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抗战阶段的湖南时局
2014-09-26 10:20:38  来源：来源：摘自萧栋梁 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尽管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但部分爱国军队激于民族义愤，先后发动了江桥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局部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局部抗战阶段，湖南遭受着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湖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不但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而且促进了南京政府和省政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为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了湘鄂赣等4块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各根据地总共拥有数百万人口，30多个县的范围，五、六万红军和30多万赤卫军、游击队；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上万名红军游击队员以及数百万经受残酷战争考验的根据地人民，成为日后湖南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湘经济掠夺加剧

　　一、帝国主义在湘掠夺网的建立

　　1939年，毛泽东在论述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用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帝国主义在湘剥削网的建立从长沙、岳阳开埠以后就已开始，到抗日战争前达到顶峰，各种洋行遍及数十个行业和长沙、常德、湘潭、衡阳、岳阳等城市乃至穷乡僻壤。

　　这些洋行实质上是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在湘设立的进行经济剥削和侵略的基地，很多是外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有些属跨国公司性质。它们长期垄断湖南的进出口贸易，是帝国主义在湘剥削网的主体部分。湖南各种农产晶向口岸集中，帝国主义国家许多工业品向湖南推销，都由洋行代理。洋行通过买办和代理商把它的魔掌深入城乡各地，利用城镇牙行、货栈、贩运商和座庄等原有商业系统构成一个庞大的剥削网络；它们决定进出口商品的基本价格，控制市场价格水平，垄断了湖南的经济命脉；它们除进行经济掠夺外，还以填报销售报表形式，规定各级分支机构定期汇报，或派出业务人员外出调查，搜集各地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民情风俗，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

　　抗日战争前，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灼洋行除垄断湖南进出口贸易、航运、石油、冶金、矿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外，还渗透到工业百货、南货、银行、纱布、五金机器、颜料、电器、文化用品、煤炭、保险、西药等20多个行业，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情都干，甚至进行赌博、贩买鸦片、设妓院等伤天害理、毒化社会风气的勾当；并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其侵华政策服务。这些也是促使湖南人民反帝爱国运动高涨的深层原因之一。

　　二、帝国主义对湘经济垄断和掠夺的加强

　　新军阀在湘统治建立后，帝国主义对湖南的经济侵略较大革命时期大大加剧了，这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分不开的。这次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长达4年之久，席卷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37％，世界贸易额减少2／3，失业人数高达3000万人以上。其中，1931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减少l／3，对外贸易额比1929年几乎减少一半，工人失业人数达300万。各国的经济危机到1934年后才开始复苏，至1937年下半年又开始了新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和转嫁经济危机，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提高进口关税，限制进口；放弃金本位，采取货币贬值政策，降低生产成本，将大量商品倾销到殖民地附属国；特别是美国厉行白银政策，使中国白银外流，入超激增，这些对湖南的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的打击尤为严重。帝国主义控制湖南经济，垄断湖南市场，主要表现在以下11个方面。

　　1．垄断航运业和储运业，排挤、打击湘省民营航运业和堆栈储运业。本来，航运业是国家交通命脉，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7世纪就设“航海条例”，既不使别国船只闯入内河，也限制外国船只在沿海航行。但中国由于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航运主权早被帝国主义侵夺。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帝国主义在湘先后经营航运业的公司就有7个。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商船在湖南航路上载货搭客，使湖南民营小火轮航运事业和旧式帆船运输业都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当时中国的海关是帝国主义控制的，轮船装卸客货事先须经海关检验，并缴纳税款才能装卸，否则以违法走私论处，而海关检验员对外国轮船处处方便，对中国轮船则处处刁难，使湖南民营航运业无法与之竞争；外轮甚至恃强逞凶撞沉民营轮船。1929年2月，1艘岳阳民船装载30多名旅客，从渔码头行到洞庭湖与长江汇合的荆河口，被美孚洋行的“美虹”油轮撞翻，美国人不予施救，迳向汉口扬长而去，造成淹死旅客l0余人的“荆河口惨案”：岳阳渡口的人“上告”，海关反而说渡船刮坏了“美虹”号油漆，必须由政府赔偿修理费。1936年，“美虹”油轮又在岳阳广兴洲把长津公司的“双辉”轮撞沉，使该轮20多名员工失业。

