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粮、哗变与民主建政：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治理方式的变革
2015-03-18 09:25:29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 作者：李蕉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简介】李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在抗战动员的大背景下,陕甘宁“救国公粮”的征收曾有过一段曲折时期。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部腐败滋生,中共在1941年前后遭遇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重危机。然而在困境面前,中共以全面深入的政治改革带动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改革,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相对于宏观的政策解读,本文旨在从微观执行层面,回溯其历史演进过程,深入剖析“救国公粮”如何从矛盾之焦点,变成利益之共同点,体现了国家、政党和群众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救国公粮;陕甘宁边区;党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5-0034-09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它需要全面的社会动员和民众参与,而征收“救国公粮”就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动员方式之一。顾名思义,“救国公粮”是中共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向广大群众发出的统战号召,但在偏僻贫瘠的黄土高原,平衡好粮食的“军需”与“民用”又谈何容易,它一方面考验着中共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测试着尚未稳固的党群关系。本文以1937～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为例,意在探讨这些尚未被充分注意的问题,从而揭示中共曾面对的治理压力及其调适过程,重新认识中共何以能够在延安时期实现了经济自给与政治复兴。
一、1937～1938:在“自愿”与“摊派”之间
1937年,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陕甘宁边区赢得了一段“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时期。国民政府承认了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使得这一阶段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对稳定,一是有国民政府定期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拨付军饷,二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可源源不断地到达边区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党委在1937年9月发出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号召后方群众支持抗战,自愿缴纳救国公粮。征粮在客观上是对边区财政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次广泛的政治动员,所以在首次征粮的文件中,中共就对救国公粮的“革命实质”进行了清晰的说明:“一、为了打日本、供给红军的需要,来征收救国公粮,是为了自救和救边区、救中国的最好办法。二、在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来征收救国公粮,是为一般民众所热烈拥护的。三、在统一累进税的原则下,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较少者或有特殊情形者免出,这是对公有利对民无损的最公道最进步的办法。四、有严格的征收条例,保证避免流弊的发生,使每一粒粮食都贡献于战争。”②随后8年中,救国公粮持续征收,成为每年边区党委和政府的例行工作。
与救国公粮征收工作同期展开的,还有刚刚起步的民主普选。所以在征粮中,边区党委同时强调要发扬民主作风,注意反复宣传,“应使人民自动提出‘拥护政府征收救国公粮’,‘缴纳救国公粮好打日本’;‘为了救自己、救家庭,都需缴纳救国公粮’;‘缴纳救国公粮供给红军抗战’等等口号来”③。依托于稳定的经济环境,1937年初次征收救国公粮时,任务总额仅为1万石,而且划定了年收粮350斤的起征点,在此基础上,“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④,只有在“合理负担”的前提下,才“欢迎”地主和富农的超额缴纳。
救国公粮既为“救国”,自然与抗战形势紧密相连。1937年秋,上海、太原相继沦陷,前方伤亡惨重,后方动员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同年11月22日,边区政府财政厅对征收救国公粮再发文件,重新进行部署,不但将1万石的任务总量针对各区县进行了拆分,同时强调“须用突击精神”。文中说:“过去因为没有数目字的目标去进行筹收救国公粮,使这一工作不能获得应有的成绩。现在为了迅速完成此任务,特重新规定一个数目字(笔者注:即各县的征粮任务),以便各县区乡有标准的用革命竞赛的精神努力完成,并超过这一计划。”⑤为此,边区财政局特派征收公粮的“常驻人员”:县1人,大区3人,小区2人,有必要时,乡可组织3～5人的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同时,各级要建立相应的报告制度:区3天报告一次到县,县5天报告一次到特区财政厅⑥。在具体时间安排上,陕甘宁分区、关中分区等大区目标是2000石,要在12月底完成;甘泉、鄜县等9个直属县,任务从300～800不等,目标是在11月底完成三分之二,在12月15日全部完成⑦。这意味着,实际征粮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从结果上看,1937年边区政府征粮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不仅按时完成了,而且比原计划还超额完成42%。到1938年下半年,大后方学生开始大批涌入,边区开支大幅增加,粮食供应开始紧张,但因为财政收入相对稳定,购粮款项可以保证,所以政府采取了“部分征募,部分采购”的政策,征粮计划仍保持在1万石,最后也实现了超额征收,超额比例甚至高达59.6%。
