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湖南乡村建设运动 ——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节选）
2014-09-04 16:53:4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作者：李在全 游海华  点击：  复制链接

　　清季以降之中国社会，史家陈寅恪谓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 陈寅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格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在此期间，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组织乃至个人，凭着各自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历史进程。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建设者们，基于他们对中国乡村和国情的体认，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和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今天的历史后见之明观之，可视其为一场促进中国转型的尝试和探索。在审视这场运动时，晏阳初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我们无法绕越的典型个案。学界对晏阳初和平教会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深入，硕果累累。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抗战之前的定县实验阶段，并认为抗战爆发以后，乡村建设运动陷于停滞、失败的境地，趋于终结。其实，抗战爆发之后，平教会还在许多地方进行过乡村建设活动——它似乎被抗战洪流所掩盖或遮蔽，对此，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对其在抗战爆发以后的活动略做考察和探讨。

一

　　平教会成立于1923年8月，总部设在北平，晏阳初是主要领导人。1926年开始选河北定县为实验场，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1935年以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华北危机日剧，在这种情况下，平教会于1935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工作计划，一方面继续坚持定县实验，“河北一天不变色，绝不放弃定县”，另一方面开始准备将总部和部分工作人员撤到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由于富

　　有特色的乡建理论和多年富有成效的乡建实践，也使许多地方当局，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西等省当局对平教会的乡村建设甚感兴趣，纷纷发出邀请，请求派人协助他们推进乡村建设工作。从1935年底到1936年初，晏阳初等人到这几省做了考察，考察的结果，认为广西、湖南、四川的条件较为成熟。

　　以往在论及平教会南撤的原因，大都认为就是华北危机所致，其实，晏阳初和平教会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有条重要逻辑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实验仅是一种表征，其后的推广是其逻辑的必然延续，由一地推广到多地，由县推广到省，再到全国是其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应该说，平教会的南撤是其内在乡建逻辑和当时形势交互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在南撤之前，平教会因各地乡村建设工作的需要，已分别派人前往协助，如江西省三地“农村福利中心”以及省卫生处农村保健科，河南省宛西乡村师范学校，江苏江宁实验县，浙江兰溪实验县，山东邹平实验县，陕西华县乡村保健工作，绥远包头教育与生计训练的实验，广东中山模范县的教育工作等，都是“定县实验”向各地的推广。1935年底，平教会曾准备向广西作有计划扩展，但后因“两广事件”而搁浅。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江西、贵州、广西等地都开展过活动，其中最主要的省份是湖南和四川。

　　缘何选择湖南、四川?大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湖南、四川的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四川，晏阳初认为:“四川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太重要，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去做……现在仅剩的抗战基地，人力物力都还充足的，已无几省，而四川乃是这几省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124页。）1936年6月，平教会总部南迁长沙，在面临着沦陷威胁后，于1940年春，又迁往四川。其二，湖南、四川曾是平教会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省份，有着良好的基础。早年的平教会第一个选定的地区是湖南的长沙，“长沙的平民学校4个月毕业，第一期毕业的学生计956人，学生年龄从14岁到58岁，代表着52种不同的职业……几年后，长沙一地的平民受过识字教育的，有20万之多”。（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260页。）在四川，很早就有平教会活动，例如，1933年4月，四川江津县平教实验区筹备处成立，随即征集平教会会员，筹经费，草拟工作计划，10月，江津实验区正式成立。（四川平教会江津实验区泸溪季刊编委会:《沪溪季刊》，第一、二期合刊，第13页。）此外，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卢作孚（曾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重庆北碚等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实验。其三，当时湖南、四川省政府与平教会有着良好的交往和合作意向。1932年，时任湖南省府主席的何健曾派秘书长及湘潭县长前往定县考察工作，回湘后建议设立湖南省县政研究院及实验县，并拟邀请陈筑山来主持，后因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未能实现，但双方继续保持联系。四川方面，平教会领导人晏阳初、傅葆深等人就是川籍人士，但长期以来，对四川武人相争、川政混乱、民生艰难多有不满。到1935年，四川地方政局稍靖，时任四川省府主席的刘湘邀请晏阳初协助四川的建设工作。1936年春，晏阳初等人前往成都，与省府要员进行了较为详细和满意的会谈。当时刘湘卧病在床，但在晏阳初等人将离川北返前夕，刘湘坚持扶病亲自与晏面谈一次，此事让晏深为感动，刘湘同意平教会提议的基于统筹全省建设需要而设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的计划，刘为委员长，并推荐晏出任副委员长，实际主持工作。