　　各国商人还在全省各地垄断堆栈运输业务。当时在长沙的31家日商、22家英商、20家德商、8家美商、5家意商、1家法商共87家外商在湘江东岸上起晏家码头，下迄木码头共建11处码头；还在湖南内河沿岸各城镇，长沙、常德、益阳、衡阳各港口均设有堆栈仓库，经营堆栈运输业务，垄断了矿产品、棉纱、布匹、百货、烟草、石油等储运业务的全部或大部，排挤、摧垮湖南堆栈运输

　　2．独占石油市场。当时湖南的煤油、汽油、机油市场完全被美英洋行独占。美商美孚火油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先后在长沙、望城、常德、衡阳、益阳，以及湘潭、衡山、湘阴、岳阳、醴陵、津市等地建有油池l0余座，并在长沙、衡阳、常德、邵阳、祁阳、株洲、浏阳、平江、衡山、靖港、新市等地设有20多处商品经销处。美商德士古煤油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支公司抗战前在长沙、常德、衡阳、益阳、湘潭等五地设有煤栈，在长沙、衡阳、常德、邵阳、益阳、津市、洪江、湘乡、湘阴、祁阳、攸县、永安等18处设有经销处。英商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在长沙、衡阳、常德、湘潭、益阳、洪江、津市、靖港、新市、渌口等9处设有油池，最大的长沙油池能储油100多万加仑，并在长沙、零陵、祁阳、沅陵、醴陵、郴州等26处设经销处，完全垄断了湖南的煤油、机油营销业务。1930年前后，湖南石油销量，美孚公司占1／2，亚细亚公司占3／10，德士古公司占1／5，形成3家外商独占的局面。1928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组建光华火油公司，1930年起包销苏联“油遍地公司”出产的“红星”牌煤油，改为“光华”、“国光”商标听装，于1934年在湘设长沙光华煤油公司(由谭常恺任董事长)，即受到3家外商联合排挤：或利用海关刁难，或令各地洋行将销价降至光华煤油成本之下，(即由每对10银元降至5元甚至3元6角)，放盘倾销，使光华赔本破产，沦为美孚公司的附属机构。在光华公司破产后半年，3家外商又2次提高油价，第l次每对涨至7元6角，第2次涨至9元6角，完全操纵了煤油市价。长沙大西门河街镇记洋烛号，自制蜡烛以博蝇头之利，从美孚行进白蜡(石蜡)，制成仙帽牌蜡烛(影射亚细亚的僧帽牌)，畅销市面，美孚等洋行唯恐影响自产鹰牌洋烛销路，即联合烂价抛售，并以劣质白蜡供给镇记，使镇记蜡烛一遇高温就自行弯曲溶化，信誉大失，无法经营。

　　更有甚者，帝国主义一贯坚持以武力推行经济侵略的政策。1932年，湖南公路局对美孚等3家洋行分配销售汽油的办法不满，特别是想拒售德士古的劣质汽油，并对各油行将汽油价格陡涨30％以上带来汽运成本太高有抵触，将美孚洋行经理郑旭熙送长沙县府扣押。美孚大办巴登竟电告汉口支行，由汉口美国领事与驻汉美海军司令率美舰来长沙向省主席何键兴师问罪，迫何立即放人，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各洋行每年从湘刮走的财富仅以3家油行为例，湖南美孚公司每年向上海美孚总行汇款240余万银元，加上亚细亚240余万银元，德士古100余万银元，共计600余万银元。据统计，3家洋行的利润为成本的10倍，故除了成本，3洋行每年从湖南人民身上刮走500多万银元的利润。这些洋行当时就被湖南爱国人士称为“插在湖南人民身上的吸血管”。

　　3．大量倾销香烟，垄断香烟市场。英美烟草公司凭借特权，利用我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力，直接在我国设厂生产，只需向我国政府交纳统税就可在全湘畅通无阻；另一部分从国内运来的香烟则利用我国关税实质上还不能自主，进口税率极低，或利用兵舰偷运进口，走私漏税等办法，运销全省各地。这两部分洋烟都是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作庇护，运销我省，再用联合降价，欺骗宣传，偷窃国产香烟情报，收购国产烟使之霉变后要求斟换等极为恶毒的手段，来打击和排挤我国民族香烟工业，达到垄断香烟市场的目的。192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的“白金龙”香烟，可与英美烟公司的“前门牌”竞销，英美烟公司就大批收购使之变质再去斟换，或以烂价等手段加以排挤。湖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中国华昌烟草公司自1929年开业后，生产“曼丽牌”、“岳麓牌”和“革命牌”香烟，很受群众欢迎，但不到3年便被英美烟公司于1930年挤垮了。上海中国兴业烟草公司出产的“照相牌”香烟，附有火柴，在湘走俏，立即引起英美烟公司湖南分公司嫉视，该公司大量收购并囤积该烟，雇用大批临时销售员烂价出售，站街叫卖，迫使小烟商无法推销“照相牌”烟，从而使这家烟厂关门。这样，湖南和中国各地民族烟厂就无法在湘立足。1937年前，英美烟公司垄断了湖南香烟销量的85％，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其他国产香烟的销量压至15％。按英美烟公司在湘销烟50000箱(每箱50000支)，每箱价100银元计算，每年销售金额为500万银元，当时香烟利润在50％以上，仅该公司每年就可从湖南夺去近300万银元。