虽然1937和1938年的超额比例是如此突出,但不应轻易解读为“群众热烈拥护、踊跃缴粮”。1937年边区政府发布的征粮细则规定:起征点是350斤,并且要按每人全年收粮数量而不是每家收粮数量计算,累进税率从1%到7%不等,但是“地主加倍、佃农减半”,欢迎超额缴纳⑧。设定这一起征点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贫下中农,但也意味着广大群众其实并不是缴粮的主体。尽管中共希望借此鼓舞广大群众的抗战士气,但是对于征粮干部来说,要认真无误地进行350斤的起征点核查,就必须大量走访,反复宣传。于是,在“三天一汇报”的征粮压力之下,一些干部把出路盯在了“富户”身上。据1948年西北财经办事处所写的回忆材料,“这一时期的粮食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部分靠征募,对象是地主、富农,先经干部动员,然后发动他们‘欢迎’,每次都很顺利的完成了。至于采购则分两种:一部分按需要量,各分区、县、区、乡以至于村摊派下去,向地主、富农以官价购买;另一种是派人从西安洛川采购,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任务。”⑨毛泽东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那时公粮偏重于富农地主的负担,中农很轻,一般贫民则全无负担”⑩,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少数富户是主要的征收对象,但征富户的粮,却未必是“轻而易举”的。在1938年从上向下所发的征粮指示中,“反对强迫命令,防止以多报少”的警告反复出现;而从下向上递交的工作报告中,“采取了民主方式、实行了合理负担”的回应也非常之多。这一方面暗示了1937年曾出现过强硬摊派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对富户征粮的难度在进一步增加。当时关中专属霍伟德向边区主席汇报工作情况时就写道:“在各种区中团体会议上,代表会议上讨论,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在登记时大部分是自愿的报粮,如赤水二、三区群众向富有者斗争,增加粮二、三次,直属四区湫坡头、赵庄人民的斗争更为热烈。”(11)可见,富户是在反复“斗争”后,多次缴粮,不断加码。尽管征收救国公粮这一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如果把矛头只对准富户,既不符合统战路线,也不利于政策本身的持久和稳定,为边区的党群关系埋下了潜在的矛盾。
二、1939～1940:在“仁政”与“赤字”之间
1939年,陕甘宁地区屡屡发生自然灾害,多个地区粮食歉收;与此同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人对敌后根据地开始进行疯狂扫荡。正在内外交困之时,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政策使边区财政锐减,一方面国民政府开始限制发放八路军、新四军军饷,政府拨款在边区财政中的比例从1939年的89.66%下降到1940年的73.54%(12),皖南事变之后则完全中断;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被停止汇兑,致使边区经济突然紧张。为了弥补财政缺口,救国公粮的增收迫在眉睫,但“军需”与“民用”的两端压力,却让边区党委和政府感到十分棘手。
相对之前1万石的任务,1939年5万石的征粮计划可算是“陡然”增加;而1940年再次上升为9万石,可知边区财政捉襟见肘。然而,这已经是一压再压的数字了。毛泽东更曾将其批评为片面的“仁政”(13),因为无论是生硬地提高任务,还是一味地压缩数字,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为了走出经济困局,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开始了全民参与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的“大生产”是全方位的,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军事工业等等,但“扩大耕地面积”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要实现“生产自给”的艰难目标,除了依托边区的200万群众,更重要的是调动党、政、军、学校和群众团体这原本5万“公家人”的力量。李富春曾在1939年2月的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讲:“大家都是自觉的志愿的为革命而奋斗的,在这五万人中每一个成员都理解他自己参加生产运动的必要和重要。”(14)苦战一年之后,边区各级机关几乎都很好地完成了开荒任务:中央一级完成95.7%,后方军事机关完成123%,边区一级完成119%,区县乡一级完成了111%,合计开荒超过16万亩(15)。的确,如下表所示,“大生产运动”颇有成效。至1940年,耕地面积比1937年新增了312万亩,增长36%,并带动粮食增产41万石,同比也增长36%;然而,对于边区所面临的财政赤字,这依然是杯水车薪。对于征粮,最明显的是超额比例大幅下降,从原先的50%左右陡然下降至4.5%、8.2%,这反映出“富户”的缴粮能力亦大不如前;与此同时,每亩负担不降反升,从0.16升提高至0.52升和0.83升,比起1937年,人民的缴粮压力加重了3倍,甚至5倍。
“民用”尚未缓解,“军需”不降反升,国共摩擦让边区财政进一步恶化。边区动员已不再局限于征粮、购粮,而是从1939年开始出现全方位、多样化的态势。笔者根据史料对这几年的动员项目进行了统计,从下表可知,1939年之后各式动员名目繁多、不断加码,仅粮食一项,就有“征粮、购粮、借粮”三种形式。其中,“政府购粮”是以稍低于市场价进行的,而“政府借粮”是要到来年才能支付本息(通常以实物形式进行偿还或者直接减扣第二年的应缴“救国公粮”数额),这些对群众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除此以外,每到秋收之后,公粮、公草、寒衣、羊毛及征兵的工作几乎同时展开,无论对于征粮的干部还是缴粮的群众,都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虽然动员文件中都反复强调“不可摊派、不可强制”,要通过宣传使群众“自动缴纳”,但我们可以想象,在政府频繁动员与农民生活困苦的两极矛盾中,很难避免“强征”的出现。
