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南岳会议述论
2014-11-14 10:41:57  来源：《怀化师专学报》 罗玉明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于1938年11月、1939年10月、1941年10月、1944年2月先后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四次军事会议，其中尤以1938年11 月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意义最为重大。它不仅检讨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胜败得失及其经验教训，而且制订了国民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对国民党第二期抗战乃至整个抗战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

　　国民党把这样一次制定抗战战略方针的重要军事会议放在湖南南岳召开，既是中日战争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湖南所面临的特殊形势决定的。

　　第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按照国民党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战线稳定在平汉线东西两侧和长江南北两岸的战略意图，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战略意图的实施已经到达了终点，无路可退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稳定住这条战线，而稳住这条战线的关键在于守住湖南。此时，日军乘其占领武汉的余威，也是为了确保武汉占领地区，兴兵占领了岳阳，把战火烧到了湖南境内。湖南既成了抗日的前哨阵地，又成了联结东西南北战场的纽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对国民党来说，保住了湖南，北上可以直取武汉，东出江西、安徽、浙江，从而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的联络线；西屏川黔，把守战时首都重庆的大门；南护两广，阻止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截断日军南北两个战场的联系，从而达到坚持持久抗战的目的。因此，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国民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是为保卫湖南这一战略要地作准备。

　　第二，文夕大火后，湖南政局动荡，人心不稳，对抗战前途信心不足。日军占领武汉后，为了确保武汉地区的安全，也为进一步进攻湖南取得一前进基地，派兵攻占岳阳，前锋直指新墙河，省城震动。蒋介石不思如何保卫长沙，反而置湖南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电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纵火焚城。文夕大火延续了三昼夜，“火灾之广，波及民居，损失之巨，殊为痛心”[1]。 文夕大火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导致了湖南政局的动荡，人心的不稳，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不足。本来，当战火烧到湖南省境内时，蒋介石数次来到湖南，湖南人民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位权势人物亲临长沙，曾燃起人们的一线希望，希望他能布重兵于湘北，以拒日寇，稳定长沙战局，保卫古城长沙。谁料，蒋介石到长沙后，只高唱焦土抗战，竟然亲自部署要将长沙焚毁，人们的希望很快落空。”[2]及至长沙大火后，群情愤激， 怨声载道，“切齿痛骂蒋介石，也骂张治中。”[2]纷纷要求追究责任， 严惩纵火犯。蒋介石虽然枪毙了酆悌、文重孚、徐权三人，也拿出百余万元做了安抚灾民的工作，但人民普遍地对蒋介石的处理表示强烈不满，矛头直指蒋、张，认为酆悌等三人只是做了蒋、张的“替死鬼”。人们作了一幅对联来讥讽张治中，横额是：“张惶失措”，上联是：“治绩云何，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是：“中心胡忍，三个人头万古冤”。有的则认为：“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2]有的作诗赋词描述文夕大火造成的惨状， 鞭笞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如：“烈焰腾空起赤霞，六丁收尽古长沙。赭山遥迓秦重怒，焦土终归楚自夸。朱氐尚存骄将宅，碧油犹驶贵人车。可怜败瓦残垣里，都是寻常百姓家。”“街头巷尾议纷纷，真相难明了不闻。莫怪民如惊弓鸟，满墙标语写和文。”[2] 这些诗句表达了人们对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焦土抗战”政策的不满和对抗战信心的不足。这就使人们对蒋介石的信仰发生了危机，张治中在湖南的统治难以为继，湖南能不能守住也成了重大问题。因此，稳定湖南人心，必须向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表明政府的抗战决心，而在南岳召开这样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会议对于明心志维人心树信仰，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借当年曾国藩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激励民心士气。南岳所在地衡州，“是七十年前曾文正公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战争，在湘阴附近第一次交战失败后练兵的地方。”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抬出了湖南人所信奉的曾左彭胡，以他们的故事激励民心士气。蒋介石比较了曾左镇压太平天国和当时抗战的形势，认为当年曾胡在衡阳练兵时，武汉、岳阳都已被太平军占领，在湘阴与太平军作战时更是遭到灭顶之灾，曾国藩投水自杀不成，乃在长沙妙高峰避难，当时一般官吏都讥笑他、轻视他，但曾国藩能忍辱负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紧训练军队，创建水师，终于收复岳阳武汉，成功他中兴的大业。蒋介石认为，现在抗战所处的形势与当年曾胡所面临的形势几乎相同，而“在兵力上与政治上，则我们现在比当时要超越几十倍还不止。”[3]既然曾胡当年能成功一番伟业，我们更当容易成功， 只要我们认清历史，效法曾胡，就一定能转败为胜，转守为攻。蒋介石的这一套说教，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他不仅鼓舞了与会的军官们，而且给湖南人民沮丧的心里注入了一丝自信。

