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抗战前的政治实力
2015-04-03 15:04:48 来源：《湖北抗日战争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民国以来，湖北政局长期处于混乱之中，但自1931年开始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逐渐趋于稳定，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大为减少，国共两党严重对立的关系也因民族矛盾上升而渐渐缓和。在此情况下，尽管1931年和1935年的大水灾给湖北经济造成很大损失，以及外国列强的经济掠夺不断进行，但农业、工业、交通、商业和文化教育等仍有较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尤为显著的是，具有反帝斗争传统的湖北人民不畏强暴，与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掠夺者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争以至面对面的斗争，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不断加强。这样，湖北地方以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实力也较以前有所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尔后对日抗战的基础。
1916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各派系不断争夺中央政权和地盘，频繁发生政权人事更迭和战争。湖北因特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遂成为一些军事集团的必争之地，以致战事频仍，政局迭变。1912～1926年间，湖北先后为黎元洪、段祺瑞、段芝贵、王占元、萧耀南、吴佩孚等人所控制，由于政令多变，省、县机构人事更替不断，乡村基层政权效率极低，各项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统一性，也难以落实，弄得地方建设无从着手，社会疮痍满目，民不聊生，从而引起鄂人的严重不满甚至愤怒。1921年湖北各界驱逐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的运动就是明证。
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汉口，后又攻占武昌，推翻了北洋军阀在湖北的统治，湖北政治环境有所改善。1927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迁都武汉后，对湖北行政体制进行变革，建立委员会制的省政府，改组县级政权机构，以图刷新湖北政治。4月，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并将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合并，成立武汉市政府。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先是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对立，“宁汉合流”后，南京方面之桂系接管湖北军政权力，湖北省政府委员会主席等人选为桂系所推荐，因此，湖北军政大权遂由桂系鄂籍军人胡宗铎(黄梅人)、陶钧(浠水人)所把持。胡、陶实行残暴的军阀统治，扩充军队，增设捐税，镇压共产党及其革命，民众怨声载道。1929年3—6月间的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而告终，从此，历届湖北省政府即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湖北政局虽有一些内耗，但在总体上渐渐趋于稳定，这是地方政治改进的先决条件。
早在1928年，省政府公布《暂行新县制》，规定县知事公署一律改为县公署，后又根据《县组织法》变更为县政府，行县长制，并改革县级机构，科局并设，划分县的等级，这些改革为各项政令的推行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加剧，而湖北又处于多种政治势力碰撞和争斗的重要地区，形势复杂，“易受外来牵动”，“弄的人事上的不安定”，湖北政局也因此动荡不安。据统计，从1927年4月至1933年2月的近6年间，省政府委员会变换历经7届之多，平均一届不到一年。与省政府领导集团紧密相关的县政府官员也随之屡经更动。1927年4月至1932年11月，鄂城县长历经8任，枝江县长历经9任，黄陂县长历经10任。省、县行政人员“一朝天子一朝臣”式地快速变更导致各项政策朝令夕改，各项应兴应革之事无法进行长远规划甚至短期安排，因此，地方政治很难有所作为，故当时有人认为：“民十七，虽有昙花一现之振兴气象，卒亦无所成就。”
除人祸外，天灾也成为影响政府统治效能的重要因素。湖北为长江、汉水流经的“千湖之省”，历来水灾频繁，对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很大，以致政府统治基础薄弱。1933～1937年在任的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孟广澎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湖北频年天灾人祸，甲于各省，县行政机构，屡经摧残，地方实况，尤嗟病瘵!由今追昔，盖几无政治之可言矣。”湖北地方不靖，天灾人祸交相作用，虽有心改进地方，刷新政治，可政府无力控制地方，消极方面言整理，积极方面求建设，何其难乎！