多种因素汇集在一起,使得接下来的征粮工作变得非常艰难,群众的种种不满集中在征粮问题上一起爆发。就在1939年冬,征粮工作还在收尾阶段,出现了性质恶劣的“环县哗变”。1940年1月1日,惯匪赵老五(自称国民党党员)率匪徒300余人突袭环县县政府,抢粮杀干部;并另有其同伙刘谦自称为“甘肃省政府所委任之环县县长”(即国民政府所委派的县长),要建立新政权、摧毁抗日政权。在激烈对抗中,多名征粮干部惨死(18)。此事一发,边区党委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布置彻查。起初几个月的调查,均称该事件为偶发事件,只因赵老五穷凶极恶,一惯作乱;直到半年之后,专案调查团才解开重重谜团,令真相大白——其实,这并非一般的匪乱,而是性质严重的“哗变”,当时有900多名自卫军叛变,内有235名党员,其中耿湾区四乡支书领导叛变,甚至还有多名群众为其掩护。党员、干部、群众、自卫军集体“哗变”并不多见,矛盾严重可见一斑。在1940年5月和7月的两份汇报材料中,调查团总结了环县事件的两方面原因:从客观上讲,赵老五等人利用当地干部工作主观的弱点,向群众大力宣传反动口号,如:“你们说边区不派款、不收税、不抽丁,现在为什么都出来了?这不是欺骗老百姓吗?”(19)但是“我们不抢群众、不杀老百姓,光杀、抢八路军干部”(20)。因此,群众还在某些时候掩护匪兵,导致“赵匪来了,连一个群众也老早不给我们送信”(21)。但从主观上讲,环县在动员工作中的确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如环县宣传部长田丰年在开征粮扩兵的群众会上说:“今天我给谁估计一石,就要出一石,如果谁不出,我就要加倍征收,再不出,二鬼抽筋(就是拷吊)。”(22)还有多名干部工作懒散、行为腐败,救国公粮的账目极其混乱,“群众认为革命变化了”(23)。另外,报告还称,这并不是群众因反对征粮扩兵发生的第一次暴乱,基层干部也向上反映了群众的不满,但领导“竟然没有讨论,还继续下了一道通知:‘立即提早完成’、‘这是造谣哩’”(24),才造成后来庆环地区四个区、十几个乡的叛变。由于动员频仍,群众普遍对政府失去信任,群众称合作社叫“剥削社”,因为政府派的6次股金全部贪污,群众未分到一分红利;群众称机关生产叫“群众做”,因为干部自己不种地,公家的公地还要群众干(25)。
“环县哗变”固然极端,但它所暴露出的贪污腐败并不是偶发现象。事件爆发后,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高自立曾对全边区进行普查,显示“粮食干部在许多地方贪污者占90%以上,其余是否贪污,尚在调查中”;时任财政厅厅长的霍维德说,“仓库的干部都发了财”(26);谢觉哉也在边区参议会上不客气地指出:“一般说,乡级干部在许多地方起了保证与模范作用,但是希图自己少出点,包庇亲戚朋友,以及加重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的事,差不多各区乡都有。”(27)另外,1940年华池县一个仓库一次报销鼠吃粮12.7石,到1941年工作团调查时才发现,原来是“两条腿的老鼠”;同期报告并称,“区级党政干部共同卖粮,捏造粮账,偷支公粮,伪造被偷,削改升斗,大进小出,私造单据,用公粮做生意,形形色色,不一而足”(28)。
在此局面下,边区党委将1940年底的征粮任务一再压缩,明知9万石的数额不够(29),但也就此安排,因为征粮压力实在太大。当年的征粮文件反复提醒要注意宣传:“有人说:‘边区政府的动员命令,常常沿途打折扣,到了乡村,只剩下伸着手问老百姓要东西。’这是忘记了宣传,忘记了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政府命令与政治动员的配合’。老百姓对政府对八路军本来很拥护,但你不说清楚,他怎么懂得?……县、区、乡各民众团体,各学校、各驻军的政治机关,都应有宣传队,报纸上写文章,剧团演征粮的剧,多开群众会、积极分子会,说明理由,造成竞送军粮的热潮。”(30)而事实证明,要真正推动征粮工作,不仅要靠说,更要靠做。1940年12月,当年的征粮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个月,但是各地报告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为此,林伯渠和高自立就征粮工作发出了第二封指示信,信中说:“干部除努力工作外,还须自己起带头打冲锋的作用。固临安太区订了个‘干部公约’有两条:一、不准随便离开工作;二、自己家里的收获量实报。……‘干部决定一切’,要抓紧干部的模范作用,反对那耍私情、不正确的干部。”(31)最终,9万石的任务以超额8.2%的数字完成。年底,政府特别发文总结征粮经验,文中说:“任务的完成,不仅依据数量的完成,而且依据于质量之收效,即征收之公平合理,发扬了民主,增高了人民积极性,审查了干部,扩大了边府民主政权之威信,密切人民与政府之联系工作。今年在征粮工作,不但未曾发生如去年之环县事件,而是一般的顺利完成了,质量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32)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将征粮工作的困难归结于民主建政的问题,而事实上,也正是在环县事件之后,毛泽东启动了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改革。1940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最高指示中首次明确了“三三制”的做法(33);4月,就在紧跟着的基层选举试点中开始试行,至1941年开始普遍推广。尽管最开始试行“三三制”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但在民主话语的引导下,以行政村为单位,地主、富农、贫农各阶层各党派的积极分子都加入了征粮委员会,并将其看作是“三三制新政权的雏形”(34)。可以说,9万石公粮的征收情况是对“三三制”效果的第一次检验,所以上述总结还特别说到:“由于征粮委员会形式之创造,证明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三制政权之重要,在边区不但是适用而且是必须的。”(35)虽然民主建设无法一蹴而就,惩治腐败也只是刚刚开始,但这份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要彻底扭转动员困境、全面改善党群关系的决心。
三、1941～1942:在“救国”与“救党”之间