二

　　1936年2月，晏阳初等人应邀南下，与何健及湖南当局其他相关人员商量，达成了共识:决定设立“湖南省实验县政委员会”，省政府委员及四厅长与平教会的晏阳初、瞿菊农、彭一湖三人组成（当时已经预定彭一湖出任实验县县长），一切相关的问题在此委员会中讨论，议决后交付实行；省政府还决定在县预算经费外另增拨10万元供实验县使用；另拨6000元作乡村人员训练用，2.4万元作新设立乡村师范一所的经常费，所有校务由平教会推荐的人员主持。（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83页）1936年6月，平教会总部南迁湖南长沙，平教会在湖南的乡建工作全面展开:

　　（一）衡山实验县

　　经过多方筹备后，1936年7月，衡山实验县正式成立，平教会重要骨干人员彭一湖就任实验县县长。该实验县主要举措如下:

　　行政体制方面。在县级政府中，推行以“撤局改科”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县政府设秘书长，辅佐县长工作，下设四科。原公安局由一科接管，原财税业务由二科接管，原合作指导办业务由三科接管，原教育局业务由四科接管。原承审室撤销，设立衡山地方法院，由省高等法院直辖。1937年初，县政府设秘书、统计、督导3室和一、二、三、四科，共计官员62人。是年秋，增设兵役科和“抗

　　战后援会”。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推行以“撤区并乡”为主要举措的建设方案。全县设55乡，2镇，1937年5月，再次调整为26乡，2镇，下辖495保，8387甲。乡镇置乡镇长1人，总务、教育干事各1人，公丁2人。（《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199、200页。）

　　整顿地方财政和教育方面。衡山实验县行政经费预算，每个月为4738元，除原有经费2000元之外，不敷2738元，由省政府补助。同时，县政委员会决定“地方财政统收统支”，其好处是:减少征收费用，便于统筹支配及调剂盈虚，便于稽核，便于统计及整理。（詹一之、李国音:《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27页。）1936年8月，县政府考选小学教员600人，地方自治人员70人，并借县立中学进行短期培训。湖南省府主席何健及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晏阳初、瞿菊农先后到训练班讲话。平民教育也有所成就，基本上完成一保一所国民小学，一乡一所中心国民小学的设置，另办民众夜校近300班。（《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3页。）

　　面对日本的入侵，平教会对成员普遍认识到国防自卫工作的重要性。县政府除积极整顿全县义勇队和警察外，1936年10月，调查全县壮丁数量，并上报县政府，成立社会军事训练总部队，考送干部前往省第五区司令部受训，结业回县里后，又补充国术训练两周，分别派往各乡镇工作。

　　此外，衡山县政府为将各项建设事业，作一综合表征以供观摩，于1937年2月，特别指定师古乡为农村改造示范区，聘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汪德亮为示范区主任。彭一湖主持衡山一年，后因病去职，由孙伏园继任。衡山实验县的举措与定县实验县相比，除继续在教育方面推进，在促使行政改革和整合社会资源能力方面甚为明显。

