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综述 台湾网友：國府遷都南京後之內憂與外患
2015-01-21 15:24:52  来源：转载  点击：  复制链接

　

　　北伐的任務，從憂患危亡，困頓顛沛之中，初步完成。國民政府從此以為可以由破壞而進於建設，更期以國家統一的力量，樹立民族解放的基礎。在國民革命軍收復平津的時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並祭告國父靈前。其最後兩事，尤所以寄衷心的願望。其一，關於戰後的建設，說道：「破壞之後，亟待建設。我總理遺著之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對於程序節目，早有顯明之規定，祇須全體同志篤信力行，即不難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以竟國民革命之全功。值此軍政告終之時，若不以實際政治之設施，表示革命建國之力量，則武裝同志奮鬥而得之成績，將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關於戰後的民族獨立運動，說道：「溯自我總理和平救國之主張，格於軍閥官僚之頑梗而不克實現，本黨欲剷除障礙，不得已而用兵。惟當轉戰之際，目擊戰區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線將士犧牲之重大，常覺革命成功之後，應有根絕內戰之圖。誠以國家兵力，當為捍衛民族利益而用，國內戰爭實為無上之恥辱。此次北伐，動員數逾百萬，轉戰豈止千里，殘破者均中國之領土，死傷者皆中國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今以往，宜使全國皆知內戰為可恥，而注全力於國防，明恥教戰，惟以自衛，臥薪嘗膽，以求貫徹總理民族獨立自由之遺訓。」嗣後，國民政府雖在艱危困厄之中，而始終一貫的本?這個原定方針，著著進行。到了今日，我們中國還能對敵寇作如此長期的鬥爭，這個力量仍舊是由於這種革命建設的精神所產生的。

　　依照建國大綱的規定，軍政時期之後，繼之以訓政時期，其基本的工作為實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實施，又當以國父手訂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準則。至於憲政時期的開始，又當視地方自治實施的成績以為權衡，程序井然，無可爭議。然而國府遷都南京以後，十年之間，事實與理論兩方面，都有足以妨礙訓政的基本工作的進行，使國民政府無法完成這個使命。就事實的方面來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國家統一的障礙。而就理論的方面來說：在此十年之間，不獨訓政工作如何實施，成為問題，即訓政階段應否存在，訓政時期何時結束，亦起了激烈的爭辯。此種糾紛，不獨為封建反革命所藉口，且使黨中同志無意之間皆呈動搖的現象，竟使議論愈為滋蔓，而行動愈為紛歧。大家知道，訓政是達到全民政治必經的階段，非此即不能樹立民權的基礎，否則將來的憲法必徒為白紙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後，國民不知建設的革命為必需，惟致力於約法的條文與政制的形式，致啟軍閥竊國的陰謀，並授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張其侵略。前車之鑑，至此遂無人記憶，且亦不為身親痛苦之同志所記憶，誠可痛心。

　　實業計畫為中國物質建設的寶典。然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十年之間，在事實上，則因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與反革命勢力的妨礙，使經濟建設不能如期的推進，而在理論上，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平分了當時經濟學界。共產主義者，致力於其所謂「土地革」與「農民革命」，軍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壞我國和平的農村。他們對於民族的工業，毫無愛護的心理，惟以憎恨與鬥爭之說，灌輸於社會和青年之中，以阻礙生產的進步。於是資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其影響更大而更深。自由主義者則忽視中國久處於不平等條約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經濟自第一次大戰以後，已從自由競爭進於獨佔集中的趨勢。他們仍本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學說，以應用於面對歐美第二次工業革命潮流的中國，而自詡以為新穎。故民生主義與實業計畫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國民政府在這個時期，亦坦白承認其所有建設的計畫，並未能舉預期的成效。亦可以說建設的革命工作，並未著手，而且亦無從著手。要知道濟南五三事件以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裝侵我的行動，隨時可至。我們中國再沒有從容建設的可能，更沒有實現主義完成革命的機會。於是國民政府不得不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種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他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故在此十年之中，國民政府在忍氣吞聲，戰慄危懼，朝不保夕的險惡環境之下，猶能促進國民經濟，使消費品進口逐漸減低，而機械工具進口逐漸增加，足以考見國內農工礦業進步的事實。而最顯著的成績，尤在交通與財政政策。以交通而論，由清末至民國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間，共築鐵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國十七年後十年之內，增築鐵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築竟達十萬公里以上。電訊的建設亦有成績，而以全國電話網的敷布，在三萬三千公里以上，最為顯著。以財政而論，則裁釐金，平稅率，修改海關稅則，整理內外公債。於貨幣，則廢兩改元，尤以統一幣制，實行法幣政策，奠定了國家統一與獨立的基礎。我們今日抗戰，使軍事與經濟猶能立於不敗之地者，實賴於此。

　　國父有十年國防計畫的著作，燬於陳炯明叛亂之中，如今只存目錄。然國父的意旨，在軍事方面，具見於創設軍校的訓詞之中；在經濟方面，具見於實業計畫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見於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講之中。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力求所以達其和平統一與國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國家的外患與內亂相乘，統一與獨立亦相因，故始終不為彼以外交的難關而為內爭的口實者之各種的批評與攻訐所動；卒使軍事的準備略具根柢，乃能發動全面的長期抗戰。