1941年,边区的“公家人”形象已几近不堪:部队武装走私,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威信;机关自收自用,否定了预决算制度;生活苦乐不均,有办法的赚了钱穿细布衣服,没办法的县份,每个干部只发两斤棉花替代单衣;机关部队砍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36)。与此同时,外援完全断绝,物价继续飞涨,由征粮工作引起的社会动荡已不是个别事件。1941年5月,三边分区上报:“人民都没吃的,现在吃黄蒿、榆树钱及榆树叶,牲口吃白草根,已有二十七家搬走。”(37)(笔者注:指为了逃避征粮,迁出边区)6月,华池县上报,吴旗发生一些群众集中到少数有粮者家里挖粮窖,强迫借粮吃,且在一、二乡之内就有五六起同类事件(38)。1941年7月,安塞县六区发生群众抢劫仓库公粮事件,参与人数达200余人,抢去公粮50余石、粮款958元(39)。还有一些地方群众顽抗公粮、公债,甚至基层干部也参与其中,“以多报少,相互包庇,甚至全村有组织的谎报”(40)。边区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混乱局面,问题已决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能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着手通盘整顿。
无可否认,1941年是征粮压力最大的一年。这一年粮食减产了7万石,但为了边区的生存,征粮总额必须达到20万石。所以1941年的征粮工作开始转换了思路,不再以劝募为主,而是细致化、规范化,逐步向农业税过渡。在11月底发布的征粮条例中,总则的第一条就说“按累进原则征收救国公粮”,并且对征收范围、征收标准、调查登记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还附上了一页共计26个级别的累进税率表。对比之前的征粮文件来看,它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降低起征点,扩大征收范围。从1941年开始,起征点从350斤大幅下降至150斤,其结果是缴粮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原先的20%扩大至80%,改变压力过分集中的缺陷(41)。第二,设立最高比例,防止无限强征。细则规定:“征粮最高额不能超过其一家总收入的30%。对革命前的地主富农不能有歧视,应根据他现在的收获量与收入额决定其应征数目。”(42)这意味着去掉了“地主加倍、佃农减半”的身份差别,更加趋近于“合理负担”。第三,事前认真调查,民主讨论配额。“各地征粮征草数额,必须经各县各乡参议会,村民大会民主决定,各县、乡、村所负担粮数草数如何具体分配,绝对不要由党秘密决定数目,对人民强迫命令,党的各级组织,必须认真检查。”(43)第四,干部亲属带头,严查征粮账目。“要认真做到每个干部每个成员报粮实在,纳粮纳草在前,并认真进行对自己的家属亲戚及朋友进行劝勉督促,这对于造成踊跃报粮纳粮的热潮具有决定作用的。”(44)
与此同时,1941年1月开始,边区整体性调整了经济工作战略:停用法币、发行边币,以对抗通货膨胀;全面发展经济,以农业为首,同时扩大现有公营企业,以发展工业和商业,争取实现全面的自给自足;发行救国公债,投资经济建设;并进一步推进“减租减息”……这一系列的组合政策都试图扭转困难局面,并从全局和长期的视角出发,以期根本改变经济环境。同期,《解放日报》陆续刊载若干对征粮工作的总结性文章,广泛听取各界意见(45)。同年,“三三制”民主也进入了普遍推广阶段,促使干部不断学习,改造思想。1941年3月,毛泽东写成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5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到同年8月,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调查研究当前的实际情况与实际问题,反对凭主观的想法与愿望做事情,反对夸夸其谈,反对无的放矢。调查研究成为了制定一切政策的基础,在征粮工作中尤其重要。在各方面改革齐头并进的辅助下,1941年20万石的征粮任务最终完成,但几乎没有超额的部分。据统计数据显示,此时的每亩平均负担已达到1.66升,是1937年的10倍(0.16升),是1940年的2倍(0.83升),可想工作之艰难。但也在度过这次危机之后,中共意识到要想有效推进经济改革,必须与之配合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政治整顿。
1941年底,边区的“精兵简政”开始施行。从当年12月到第二年4月,5个月中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减少了20%,共计1598人(46);但中共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因为减员多是裁减下级而保留上级。于是,在1942年4月到8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明确规定“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分开,合署办公”(47),最终将50%的干部调整到县、区一级。第三次是从1942年9月到1944年初,由毛泽东直接介入的,他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关系极大。”(48)同期展开的还有党内整风,进行广泛深入地“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党员干部破除特权身份,让群众话语得以迅速提升。客观来讲,这些接二连三的民主改革,都为中共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政治空间,使其重新激发出政党活力。
到1942年底,边区的内外环境都出现了转机,征粮任务终于开始下降。这一年计划征粮16万石,最终超额3.4%。年底,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对过去5年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做了总结,明确提出:“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一部分交给地主作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战。……我们提议从1943年起,每年征收公粮18万石。以后若干年内即固定在这个数目上……这个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穿暖吃饱。”(49)由此,1943年边区计划征收18万石,结果超额2.3%;1944年,救国公粮基本完成了向农业税的过渡,共征收16万石,并不再进行超额征收;1945年,征粮总额再次下降至12.4万石,同时每亩平均负担下降至0.87升,基本恢复至1940年的水平(0.83升)。
