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湖南田赋征实述论
2014-09-04 16:19:56  来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第5卷第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田赋征实是为了适应抗战时期粮食供应需要，国民政府将地方田赋收入由原来的征收货币改为征收实物，是当时粮政方面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目前学界对田赋征实的研究多集中在制度和实效方面，从区域性的研究来看，也多限于四川、山西、陕西、甘肃、云南、广东等地，而对湖南田赋征实的研究较为薄弱。1944年3月5日，湖南省主席薛岳谈到田赋征实时声称:“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湖南是田赋征实之大省，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本省乃至全国的战时财政经济基础，对抗战胜利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湖南田赋征实之实施概况、方式以及实效作一简要论述。

　　一、湖南田赋征实之实施

　　有研究者认为1941年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直接原因是粮食危机。然而，抗战前期湖南的粮食生产和储存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因为稻种的改良，加之风调雨顺，都得到不断攀升。1940年全省稻谷和杂粮产量达到167 225 014 市石，除本年消耗1 519 819 414市石外，尚可剩余74 005 600市石。据湖南省政府调查统计，1938年储粮4 779 780市石，达到湖南历史积储的最高峰。1939年后虽有所下降，但最低年份存粮也在3 000 000市石以上，亦可谓丰足。因此，湖南的粮食生产和储存对本省的军需民食应付裕如。从历史资料来看，湖南这一时期也未爆发严重的粮食危机。故笔者以为，湖南田赋征实的实施与国家战时粮食政策的推行息息相关。

　　随着战区扩大，军粮供应愈发困难。为掌握物资，解决军粮民食，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推行田赋征实政策。1941年3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田赋改征实物暂行通则》，规定田赋改征省份应自即日起，尽量征收实物。不久行政院颁布了《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章程》，其规定除已失守地外，其余各省一律征收实物，并由财政部在各省县设置田赋管理处，此为田赋征实的开始。

　　为贯彻国民政府的政策，湖南省政府于同年7月16日，在战时省府驻地耒阳成立了“田赋管理处”，直辖于省财政厅，处民为胡迈，副处长为石宏规。当时临湘沦陷停征，永绥无赋，湖南省实际上掌握经征事宜的县份共73个。同时，湖南省各县设立田赋机构，采取经征经收分立原则:经征由田赋机构负责，在省内为湖南省田赋管理处，在县为各县田赋管理处，县以下为经征分处，从农民手中征粮；经收则由粮食机构办理，在省为湖南省粮政局，在县为各县粮政科，县以下为经收分处（即各县粮食仓库及分仓），从农民手中收粮。但采用经征、经收分离的办法，割裂了事权，田赋管理处和粮政科两个机构互相牵制，且对于粮户纳粮手续繁杂，造成田赋征实效率低下。

　　为了集中力量，统一事权，1942年国民政府将各省粮政局与田赋管理处合并改组为田赋粮食管理处，由其管理有关田赋及粮食的行政与业务事项，并可对各县县长发布指令和承办省府布置的工作。湖南省遂将原来粮食机关主办的经收事务，划归各级田赋机关办理，并受省粮政局指挥监督；各县田赋管理处也与粮政科合并为田赋粮食管理处，简称“田粮处”。

　　1943年底，湖南省各县田赋粮食管理机构合并完毕，经征经收合并为一，田赋征实有了专门的机关管理，较经征与经收分立阶段征实的效率大为提高。此后几年，湖南田赋征实大致沿用1942年征收标准和管理办法。期间，因第二、三次长沙会战，许多县份遭日军严重蹂躏，湖南省政府决定免除一些县份的田赋，如1942年2月8日省政府决定免去临湘、岳阳3年田赋，长沙东北各乡2年田赋。1943年“常德会战”之后，省政府免除滨湖地区本年度田赋和购粮。

　　1945年春夏间全省大旱，许多县份无粮可征，田赋征实遇到很大困难。恰逢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特此减免田赋一年，湖南田赋奉令豁免一年。