二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从1938年11月25日召开到11月28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第三、第九战区旅长以上的军官约二百人，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作了五次训话，听取了各师师长或参谋长的军事报告，制订了《抗战四要实施纲要》、《第二期抗战工作、整军作战应特别注意各点》、《第二期抗战之要旨》、《学校机关与部队教育之重点》、《第一期第三阶段抗战过程中所得之血的教训与今后的改进》等文件。会后，国民党军事委会根据南岳会议的精神，拟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会议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成果。

　　第一，明确了抗战阶段的划分，提出抗战必胜的信念。

　　在这之前，国民党对抗战时期的划分是以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在南岳会议上，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这种分期是不适当的，应该纠正，他提出，自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是抗战的第一个时期，武汉失守后的抗战为第二时期。这种分期法为会议所接受，从而统一了国共对抗战时期的划分。在此基础上，蒋介石阐明了第一、二期抗战在战略上的区别，提出抗战必胜的信念。他认为，在第一期抗战中，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我们只有实行“以空间换时间作整个久远的打算，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次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经过17个月的战斗，虽然丢失了不少土地，死伤了不少同胞，表面上看我们是失败了，但实际上从整个长远的战局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争取最后胜利战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不但我们全国的部队仍能继续抵抗，使敌人愈陷愈深，不能自拔，而且我们抗战的精神愈益坚强，抗战必胜的自信心，也不知道要提高了几多倍”，从而奠定了抗战必胜的基础。第二期抗战中，由于“敌人兵力的使用，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再也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惫不堪，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量”，因此，“敌人的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地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相反，中国军民“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事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敌人越来越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因此，第二期抗战是我国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就是要摧毁敌人侵略的迷梦，使他归于失败。”[3]

　　第二，根据国民党军事将领对第一期抗战的总结，指出了国民党军队存在的缺点，提出了改正缺点的措施。

　　检讨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是南岳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开幕词中，蒋介石反复强调：“希望大家将自己所得的血肉的经验，尽量贡献出来”，对各自的优缺点，都要尽量地说出来，拿来研究，“要屏除客气用事与得过且过的不良心理，真正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为抗战前途着想，彻底检讨过去，规划将来，发扬已往的成绩，巩固胜利的基础。”[3]根据各师的战斗总结发言， 蒋介石指出了国民党军队存在的12大缺点。1、阵亡官兵多遗弃阵地，暴尸战场；2、伤病员不仅病不得医药，而且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流离呻吟，状如乞丐； 3、对于逃兵无法防止，究其根源在于官长没有能力，不负责任；4、 军行所至民众逃避；5、谎报军情，不负责任；6、指挥缺乏指挥能力； 7、对于上级命令未能一致贯彻执行，各部队多未能尽到职责，达成任务；8、部队不能机动使用，往往被动挨打；9、部队与友军不能协调行动，躲避命令，规避责任，自私自利，保存实力；10、保密性差；11、　侦察工作不完备，对敌人知之甚少，难以制定有效作战方案；12、监视封锁不严密，敌探和汉奸深入我军阵地刺探军情。这12大缺点就是国民党军队在初期抗战中失败的原因，也是国民党军队的耻辱，这不仅影响国民党军队官兵的精神和士气，而且影响民众的精神和斗志，影响着国民兵役的前途。[3]