　　4．垄断桐油收购和出口。桐油本是湖南出口的大宗产品，从民国初年起，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我省最大的桐油集散地——常德设立洋行，大肆收购湖南桐油。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完善的设备，逐渐垄断了桐油市场，并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进行不等价交换。1929年下半年起，为转嫁经济危机，他们指使各洋行首先把桐油收购价由每担40元，提高到176元，待油贩把大批桐油运至常德，他们又突然把桐油价压低到每担21元，这时中国油商无法把货运回，而毛油又必须经过这些洋行提炼才能出口，迫使中国油商忍痛成交，造成常德地区油行业资金损失80％，该地区13家中国油商倒闭8家，其中仅沅陵一地区就有义丰源、德厚昌2家油行完全破产，其他各地损失成本也在30％以上。种植油桐的农民也因油价太低和油行倒闭的影响，生计益感困难；一些农民感到采桐籽榨油不如将桐树烧炭卖掉合算，出现了砍树烧炭，桐山荒芜的悲惨景象。1936年各国洋行又以同样毒辣的手段造成湖南桐油业的巨大损失。正是在造成中国油商和桐农日益贫困破产的基础上，洋行获得了超额利润，美商施美洋行在1937年前的10年内获利300万银元。在施美洋行支持和卵翼下的义瑞行也成了湖南最大的桐油买办商。为了给施美洋行代收桐油，义瑞行曾在常德、津市、长沙设行，并拥有3000吨储油设备，700吨附设提炼装置，从1928年至1937年输出桐油20．5154万吨，获利250万银元，l0年间获利为资本的125倍。义瑞行还利用其雄厚资本与竞争力，打垮了华商中原公司。

　　5．操纵茶叶国际市场，造成湘茶减产。茶叶原系湖南出口大宗，各国茶商及晋、闽、粤、苏、鄂；赣等省茶商曾相继来湘采购，每百斤红茶折合大米高的达38担，一般也在10一18担米之间，有“斗米斤茶”之说，故1916年前每年收购40—60万担，最高年份收购各类毛茶百余万担。后因英日等国采购茶种在属地印度、锡兰、台湾(当时是日本属地)等地种植，逐步达到自给有余，遂以倾销手段劫夺华商国际销路；特别是许多销茶国提高华茶关税(如英国于1932年5月提高华茶关税1倍，使每担华茶课税50两)而对属地红茶入口不加征，从而使华茶国际市场堵塞，茶价波动频繁，收购量时起时落，一般每年收购茶叶40万担左右，最高80万担，最低仅l0余万担。湘茶一步步走入衰落时期。

　　6．大量倾销洋面洋米，造成湘省面粉业萧条，米价下跌。1914年前，我国面粉工业尚不发达，面粉输入甚巨；1914年欧战发生，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加以粮食缺乏，又不能外销，我国一跃而成为大宗面粉输出国。民国10年面粉出口一百几十万担，次年一反输出国为输入国，从此湖南也由面粉输出转为输入。1931年，湘省输入面粉20万担，价值83．1548万关平两；1932年输入20．0714万担，价值77．1777万关平两；1933年输入16．7813万担，价值67．5557万关平两；1934年输入面粉价值91．63万银元；1935年输入面粉价值230．82万银元。这就造成省内磨坊业一落干丈，面粉除售与酱园制酱外，找不到销路，磨坊大部被迫停业。1934年，长沙、湘潭、醴陵、湘阴等县城镇仅存磨坊23家，大部营业清淡，濒于倒闭状态。

