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
2014-03-24 09:06:39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基本信息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ISBN：7806683283

　　装帧：平装

　　作者：罗玉明著

　　市场价： 25 元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湖南在国民党整体战略中的战略地位、湖南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湖南抗战后方基地的初步建成、湖南进入战时状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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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近十多年来，逐步成为一门显学。先是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继而有《抗日战争研究》季刊的出版，一系列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包括张宪文主编的百万字《中国抗日战争史》等一批学术专著的问世，标志着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资料更加丰富，讨论更加深入。但是，象《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这样集中研究抗战时期一个区域战场整个状况的专门著作，尚不多见。研究区域战场情况的论文已有不少，学术专著可能这还是第一部。

　　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这一类课题，研究有较大的难度。首先是资料方面，困难不少。抗日战争资料，包括当时中国方面、日本方面、英美等国大量原始的军政相关档案，包括与战争、战役直接相关的讲话、决定、指令、文电、报告、总结；当时敌、我、友新闻传媒或真或假的各种报道、通讯、评论；战争期或战后编纂的已出版或一直未出版的各种战史、军史、回忆录、文献汇编等等。在完整地研究一个区域战场的情况，除去对战争全局应当有较为准确

　　的了解外，还特别需要了解这一区域战场的各种档案资料，在这一方面讨不得一点巧，偷不得一点懒。在浮躁、浮夸、浮泛之风盛行的时候，必须真正沉得住气，静得了心，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做到这一点。罗玉明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以五六年时间仔细研读了湖南省档案馆所藏的省政府、第九战区各类档案，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的相关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档案，结合许多相关回忆录与先行研究成果进行鉴别、梳理，方才能够对湖南战场在抗日战争各不同战略阶段所处的地位、所经历的各重大事件、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做出切合实际的分析与评价。现在，人们都在倡导创

　　性，原野创性不是搬弄几个新名词，它首先就要求在原始材料上下死功夫，发前人所未发，求前人所未求。

　　研究湖南战场这一类课题，另一困难之处在于，这里固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武装斗争，但主要部分属于人们习惯所称的“正面战场”，系由国民政府军队负责作战。先前，很长一段时间中，这一方面的研究政治敏感性特别强，概念化的东西常常取代了具体过程的据实分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禁区逐步被突破，包括台湾的不少相关研究成果被介绍过来，也出版了专门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批成果。但是，要完全排除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上成功的或失败的各次战役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进程作合乎事实的客观分析，并不容易，这需要的是真正地而不是口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面对历史真实，而不是讳言事实，或曲解事实。要通过对全局的了解，对历史过程的了解，给所研究的事件、对象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既不讳恶，也不溢美。罗玉明在他这部学术专著中，很明显，是努力沿着这一思想路线去做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全书中，事实叙述脉络清晰，评价比较实在，在关键问题上不必吞吞吐吐或口是心非，也不必故作耸人听闻之词，哗众取宠。我以为，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实实在在地坚持这一思想路线，更为重要，因为这代表着思想方法、知识结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也代表着学风与文风的全面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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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目录