　　自從北伐成功以後，帝國主義者與國民政府之間，到這個時期，已瀕於總清算的階段。國民革命失敗，即是他們的成功；如果國民革命成功，則帝國主義者勢力即將永絕於中國的境內。在此一階段之中，國民政府所遭遇的內憂外患，相因互乘，明爭暗算，真可以說是防不勝防。而侵略者的各種勢力，彼此之間，復在我領土上面，鉤心鬥角，埤闔縱橫，或強迫，或陰韌，極盡其光怪陸離的奇觀。為禍之烈，可以說是百年以來所未有。若果國民政府當時處理稍一不慎，或方針略一動搖，則辛亥以後革命失敗封建勢力橫行的歷史，勢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亂，是非顛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百年來一致的要求，為雪恥圖強；而雪恥圖強的方法，以國民革命最為徹底，亦最為正確，已為事實所明證。然而在此時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詆毀國民革命為過渡的、改良的、不徹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對，予以阻撓。大家也知道：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三十年來的一致要求為統一，而統一的方法亦以國民革命最為和平，亦最為合理。然而在此時期，竟有假「民主」的口號，掩護其封建與割據，以「自由」的口號，裝飾其反動與暴亂，而以「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蔑，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甚至如漢奸汪兆銘之流，假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且冒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軍之名，以破壞我三民主義與反叛國民革命，此尤為其十五年以來賣國叛黨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貫慣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種的思潮，歷史上所有各種的口號，皆曾為這些敗類蟊賊來分化我民族國家之用，以宣傳鼓吹於國民之前。國民的眾志與群力，亦即相隨分化，或趨於狂激，或流於頹廢。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險，頹廢者消極自棄。而尤以文化與道德方面之影響為最烈。北伐成功之後，對於國民心理與社會風氣的影響，至此遂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經濟國防所受的障礙，所感的痛苦，更難罄述。然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的十年間，對於分化我國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動，猶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糾正。以教育而論，民國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為「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國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關於教育的決議案，其中規定：「發揚民族精神，灌輸民族思想，以及恢復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達到中華民族獨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趨重於民族思想的灌輸，民族精神的激發，且必使學術文化能切於國計民生之用，欲一掃百年來不平等條約影響下的支離忘本、浮華無實的積習。迄於今日的抗戰，國民能夠如此堅忍不拔，為國犧牲，仍有賴於此十年之中，三民主義教育所樹立的基礎。

　　內亂對於革命之損害，其影響及於外交的尤為重大。自國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時，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與各國所訂各種不平等條約已無存在的理由，國民政府當與各國另訂新約。復特別聲明自民國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實行關稅自主，並頒布「國定進口稅暫行條例」，準備實施。然其時北伐軍事受外患與內憂的阻礙，而日寇更乘機倡議，反對新稅則的實施，其他各國亦紛紛援例，革命外交遂歸於停頓。

　　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際，國民政府復作重訂新約的聲明。其條約滿期的各國均開始談判新約。條約尚未滿期的各國，亦分別談判，而以關稅自主為中心問題。中美兩國之間，「整理中美兩國關係之條約」首先成立。其他各國亦先後與我國簽訂關稅條約。惟日本帝國主義者屢加延宕，及至民國十九年，始簽訂中日關稅協定，而於稅則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領事裁判權的交涉，在民國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內亂發生，各國即意存觀望。國民政府於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權，皆受內亂的影響，以至於無成。二十年五月頒布的「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本定於二十一年元旦實施，以九一八事變發生，也就延宕下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於消極的延宕之外，更積極的向我們中國藉口挑釁，橫施壓力。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十年之間，列強對我們中國的民族運動，認識雖感不足，然而每當中國政治統一具有希望，國民政府著其威信之時，即能作相當的讓步。惟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則在中國政治的統一愈有成功，其侵華的陰謀即愈見積極。繼「五三」事件之後，又有「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以為「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線。「九一八」以後，又有「一二八」之役，「榆關」之役，「熱河」之役，「長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蘆溝橋」事變，乃激起我們中國全面的抗戰。

　　自「九一八」事變至全面抗戰開始的時期，我們中國的外交上中心問題，是對日問題；內政上中心問題，亦在於如何始可以對日。我們知道：現代戰爭為科學的戰爭，然而中國的科學發明與工業技術，自覺幼稚，不逮日寇。現代戰爭為全民的戰爭，然而中國的封建反革命勢力尚酖於內亂。國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持忍辱負重的態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亦不輕易犧牲」的方針。在政治上，對各方遷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於杜絕內爭，一致對外。在社會上，發動新生活運動，振作國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軍事上，勵行保甲，訓練壯丁，以期舉全國皆兵之實。更在敵寇間諜橫行之下，擴充軍用工業，儲備軍事器材。中國為久居帝國主義者處處干涉重重束縛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於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間，我國內真能為國民政府設想的人士，實在不多。我中樞與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國內黨爭之烈，士氣之浮，比之於宋末明末且有過之。其頹廢的一方面，欲苟安於日寇之下，倡為不戰論。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內鬨之效，倡為催戰論。他們忘記了宋末的和議，曾陷民族於危亡。他們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戰，曾致邊兵的鉅創，乃至一敗而不可收拾的亡國慘狀。國民政府在此時期，亦不願用口舌求諒解於各方，以自白戰備於帝國主義者之前。此時國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個民族，在三百年滿清專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識，在一百年帝國主義侵略之下，要求雪恥圖強；與渴望統一獨立的四萬萬五千萬國民，到了最後關頭，必能循國民革命的路線，作我們國民政府的後盾。國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時代潮流，破壞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國國民所一致要求的國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終必為時代潮流所淘汰，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國民革命的正確性，與現實性，亦終必為最後事實所證明。

　　(本文出自一台湾网友之手，其中观点仅供参考)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5-01-21 15: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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