回溯1937～1942年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曲折发展,还有与之伴随的党群关系危机。正如毛泽东在1943年总结的:“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50)在“强征”与“哗变”之中,呈现出的是群众与干部的对抗、群众与党的疏离;但在“简政”与“整风”过后,又重现“军民鱼水情”的事例。这一转变,不是因为群众从暴民变为了良民,而是由于党真正成为了“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抗战八年,在国家、政党和群众之间,“救国公粮”从三方矛盾之焦点变成三者利益之共同点,关键在于1941年的“突破”。这一年,边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危机,而面对重重困境,中共也拿出了非凡的魄力和勇气:从1941年的“调查研究”、“精兵简政”,到1942年的“整风运动”,再到1943年“群众路线”的确立,中共都在向自己“开刀”,但其结果并不是令中共奄奄一息,反而更有活力。
注释:
①参见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189页。
②《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1937年9月1日),陕西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内部馆存本,1994年版,第44～45页。
③《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1937年9月1日),陕西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第45页。
④《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1937年9月1日),陕西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第45页。
⑤财政厅:《征收救国公粮目前的几个工作》(1937年11月22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⑥财政厅:《征收救国公粮目前的几个工作》(1937年11月22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07页。
⑦财政厅:《征收救国公粮目前的几个工作》(1937年11月22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07页。
⑧参见《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1938年10月30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07～108页。
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5页。
⑩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东北书店1946年版。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9页。
(11)霍伟德:《关中专属霍专员维德的报告》(1938年12月6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12)参见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221页。
(13)原文称:“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参见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页。
(14)李富春:《加紧生产,坚持抗战》(1939年2月2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的报告),载《解放》第65期。
(15)建设厅农牧科:《一九三九年农业生产总结报告》,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I),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页。
(16)本表是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制作,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历年农业负担基本总结》(1949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52页。
(17)本表是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制作,资料来源: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4辑,档案出版社1986～1988年版。
(18)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复庆环分区关于环县遭匪抢劫问题》(1940年1月30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5页。
(19)《边区政府庆环工作团关于环县工作的报告》(1940年5月12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28页。
(20)《边区政府庆环工作团关于环县工作的报告》(1940年7月7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33页。
(21)《边区政府庆环工作团关于环县工作的报告》(1940年7月7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35页。
(22)《边区政府庆环工作团关于环县工作的报告》(1940年7月7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41～45、335～336页。
(23)《边区政府庆环工作团关于环县工作的报告》(1940年7月7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41～45、335页。