　　第一章 抗战初期的后方基地

　　第一节 湖南在国民党整体战略中的战略地位

　　第二节 湖南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

　　第三节 湖南抗战后方基地的初步建成

　　第二章 抗战相持阶段的前哨阵地

　　第一节 湖南进入战时状态

　　第二节 日军有限度的进攻与国民党湖南正在战场的抵抗

　　第三节 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第三章 国民党正面战场反攻的起点——湘西会战

　　第一节 芷江飞机场的建成及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

　　第二节 湘西会战的经过

　　第三节 湘西会战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四章 抗战胜利的出发点——芷江洽降

　　第一节 日本政府求降和国民党政府洽降地点的确定

　　第二节 芷江洽降

　　第三节 湖南受降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书摘

　　一是防空。1935年初，湖南省政府派遣省府秘书、省保安处、长莎警备司令部参谋、市党部、警察局等单位10余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在杭州笕桥开办的防空训练班学习，以参加学习的人员为基础，于1936年10月在长沙成立防空协会，由市长何文元兼任协会主席，1937年又成立了长沙市人民防空委员会，由省保安处处长刘膺古兼任主任。防空领导机构成立后，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防空常识教育。1936年5月，省防空指挥部在长沙中山堂举办首次展览会，展出了各种防空警报器、炸伤人体救护室，并作示范表演，展览会举办了10天，先后前来参观者达10余万人。这年冬天，省防空指挥部派人到长沙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作防空知识讲演，1936年9月上旬又举办防空宣传周。这些活动，普及了防空知识，提高了各级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防空意识。二是建立防空监视哨(队)。1936年9月，省防空指挥部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上设立长沙防空情报所，掌管和指导防空监视哨(队)的工作。同时在省警察局的钟楼上、国货陈列馆、天心阁城楼上设立防空报警台、火警嘹望台，在长沙县泉塘设立第一号特别哨，在杨桥、麻林桥、靖港、金井等分别设立独立哨。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防空哨(队)不仅在长沙市区得到加强，而且在全省各地分设了数百个防—空监视哨及补助哨。这对于提早防止敌机空袭、减少因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起了一定的作用。

　　上述防空准备工作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种消极的防空，一种官方的防空，根本还没有考虑到如何保护城市，如何保护人民免遭敌机轰炸，还没有将人民发动起来，这就难以适应战时的需要。抗战爆发后，湖南的防空准备工作渐趋积极。1937年8月至10月，省政府向民众募捐数十万元，购置了德制欧利根2厘米口径小型高射炮24门，勃朗宁高射机关枪50挺，组成了湖南省高射机炮团，加强了对省会长沙和重要城镇的防空保卫，同时安装防护设备，在长沙天心阁、国货陈列馆、水上警察局、警钟楼、纺纱厂等5处设置了警备台，装有电动警报器或手摇警报器，设置专人发警报，并在市区各处装有铁钟、警报球、警报旗、警报钟等。白天空袭则高挂红球二个或大红旗一面，疏散则挂红球一个或大红旗一面，解除警报则挂白球一个或白旗一面；紧急警报则将红旗或红球取下；晚上空袭则高悬红灯一盏，解除警报则将红灯取下。到1941年，长沙市有警报器174个、防空壕757个、防空洞298个、避难所1-41个、担架20副、药品约值10000元、病床5张、水龙头3架、腕力唧筒100个，浏阳、宁乡等县设有救火机、灭火机、水龙头等数百个。为避免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1936年9月，省保安司令部在长沙组织了一次防空演习，长沙市防护团、警察系统、省会防空军、高炮高机部队、探照灯部队等演习了轰炸机空袭和夜间轰炸、防空部队发现敌机后的通讯联络、发现火警

　　后的消防、救护队对负伤中毒者的救护、空袭时警备部队对市区的警备等15个项目，演习前后持续了三天，昼夜进行，约有7 000余人参观了演习。

　　二是加强兵役管理，积极办理兵役工作。根据国民党政府在湖南设立师管区的决定，1936年12月，省兵役管理局设立辰沅师管区、永顺团管区，并令各县兵役科积极办理兵役事宜。土937年4月7日，省政府致函各机关，军政部在湖南增设两个师管区，一为保永师管区，由唐俊德为司令，司令部设在邵阳，一为衡郴师管区，司令为王时，司令部设在衡阳，在全省实行征兵，其办法是：首先登记各县在乡军人，每月酌给一定津贴，以备将来随时征调，其他普通人民以乡镇为单位，每百人抽调二人，以抽签决定应征与否。这就为抗战提供稳定的兵源准备了条件。

　　1935年后，湖南省政府秉承南京国民政府的旨意，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了湖南人民的抗战意识，增强了湖南人民的国防观念，同时也为湖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准备了一定的人心、人力和物质基础，特别是铁路公路的修筑，使湖南成为大西南和联系中原以及东部地区的咽喉和枢纽，对支持持久抗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湖南的抗战准备工作是消极的、有限的，十分不彻底。它对湖南的军事防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没有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特别是以何键为首的湖南省政府，视人民如仇寇，对湖南人民的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采取抵制甚至是镇压政策，湖南人民并没有发动起来，蕴藏在人民中的抗日积极性并没有调动起来。湖南的抗日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这就使得湖南落后于日益发展的抗日救亡的形势，也使湖南在抗战爆发后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一、日军占领岳阳与“文夕大火”

