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抗战初期的湖南教育
2014-09-05 11:30:44  来源：《教育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作者：郑大华；刘鹤   点击：  复制链接

　　张治中将军是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材的教育家，他在1937年11月到1939年1月间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自从到湖南以后，虽然是以全力先打下一个政治的基础，但也时时刻刻注意到教育问题，同时我的感情也常常被教育上的许多问题所激动”。他任职湖南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积极促成湖南教育会议的召开并推动湖南教育会议的顺利进行

　　张治中主政湖南之前，湖南教育事业尽管有所进步，但仍然不尽人意。张治中出巡湘东南时，就看到有“到任半年还不确知全县学校和教师数字的教育局长”，在沅陵考察时，“一入联中校门之际，恍如置身古庙之中，败壁颓垣，灰尘狼藉，无论讲人、讲物、讲事，均属腐败、杂乱、污秽不堪。学生既无礼貌，教者亦欠精神”。在湘西“间有六七十岁之白发老师，犹与数十儿童相处一堂”。即使在教育比较发达的常德“听某教师授课，久之，毫无端绪，竟不知其所云。在另一校，某教师正授世界地理，教师未作一图解，课室中亦无巨幅挂图，于是地中海、直布罗陀乃至好望角，其位置形势均非学生所得而知，一如空中楼阁者然”，全省教育之落后可见一斑。

　　面对这样的教育状况，张治中没有气馁，他决定对湖南教育动一次大手术，他积极促成了湖南教育会议的召开并推动了湖南教育会议的顺利进行，成为这次会议的灵魂人物。

　　第一，积极促成湖南教育会议的召开。1938年上半年，张治中到湘东南和湘西进行了两次考察并特别留心教育的考察。他认为“就我在两度出巡中所见到的一些学校办理的精神，教学的方法，以及学生在修养方面的诸般缺点，说明教育还存在许多急待改进的地方”，有鉴于此，张治中邀约了江问渔、郑西答、黄敬思三位先生，对湖南教育作一度检查，井请他们提出很多很有价值的建议。在充分的实地调查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张治中促成了湖南教育会议的顺利召开。

　　张治中是这次会议的灵魂，正是他的推动，才有这次会议的召开。“从湘西巡视回来，对于教育方面的印象，使我有着很深的感触。我和朱经农厅长商量后，决定在八月初召开全省教育会议，来检讨并研究全省教育的改进事宜”。他在会上致开幕词“我们深深觉得，湖南教育在这一个阶段上面，是确实存在若干问题待我们解决。虽然这些问题，并不就是缺陷，但是既然有了问题待我们解决，我们就要研究，研究以后，就要马上对这些问题有一个适当合理的解决。然后才能促进湖南教育，然后才能使湖南教育在已有的良好基础和秩序上，有更良好的成绩表现出来，更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向前进步，而不致于停滞在某一个阶段上，一天一天落后，一天一天的不合时宜。”“我们觉得在此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的重要关头，一切都应该在极大的变革中来求进步，以增强抗建工作的力量。特别因为教育是培养后辈青年，培养民族活力的渊源，更不能不渗合时代精神，力求适应。”他对教育会议寄予厚望“我们召开全省教育会议，就是想借这会议为起点，展开一个划时代的改进运动，希望有一个新的生命展现起来！”

　　第二，推动湖南教育会议的顺利进行。张治中以真诚关心湖南教育发展的态度推动了湖南教育会议的顺利进行。会议期间，张治中“每日和教育界同人欢聚一堂，从容讨论”，并向与会会员表明“我希望不要把我看成一省的政治长官，而要视为教育界的同志”。并说:“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还不及我对于一般教育兴趣的浓厚。至于讲到政治的兴趣，那实在是太淡薄了。”“我是愿意把从事教育作为我终身事业。”由于他对教育持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度，这次教育会议流露“纯真融洽的精神”，从而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张治中在这次会议上向与会代表明确表示他对增筹教育经费的支持。本来，张治中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就已经增加了教育经费，“于省库万分困窘之时，将本省屠宰税向归省库收人之六成，每年五十余万元，自二十七年八月起，全数拨作地方教育经费；尤以边远贫瘠县分，决予以充分之补助增加之必要”。并决定增加屠宰税:计宰牛一头征税五元，猪三元，羊一元，用于补充教育经费。这次教育会议又提出“以本省岁人百分之二十五及屠宰税百分之四十为教育经费”的议案，但这一议案却属于“不能经由本会议决定，也不必经由中央决定，而以省政府的权力就可以决定施行”的议案。因此，作为省府主席的张治中的态度非常重要。对此，张治中明确表示支持“对于这个问题，我总希望省府同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来决定增加教育经费问题”。针对大家担心屠宰税大大增加以后，省府是否会挪用的问题，他明确表示“省府不但没有想用这个钱，即连省库原有收入每年几十万，也决定拨出来补助到边远贫瘠的各县去。”