(24)《边区政府庆环工作团关于环县工作的报告》(1940年7月7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35页。
(25)《边区政府庆环工作团关于环县工作的报告》(1940年7月7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36～337页。 (2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2页。
(27)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20页。 (2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2页。
(29)笔者注:据1948年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总结材料,1940年中共明知非14万石不能渡过难关,但只征收粮97053石,采购了18751但,共计115804但,距实际需要尚差34000石,即22.75%,造成1941年春季的粮食恐慌。乃至于1941年春夏之交,动员大批干部两次下去,向人民借粮49705石,动员频仍,形成严重的扰民现象。参见《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3页。
(30)林伯渠、高自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征收九万石救国公粮致各专员县长的指示信》(1940年11月3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485页。
(31)林伯渠、高自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完成征收九万石公粮致各专员县长第二次指示信》(1940年12月16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532～533页。
(32)《陕甘宁边区政府一九四〇年征收九万石救国公粮运动的总结》(1940年),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557页。
(33)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34)《陕甘宁边区政府一九四〇年征收九万石救国公粮运动的总结》(1940年),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558页。
(35)《陕甘宁边区政府一九四〇年征收九万石救国公粮运动的总结》(1940年),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561页。
(36)参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7页。
(37)三边分区专署:《呈请拨发赈济款十万元》(1941年5月23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38)华池县:《呈报灾情严重恳乞设法救济》(1941年6月21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第45页。
(39)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彻查并详报六区抢粮款案》(1941年7月14日),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4页。
(40)《陕甘宁边区三十年度征粮征草工作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3日。
(41)参见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1941年征粮征草工作的指示信》(1941年11月20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21页。
(42)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1941年征粮征草工作的指示信》(1941年11月20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23页。
(43)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1941年征粮征草工作的指示信》(1941年11月20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24页。
(44)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1941年征粮征草工作的指示信》(1941年11月20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24页。
(45)参见《1941年征收救国公粮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怎样?》,《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1日;赵艺文:《介绍去年征收公粮的几种方式》,《解放日报》1942年9月12日;《陕甘宁边区三十年度征粮征草工作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3日。
(46)《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
(4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48)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5页。
(49)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东北书店1946年版。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9页。
(50)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8、933～934页。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5-03-18 10:35:5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下一篇：抗战时期山东矿业畸形快速发展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