　　1938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武汉后，为了确保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并为进攻湖南建立前沿阵地，乃继续兴兵南犯，于11月9日占领城陵矶，11月11日占领岳阳，打开了通往湖南内地的北大门。日军继续南下，进至新墙河北岸，准备渡河，并不断派出飞机对长沙、衡阳、浏阳、平江、常德等城市狂轰滥炸，湖南省政府进退失据，片面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于11月12日深夜2时举火焚城，将古城长沙付之一炬，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1-2日在韵目代日表中为文日，故长沙大火又称为“文夕大火”。

　　1．“文夕大火”造成的原因

　　关于造成“文夕大火”的原因，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在关于长沙大火的经过说明中认为是“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此说得到周恩来的认同。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写的《洪波曲》中则认为：“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杆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图库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他一个火烧长沙市。”(《张治中回忆录》P272)对此张治中则十分叫屈，认为他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他本人并没有错，只是由于工作的疏忽，火烧早烧快了些。果真如此简单吗?非也。让我们拨开迷雾，还它本来面目。

　　第一，“文夕大火”是国民党焦土抗战的产物。

　　焦土抗战是李宗仁提出来的。1933年，当日军侵占东北威逼华北时，李宗仁写了《焦土抗战论》一文，宣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更是积极主张焦土抗战。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得到了国民党政府大部分要员的认同和积极支持。蒋介石在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中，即表示要“拼合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汪精卫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演说，鼓吹焦土抗战理论，胡诌什么日军的“进逼是无止境的，而我们的后退，却不能是无止境的，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最后关头，到此最后关头，我们就要站住，不再后退，不惜任何牺牲。是以今日若不言牺牲而犹言准备，则准备毫无意义。我们是弱国，抵抗就要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手。”(萧栋梁《湖南抗日战争吏》P167)白崇禧是焦土抗战的积极执行者，他在1938年初便向蒋介石建议实行“挖土与焦土抗战”，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西南各省政府首脑下达焦土抗战的指示，要他们“相机分别遵照办理”。(萧栋梁《湖南抗日战争史》Pl68)

　　在焦土抗战理论的指导下，国民政府掘开河南中牟县的黄河大堤，造成了1 000万人以上受灾、90万人死亡以及年年灾荒的黄泛区。日军逼近武汉时，蒋介石又下令在武汉撤退时焚城，只是由于消息泄露，遭到外商的反对，加之撤退仓促，焚烧武汉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乃转而把焚城的目标指向长沙。“文夕大火”终于把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理论变成了现实。

　　第二，“文夕大火”是蒋介石一手督促造成的，蒋介石是“文夕大火”的罪魁祸首。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来到长沙，于10月29日和11月1日先后两次召开了有何应钦、冯玉祥、白崇禧、陈诚、张治中、张群等国民党党政要员参加的军事会议，总结了武汉作战的经验教训，讨论继续抗战的军事部署。会上，蒋介，石严厉指责了武汉撤退时没有根据焦土抗战的精神进行焚城而导致交通水电和大量器材物资为敌所用，要求张治中在日军到达长沙时，即将长沙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P104)并决定焦土抗战是今后作战的新方针。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蓉园召开军政人员会议，指示要实行“坚壁清野”，长沙如果不守，即付之一炬，命令张治中执行。11月11日岳阳失陷后，蒋介石担心长沙陷入敌手，乃于12日上午9时以“限一小时到达”的紧急电报，指示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同时，侍从室主任林蔚也用长途电话告之张治中，“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回忆录》P263)在蒋介石的指令和三番五次电令的催促下，长沙被焚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文夕大火”是民族失败主义情绪造成的恶果。