1931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地方实力派进行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全面调整了湖北党、政、军人事安排，逐渐控制了湖北，并对湖北政治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从此湖北政治渐有向上之趋势。1933年7月至1937年1月的近4年间，尽管省政府主席历经3届，而孟广澎、贾士毅、卢铸、程其保等省政府委员在任近4年，其任期较以前大为延长，因之各项政务得以从长计议，政策因而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据当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黄绍弦回忆，自1936年10月省主席杨永泰被刺，“迄我到任之前，中间差不多有三个月没有主席，一切政务，都由他们在维持，而未尝停顿。……各项都很有头绪……这是人事安定的好处”。与此同时，由省民政厅厅长提名的各县长的任期也有所延长。从1932年11月至1938年3月的5年多时间里，鄂城县历经3任县长，枝江县历经4任县长，黄陂县历经5任县长。县长任期的普遍延长，人事的相对稳定，有利于行政人员安心与负责，从而全面了解地方实际问题和民众要求，为正确的行政决策提供了条件。从此，湖北各级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逐渐有所提高，政府的统治力量增强了。
为了紧密配合国民政府军对红军的“围剿”，湖北省政府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厉行保甲连坐法，加强对广大乡村尤其是一些省边界附近地区的控制。1932年8月，湖北省政府仿效江西，开始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将全省划分为11个行政督察区，每区设专员1人，并兼领驻地县长，以“整饬吏治，增进行政效率，彻底剿匪清乡”，地方党、政、军的相互配合大大加强。同时，根据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由国民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于10月间令各县停办地方自治事项，将原有区以下乡镇闾邻组织一律改编为保甲，并训练壮丁，企图通过控制民众，铲除“赤匪”产生的土壤，消灭苏维埃区域及其政权，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至1935年，大致完成对全省2 552万人口的保甲编查任务，计424 083甲，43 344保。为了提高省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节省经费，并纠正省府各厅、处事权分散、各自为政的缺陷，1934年3月内政部拟定《改革省制具体方案》，提出合署办公的原则。9月，湖北省府各厅、处开始并人省政府公署办公。这一变化虽然使秘书处的职权范围有所扩大，但由于各厅、处下设机构的职权根据需要划定，且尽量归并，人员编额及办公所耗财物减少了许多，文书处理也较迅速和简便。依据同样原则，对县政府机构也进行了变更，主要为裁局改科，缩减县政府编制，并以区署辅助县政府行政。1935年2月，举办区政人员训练班，收到一定成效。与此相配合，湖北省政府还十分重视学习他省的先进经验，于1934年12月派出省政府考察团赴河北定县、北平、山东青岛等地考察，于1935年11月底又派出李书城等赴广西考察，将考察内容报告政府，以资借鉴。
经过上述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省府合署办公和各县机构裁局改科等措施，各项事权渐趋集中，行政效率有所提高。黄绍骇认为：“湖北省政府的合署办公，是最彻底的，不但办公厅的地点，同在一起，就是全府的公文，也是总收总发，集中处理。”可见，合署办公在湖北省府执行力度较大。同时，由于县政府实行裁局改科，县长权力得以增强，省政府通过县长对乡村基层政权的控制也大大加强。这样，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力、控制力和管理力也有所增强。对此，1937年的《湖北省年鉴》反映：“年来保甲制度，逐渐健全，各县对于户口异动，及户口统计，多能按期查报，颇少停滞。”这一系列的机构改革和体制变化，使地方行政相互间的配合逐渐得力，行政效率也有所增强。但由于体制变更过急，而实际行动缓慢，效果亦有限。就事权的集中能增强政府的领导和决策能力而言，这又为以后各项事业的整理和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
应指出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是湖北政治稍有进步和各项建设陆续开展的重要因素。从1932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加强了对湖北省政府的指导和控制，省内的人事变更多发动于中央，地方政治的变革也多源于中央的推动。与此相适应，省政府在政治方向及行政运作上大致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二者的关系较为密切。其最为突出的事实是，中央政府从财政上补助省政府，“湖北每年从盐税附加和特税中，得到中央协款补助近八百万元”，故湖北行政关系之向心力、协同力比以前增强了。
从上述情况来看，1927～1937年，在湖北政治局面从混乱逐步走向稳定的环境中，省政府对政治体制、行政机构设置及职能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适或变革，政治实力有所增强。但由于天灾人祸及财政困难等因素的影响，各级政府机关在“百政俱举”中“竭蹶应付，亦多失策”。加之这种变革节奏较快，“分饬各县赶编保甲……一年之间，几经限期督催”，从此可看出省、县政府之努力中透出几分焦虑而操切的心情。这样，地方政治长期积累的许多重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里得到妥善解决，因此，这种政治的改进也是有限度的。二、国共关系的缓和
