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2014-12-04 11:35:26  来源：《教学与研究》 杨青  点击：  复制链接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高潮过后，学者们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课题研究更加深入，进展较大，成果显著，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抗日战争的起点及阶段的划分

　　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已有的观点是“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七七”说、“八一三”说、“八一四”说、“并存”说（即“七七”和“九一八”两种说法可以并存）、“区别对待”说、“对日宣战”说等。近年来，周喜峰又提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他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役，应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同时，江桥抗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八年全面抗战，而是十四年抗战，它的起始时间应该是江桥抗战爆发的时间，即1931年11月4日。

　　对抗日战争中战略阶段划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马仲廉认为，作为战略阶段的划分，必须从战争、军事的角度，特别是从作战的进程与变化来划分。由于战争后期国际形势骤变，中国战场将要出现的战略反攻未能实现。李继华认为，抗日战争中敌我攻防的阶段划分应分两个层次：一是抗战总态势，中国只有总体上的战略防御，而没有将战争推进到日本国土上的战略进攻。二是在战争总态势中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中，抗战分三个阶段，具体应表述为：（1）敌之战略占领、我之战略退却；（2）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3）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在这三个阶段之上，抗日战争的总态势则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

　　（二）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问题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问题，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并把它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之一论及。1992年，唐培吉和张劲首次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着共同的政治纲领”的观点，当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多。近期沈海波认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的。既然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有着共同抗日的前提，那么两党也就具备了制定共同纲领的基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国共两党就一直试图制定出一个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合作纲领。当时具有共同纲领性质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不是国共双方共同颁布的，但由于其基本包含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内容，所以在当时来说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积极性，也为中共所承认和实行。因此，《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即是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孙玉芝论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他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性、进步性和革命性；二是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因此国共两党都有很大的独立性；三是由于国共两党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此具有矛盾性。

　　（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地位问题，是长期以来抗战史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一种意见认为敌后战场是主战场；另一种意见认为正面战场始终是主战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两个战场都重要，不必区分主次。

　　阮家新提出：对两个战场的考察，有必要确定一个新的出发点，即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只能把日本看作交战的一方，把中国看作交战的另一方，而决不能把中国抗日战争割裂开来，看作是两国三方的战争；不要把国共纠纷与抗日战争扯在一起，混为一谈，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两个战场的出现是由敌我力量对比而决定的，是统一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下合理的分工。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为依存，相辅相成，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割裂的。

　　马仲廉认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在战略上的相互配合，在抗日战争的整个阶段都存在着。在战役上的相互配合，主要表现在战略防御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的太原会战，尤其是忻口战役更为典型。忻口战役不仅有战役上的密切配合，而且有战斗上的紧密协同，还出现了共同制定作战计划，两党军队相互指挥的团结局面。这一战役是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协同作战的典范。

　　罗焕章认为：从抗日战争全过程看，抗战初期正面战争是主战场，从抗战中期到抗战后期，主战场发生了转化，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这种转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主客观的基本条件和深刻原因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但毕竟在各阶段总有一个方面占据主要方面。

    （四）抗战期间中国的经济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抗日根据地及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战期间的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和弊端进行了研究。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唐正芒认为是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政策相辅相成的，其性质是战时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私营经济政策、劳动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制定，都是一种新的战时的经济政策，是在民族战争第一位的情况下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而制定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经济政策。

　　对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等问题，学者们分别进行了阐述。关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黄正林对边区的盐业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在盐业经营中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两种所有制成分并存。1940年前边区的盐业生产、运输、销售都是自流的，政府只征少量的税。之后，边区政府成立盐务局，对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进行管理。由于边区政府的有效管理，使盐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秩序并平抑了物价，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盐业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阎庆生探讨了边区的农贷。他指出，抗战期间，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制定了发放农业贷款的政策，其特征是：第一，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第二，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第三，采取了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方法。边区发放农贷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魏宏运论述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集市贸易，指出它是根据地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起到了刺激根据地生产、提供军需、调剂人民物资联系、战胜伪币、支持抗日货币、促进根据地经济繁荣的重要作用。张燕华对淮北苏皖边区“粮政”工作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粮政”是抗日民主根据地财经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淮北苏皖边区的“粮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财经工作的一般状况及其特点。苏皖边区的“粮政”主要包括边区政府粮食征收、保管、支付审核及管理所制定的制度和措施，以及具体实施这些制度和措施而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它具有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的、群众的等特点。

　　于松晶、薛微探讨了抗日根据地的物价管理。他们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通货膨胀，主要是以有效供给不足为特征的需求型通货膨胀，根据地主要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并在货币政策上严格控制货币的供应量的办法加以控制。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冀南币、山东根据地的北海币都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币值，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制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经济总方针的正确性。