　　蒋介石要求与会将领本着“要雪耻必先知耻，知耻必须负责的原则，效法先哲前贤的精神，将自己失败致耻的缺点彻底改革，力图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为此，他提出了克服缺点的11条措施：1、 对过去战争失败和不能取得成果的原因要认真加以研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2、 整理各级指挥部与司令部，健全指挥系统；3、注重通讯联络， 保持通讯联络的畅通；4、部队接防移防的手续与监督方法， 由军令部具体规定，通令遵行；5、两个部队的衔接地区与薄弱点，应有预伏的办法， 从容补救；6、整饬军风纪，对不良军风纪要严加取缔；7、各部队长官应限期赶造战斗详报，如期呈核；8、加强部队官兵教育， 发挥官兵的杀敌立功的雄心；9、整顿部队，严明罚赏，分开部队经费， 以励士气而释疑虑；10、部队编制要贯彻重质不重量的原则，紧缩经费开支，减低军官阶级，提高国军地位，打破地域观念，建立彻底统一的国军；11、提高士气，收揽民心，爱惜物力，抚养伤兵。蒋介石认为这11条措施，是克敌制胜的秘诀，要求“各位高级将领必须透彻了解，精心运用，要从部队编制教育和实际生活行动上努力求其贯彻。”[3]

　　第三，制定了国民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质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斗力，准备反攻。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争，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鄂西、豫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但第四战区应先行集中有力部队，转移攻势。”[4]

　　第四，提出了实施第二期战略方针的各项具体措施。

　　减少指挥层次。鉴于国民党军队指挥层次太多，致使命令报告转达迟滞，军队调用、指挥不灵，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以军为战略单位，最高统帅部至战略单位，只有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四级，对新编制之师，废除旅一级，师直辖团。

　　重新划分战区，配置相应兵力。第一战区辖河南及安徽一部，配置1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司令长官卫立煌； 第二战区辖山西及陕西一部，配置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5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闽浙两省，配置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 配置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西、鄂北、 豫南，配置2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配置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辖湘赣两省及鄂南，部署52个步兵师；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省，部署7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配置7个步兵师；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两省，配置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整理部队。将全国军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办法是：将全国现有部队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顿。俟第一批整训完毕，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换调第二批到后方整顿，每批整顿四个月，一年完成。另外，对全国各部队补充点验事务应在各军部或师部设补充点验处，专司其事，力求克服流弊，提高效能。

　　实施新的战略战术。一方面在第一线阻敌前进，在后方地区培养我军战斗力的同时，将沦陷区一律划为战区。增加军队，发动民众，使敌人对其后方发生严重顾虑，变敌人后方为前方，使之分兵防御，减少其第一线部队；另一方面，广泛采用游击战术，使游击战与正规战并重，并且使二者巧妙配合；再一方面，实行迂回包抄的战术，来切断敌后方交通线，断绝敌人一切接济，迂回敌人侧背，从左右和后方去包抄他，击灭他，改变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沦陷区设立分会，任务是发动民众，一致对敌抗战，并消灭伪组织；最低限度亦须使沧陷区内之民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永远不与敌人合作，俾占据城市之敌，及其伪组织，政令不出城门一步，敌人纵能占据点线，但不能领有大面积，徒有军事上之损失，不能收获政治及经济之成果，兵连祸结，毫无善状，以致于失败。

三

　　南岳会议的召开及其作出的决策，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它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昭示了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

　　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即于1938年1月16 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叫嚣要把侵略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击溃重庆政府为止。然而，日军侵占武汉后，损兵折将，再也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击溃重庆政府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而已。不得已，侵略者只好改变对华策略。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对华声明， 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政策，转而对重庆政府采取政治诱降，声称，只要重庆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方并不拒绝，试图从重庆政府内部寻找代理人。12日22日，近卫又发表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并以“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全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等条件为诱饵，对重庆政府进行诱降。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下，汪精卫集团从重庆内部分裂出去，投入到日本侵略者的怀胞，高唱“和平”、“反共”、“救国”，加剧了时局的严重性。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南岳军事会议的召开和第二期作战方针的制定，有力地回答了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蒋介石在会上坚决表示，“我们绝不愿接受他的条件，坚决的依照我们预定一贯的战略，继续抗战。”[3] 给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当头一棒。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协制，我们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使他们‘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只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5] 国民党在南岳会议上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昭示的继续抗战的决心，极大地打击了亲日派的投降活动，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澄清了因汪精卫集团投降而引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极大地坚定了民心，稳定了军心，提高了士气，这无疑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奠定了民心士气基础。