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大的成果就是进行了北伐战争，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当北伐军攻占汉口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于1927年1月间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4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董必武、陈潭秋等和国民党左派担任要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中的国共两党党员紧密合作，各项工作十分出色。7月间，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湖北破裂。此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开始在军队、政府机关和党部中清除共产党员，两党的对立和斗争逐步升级。“宁汉合流”后，武汉国民党在屠杀、镇压共产党人方面与南京国民党取得一致，并成立了“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公署”和鄂东、鄂西、鄂北、鄂中、鄂南5个“清乡”区司令部，专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并夺取政权，湖北境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先后举行了多次暴动，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开辟了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和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严重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1931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内派系间的矛盾和斗争暂时缓和，国民政府军便调集大批军队，接二连三地对湖北境内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见表1．1、表1．2)虽经广大红军英勇战斗，但由于国民政府军过于强大，再加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至1932年10月，洪湖苏维埃区域丧失，鄂豫皖根据地也在反“围剿”中失败，其红军主力被迫向川陕边区转移，留下第25军坚持游击战争。同时，共产党在武汉的组织也遭到彻底破坏。至1934年11月，红25军又被迫长征，鄂豫皖边区从此由以正规军为主变为以游击队、便衣队为主，军队数量也从最多时的4．5万余人，减少为1 000余入，进入极为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鄂东南根据地，主力红军也实行转移，只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国民政府军在湖北境内对红军“围剿”的胜利，虽然巩固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却大大增加了农民负担，减弱了湖北地方的综合实力。这表现为：一方面，这种“围剿”的结果，使革命根据地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逐渐消耗，以致“‘匪区’千里皆墟，牛粮皆缺”；另一方面，湖北省“用在清乡剿匪方面之费用，每年约计亦达300万元，此项巨额之支出，湖北农民，实负担其大半”。为在“匪区善后”或“剿匪清乡”方面多次配合反共军事“围剿”，省政府先后于1931、1932年共发行公债750万元。这样，造成湖北“地方残破，疮痍满目”，“善后最急之务”到了“非努力建设，不足以期复兴，非切实绥靖，不足以速收建设与绥靖之实效”的地步。
国民政府军在湖北境内对红军“围剿”的胜利，并没有彻底消灭共产党组织与红军，他们还在继续战斗。但却悄悄发生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正式公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对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巨大作用。这样，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步上升，国共两党的敌对关系渐渐有所改变，以至走向缓和，湖北地区也不例外。
张学良于1934年2月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1935年1月改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改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率军到西北剿共，在汉1年零8个月。至1936年12月即1年零2个月后，他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与他在武汉的思想变化关系甚大。张学良是一位十分正直而具有高度民族觉悟的人。早在1924年北京大学的一次欢迎大会上，他即对奉系军阀的穷兵黩武表示不满。九一八事变时，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当他驻汉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远离东北老家和抗日前线而“围剿”红军之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在汉期间，他对武汉防空、救灾及游泳、看戏等活动兴趣颇浓，而对大别山“剿共”似乎只是“例行公事”，不甚积极，对抗13更有一种难以启齿之疚。1934年6月，张学良视察武汉大学，当他走到老斋舍下面(今樱园路)的时候，忽有学生将宿舍窗户打开，从中探出两三个头来，同声高喊：“不抵抗将军，快打回东北去!”喊罢，头猛地缩进窗内，将窗户“呼”地关上了。顿时，张学良脸色煞白，只好终止视察，并阻止陪同他的校长王星拱去盘问学生。