　　综上述，湖南田赋征实紧随国民政府政策，并适时调整田赋征实机构，虽其后标准有所变化，但湖南田赋征实基本上和国民政府政策保持一致。

　　二、湖南田赋征实之方式

　　湖南以产谷而素负盛名，田赋改征收实物，要征集稻谷。湖南田赋征实推行的过程中，还伴随着“随赋带购”、“随赋带借”等征粮方式。

　　1.征收实物

　　征收实物是田赋征实的核心内容。1941年8月1日，湖南政府颁布了《湖南省田赋管理处战时征收实物实施办法》，规定田赋征收标准为:稻谷“折合率依各县1941年份省、县正附税总额每国币1元折合稻谷2 市斗计算”。此标准对于产粮多的县份来说，还算合理。而且征收实物，免除了粮农将粮食换为法币过程中的周折与剥削。

　　开征时全省田赋额征应收稻谷为3 170 880余市石，但按照往年征收法币实际征得七成左右的情形来看，是年改征实物额定数为220万市石。通过各方面的努力，1941年度实际征实得谷约263万市石，超额完成预定目标。

　　1942年，战事愈紧，货币贬值，国库贫乏，国民政府又将田赋征实的标准提高一倍，由原来每元征收2 市斗增为4 市斗。湖南省政府谨遵其指令，并加大力度征实，成绩颇佳，全年征实所得稻谷487万石，为抗战中征实最多的一

　　年。其中仅长沙、浏阳、宁乡三县征实数达469 059市石，约为当年安化县征实5 874.894市石的80倍，湖南省征实总额1/l0。1943年1月17日湖南省田粮处处长胡迈对湖南田赋征实的成绩称赞道:“自1941年秋田赋改征实以来，至本月共征稻谷1 000万石，居全国第3位”。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9月国民政府发布《战时田赋征收实物条例》，规定“征收棉花区域，按赋额每元折征皮棉5斤”，于是棉纱、面粉、食糖等先后推行征实。湖南的棉花、布匹亦列入征实范围。是年日军大规模入侵湖南，全省大部分县份沦陷，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征实遭到严重影响，全年征实所得稻谷仅为228万市石，不足1942年的一半。

　　2．“随赋带购”

　　田赋征实后，国民政府每年征得的粮食仍不能维持军粮供应，于是在征收实物外，又推出公买余粮政策，后为简便手续，又将公买余粮改为“随赋带购”。

　　1941年7月国民政府对征购制度进行调整，每年参酌各省所需和当地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量标准及价格，给与一部分现金与一部分粮食库券或储蓄券，购买粮户余粮。是月，湖南省政府颁布《湖南省公买余粮办法》，规定:“无论公私田亩，暂定山田每亩由政府公买田东余粮上粒谷5市斗，水田每亩公买东余粮上粒谷7市斗，外籍田东1市石，佃农3市斗”。随后湖南省又公布了《湖南省公买余粮实行细则》，以征一购一为粮食征购原则，即按田赋1元征实稻谷2市斗，随赋带购谷2市斗。并设置公买余粮收运所机构，制定各项管理制度，保证公买余粮的顺利进行。此为“随赋带购”的雏形。

　　1942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田赋征收实物及随赋带购粮食办法》，小额粮户可以免征购，大额粮户采用累进办法征购，征购总额达到征购限额为止。湖南省正式将公买余粮改为“随赋带购”，并具体规定随赋带购的标准“湖田每田赋1元，征收田赋实物（稻谷）4市斗，带购军粮1.2石，共计1.6石；山田每田赋1元，征收田赋实物4市斗，带购军粮4市斗，共计8市斗”。征购的标准有所增加。同时由省粮政局核定本年计划购粮价格，每市石80元，三成平价支付现金，七成发放粮食库券或美金公债，从征购之年后的第三年起分5年平价偿还。

　　由派购到田赋征实，再进而征购合一，避免了人们交纳粮食的繁琐。这种征购手续简便，实施以来，成绩卓著。全省1942年度随赋带购稻谷约580万市石，结合征实所得，总量达1 067万市石，约为当年全国征实征购稻谷总额55 880 103 市石的1/5。1943年度征购387万石，亦位居全国省份征实征购前列。

　　不过“随赋带购”带有很人的强制性，地主和富裕的粮户通过各种手段转嫁负担，农民田赋相当于增加了一倍，而且法定购价过低，实为国民政府加重了对人们的搜刮。

　　3．“随赋带借”

