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
2014-12-01 17:16:07  来源：张振鹍 《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林林总总的中国近代史和抗日战争史著作中,我第一次看到讲述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和迁徙问题的,是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90年代中,刘大年邀我协助完成《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的编写时,我就提出应补上这样的内容。得他同意,由姜涛写初稿,他本人修改增补,形成书中的一节“国内人口迁徙”。里面分析了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流动的三种情况:一是战争初起时敌占地区人口内徙,难民流亡,从战地前沿向大后方迁徙;二是大批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三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军不间断地“扫荡”与“反扫荡”中,根据地人口不间断地在一定范围里反复迁徙流动。此书出版后我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渐渐领悟到,抗战时期还有一种人口迁徙,就是沦陷区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

　　这里所说的青年学生,基本上是大、中学生,以高中生为主;他们不是在日本侵略军将到或刚到时逃出去,而是在日伪统治相对稳定地区的学校就读一段时间以后选择离开,投奔大后方,主要去西北西南各地。本文将主要说一点北平(日伪统治时期称北京)的情况。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就被日军占领,1938—1939年这里的青年学生已有人奔赴内地和大后方,进入1940年代,出走者日益增多,1942—1944年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才终止。

　　这种迁徙的一大特点是秘密性。这是因为这种行动根本上带有反日性质,在日伪统治下就不能公开,不能声张;为安全起见,一般除家人、亲属及最可信赖的师友外,绝不向其他人透露。在学校里,在班上,往往是某同学多日不见,才渐渐传出“已经走了”—去了大后方;有的甚至“失踪”多年后(抗战胜利后或更晚)才为人所知。与此相关联,这种行动总是零散的,大多是个人独行或少数人结伴同行,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见闻以及几位朋友提供的各自经历、见闻资料,战时北平青年学生赴大后方可举如下一些事实。

　　1939年我进入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一直读到高三。这期间我的同年级同学陆续离校奔赴大后方的有王毓栋、邵绪平(他们两人与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姜明结伴,于1941年4月6日悄悄离平南下,经上海、香港(时在英国统治下)、广州湾(时为法国租借地,即湛江),辗转到广西桂林,是我们班上最早的出走者。另有邓国璋、莽克信、于缵荣、姚尚友、庄敬伯、王丙寅、张振昆鸟。这个名单不一定完整,也许还有这样的同学我不知道;但只此9人出自一个年级(初一、初二、高一时分三班,初三、高二、高三时分两班),为数不少了。

　　学校里不只我们一个年级有人出走,其他班级也有,如高我一年的有于世斌等,高我两年的有鄂秉信等。极有可能那几年辅仁中学每个班级(主要是高中各班级)都有人去后方,去后方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详情不会有记录,也难以调查了。

　　这种普遍性可能存在于当时北平许多中学,各中学都时常有人走上去后方的路。例如,齐世荣1942年在四存中学读高一时随亲戚去重庆;同年在市立四中读高二的熙啸雄离校去洛阳;张奇1943年从汇文中学高中去西安(后去洋县入国立一中);同年崔行之从顺义(当时属河北省)牛栏山师范毕业去西安;这一年6月志成中学的高德超等5人高中一毕业就结伴前往内地洛阳,比他高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一班的同学张连举此前已去了兰州,他的亲戚、与他同龄的马振中市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去了内地;我的同乡李正民从河北北京高中(校址在地安门附近)去了重庆;其他中学当也有类似情况。

　　当时北平的大学不多,而大学生也多有去后方的。我确知的同乡中就有三人,一是赵东征,辅仁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为张肃文,就读于日伪政权下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他们都是我去后方的同路人。另一位是他们两人的亲戚,曾与他们住在一起,比他们年岁大,好像也读北大工学院,一毕业就去了后方,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还有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李周的姐姐李陶钦及其同学陶凤娟二人于1943年一起从辅仁大学去成都,等等。