　　（二）创办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

　　在国难日艰的情况下，为培养乡村人才，平教会于1936年10月在湖南衡山创办了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由平教会重要干部汪德亮担任校长。该校:“以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及农村改造民众教育实施人才为宗旨”，把培养具备乡村教师和乡村工作骨干双重能力的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即在课堂上是一名优秀教师，在村务会议上是一位活跃有力的领导人。因此，对生源要求是:“初中毕业、熟悉乡村情形及农民生活，志愿终生在乡村服务，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

　　从招生和课程设置来看，该校的乡村建设旨向十分明显。学校课程的中心主题是乡村改造，与衡山实验县计划的乡村改造工作，有着直接而密切的配合。计分6类: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及自卫；民众教育与民众组织；乡村学校；农业；乡村改造活动（包含合作社、乡村卫生、村民所等）。可以说是所有课程是为达到既定的目的而设置的，也是平教会多年的乡村工作的实际经验与心得，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地制宜而设置的，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

　　从学校教学方法和校风来看，学生们虽然一样地学习科学、作平民教育之父诗文，但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许多知识原理，并不用口授，而是动手去做，由“做”中去求认识；由“做”中得经验；由“做”中形成技能，并验证所学的功课。学生们的饮食粗砺，衣着朴素、居室简陋，和一般农民生活一样。学生每天早晨六时举行升旗礼。他们不仅要会抬土，会撑船，会拟建设计划，还要会救人。衡山乡师的教员饮食起居服装和学生一样。

　　在非常的战争时期，衡山乡师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军事管理和训练。全校编为一个大队，每班为一区队，班有分为三个分队，区队长，分队长都是学生轮流担任。军事教官任大队长。这种组织并不限于操场，日常一切生活如上课及三餐饮食都排队进入。学习生活军事化，纪律严格。这所在烽火中诞生的学校，在战火中几经迁移，即是后来的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主编:《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 79-82页。）

　　（三）开展农民抗战教育

　　素以教育广大农民为职志的平教会，面对抗战的时局，认为:“我们这次抗战，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条件是能持久，而抗战能否持久，不单靠前方的武装同志之力，更须后方的充实……而全民族中最具坚韧最富潜伏力，足负起长期抗战的使命的，莫过于三万万农民，所以这次战争的胜败，实在系于农民抗战的有无办法。”“我们多年从事农村运动的人，在农村建设及县政改革的研究实验中，得了一些农民教育的经验，在这个民族生命存亡继绝的关头，我们责无旁贷，现在着手于农民抗战教育团之组织，集合一般甘愿献身农村工作的同志同道，深入民间，去提高农民的民族意识，增进农民的抗战力量，使整个农村，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能为前方将士强有力的后盾”。（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1937年11月6日，农民抗战教育团第一届训练团员讲习会在长沙文昌阁66号平教会所在地举行，学员主要是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撤退到湖南的大学生。经过近两周的短期训练，讲习会于11月18日结束。接着，平教会按照每个团员的专长将其编成6队，由平教会人员带领，“巡回湘潭等12县，实施国防精神教育及战时经济指导、救护训练等项工作”。农民抗战教育团宣传民众的工作，既教育了多数民众，又给予了参与其事的知识青年以切身的影响。在事过40年后，亲身参加过教育团的老人回忆道:“这一段时间多姿多彩，在我生命史上很精彩。我相信对于其他的队员也一样。”“我们这样在大城市里长大的知识青年得以深入农村，认识自己国家的真面貌，是十分实际的教育”。平教会以后又

　　继续多次举办过教育团，并将得到基础训练的团员分期分批送往湖南的75个县，发挥其在民众教育中的作用。（蒋伟国:《抗战时期平教会的农民抗战教育》，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四）训练地方行政干部

　　抗战以来，湖南地方当局逐渐认识到:只有各级政府本身执政能力的提高，才能领导和驾驭民众力量进行抗战。为此，湖南省当局与晏阳初等人商量后，决定把在定县及衡山行之有效的制度普及全省，设立地方行政干部学校，训练新县长、乡镇长等地方行政人员。

