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初探
2014-09-06 15:34:48  来源：中国抗日战争网，原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点击：  复制链接

　　近年来，在灾害历史学研究中，历史上的时疫和传染病，逐渐受到人们关注。民国期间，我国共有767个县发生疫灾，其中死亡在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有18次。长江中下游地区死亡在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就有4次，共死亡160000人。湖南省有29个县发生疫灾【1】，其中1941年至1943年常德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规模最大的。本文撰写的目的既在于把细菌战罪行研究推向深入，也在于把细菌战与区域灾害史结合起来考察区域发展中的灾害应对问题。

一

　　1941年至1943年常德地区的鼠疫是由日军对常德发动细菌战而人为造成的。1941年春，日本侵略军731部队第二部部长太田澄大佐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下达的要破坏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枢纽常德城以及沿路交通线地区的一项命令，率领有100余人参加，包括30名细菌学专家的一批远征队，对常德地区发动细菌攻击【2】，1941年11月4日，日机在常德上空投下谷、麦、棉絮及其他物质，一周后常德发生了鼠疫。据时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大佐的日记（12月2日）:“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鼠疫极为猖撅。”【3】事实已经充分证明，1941年常德地区的鼠疫之发生，完全是由日军实施细菌战所致。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日军对常德实施细菌战后，鼠疫在常德城乡及周边地区迅速蔓延，流行开来，这与常德地区的生态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在生态背景方面。常德位于洞庭湖区，沅澄二水下游，河渠交错，湖汉密布，耕地宽广而土质肥沃，素称“鱼米之乡”，是全国抗战的重要粮仓。由于盛产粮食和棉类，为鼠类、跳蚤提供了大量擎生的环境。常德气候冬冷夏热，冬天里由于日军投放感染鼠疫的跳蚤叮咬人而引起第一次流行，同时在老鼠身上潜伏下来过冬，来春转暖，再由鼠间鼠疫流行传染至人类，引起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流行。常德地区的环境卫生较差，据陈文贵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记载，“常德全城之环境卫生概况，甚为恶劣，且屡遭轰炸，被毁灭房屋甚多，城内房舍多为木制，最易为鼠类潜匿。【3】

　　在社会环境方面。抗战相持阶段的常德控川黔咽喉，扼湘西门户，不仅是华中地区的粮仓和四川大后方用粮的基地，而且是湖南北部国统区的主要商业中心，因此人口数量庞大而集中，鼠疫发生时居民人口约有六万。又由于地处东西南北交通要冲，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相当高，常德与周边集镇，集镇与周边的乡村，通过如织的水陆交通网建立起密切的人员与经济联系，使疫病极易在乡镇间流行。常德人民多迷信“入土为安”，根本不能接受火葬。这种传统的土葬观念和厚葬风气更使鼠疫得不到有效防治。

　　由于上述原因，日军实施细菌战而人为造成的鼠疫在常德发生大流行。1941年11月至1942年1月第一次流行，为腺鼠疫。1942年3月至，月为第二次流行，期间发生肺鼠疫流行。1942年10月至12月常德石公桥、镇德桥一带为中心发生第三次流行。这只是当时防疫工作的几个重点疫区情况，实际上，据调查统计，常德地区的鼠疫流行不是两三次，而是五次【4】。

二

　　鼠疫的自然流行往往是由于区域内部生态环境发生灾变所致，其危害可以在内部减轻，而鼠疫的人为流行却是外来之横祸，区域生态系统对之毫无防卫能力，其危害就大了。下面简要分析鼠疫流行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

　　1、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

　　在鼠疫发生之前，常德在1936年至1938年有12种传染病流行【5】，但常德历史上从未有过鼠疫。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历史上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虽然范围广，但并未包括两湖地区，常德地区并非鼠疫自然疫源地。

　　日军的细菌攻击使新的危险性生物鼠疫杆菌和印度跳蚤人侵常德地区，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原有生态系统，使常德地区成为新的鼠疫人为疫源地。因为鼠疫学界将鼠疫自然疫源地看作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顺利地侵人到寄主——啮齿类动物的机体，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这一职责，跳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动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这三个成员在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环境，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6】。不过常德形成的是人为的鼠疫疫源地。