　　感谢徐秀丽的介绍,我得以读到赵宝煦的一本著作《途程—抱虚斋诗文稿》(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里面一篇长文《“南行记”》,提供了抗战时期北平大、中学生(还有教师)投奔大后方的多个实例。据其记述,1943年1月21日“,正在伪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读书”的该文作者本人与“读中国大学”的纪冬“,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振英”(二人都是他竞存中学时的同学)及“一位伪北大物理系的一年级女同学若花”一行4人离北平南下,经商丘、亳州,过“阴阳界”脱离了沦陷区,到界首。在这里听到辅仁大学的名教授英千里、沈兼士由此去了重庆的消息。然后经洛阳去西安。一到西安“就有几个北平出来的学生跑来看我们”,他的“小学同学、毕业后一同考取市立第二中学”的“桂良也在其中”。不久又碰到“竞存中学的同学”国良、高贤以及“竞存中学时的体育老师赵瑞林”等“好几个熟人”,还有一个“也是从北平逃出的学生”小杨。到重庆,先遇到姓田的辅仁大学学生(在北平时曾有联系,当时化名小贾“,是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专门介绍青年南去”),后报考大学“,意外遇到许多北平时的老同学”,包括天岳“,还有高贤的侄子日新,也是竞存中学同学”。最后参加了一次教育部的“保送考试”,被保送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读书。(另有“不少同学,也都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天岳被重庆大学录取,春葵他们考进中央大学”。)从重庆去昆明途中,又遇到一位“竞存同学”刘士伟。(由此看来,竞存中学去大后方的师生真不少。)这个记述很能反映当时北平青年学生投向大后方的盛况。

　　综合各种情况可以看到,1940年代上半叶,在日本武力侵占下的北平各大中学内有一股潜流,不断把各校的青年学生涌向抗战的大后方。就一天两天、一校两校来说,流出量可能都不很大,但统全市学校之众,积数年之久,流出的总数应是可观的。

　　再从“流入”即这些青年学生到达大后方后的情况举一个事实。

　　我手头有一个名单,是抗战最后一年即1944—1945年度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一年级生)“平津同学会”部分成员姓名,他们是:王正路、许世清、员(Yun)霖、戚其章、李鸿勋、章莼、高德超、朱恩元、李季伦、施正鲁、张亨瑞(女)、易光焕(女)、周尔婉(女)、傅启勋、边云波、潘其德(女)、刘维垣、王尔毅、黄化一、刘梓荣、杨昭庆、王仲农、于世斌、孙增堃(女)、林彭年、戎国仁、刘文典、张作榘、刘铁珊、蔡信、马春远。“平津同学会”顾名思义是由“曾在北平、天津上过学的”同学组成的,以来自北平者较多。这个名单是三位当事人戚其章、高德超、李季伦共同回忆起来的。他们记忆中这个同学会里有三四十人,现在只能想起这31人。(其中的马春远是七七事变之初随家长逃离北平、辗转到重庆的,不属本文所说的“沦陷区青年学生”。)另有邓道光、靳文光二人,无法确定。中大这个年级有这么些人从沦陷区平津“流入”,其他各年级必定也有;中大一校有,大后方其他许多高等院校也会有:举一反三,后方各高等院校中由北平流入的学生总数应该是可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前举流出数相印证。

　　我手头有老同学刘敬坤转来的一篇1万多字的文稿《从孤岛到陪都》,是现居南京的潘君拯写的,详细记述他当年从沦陷区上海奔赴大后方的历程。他于1941年夏考进已迁入上海法租界的国立交通大学,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占租界,他决定脱离那个“孤岛”到内地去。194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他从上海出发去浙江,穿过日军封锁线,3月下旬到龙泉浙江大学分校借读。5月底日军打到金华,不得不再南逃,6月底上路去福建,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长途跋涉,最后于10月1日到达重庆。他当时19岁,全程大多只身独行,有时找到同伴,途中遇到不少原来熟识的同学或不相识的上海学生(其中有后来去了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途经赣州、贵阳时两次相遇)。由此可见上海沦陷期间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情况的一斑。