　　同时，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种种手段，将洋米输华。1933年，政府本已确定洋米进口征税，但1935年又准许洋米130万担。半税记账”输粤，1936年又准洋谷、洋米各200万担输粤，造成行政院“关于湘米输粤以解决湘米销路”的措施无法执行。由于洋米占据湘米销售市场，致使湘米大量囤积，湘潭粮食堆积如山，长沙谷米存储二、三百万担，无法销售出去，造成湘省米价大跌。1930年长沙最好的天字号机米仅售5元3、4角，上谷仅售2元1、2角；30年代中期湘米跌至每担5元以下，而每担米的生产成本却在10元左右尸造成谷贱伤农，极大地打击和破坏了湖南农业生产和市面金融。正如

　　1934年3月《国内要闻》所指出的：湘省近年丰收，却“有大宗洋米运来倾销，致湘米顿失市场。囤储既富，价格低贱，不仅农村经济陷于绝境，市面金融亦大受打击”。故湘鄂赣皖豫5省主席于1933年8月联电国民党中央称：“上年各地丰收，谷米产量大增，外洋米麦同时输入倾销，造成田畴荒废，隐患潜滋。”同年l0月杨永泰在湘鄂赣等l0省粮食生产会议上也说：洋米倾销压抑了国产粮食增长，造成了极坏的现象，即不仅灾区闹饥荒，丰收之区也闹荒，真是“丰有丰荒，灾有灾荒”。

　　7．低价收购和掠夺矿产，垄断矿产资源。湖南矿产资源全赖水运集中长沙，再转汉口、上海外销，产销大权全系于洋商。他们勾结中国军政当局签定专卖合同，操纵中国铅锌市场，掠夺了湘省大量矿产资源。如美商慎昌洋行在订购水口山铅砂时，曾在合同中强行规定，“即以此为定价，不得卖与别行，亦不得提炼成铅”，妄图垄断铅锌出口。自1905年至1933年，各国洋行以低于国际市场牌价60％的价格，收购水口山铅砂40多万吨，占这一时期水口山矿砂总产量的73％。当时矿砂国际市场牌价平均每吨41．25银元，而开采一吨矿砂所付矿资仅0．31元，占0．75％；原材料设备折旧管理费3．85元，占9．33％；湖南官方得纯利11．65元，占28．24％；外商所得纯利为25．44元，占61，608％。总计外商仅从水口山垄断销售的40多万吨矿砂所获纯利便高达1100余万元，为矿工所得工资总和的82倍以上。

　　8．利用关税壁垒，阻止湘绣和农副产品出口。湖南湘绣本来是饮誉世界、久负盛名的艺术珍品，1933年至1937年一度出现了湘绣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省内绣庄45家(其中新开绣庄16家)，绣工人数达15000万人，年产绣品30000件以上，产值约120余万元，行业积累达50多万元，绣品行销欧美。可是由于外国政府对中国商人的歧视和无法突破外国的关税壁垒，这种艺术晶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未能出现大宗销数，无法打开销路，而且在本国沿海进行交易也受到帝国主义海上霸权和海盗横行的打击。如1930年广华、锦霞二绣庄派人带5000元绣晶去厦门销售，途遇海盗，船被击沉，连人都被英国军舰羁留而不予放行。

　　帝国主义列强对那些能与之争市场的货物，哪怕是价格低廉，也禁止进口。据中国商品检验局农作物种检验组1931年的报告，日本、美国、德国等国禁止我国农副产品进口的品种多达近百种，包括胡瓜、西瓜、南瓜、菜豆、小麦，玉蜀黍、甜栗、柑桔、甘蔗、葡萄，苗木、亚麻、棉子、烟草、苹果、豆豉、酱油等，造成我省一些农业产品生产萎缩。

　　9．倾销洋木洋鱼，造成木材、鱼业市场衰退。竹木原系湘省出产大宗，税收最旺的1929年达到97．7678万元，占全省厘金的16．789。①但因洋木输入，木材市场几乎全被夺去，加上湘西河道险阻，土匪充斥，使商旅戒途，造成木材积压，营业不振。鱼产在洞庭湖与湘资沅澧四水均称丰富，但长沙、岳阳2关每年进口海产鱼达六七十万关两之巨，其中洋货占2／3，鲜鱼市场反被咸鱼、干鱼所夺，造成湘省渔业益形衰落。