　　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攻击时，投下了36公斤带有鼠疫菌跳蚤的谷子(1940年投到浙江的仅为5公斤，就造成了鼠疫大流行)，据731部队老兵回忆，1克“谷子”就是1 700多只跳蚤，36公斤“谷子”就是600〕多万只【7】。1941年常德军民共约6万，平均每人承受1000只跳蚤，不计遗弃在洞庭湖里的另一个箱子，也相当平均每人承受500只跳蚤。此外，1942年伯力士则在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这是湖南所没有的一种跳蚤，这种外来的跳蚤在水陆交通要冲常德极易于携带鼠疫菌移动【8】。

　　如此大量的携带鼠疫菌的跳蚤人侵鼠类极多的常德，很快就形成了实际上的鼠疫人为疫源地，给常德人民埋下了贻害无穷的隐患。据常德市卫生防疫站和桃源县卫生防疫站的监测报告，1990年和1991年还发现当地的老鼠体内有鼠疫H抗体阳性血清，且经吉林白城市全国鼠疫病防治基地复制确认，表明构成鼠疫的隐患仍未全部消失【9】。

　　2、鼠疫的流行对常德地区的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传统的生育制度受到冲击。首先，凡是发生疫情的社区，总受到周围社会居民的疑惧，加上当局实施封锁和隔离，在区域社会中被孤立，因此其中的居民嫁娶之事被迫停止，出现许多单身男女(包括疫死者幸存的配偶)。其次，由于防疫工作和疫病的可怕，使生育必需的物质条件和医护条件受破坏，从而使孕产妇的生育缺乏保障，难产率和妇婴死亡率上升。

　　第二，人口大量死亡。自从日军投下鼠疫菌后的一年之内，常德县城和该县以及桃源县的农村，已确认的至少有100人死于鼠疫。但是，由于在最初的数月之内未成立检疫所，情报网也不够健全，估计有大量死者未被发现。根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截止2002年，确定了7 643人的死亡名册。实际上受害人数远不止7643人【4】。

　　第三，人口迁流也受到了疫灾的较大影响。首先，发生疫情的疫区被发现后，当局很快对该区实施封锁和隔离，居民出人没有自由。人口迁流的受阻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就业，使疫区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中断，严重影响了疫区的经济，使许多地方经济失去了活力。根据受害者遗属李宏华的口述，防疫队把桃源马鬃岭地区隔离后，李家湾居民两三个月无法与外界保持正常往来，日常生活都断了来源，生产也荒废了。其次，疫灾的发生也使许多居民离开家乡，成为流民、难民。根据受害者遗属谢旋、曾金钟的口述，或者由于恐惧疫病而离乡，或者由于亲人疫死而离乡。

　　3、农业生产的衰退。

　　农民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经营的规模很小，有机构成差，剩余劳动力低下。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1934年的统计，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15.7亩，其中47%的农户不足10亩。在农业资金、耕畜、农具方面，据1933年统计，农村总户数中因收不敷支而借粮的占48%，借款的占56%，借款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如伙食、婚丧等)，用于生产性开支则不到10%【8】。抗战以后，常德地区农村经济日趋困难，农民生活更加困难【9】，然而，日军发动细菌战之前，常德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良好。由于1940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两倍以上，因而不仅粮食种植，而且农村副业都有较大发展，如猪、鱼、鸡、鸭的喂养均比以前增加。1939年，也是大丰收年，沿湖所剩谷米在500万石以上。日军发动细菌战后，鼠疫由常德城区迅速向周围农村蔓延。根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1996年至2002年的调查，疫死地点遍及常德周围10个县36个乡156个村【10】。而细菌战武器是一种对人、牲畜、农作物等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进行大屠杀的最为残忍的武器，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首先，疫死的人基本上是农村人口，他们的大批死亡，直接减少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其次，疫死者家庭举行隆重的葬礼，耗费了农户几乎全部的生产资金。人财两失的农户无力继续进行生产，给农业带来损失。正如马鬃岭幸存者李宏华口述:“交易无法做，生产也荒废了，一年的年成都没有了。”

　　4、防疫工作对巨额资金的耗费。

　　抗战相持阶段后期，国民政府积极鼓励工矿业发展，想方设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以支持长期抗战，这些都急需资金支持。而这时的常德地区作为粮棉生产基地，农业经济对资金的需求最大，但实际财政根本满足不了这种需要。以常德县为例，民国时期全县财政收人以田赋为主，以其他捐、租课为辅。所收赋税全额，为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常德县在上世纪30年代年收人都在30多万元，年支出也都在30多万元【5】。银行发放农业贷款更少，1939年为8.47万元，1941)年为1.53万元，1941年仅1 161元。在工商业领域，1940年年末贷款余额也仅为97.76万元【5】。