　　李凯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国统区经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对农业生产起了扶助作用；对工矿企业给予了扶持；在贸易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实行统制政策，使国家政权拥有更大的经济权利，加剧了官僚资本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至抗战后期，部分官员借统制之机，压制民营生产，贪污受贿，经济衰退，蒋介石政权的种种弊端愈演愈烈，更加为人民所痛恨。

　　（五）抗战期间中国的文化和教育

　　对抗战时期的文化研究，皇甫晓涛以“东方文化复兴”为主题，提出：“中国现代文明萌孽于近代社会变革，发轫于五四新文化，却是在三四十年代才成熟、发展起来的。”并具体地分析了抗战前后中国出现的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认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著名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的民族精神与西化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他还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应该说它对新儒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观点尽管有反驳，然而其体系深处还是有着许多相互联系而共同形成的以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人文基础。”

　　关于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曾彦修提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与张闻天存在着歧见，即张闻天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之外，还提出了“民主的”方向。后来事实证明，张闻天的“民主的”提法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少的。

　　关于抗战时期的教育，梁怡就延安女子大学的创办情况、办学特点和意义进行了评述。延安女子大学全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7月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大学，至1941年8月结束，先后开办13个班，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培养了上千名妇女干部。经过政治、文化、技能、实际工作等多方面的教育和锻炼，延安女子大学塑造了一群抗战及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需要的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

　　邓红以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为例，对根据地社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阶段、主要形式、特点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主要经历了初创、发展、艰苦生存和恢复壮大四个阶段。其社会教育功能，一是体现在通过抗战教育，提高广大民众的抗日觉悟，调动其抗日积极性；二是推动边区社会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三是移风易俗。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对于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参加边区社会经济建设，对于提高广大边区民众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制度等，都是中共对战时民众教育的独创，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金以林对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战时大学教育，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在数量上还有所增加，1945年高校数比战前的1936年增加33所，上升30.5%；教员数增加3623人，上升48%；学生数增加41576人，几乎翻了一番。同时，随着高校的内迁，又进一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颁布的一些合理政策，如救济学生、增设学校、充实设施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至于在此期间，国民党对广大学生实行的思想统制，加强党化教育等措施，不可否认，又限制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六）日本侵华罪行及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损失与侵华日军的暴行，应是构成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内容。有关揭露日军暴行的资料，近年各地出版的专题资料书籍及刊物已披露不少。对日军侵华罪行的研究，已成为抗日战争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南京大暑杀、中国慰安妇、中国劳工、细菌试验与细菌战、经济掠夺和毒化政策等问题，仍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选题。

　　关于南京大暑杀问题。学术界在大量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对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这一毋庸置疑的史实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孙宅巍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理由是：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来说，则是以在中国首都南京发扬“武威”而使中国“畏服”为其既定方针。他们把胁迫中国政府、中国军民停止抵抗、屈服投降的最大希望，寄托于对南京的迅速征服。为此，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在他设于苏州的方面军指挥所，颁发了《攻占南京城要领》，规定根据不同情况，日军应以不同的兵力进入城内实行“扫荡”。由此可以看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出于日本军国主义既定方针的需要，及其有计划、有预谋的精心策划。

　　庞士让从新的视角研究了南京大屠杀。他认为，南京大屠杀历时3个月，即从城破当天的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的3月中旬。大屠杀遍及12个区。大屠杀的基本内容，屠杀是首要的，却不是惟一的，因为同时还有强奸、抢劫和破坏三项。大屠杀的主要特点，除时间长、地域大、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之外，最为突出的，它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日本侵略军一手造成的南京大屠杀的责任问题，应从三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施暴官兵是凶手，这是一场由日军官兵普遍参与，横施暴虐的集体犯罪；二是松井石根是主犯；三是裕仁天皇是罪魁。

　　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问题，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热点问题，在民间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但是，由于相关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难以搜集、当年受害妇女随着年岁的增高而相继辞世，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慰安妇问题研究的进展却很缓慢，与世人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对比。

　　卞修跃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及新发现的原始档案资料，论述了侵华日军当年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暴行事实以及日本对此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他认为，第一，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是在当年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直接策划指使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罪行；第二，日军对慰安妇的征集和管理及其对慰安妇的残酷蹂躏，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第三，战争罪没有法定时效限制，日本无从推卸其战争罪责。经盛鸿对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建立起汉奸政权后，在南京推行了残暴无耻的慰安妇制度，继续强暴、侮辱、蹂躏、摧残中国的广大妇女长达八年之久的罪行进行了研究。他对日军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由来、途径、建立和管理进行了探讨。苏智良对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动机和成因作了考察，提出慰安妇制度决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日本军队以进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决策。日军的中国慰安妇，来源于抢夺、俘虏、诱骗和强征妓女。关于慰安妇人数，有人考证在36万-41万人之间，其中大多数是朝鲜和中国妇女。