　　10．利用教堂侵占土地，施放高利贷。1934年，湖南安乡的天主教堂，占有农田40000亩以上；神父也参加高利贷剥削，每年要放出新谷万担以上。

　　11．垄断湖南外贸业，使湖南沦为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首先，从进口原料的性质看，湖南对外贸易历来进口货多属工业品，出口货多为原材料。自1929年至1933年进口货物中，主要是轻工制品，占45％；次为煤油等半成品，占35％，再次为以糖和罐头为主的食品及烟草等，占20％；重工业品所占比重很小。如1931年进口煤油价值315．2723万关平两，鱼类海产价值41．4143万关平两，糖价值180．2669万关平两，香料与药材价值20．9778万关平两，颜料、染料、油漆价值141．63万关平两，化学产品价值35．2645万关平两，毛货与麻货价值l六9129万关平两，棉货价值201．4102万关平两，纸张价值32．787万关平两，钢铁制品价值38．0277万关平两，机器车辆价值35．9428万关平两，其他货物价值223．90万关平两，合计全年进口1284．2925万关平两。1929年至1933年，湖南出口货物有3类：一是原料，平均每年出口1605万余关平两，占77％以上。其中种子和植物油1000万关平两，占70％以上，矿砂等四、五百万关平两，占20％以上；纺织原料值一、二百万关平两，占l0％。二是食品与烟草，其中粮食占60％，年值100余万关平两；蔬莱占30％以上，年约数十万关平两；茶占12％，约一、二十万关平两。三为制造品，基本上是手工业晶，其中鞭炮占80％，年产值200万关平两，棉织工业品与化工产品合占20％，约七、八十万关平两。由此可知，湖南不但以矿砂和农副产品等原料换外国的工业品，而且以原料换洋人在外省制造的商品。这无异于由湖南提供原料给外国人加工制成货物再向湖南倾销。如洋人以低价收购湘省五倍子，农民经过手摘，力旺成装后，每百斤五倍子售给洋人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劳动加工值；1935年湘省外消五倍子56000担，其中销往德国50％，英国20％，日本15％，美国10％，法国5％，经过加工后，德国向我国输入高价染料，英美向我国输入高价药品，其他一些国家向我自输入有机化工产品，获利l0倍以上。特别是占进口总数40％的棉货、染料、纸张等洋货，湘省可以制造供应，只因帝国主义利用在华特权，垄断市场，实行倾销，使本省的这些行业；难以发展。民族工业濒于衰败破产。

　　一方面廉价出口原料及初级产品，另一方面高价从国外进口制．成品，使湘省进出口贸易处于严重的入超地位。总计自开关以来至1931年的32年内，湖南外贸入超4682．6193万关平两；如加上1932年与1933年两年统计的数字，这34年内入超达6000万关平两以上。而且从1928年到1933年进口货物价格提高9％以上，而出口价格反被压低23％，5年内进出口价格剪刀差扩大了43％，湖南人民受到的剥削，比统计数字所反映的更加严重。

　　如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日、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各国都加剧了对湘经济侵略，特别是日本，在上述各项经济侵略中都是急先锋，而且手段极为卑劣；不仅过去在湘制造了“六一惨案”、“大金码头事件”，而且在九?一八后还从湘掠夺锑、锰、铅、锌等战略物资去日本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表现出格外穷凶极恶和阴险狡诈的帝国主义本性。日本利用不平等条约与其万关平两；茶占12％，约一、二十万关平两。三为制造品，基本上是手工业晶，其中鞭炮占80％，年产值200万关平两，棉织工业品与化工产品合占20％，约七、八十万关平两。由此可知，湖南不但以矿砂和农副产品等原料换外国的工业品，而且以原料换洋人在外省制造的商品。这无异于由湖南提供原料给外国人加工制成货物再向湖南倾销。如洋人以低价收购湘省五倍子，农民经过手摘，加工成装后，每百斤五倍子售给洋人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劳动加工值；1935年湘省外消五倍子56000担，其中销往德国50％，英国20％，日本15％，美国10％，法国5％，经过加工后，德国向我国输入高价染料，英美向我国输入高价药品，其他一些国家向我自输入有机化工产品，获利l0倍以上。特别是占进口总数40％的棉货、染料、纸张等洋货，湘省可以制造供应，只因帝国主义利用在华特权，垄断市场，实行倾销，使本省的这些行业；难以发展。民族工业濒于衰败破产。

　　帝国主义对湘经济掠夺的加剧，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湘经济掠夺的猖狂、狡猾和残酷，刺痛了湖南工人、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心，因而在1931年至1937年的湖南《大公报、《市民日报》等大小报刊上，经常刊登帝国主义武装侵华、经济侵湘的消息，发出“日货大量倾销”，“日货充斥，经济侵略可惧”，“日毛织物独占中国市场”等充满愤懑情绪的言论和警告，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责任编辑：李亚平 最后更新：2014-09-26 10: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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