　　从战争开始，在国民政府、军队中，就有亡国论的叫嚣，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周佛海在他的寓所烹—南京西流湾纠集陶希圣、汪精卫、曾仲鸣等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失败主义理论。随着战争的扩大，国民党丧师失地，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政府里、军队中盛行，在人民群众中也颇为流行。湖南省有一位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毛泽东说，乡下不少人认为，“中国打不胜，会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409)武汉失守后，人们对抗战前途更是悲观，一般都认为，“抗战是没有办法了，粤汉线以东区域都要放弃”。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下，省会长沙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特别是日军向岳阳进攻、岳阳尚未放弃的时候，长沙城内就

　　谣传岳阳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及至日军占领城陵矶后，人们便认为日军两天内就可以到达长沙，到了12日晚，日军推进至汨罗时，更有人认为日军的浅水兵舰在三个小时内就可以开到长沙，并谣传张治中已离开长沙去了邵阳，这样就造成了长沙不守的恐怖气氛，使人们争相逃命，敷衍完成自己的职责。在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下，造成负责焚城的军警惊惶失措，不按预先的部署，仓促举火焚城。

　　第三次长沙会战采取了薛岳的天炉战法，也就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诱敌深入，设置纵深的伏击区作为基础，企图扭转敌我之间的战力，把侵入之敌，诱至决战地区，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铁炉，予以包围歼灭。基于这种战略指导，第九战区采取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将主力部队置于两翼、把敌诱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加以围歼的作战方针；在决战时间的选择上，不是在日军强渡汨罗江向长沙时攻之时，而是选择在日军进攻长沙受阻开始退却时，在捞刀河以北、汨罗江以南地区实行决战，因为，日军攻至捞刀河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节节阻击，力量已受到相当的消耗，战斗力已衰，斗志已疲，而国民党各包围堵击的部队已有充裕的时间集结，从而做到了避敌锐气，击其惰归，以我守军的旺盛精力和战斗力去打击日军疲惫之师，当然容易取胜。第三，在战斗中采取了后退决战的战术，争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第三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不同，它不是采取死拼硬打的战术，陷己于被动，而是采取了后退决战的策略，在某一地达到迟滞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的目的后，立即转移阵地，转到敌人侧翼，恢复战力，为与日军决战作准备。这一策略运用得十分成功，例如，在作战开始时，在新墙河的第一线部队，既能不陷于被迫决战的地位，又能迟滞日军的行动，为其他部队的集中争取了充裕的时间，所以，第37军和第二十七集团军在阻击日军数天后，即向岳长公路东侧山地转移，保持战斗力，并形成外翼态势，威胁日军侧背，牵制分散日军的兵力，利于对日军的各个击破。又如，日军渡过泪水后，企图在汨水南岸与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决战，但第37军和第99军达到迟滞日军的目的之后，分别向外翼转移或退往长沙，诱敌跟踪，使日军在泪水南岸决战的企图落空；同时，日军进攻长沙时，各围歼兵团置于长沙较远地区，不引起日军的注意，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引导日军放心进攻长沙，而待日军久攻长沙不下时，其主力部队被吸引至长沙周围时，国民党各作战部队和增援部队对围攻长沙的日军形成战略包围，向心(长沙)压迫，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使日军惊慌失措，急忙撤退，但为时已晚。所以，采取后退决战，战争的主动权操之于国民党军队之手，处处主动，而陷日军于被动，焉能不胜。

　　第四，以薛岳为首的第九战区指挥部有将作战计划贯彻到底的决心。

　　以薛岳为首的第九战区司令部不仅制订了比较正确的作战计划和实施方案，而且战争过程中能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始终如一督促各级指挥机构贯彻实施。12月13日，当日军向长沙进逼、薛岳给各军师发出求心包围的命令后，即向蒋介石和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发出战斗到底的电文，称：“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捉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子)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各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寇。(丑)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照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寅)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违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宽姑。”(湖南省档案馆藏《薛岳抗战手稿》第五卷P103)薛岳的决心，不仅保证了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和实现，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战斗热情和积极性，对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周愉景 最后更新：2014-03-24 0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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