　　在这次会议上，张治中还提出“训育”“教训合一”的问题。并痛心疾首地指出:“为什么近代教育常被人指为破产呢？我以为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近代学校制度和风气，只注意到教书，而没有注意到教人；只注意到教学方面，而根本没有注意到训育方面，最多只做到教训分立，而没有做到教训合一。”在充分分析流弊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讲学的人，不但要拿湛深的学识启迪青年，而且要以高尚的师道来感化青年，时时保持亲切的接触，处处流贯一种“养使作善”的精神，学生受着这样的熏陶，自然有了健全的修养，蔚为国家有用之材。”此后，张治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以为要使教育达成训练每一个青年成为一个完善有用之人的根本大计，必须在教育方针上根本改进”。

　　由于张治中的积极参与推动，这次湖南教育会议，通过的重要的议案有二十余件。其中特别重要的如训育方案的制定，课程改革的拟议，分区设学的筹办，专任制度的确立，男女同学的主张，改良集训办法的建议，以及增筹教育经费、缩短中学修业年限、充实实习设备等，都是很富于积极性、改革性的主张。宣言上说:“其中有为多年积弊而一扫廓清者，有为数载悬案而一旦解决者，有为法令限制而毅然变更者，有为事实拘牵而决然打破者。”“是湖南教育史上一个划时期的记录。”

　　二、进行教育改革，把教育改革和政治革新结合起来

　　张治中曾经说:“记得我在湘主政的时候，有人说我是拿教育家的精神来办政事，这种说法，我觉得相当正确，而且我也很乐于接受。”张治中主政湖南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但湖南全省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一直到现在，乡村还是古老凋敝的乡村，农民还是散漫痛苦的农民，基层组织还是一个空壳，一块招牌，基层领导人物还是既庸且愚，不学无术，甚至不识之无的一群。针对这样的现状，张治中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以“新的教育”和“活的课程”的观念，把教育改革和组训民众、革新政治结合起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张治中力主改革教育，他指出“教育制度的更张，课程的改革，和政治上的组织、制度、人事以及内在精神一样，同样有着迫切的要求”，在抗战时期，更有其非常意义。他说“为了适应战时环境、战时需要，要给成千成万的青年学生——也就是国家民族复兴的青年战士，以新的教育，以必要的教育。这个伟大的战争要我们摆脱一切平常的案臼，我们决不能蹈常袭故，麻木不仁！我们实在不能把这些活泼泼的青年学子，关在学校里读死板板的课程！我们要领导他们到社会上，到民族抗战的实际基础上，去做活的工作，去求活的经验，上活的课堂，要他们从学校里的死课本转移到社会的活课本上，去受社会的教育，尽国民的责任”。并说“学校停办一年半载，对于国家社会实在并无多大影响。照外国的教育制度，高中学生都要当一年的志愿兵，外国在平时就这样做，难道我们在战时还不能这样做吗?”为此，他还请教黄炎培，黄也深表赞同。

　　首先，发动学生组训民众，把教育改革与政治革新结合起来。

　　张治中认为“发动知识分子，分赴农村组训民众，健全基层组织。在教育的文化的意义上，是要他们深入农村，到民族抗战的实际基础上去求活的经验，去上活的课堂；在政治的社会的意义上，是作为动员民众、革新政治的干部，完成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农村中深植现代精神，培育新生力量，以加速社会的变革，巩固国家的基础”。

　　1937年12月，当几十个学生向他提出“实施战时教育分配战时服务”的要求时，张治中当即表示“我一定负责指示你们学生运动应走的道路，并且负责领导你们!”并决定把前任省政府集合乡镇长来长沙受训的命令撤销，趁此机会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发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造成新知识分子、新青年和农民的结合。后来，他主动把这一想法与教育厅长朱经农商量，又提到省府会议上去讨论并获通过。于是决定实施以下办法:一、召集四千高中以上曾受集训的男女学生，再加以技术训练，在四百个教职员的指导下，派往各县展开民训工作，期间定为六个月。二、期满后仍返归原校补足课程。“他组织民训人员，并让自己的长女张素我带头参加民训工作。”