　　下面再举几例经历大后方之行者的自述。戚其章。山东威海人,生于1925年3月。1941年夏威海育华中学初中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附中高一。同年12月8日,日本兵封门,学生被赶出,辍学回威海。不久转去南京,入鼓楼中学插班高一。1942年夏,鼓楼中学被日伪勒令停办,决定去后方读书。单身一人冒险出行,去安徽亳县;穿过“两不管”地带到界首;经洛阳、宝鸡去汉中,投奔西北医学院的一名学生,不遇;得该校另一名学生(曾在威海读中学)的帮助,暂时住下。10月,去四川绵阳,拟入国立第六中学;因考期已过,该校拒收。巧遇原威海中学初一时的一同班同学,经他求六中一位老师介绍到江油县一水利工程处打工。1943年秋再考六中插班生,跳了一班,直接读高三。1944年毕业,去重庆考入中央大学。(录自2007年6月11日来信。本人现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高德超。河北安新人,生于1923年。1943年6月北平志成中学毕业,即与同班同学朱之舫(女)、方之鸿、赵杰民、邹光明及邹的一位孙姓友人共6人结伴投奔后方。由北平乘车去徐州,转商丘,徒步一天到亳县。入住旅馆办了两件事:一是把“联银券”以1∶13换成法币,一是把北平“居住证”留下。次晨,旅馆伙计带领出城门,通过日伪军的严格检查,进入“无人区”。行十数里到六里桥,一个永记不忘的地方,是内地的最前方,见野地里竖立着一标牌,上书“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大家心情振奋,不由得脱口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一个棚里办了登记。又上路,不久到达内地最前沿的界首镇。接着又经漯河到目的地洛阳。正值7月7日,见满街挂着国旗,大家都很高兴,就此分手。我这时已没有钱,便住进教育部和第一战区合办的“战地失业失学青年招致委员会招待所”(所内分4个大队,按文化水平分队,我们高中毕业以上包括大学生为第一队。总人数几百人),先后住了4个月;其间一度到西安参加中央大学和西北工学院的考试,考后拟在西安谋职未成,又回洛阳。10月底得到通知,二校皆被录取。当时河北省政府流亡在洛阳南郊,我去教育厅请求帮助,厅长贺翊新(曾在北平大同中学任校长)建议我上中大,并资助我法币1500元。“招待所”主任张选之为我向一战区办公室申请到1000元。我又从洛阳基督教堂得到救济金300元。于是离洛阳去宝鸡,一路搭乘便车经广元到重庆(11月)。中央大学报到后又办休学,去中学任教一年。1944年复学到柏溪。(综合2007年6月30日、7月5日、7月10日、7月25日4次来信。本人原在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工作,退休后住在天津)