　　1938年4月1日，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开学，晏阳初应邀担任教育长，平教会许多重要人员分别担任了部门要职。第一期学员2500人，第二期学员1500人，都是经过甄试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或县级现职人员。每期训练期为6周。晏阳初等平教会人员与各学员共同起居作息，讲授课程之余，找学员个别谈话。7月25日，第二期学期结业，随即由省政府分派工作，湖南75个县的县长和县佐人员大多从这两期学员中任命。10月1日，第三期学员1000人开学，训练期间延长至8周，这是适应县境较大、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大县，例如衡阳、邵阳等县的需要。

　　保长是接近民众的基层工作人员，事关民众权利义务甚大，战时尤其如此，因此，保长是否负责胜任关系重大。鉴于此，平教会又协助省政府计划训练全省各县保长4万余人，白1938年9月15日起，分别在9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分期召集所属保长训练，年底完成。

　　另外，各县原有的区公所一律裁撤，另设县政督导员，流动巡视，指导并监督乡镇长，整合乡镇区域。又依照《各乡保民众集体组织办法》，各乡镇设立评议会，每3个月集会一次，每半年举行乡镇民大会一次。各保每月举行保务会一次，3个月召集保民大会一次。（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12-313页。）湖南省各县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及人员“革新”基本上完成。

　　此外，平教会还在湘西的泸溪等地进行乡村建设活动，“平民教育创办人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迁来泸。该会在沪溪出版平民报，协助县政府制定民众教育计划”。（《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并创建图书室，培训全县小学教师和城区甲长，开展难民教育等。（平教会驻办事处编印:《在沪溪》，1939年7月，第62-65页，国家图书馆藏书。）

　　虽然许多措施停留在表层，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但在短期内对全省地方行政人员的大规模培训和“输血”，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也是平教会运思多年的“省单位实验”理论及计划的预演。

　　以上是对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乡建活动的简要梳理和考察，然而，乡建运动到底对中国的抗战和社会经济起到了什么作用?是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实验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支持了抗战，于民族和国家有利，这是不可否认的。“民国25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相继采取若干较为开明的政治、经济措施……是年，县政府的农事实验场推广农作物新品种，传授栽培新技术，全县稻谷亩产206公斤，创历史最高记录。平民教育也略有成效，基本上完成一保一所国民小学，一乡一所中心小学的设置。另办民众夜校近300班”。（《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页。）1939年至1942年，日军三次进攻长沙均告失败，也与该地方的民众抗战教育和乡村建设有关。当时该战区司令薛岳运用向后退军战略，民众有出力将各种道路破坏，田间也灌水，日军车辆不能行驶，即使武装官兵步行都很困难。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吴相湘，了解实情，留有文字记载，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的谢扶雅也认为长沙的三次大捷与平教会在湖南训练民众的影响有关。（参见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12-323、299页。）

　　早期的平教会主要以平民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后来在实践中，改造的手段在提升，改造的范围也不断扩展，这点在抗战时期表现得很明显。可以说，平教会与政府的紧密配合，是抗战时期平教会与此前相比而凸现的一个显著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探讨乡村建设运动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和对双方的影响问题。（关于乡建团体与当时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个复杂和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此仅就抗战时期政府与平教会的关系，作简要的个案分析。）