　　第二，南岳军事会议表明了国民党战略上的转变。

　　对抗战发展形势的认识和抗战阶段的划分，是制定抗战战略方针的基础和前提。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基于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战线稳定在平汉线东西两侧和长江南北两岸的构想，将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七七事变到上海南京失守为第一阶段，南京失守到徐州撤退为第二阶段，保卫武汉为第三阶段，希望通过三个阶段的抗战，迟滞消耗日军，转入反攻，把日寇赶出中国，与此相适应，国民党在战略战术上采取阵地战，深沟高垒，倾注大量兵力与日寇反复争夺一城一地，处于十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种以人的优势与优势装备的侵略者相抗衡，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争取了一定时间，但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给国民党的反攻作战以极大的冲击，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新的战略方针。南岳会议改变了抗战时期的划分，制定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以运动战和游击战取代阵地战，并强调，在第二期抗战中，政治重于军事，军事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高度。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是一种抗战的持久战略方针。这种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与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早在1938年5月，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阵地战和游击战是辅助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并强调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6]同时， 毛泽东也十分强调力量的准备和正面的防御，指出，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反攻，“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的可能的战略进攻”，在敌后，要“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6] 国民党在南岳会议上制定的有限度的进攻、整军训练、坚持敌后游击战、准备反攻的战略方针的制定，就使得国共两党在抗战阶段的划分和坚持持久战略方针的认识上趋于一致，这种一致，就使得国共两党在相持阶段的抗战中在南北两个不同的战场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提供了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相持阶段的持久，不是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国共两党两军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三，南岳军事会议体现了国共合作的基本精神。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应邀出席了南岳军事会议，共商抗日大计；二是“会议商定在武汉失守后为第二期作战阶段，以正规战与游击战并行，共产党以游击战为主，在敌后开辟游击战场，进行全面长期作战，争取最后胜利。”[7] 从而明确了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互相配合，共同抗日；三是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长沙军事会议时，叶剑英即向蒋介石建议设立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养游击干部。南岳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叶剑英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会议接受了周、叶的建议，决定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共产党人担任教官。1939年2月， 在国共共同努力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成立，由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分任正副团长，李默庵、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聘请中共党人边章五、薛子正等人担任教官。参加南岳游干班训练的成员除了国民党军官外，还有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他们结业后，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和重要表现。

　　第四，南岳军事会议后，国共两党虽然出现了一些摩擦，国民党对日对共的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国民党还是基本上遵循了南岳会议的基本精神。

　　南岳军事会议后，随着日寇的诱降和汪精卫集团的投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却加紧了对中共的军事摩擦，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流血事件，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出现裂痕，这是抗日潮流下的阴影和逆流。但从另一方面说，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对中共的摩擦没有达到破裂统一战线的程度；它没有投降日寇，仍然按照南岳会议的既定方略，努力施行。从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来看，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先后与日寇进行了18次大型会战，841次重要战斗，38831次小战斗，约占整个抗战时期中日交战总次数的85%以上；从游击战来看，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配置了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约20万兵力， 另外在第一、第五、第九、第三战区设立了7个游击区， 配置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总计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兵力约在50万人以上。这些游击化了的正规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极大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从整军来看，国民党在相持阶段基本上将军队轮流整训完毕，并装备了36个师的美械师。这些经过整训的国民党军队重返前线后，作战能力明显提高。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某些战场上如三次长沙会战、湘西会战等取得胜利，除了人民的积极支持外，不能说不是整军提高了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结果。

　　总之，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召开，在国民党抗战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及其最后胜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这次军事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及其对整个抗战的影响，对我们进一步评价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上的抗战的地位和作用，是大有裨益的。

　　收稿日期：1999-10-15

　　【参考文献】

　　[1]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

　　[2]　衡阳文史资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2编）[M].台湾。

　　[4]　第二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5]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卷）[M].台湾：1210.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李默庵。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N].北京：团结报，1985-9-30.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11-14 10: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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