　　张治中对这些学生予以厚望，并时刻关注他们。巡视湘东南时，民训学生痛感政治的腐败，向他诉苦时，张治中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发火，这就是经验，这就是教育”。巡视湘西时，他“普召集民训人员谈话”，并“深信此半年实地民间生活，必能助彼等了解人生，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农民。将来蔚为国用之时，必将珍视此一过程在其个人生活史中之重要意义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治中的良苦用心: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取得“经验”，获得“教育”，要学生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更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的书，更要读无字的书，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张治中发动学生进行民众训练，不仅使学生在“活的课堂”里接受了“新的教育”，而且也提高了民众的抗战意识，一举两得。“三个月以后，所作第一阶段的考查，证实了这些年青人的能力。他们在穷乡僻壤树立了与人民不可分解的感情，广泛地扩展了革新运动的影响——这些先头部队已经初步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心:在六个月以后，在这些青年教育训练下具备了现代国民的基础知识精神的民众是七十万人，组成了卫国卫乡的武力”。民训青年遍布“穷乡僻壤、山陬水涯”，他们“以其精诚血汗，以其坚忍天真，在朴质之民众中，树立不可动摇之信仰，与所在地方深结难于分解之感情。甚至在土匪之心目中，亦确立不敢侵犯之威严，普遍为善良民众所欢迎，而为贪污豪劣之所畏惧。”成效斐然。

　　其次，组织教育培训学生和公务人员，把教育改革与政治革新结合起来。

　　张治中不仅把学生放到民众训练的主战场上去，而且对他们予以训练，然后选拔到地方去充任基层干部；与此同时，他还对原有的行政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把教育改革与政治革新结合起来。

　　张治中主持制定的《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中明确规定“在人事上要动员五万知识分子，加县佐治人员、督导员、技术辅导员、妇女训练员，推进现代政治，完成基层建设”。适应这一需要，1938年3月，他邀请晏阳初先生及其同仁协助办理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的、有计划的、政治与学术打成一片的、以“事”为对象、以“行”为方法的教育和训练。他“要把它成为一个永性的行政教育机关，使所有民、财、建、教各方面的公务人员都从这里陆续产生出来，已经任职的也要轮流受训”，“这个学校的初期任务，是要在半年的时间以内，训练我们预定要发动的五万个知识分子，即五万个可算单纯属于民政系统的试行新县制的干部人员——七十五县县长、几百个佐治人员、督导员、技术辅导员、几千个乡镇长、政治训练员，还有四万个保长。这个工程是进行得非常顺利的”。

　　1938年9月，为督促在各个行政区的所在地实施的四万保长训练的顺利进行，张治中还发出“九月寒电”，特别提出“必以青年热忱之知识分子”作为选拔保长的基准:第一，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第二，必须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第三，必须是一个青年热忱之知识分子。他指出“一个知识分子固然可以成为一个保长，但必须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才可以成为一个革命的保长，更必须是一个青年热忱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富有朝气锐气热血热忱，有担当，能苦干的亦文亦武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员，一个可以兼任联保小学校长和抗日自卫团联保队长的基层干部”。

　　在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第一期各班次学员结业后，张治中一次就更换了三十三个县长。第二期学员结业后，又一次调整了二十五县的人事。到了1938年8月，全省七十五县从县城到乡镇，有计划地完成了人事的更张。“全省县政经过调整以后，一种新的气象在各县城渐渐滋长起来了。”

　　经过张治中的改革，各地保长“大致百分之四十是中学生，百分之三十是当地士绅，百分之三十是原来的乡保长”。即使当地士绅或者原来的乡保长，也都经过了教育训练。张治中巡视了湘西乾城及邵阳、桂阳等的保长训练班，深受感动。他发现即使在偏僻的乾城，保长训练班的青年学员都在认真学习，“在那样严寒的天气，他们还穿着单衣，赤着脚穿草鞋，站在大风中，数小时没有丝毫移动。他们住的是四面通风的房子，睡的是白天授课的桌子。”在张治中巡视湘西途中，他也亲耳听说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已赴沅陵参加保长考试，并感慨道“余意即就此一端而论，新政殆已引起古老农村之波动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教育改革与政治革新是相得益彰，颇有成效的。

　　在抗战初期这一非常时期，张治中进行教育改革，把所有高中以上学校停一段时间，但并没有“使国家百年教育大计中断”，相反，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学到了“活的知识”，而湖南省当时的急务组训民众、革新政治也得以顺利进行，这与张治中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此外，张治中认为要根除匪患，其治本的办法是在清明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更施以教育，转移风气”，“关于苗胞问题之解决，当以教育为人手” ，都是主张把政治问题与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解决。