　　聂宝璋。河北省(今天津市)蓟县人,1922年生。1935—1941年就读于北平市立第一中学。亲历了日本侵略军全副武装耀武扬威进入北平,校内出现表情冷酷的日本教员,日文也成了中学的必修课,于是畏惧之余增加了反感。1938年后,父辈兄弟三人相继无端遭日军逮捕,由此仇日心绪与日俱增。1939年,读育英高三的大哥第一个离北平奔向大后方重庆。又有一位表叔在辅仁大学读研阶段去了重庆。1941年我高中毕业,决心不报考日本人控制的北大,而选择了法国教会办的天津工商学院。学院位于天津英租界,本来没有日本势力的痕迹,但入学不到半年,太平洋战起,校内增添了日本顾问和日文课,气氛越来越令人窒息。随之在表面平静的校园里渐渐形成一股摆脱压迫、逃离牢笼、寻求自由之地的暗潮。到了第二学年,就发现有的同学悄然不见了;时间一久,大家都知道是往“大后方”了。“去大后方”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每个学生都在自问“,人家走了,我怎么办?”对我来说,一时很难做出决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亡国奴”的窒息感越来越强。书实在读不下去了,最后终于做出远行的决定。1944年3月18日踏上征途,我们一行5人从北平前门站出发去河南商丘,转日占区前沿城市安徽亳州,冲过盗匪出没的“缓冲区”到界首。这里就算到了内地,每个人都有到家的感觉,沦陷区的压抑感没有了。由此去洛阳,又南下约百余里到白杨镇河北中学找到在那里任职的大哥。不久日军攻占洛阳,肆虐豫西南,河北中学被迫迁移;随校西去卢氏,经陕西蓝田,最后落脚于周至。在逃难中,原由北平结伴的5人已失散,个人决定去重庆。经过一段从未有过的生活困难,在重庆警察厅下的一个“经济检查队”找到一份“临时雇员”的工作;同时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去国立西南联大借读的申请。得其批准,1945年初去昆明,进入这所自由空气极浓的学府,与一些先我而至的天津工商学院的同学重聚到一起。(摘自文稿《“自由之旅”故事》,2007年7月1日。本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振鹍。河北正定人,1926年5月生。辅仁中学读书时,进入高中后渐萌去大后方之志。高三时有了机会:在流亡于陕西的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工作的同乡赵清珍1944年秋来北平接家属,得?214?《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与搭伴同行。1945年1月末离北平去山西太谷,南下义棠,过汾河(日军封锁线),即进入抗战第二战区地界,精神为之一振。由此徒步北上孝义,折而西南,穿过吕梁山区,经大麦郊、隰县、大宁,到吉县,时为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所在。在吉县过春节(2月13日),渡黄河(河面冰融,涉水而过,冷彻骨髓),入陕西界到宜川。南下经韩城、合阳、大荔到华阴,乘火车到达目的地西安。在西安稍停顿,街遇中学同班同学王丙寅;到一个接待流亡学生的机构登记,领得一纸证书,成为后来考大学、进大学的有效凭证。虚报学历为辅仁大学在读生,经人介绍到岐山县初中教书(该校曾有辅仁大学数学系一学生任教)。大约两三个月后该校发生学潮,即辞职去赵清珍家(在眉阝县农村)寄居准备考学。此期间,得知中学同班同学邓国璋在四川阆中国立第四中学读书,彼此通了信;姚尚友在武功农学院读书,曾前去看望。6月底去宝鸡,乘长途汽车去重庆。找到同乡李正民。考进中央大学,11月到柏溪入学。(本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从以上4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到:直到1944年初,从北方沦陷区去后方有一条主通道就是从安徽亳县去界首,其总站是洛阳。1944年春,侵华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5月占领洛阳,这条路线被截断,所以1945年初由北平去后方就改走山西一路,总站为西安。此外可能还有别的路线。但不论走哪条线,行程中都有艰辛、凶险;而且到达目的地后,往往还要经受一段飘泊流浪,有时还要忍饥挨饿(高德超、聂宝璋都有过每日一餐的经历),而后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安定下来。在一定意义上,整个行程就是一场磨难,而这种磨难是那些青年学子自觉自愿自加自找的。在磨难中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无怨无悔。

　　这些青年学生为什么一心要去大后方呢?每个人可能都有一条两条或更多条独特的原因,但根本的一条是共同的,就是痛恨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受敌伪统治,要找回自己的祖国,参与抗战或求学。正是这个共同的信念激励着他们抗酷暑,战严寒,跋山涉水,踏破千里征程;这也就造成一种战时特殊的人口迁徙和流动。这是一场持续数年的大流动,其始发点以平、津和上海两个地区为中心,遍及曾沦于日伪统治下有大、中学校的一切地区。这个大流动不仅满载着那些莘莘学子各自的追求,也寄托了沦陷区更多的爱国青年的憧憬。

　　追踪沦陷区青年学生进入大后方后的去路,大体上可看到三条:一,直接投身抗日斗争,如我的中学班友于缵荣加入空军即是;二,参加实际工作,如我的同乡赵东征当了中学老师;这两种情况似乎都占少数,多数则是三,继续求学:原来的大学生插班于各地高等院校,原来的中学生或早或晚纷纷考入大学。总之,他们大多很快就融入了大后方的大社会,基本上实现了各得其所。

　　至于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和作为,那恐怕是千差万别。不过,我那位已定居美国多年的总角之交姚尚友的说法很值得注意“:在台湾,从1950—2000这中间,许多不同岗位上的主力人物,几乎大部分是曾有这种(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经验的知识分子,政府、军队、文化、财经‘,流亡学生’出身的甚多。”(2007年6月14日来信)以此比对,可以说,在大陆,同一时间中,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领域的专业骨干,有此经历者为数是不少的。他们的专业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到大后方上大学打下的,他们也在当年的大后方之行中得到锻炼:事实证明,那条路对他们的人生成长是有益大有益的。

　　(作者张振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12-01 17: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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