　　中国劳工问题。日本在侵华期间，就地临时征用的短期民工，骗招征用的长期劳工到底有多少？死亡了多少？现在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数字。陈景彦主要利用日本文献资料，对抗战时期日本强掳约4万名中国劳工到日本这一史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第一，掳掠中国劳工是为了弥补日本战时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军方和“民间”的意见是一致的；第二，侵华日军在强掳中国劳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被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进行考证后，提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38935人，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41000-42000名之间。同时，他还对169批中国劳工被掳掠到日本的过程、到达日本后的去后、从事行业的种类、遭际的各种苦难和最后的结局，做了比较详实的考证。居之芬提出，在考证、计算日本强掳输出华北强制劳工人数时，应当把1934年以前历年闯关东的华北劳工与1934年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制下的华北“强制劳工”区分开来。在调查统计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官方强掳、输出使用华北强制劳工的人数时，严格地说，应当从1935年算起。经过多方档案文献考证统计，她认为从1935年1月至1945年8月，日本从华北强掳、输出强制劳工人数，有据可查者为748.8万余人。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毒化政策。李恩涵依据资料对1931年至194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和贩卖毒品进行了具体统计。指出1937年以前，日本毒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源和扰乱中国社会与人力资源；全面侵华之后，除筹措财源和搅乱、弱化中国社会之原来目的外，还将毒化作为一种“软式战争手段”，与屠杀、细菌战、化学战、“三光政策”等“硬式战争手段”互为配合，成为“实现日本总国策分割中国与征服中国对日本之反抗意识之下的‘分国策’，而且日本已将这种毒化政策，发挥实行至非常全面、深入与恐怖的程度”。农伟雄详细披露了日本兴亚院在蒙疆地区推广鸦片种植、毒害人民、获取巨额利润支持侵华战争的史实，并指出，日本制造的蒙疆烟祸，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才得以肃清。王明星撰文对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山东成立“大日本鸦片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30余年中在山东实施的鸦片毒害政策进行了剖析，指出日本在山东通过鸦片公开贸易、走私贸易和特许专卖制度，榨取了巨额财富，严重地摧残了山东人民的身心健康，极大地阻滞了山东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于日军轰炸问题。曾庆榴、官丽珍对日军轰炸广东的罪行进行统计之后指出：日军对中国城乡的轰炸不是战争行为，而是“极其凶残的集体屠杀行为”。他们列举了1923年和1932年通过的国际法规，指出轰炸和平居民和非军事性质的私人产业为国际公法所禁止，而日军对广东城乡的轰炸，完全是以“教育、文化、医院、宗教设施以及民房、产业等等”为目标。徐勇把日军暴行与日军战略联系起来，开了日军“专项轰炸”研究之先。他以日军对中国自贡盐产基地的轰炸为研究对象，指出：日军从1941年开始，持续两年之久的“盐遮断”轰炸，是从常规轰炸发展而来的“专项轰炸”。其特点是带有明显的战略企图，即“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盐遮断”轰炸给中国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日军的战略目标并未实现。

　　关于日本对中国经济掠夺的问题，学术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张利民揭露了日本统制华北铁路的方针、政策、手段和目的，研究了铁路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日本统制华北铁路的宗旨是支援战争，扩大和巩固占领区和掠夺国防资源，为此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提高铁路的运输能力。解学诗以日本掠夺华北煤铁为例，揭示了日本侵占和统治华北的经济目的，以及把华北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的目的。他认为，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主要指向煤铁盐棉等战争资源。尤其煤铁，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日本对华北经济掠夺计划中始终占据前列。

　　随着近年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对日本右翼的理论批判，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何理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及内容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军国主义反动政治观念的重要表现。它是一种以军事霸权为特征的战争史观和专制统治观念，反映了从军国主义基本立场出发，对世界历史和国家关系的总体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史观产生的原因：其一，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政治基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其二，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度和思想观念得以生存的重要土壤；其三，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四，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思想政治基础是近代天皇的绝对专制主义制度和“皇国史观”；其五，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精神支柱是作为日本国教的国家神道。他同时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对待中国及亚洲其他邻国的侵略扩张。并对军国主义史观在战后依然存在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它既是军国主义对日本社会长期统治和毒化教育的结果，又是战后“冷战”思维和反共政策的产物。步平阐述了“自由主义史观”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1994年后“自由主义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战后日本近现代史教科书写作中基于三个“敌意”的三种史观：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日本的敌意，即“共产国际史观”；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敌意，即“东京审判史观”；三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敌意，即要求日本反省的“谢罪外交史观”。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学者们还涉及了许多方面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述及。关于今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方向，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建议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大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中国抗战放到这一大格局中来研究，才能客观反映它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应加强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国际外交研究和中外战争比较研究，从宏观方面研究分析中日双方的战略指导以及国共合作的正面效益和历史经验、抗战人物、抗日战争与农民问题、沦陷区和汉奸问题、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起了哪些作用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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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12-04 11: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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