　　三、重视乡村教育考察，谋求城乡教育平衡发展，并结合移民安置，大力发展乡村教育

　　张治中一向重视乡村教育，他曾参观过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还请教教育家陶行知，并决心把自己办在家乡的黄麓乡师办成“晓庄”式的师范学校。。他经常向黄麓乡师学生说“我并不希望做大官，但愿有一天回到乡下，做一个小学教员或师范教师，也许在教育上的贡献，比在政治上的要大一点”，他“鼓励师范生，要他们为农村服务，埋头苦干”。

　　第一，重视乡村教育考察，谋求城乡教育平衡发展。主政湖南之后，张治中十分重视落后乡村的教育发展。湘西是偏僻的乡村地区，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历任领导都视之为畏途，但张治中却在一年二月的任期内，两次出巡湘西。第一次出巡湘西时，他还特意带上教育厅长朱经农，“余约经农同征湘西，固在探求如何改进湘西教育，充实湘西教育，使能与湘中、湘南平衡发展也”。

　　1938年5、6月间，张治中第一次出巡湘西，他把教育问题作为他考察的一个重要目标，回到长沙以后，他还就教育等方面情形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考察期间，他对教育问题极其重视。他到达沅陵以后，专门安排一天视察“沅城教育情况”，在芷江时，他采纳了地方士绅扩充芷江省立师范改私立洪江中学为省办的意见。他特别注意湘西乡村教育落后的原因:“湘西小学教师一般待遇之低，殊堪慨惋。最多者仅月得十二三元，少则七八元，或五十串钱，亦有以四五十石谷为一年之酬报者，其清苦可知。如此菲薄之待遇，自不能吸引良好师资，于是乡村教育乃益速其落伍”。并表示“将来保学制、乡学制施行以后，更必须在待遇上加以改善，使教师生活得以安定，情绪得以提高，庶几乡村知识分子可以留住于乡村，不致转为城市之游离分子矣”。当他得知“所里（今吉首）有一特区师资训练所，专为培养苗区教育人才而设”时，即“往视之”。后来，张治中还屈尊“曾就学生课桌听某教师授课”，甚至连学生课本上有英语老师代写的英文译名这样的“细微末节”都洞察秋毫。从湘西归来，“与经农谈视察湘西教育之结论，认为就组织与人事，精神与礼节，课程与教法各点而言，均有彻底改进与整顿之必要” 。他深感责任重大，“此为吾侪负责者对国家根本大计及民族后代青年不能不尽到之责任”。而这又成为他推动湖南教育会议召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抗战初期的湖南，城乡教育发展很不平衡。“以湖南学校分布情形论，中学大半是集中在长沙、常德、衡阳几个较大的都市。而湘西湘南较僻远的县城，简直很少中等学校的设置。以教育经费论，百分之七十是用在城市里，而用在乡村里的，不过百分之三十。如果拿人口的数量，比照教育的设施以及教育经费的配备情形，可以说是成为反比例的”，这种现象起张治中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是“一种畸形的状态”。他进而指出“如果教育的作用，不能从少数大城市推动到边远的县分，如果文化的光辉不能从城市普照到广大的乡村，其影响是决不止于教育上的失败。因为广大的乡村永远空虚下去，广大的农民永远的闭塞下去，就不单纯是一个教育上的问题”。因此，在他的施政纲要中规定“要重新分配省立中等学校设立的地点，并以大半迁入农村为准，同时要筹设联乡小学、联保小学，以普及农民教育，增进农村文化”。在教育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大大增加的屠宰税和省库原有收人每年几十万，都拨出来补助到边远贫瘠的各县去。以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教育发展。