　　从平教会方面来说，试图保持民间学术团体的独立性，超然于政治之外，一直是平教会的理念，这种理念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是晏阳初等人一直坚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平教会逐渐体认到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与之合作，意识到:“如欲将研究所得推广出去，非籍政府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由学术的立场去建设农村是由下而上的工作，由政治的立场去建设农村是由上而下的工作。两者必须扣合起来，方可以博收成效……县政建设的意义是在学术与政府打成一片。政治好比骨骼，学术好比血肉。人生决不能仅靠骨骼，也不能单有血肉。前者是组织，后者是内容，套合起来，恰成全壁。政治用学术为根据，方能有真货色，学术用政治为凭籍，方得顺利推行。两者相辅而成，相依为命。换言之，政治须学理化，学术须实施化，上下交行，双方扣合，而后整个人民生活改造之大计才可完成，大众皆成为‘人’的宏愿，才可促其实现。”（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二十五年度工作概览》1936年10月，第8-10页。）用晏阳初的话简单地说:“本会的工作是站在学术的立场，处超然的地位，不深入政治，但又要对实际政治有帮助。”（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页。）平教会一方面在主观理论上试图保持自己处于独立超然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中与政府合作，逐步被纳入国民党政治运作的轨道中，后者在抗战中日趋明显。当时平教会的许多骨干到国民政府中任职，乡村建设运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县政建设中，即是例证。这增强了平教会乡村改造的力度和效果，同时也使它靠附于政权，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但客观而言，晏阳初的平教会并未完全处于“站在政府的立场来改造人民”的位置。

　　就政府方面来说，从中上层的政治层面来看，平教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被网罗进政权中。晏阳初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既是乡村建设派领袖，又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活动家，并以这两种身份穿梭于各种场合。其他平教会骨干人物，如陈筑山出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瞿菊农出任湖南实验县政委员会委员，霍六丁出任江西第八行政区专员，孙廉泉出任四川第三行政区专员，彭一湖出任衡山实验县县长、陈开泗出任四川新都实验县县长，等等。这些民间团体精英的加盟，无论在国民政府的民主象征方面，还是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利于国民党统治。在基层政治实践层面，“战前政府对于乡建，也是和一般学术机关、人民团体一样举办几处实验区，或由各省设立实验县。自新县制实施之后，乡建工作遂与县政建设打成一片，变成了县单位的建设，而且因为是政府主持的，当然普遍到全国”。（傅葆深:《乡建总检讨》，《华西乡建》第1卷第1、2-3、4-5期，1947年1、2、3月。）与政权紧密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使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行政权深入到乡镇，乡镇行政官僚化，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施政能力；保甲体制发生了变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此外对乡村社会的绅权、族权和农会等组织都产生很大影响。（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5-204页。）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国民党政权试图将多种力量、资源整合进体制内，以强化自己执政能力。

　　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目前学术界一般是在肯定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认定是失败的，并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其改良性质（即未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未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直接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有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著基本均持这一观点）笔者从对在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其他的个案考察和分析中，认为这结论值得重审和反思，从地域空间维度来看，日本的入侵，确实使许多乡村建设运动陷于停止，确实缩小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地域，但许多未沦陷的地方还在继续。（例如，卢作孚领导的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就继续进行，并在这时获得很大的发展）农民问题是近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依然严峻，更何况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形成社会运动，充其量就是短短的十来年时间，用十来年时间试图解决要用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是后人对前人的苛求，是“非历史”的思维偏见，存在着时间维度的错位。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确实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和平方式，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改善公共卫生以及移风易俗等改良措施，复兴日趋衰败的农村社会经济，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乡村建设者们为什么采取改良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他们个人世界观、社会观、人生价值观和改造社会方法论的原因，也有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过多的强调是改良性质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其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倾向:为什么乡村建设者们不采取革命方式改造中国、建设农村呢?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是一种强加式的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情景下（这种情景既包括外部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也包括乡村建设者们自身有限的资源和能量。），采用改良方式，实实在在的为农村做些工作，推进乡村建设，已经是这些乡村建设者们所能采取的较好的手段和方式了。不可否认，改良方式使乡村建设运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若深入细致地研究可以发现，其实这种改良方式，使得农村中国家和社会、传统与现代、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大众等诸多因素和资源得以较好的互动、整合、利用和优化。在上述的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乡村建设活动中，许多措施都可以证明这点。如果摆脱“革命”和“改良”这样两

　　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话语分析，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的大方向和实践内容是符合农村现代化规律和历史潮流的。

　　（作者李在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游海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9-04 16: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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