个学期尚未结束，学生就都能在书本上印上自己亲手刻制的印章了[3](P35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省立凤凰边区小学，还试行苗汉“双语”教学法。低年级苗语教学比例很大，中年级逐渐减弱，高年级以汉语为主。总的原则是根据教材深浅和学生理解能力，确定双语的比重。教法灵活多样，教师用苗语提问，学生用汉语回答；教师用汉语提问，学生用苗语回答。演讲会、故事会、文艺晚会等活动，都可以使用双语，来增强苗族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中高年级作文，注意苗汉语法的差异，实行三阶段作文法：苗语构思、汉语讲述、汉字写作，使学生的汉语写作水平很快提高[3](P122)。

　　此外，湘西民族地区一些学校还通过开展教学研讨会和组织学生课外活动的方式来改进教学。抗日战争时期，乾州中心国民小学每周末召开一次教学辅导会，研讨教学问题[7](P741)。1944年秋，曾在湖南大学任助教的曾文社(凤凰人)和几位学生来凤凰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半年，组织学生办《万萌》周刊，举办学生书画展览；开展作文、讲演等竞赛，学校的课外活动很活跃[8](P246)。

　　总之，战时湘西民族地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变化，适应并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现代化趋势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 熊中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6.

　　[2] 张伟平.教育会社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3]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4] 湖南省怀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怀化地区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9.

　　[5] 沅陵县乌宿区公所.沅陵县乌宿区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6] 辰溪县志编纂委员会.辰溪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4.

　　[7] 吉首市志编纂委员会.吉首市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8] 凤凰县志编纂委员会.凤凰县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8-23 16: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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