　　鼠疫的大流行使得常德地区生产资金更枯竭。鼠疫爆发后，常德防疫处紧急动员本地公立、私立医院、开业诊所、驻防医疗队等全力投人防疫，鼓励商会组织募捐，通过税务机关征收捕鼠捐等筹措经费。由于自身防疫力量薄弱，财政支出捉襟见肘，于是急电湖南省和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增援【2】。1941年度，湖南省防御鼠疫临时费是70 135元，已支付完毕，于是省政府从省库向常德紧急拨款20000元。卫生署也向常德拨付临时防疫费10000元，然后再给常德增援防疫款20 001)元(据湖南省档案馆档案)。常德防疫处本身没有固定预算，经费依赖地方捐募和征收捕鼠捐等常常不敷使用。1942年4月疫情迅速扩大，经费更为窘迫。14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决定:（1）继续发动人民自动献金；（2）编列三个月预算，呈请省府拨款，不足之数再由地方补足；（3）限各镇公所将征收的捕鼠捐次日全部上缴【2】。本来1942年度省防疫临时费概算为706600元。鉴于疫情太大，常德防疫处请求增加到1 200000元。到6月15日，行政院已核定的就有700000万元(据湖南省档案馆档案)。

　　如此巨额的防疫经费支出，导致生产所需资金供应实际上已经枯竭，严重阻碍了农业、工商业生产的发展。

　　5、交通运输的阻滞和商业服务业的萧条。

　　常德作为华中通往西南的交通枢纽，繁荣的商业中心，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是相当高的。鼠疫的传播和流行正是由于交通运输和城乡交流而扩大。为了遏制鼠疫的继续蔓延，常德防疫处对城乡交通实施了管制。

　　1942年3月13日常德防疫处第二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往来本埠之船舶货物等如何管理以免传染鼠疫案》，通过了如下决议:（1）由本埠运出之货物，应严格检查；（2）准备输出之粮食、棉花等，绝对不允许进人城内；（3）限令驶来本埠之船只，应于靠码头或岸时迅速卸货，每晚九时以后，停泊河中，载货时亦然；（4）本埠来往之客轮及船只亦须同样办理；（5）每晚九时以后，各项船只不靠岸或码头；（6）上项办法，违者严惩。会议还讨论(检疫工作如何实施案》，通过了如下决议:（1）于本埠水陆交通要道设置检疫站，对往来旅客施以检疫，须出示注射证，始得通过；（2）离常旅客之行李货物，无证者概不放行；（3）检疫站暂设皇木关、落路口、北门、小西门等四处；（4）检疫工作由检疫队担任，函请海关及纠察股协助【2】。

　　上述水陆交通的严厉管制，阻滞了客货运输和城乡经济交流，使商业服务业陷于萧条状态。1942年4月初，常德城区发生肺鼠疫后，常德防疫处11日决定学校停课及旅馆、剧院、浴堂、饮食店、妓院及各公共场所停业一周，以防传染。4月18日又决定:（1）疫区学校迁移；（2）戏院、电影院、浴堂等暂行停业，候命复业【2】。这进一步影响了商业服务业的正常运行。以常德县为例，1937年有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店员达37181人【5】，其中大部分应在常德城这一区域经济中心，约占全城人口10万中的1/3。常德又是货物吞吐转移的总码头，以至有人夸张地说，真正支配这个城市的是那几万的船夫【10】。1939年常德县内确有货运民船2400艘，船员2600人。它们来往于大小数十座码头之间，又有客运民船四五百艘，交织成繁密的水运网。鼠疫大流行后的一系列防疫举措，特别是交通管制使这一工商业、交通中心陷于萧条。

　　综上所述，日军罪恶的细菌战，对常德地区造成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而且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作者对这一问题依据已掌握的有限史实进行的初步探讨，远不够深人，因而期待新的史料的搜集和更高水平论著的问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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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Ml.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355.

　　【3】审判细菌战诉讼〔A].张唤民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98号)[C].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9.

　　【4】陈先初.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揭开黑幕[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291.

　　【5】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二十四医药卫生).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535.

　　【6】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95.

　　【7】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 七三一部队罪行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9.

　　【8】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第2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42.

　　【9】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359一360.

　　【10】陈致远.关于常德细菌战研究的几个问题[A].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揭开黑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305~311.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9-06 15: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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