　　因抗日前线军需浩繁，国民政府征实、征购所得仍不能供给；加之，粮食征购存在多种弊端，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在各界强烈呼吁下，国民政府将随赋带购粮食改为随赋带借粮食。1944年，国民政府为减轻国库负担，通令各省征购一律改为征借。湖南省亦以“紧缩通货”为名，将随赋带购改为“随赋带借”，按“田赋1元征谷4市斗，并带征县级公粮1.2市斗，山田每赋1元借谷6市斗，湖田每赋1元借谷10市斗，次湖田借6市斗”，山田全部由田主缴纳，湖田、次湖田按东六佃四的比例，分摊缴纳。随赋带借施行后，不发现金，并废除粮食库券，只在交粮收据上另加注明，作为征借的凭据。而且把县级和省级附加公粮随赋一起征收，实际上是田赋又增加了。

　　总之，湖南田赋征实、征购与征借标准不断提高，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引发人们不满，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抗征”、拒缴田赋的运动。湖南省政府派兵催追强制完纳，并对滞纳的进行处罚，湖南粮农为抗战大局而作出巨大牺牲。

　　三、湖南田赋征实之评价

　　对田赋征实的评价，学界看法不一，但近年来多趋于客观和肯定。湖南作为田赋征实的大省，1941年至1944年4年共征稻谷约25 670 000市石，所收到的效果非常显著:

　　首先，有效地集中战时的物力财力，保障军粮供应。湖南所征稻谷主要用作军粮，据相关资料统计，列表如下:

1942年和1943年度湖南配拨和已拨军粮数量表

　　单位:米（大包）

   （资料来源《1942年度各省配拨军粮及已拨数量表》和《1943年度各省配拨军粮及已拨数量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八二(二)/86.）

　　按国民政府当时战区的划分，第六战区主要负责鄂西一带，第七战区负责粤省，第九战区负责赣西、鄂南和湖南全省。由上表可见，1941年度，湖南配拨第六战区和第七战区军米1 125 000大包，与本省第九战区配拨的1 406 250大包相差不多，1942年度亦是如此。因此湖南不但为本省军队，而且为湖北、江西、广东等战区提供了大量粮食，可以说湖南田赋征实为抗战胜利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

　　其次，补充和调剂公粮民食，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后方各大城市粮食恐慌的现象。湖南田赋征实所收的稻谷，有很大一部分作为公务人员及中小学教师的公粮，其余部分则用于调剂民食。抗战期间，上百万公教人员和大批文化教育科技人员的内迁，造成后方粮食需求激增，民食供应紧张，他们的生活维持，很大程度上仰给于湖南。桂林《扫荡报》曾记载:“今日旅居桂林或桂东各地的偌大人口，地理上虽是寄身于广西，经济上大体托命于湖南。我们在桂林日常需用的油类、米粮……，一部分都得仰赖于湖南”。湖南田赋征实，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后方粮食恐慌现象。

　　再次，稳定粮价，稳定经济形势和弥补财政赤字，减少通货膨胀。据相关资料统计，1940年湖南所供应民粮达1 078 727. 022市石，其中本省410 641. 372 市石，广西省有87 000市石，广东省581 485. 650市石，这些粮食平价出售于民，可以避免粮价波动的周折。如1943年湖南省政府拨交衡山县米1.5万石、耒阳县米1万石；1944年亦拨米于衡阳和长沙，使长沙米价仅11元一斤，从而稳定了粮价。在当时币多货少的情况下，假若全部用现金购买粮食，就需增发大量货币，这对于通货膨胀的经济火上浇油。仅以1942年征购的580万市石粮食计算，每市石80元计，就应支付4.64亿元。但田赋征收实物，国家不用现金而用粮食库券购粮，可以减少纸币的发行，进而减少通货膨胀。

　　当然，湖南田赋征实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土地陈报错误，征收人员刁难敲诈农民，贪污舞弊等现象，农民备受掠夺和压榨。但总的来说，湖南田赋征实基本上达到了其预期的效果，正如胡迈所说，这集方面的成就“奠定了战时财政经济的基础；同时证明了中央田赋征实及粮食管理政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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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9-04 16: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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