　　第二，结合移民安置，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张治中热爱家乡安徽，毛泽东曾温和地批评他“家乡观念相当重！”。他主政湖南时期，安徽、江苏等省沦陷，大批学生和难民外迁。在这个时候，向来关注乡村教育的张治中协同教育厅长朱经农（江苏人）便顺理成章地把这些学生和难民安置到湘西等乡村地区，从而使这些学生和难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同时又促进了湘西等地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国立第八中学，其主体由半个安徽省的中学组成，还有江苏一带流亡的学生，以及少数湖南学生。全校共有教职工三百八十多人，学生达七千多人，是抗战初期迁至湘西一所教育航母。它入迁湘西，张治中功不可没。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安徽省教育厅训令皖北的三所省立中等学校——颖州中学、颖州女中、颖州师范学校迁校。这时张治中“向教育部长陈立夫表示，以同乡身份，积极欢迎国立安徽中学设到湖南，并答应帮助解决建校经费、校舍、校址”。1938年5、6月间，张专程考察湘西后，欲将国立安徽中学安排在湘西，并提出三点理由:一、湘西万山重叠，交通闭塞，日本鬼子无论如何打不到那里去，是安全的大后方；二、湘西地处西南门户，有湘川公路通往陪都重庆，靠近国府、靠近教育部，能及时接受训令、指示，便于加强管理；三、湘西民情风土纯朴，教育落后，籍此可以开发湘西文化。而深受张治中欣赏的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也表示欢迎，答应负责一切安排好，保证师生在湘西的安全，并说:“若师生受到危害，唯我陈某是问！”因此，国立八中顺利迁入湘西，本部设在乾城所里镇，另在洪江、麻阳、保靖、乾城、永绥等地设立十一所分校，为湘西乡村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治中还挽留途经湖南，准备去重庆办学的丁超创办永顺简易乡村师范，并请丁超担任该校校长。同丁超一同来永顺简师建校的，还有教务主任周芥航（原系南京市鼓楼小学校长），以及训育主任许晋发（原系安徽黄麓师范学校校长），张治中在家乡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的教员梁倍仪、夏得培、毛遂之、印国亮、徐长云、胡家椿等人。后来，又有高启沃（安徽人）、宋子常（留法学生）、张匡、刘乃飏等先生到永顺简师工作。永顺乡村简师创立后，对湘西北各族子弟读书带来了方便，该校建立后，孕育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为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张治中的争取，1938年8月，“安徽省教师战时服务团”迁至乾城县所里镇，1939年春改名为“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第九服务团”，简称“战教九团”。“战教九团”先后安排了一批教师工作，使一大批外省籍教师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其中国立八中各分校接纳四百多名，经“战教九团”介绍到湖南省立特区师资训练所、省立乾城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屯区各联立初级中学任教的二十七人，大大促进了湘西教育的发展。“战教九团”教师总计五百余人，除分配到国立八中、屯区中学、特区师资训练所及乾城难童小学任教外，遍及湘西凤凰、永绥、保靖、麻阳、沅陵、沪溪、洪江等县中小学任教。使一向缺少教师的偏僻乡村，出现了教师过剩的现象。“不少中学教师改教小学，大学教授改教中学，凤凰县政府动员县立五所完全小学本县籍教师到乡小去任教，借此提高县立小学教学质量。”1938年，曾受张治中礼聘的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会的成员来到沪溪设立办事处，在县城和浦市实施平民教育活动。

　　在张治中任期内，迁往湘西乡村地区的学校还有很多，如妇孺教养院、湖南战时儿童保育院、难童小学、湖南省立第四中学、湖南省立农业高级学校等。河溪镇难童小学因为“学校免费入学，教学质量又高，当地学生争先恐后地报名入学，甚至就读于河溪中心国民小学的学生也纷纷转入该校。河溪中心国民小学校长不得不要求乡公所下令，禁止本乡学生人读难童小学，并通知难童小学不许接受本地学生”。1938年8月，国立商学院也迁往湘西，是抗战初期迁至乾城县所里镇的一所高等院校。这所学校的迁设，开创了湘西高等教育之纪元。这些学校的迁入，使落后的湘西乡村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由于张治中等人的努力，外省学校大量入迁湖南，全省小学1937年为23，800余所，“1938年增至28,800余校”。一年之间增加五千余所，主要设在乡村地区。1938年10月，国民政府也把国立师范学院设在安化县蓝田镇，设有国文、英文、教育、史地、数学、理化、公民训练七个系，招收学生三百六十人，大大促进了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抗战时期，湖南的现代教育开始由城市向全省穷乡僻壤地区推进。在此期间，湖南教育在逆境中得到了令人欣喜的发展”，张治中所作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1939年1月，张治中调离湖南，在他离任之际，湖南各界为他举行了盛大茶会，并“由周方、向郁阶等致词，对张主席重视教育及抗战工作，表示敬佩之意”。张治中主政湖南期间，主持召开湖南教育会议，进行教育改革，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张治中以他敏锐的眼光、务实的作风，投身教育实践，为湖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湖南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

　　张素我，张素久.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高刘.树人兴学垂青史——记张治中先生和黄麓师范学校.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周基培.省立十中在洪江.政协洪江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洪江文史(第7辑).1997.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张相楚.湖南省立八师梗概.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会.湘西文史资料.1984.

　　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湘西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

　　刘寿棋.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长沙:湖南文史杂志社，1989.

　　刘国武.抗战时期湖南的现代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刘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9-05 1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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