从张学良对学生的这种宽恕态度中可看出他对自己的“不抵抗”错误是默认和自责的，这就为后来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难怪著名报人徐铸成说，张学良在西安以“兵谏”逼蒋抗日，“武汉大学学生那次给他的教育，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第二年10月末，就是他刚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老友杜重远在上海的密谈中即说：“我过去到意大利，学法西斯，以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所以一心不二地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跟着蒋介石去剿共，实指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但现实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显而易见，张学良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在武汉时期业已形成，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部下。所以，“张学良的部属幕僚多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在豫鄂皖作战的下级官兵更普遍表示：打内战而死，死得冤枉，不如打日本而死，死得光荣”。湖北境内国民政府军中不愿打内战而愿意抗日者逐步增多，这就是国共关系在湖北渐趋缓和的重要因素。
在红军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偏远山区及国民政府军的包围之中，对涉及中日关系的信息获取不灵，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继续侵华的动态知道得很迟很少，但大别山红军还是在1932年4月印发了《反帝大同盟简章》，并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虽然这个组织的主要宗旨“联合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镇压中国革命”有失偏颇，但毕竟在宣传、签名和捐献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5月，中共鄂东南特委在阳新、大冶、通山、崇阳、通城、蒲圻和咸宁等县苏维埃区域，也建立了“反帝大同盟”。这两个苏维埃区域的抗Et救亡活动，为以后与国民政府军实行停战谈判及红军改编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此外，自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武汉及湖北一些城镇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不断激发了鄂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其民族意识有较大增强。这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和程度上淡化了人们的国共对立观念，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形成较强的民族向心力。三、反帝斗争众志成城
在近代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主要经济利益带。武汉及湖北因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并设有武汉、沙市、宜昌沿江三大口岸而为帝国主义所重视。具体而言，通过1861年的《中英天津条约》、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和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汉口、宜昌、沙市三大口岸相继开埠，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设立领事馆，在汉口、沙市建立租界。以此为基地，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湖北许多地方开设洋行、银行，控制长江航运，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还派出传教士在武穴、宜昌、襄阳、枣阳等地设立教堂传教。在这些活动中，外人恃强凌弱之事时有发生。他们践踏中国主权，欺压当地民众，对湖北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造成了帝国主义和湖北民众问的严重对立。为反抗帝国主义的这种压迫和掠夺，湖北民众开展了此起彼伏、众志成城的斗争，并形成一种光荣传统。
在1911年前，湖北民众反帝斗争的目标主要针对天主教势力。天主教徒依仗其武力的支持，在不平等条约中取得“保教”与领事裁判权，态度骄横，恃强逞凶，庇护教民，不受中国地方政府管辖，遂引起官绅及一般民众的愤怒，进而引发湖北民众的反抗和斗争。1881年，法国传教士至施南府某地修建教堂，绅民以有碍风水，驱逐传教士，并设卡阻挠，引起争执。1898年在宜昌、巴东、长阳、利川、建始等县，因平日教民恃符欺扰，良民怨恨已深，在会党领导下“灭洋攻教作乱”。这时期湖北民众的反洋教斗争彼此联系很少，且民众往往以焚烧教堂、击杀传教士及教民为斗争方式，这就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尤其给列强制造事端以可乘之机。湖北当局因之遭受外国使领的要挟，估计最少赔银15万两。其斗争目标和策略有待改进。
1912年后，湖北民众的反帝斗争规模渐渐扩大了，斗争艺术性也有所加强，并开始与全国反帝斗争发生联系，这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1925年5月，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而“武汉自沪案发生后，各界都慷慨激昂，民气大振”。为声援上海，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各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声援活动。6月10日，英国太古公司武昌轮抵汉后，该公司某雇员寻隙重殴码头工人余金山等人，而湖北当局竟召集军警压制工人的反抗，引起工人更大规模的斗争。11日，工人们齐集江边码头，游行示威，而英领事则调集军队准备镇压。民众在军警的驱散中退人租界，而英国军队则向民众开枪，工人死亡10人，重伤12人，是为“六一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汉口总商会、武汉学生联合会以及湖北省其他各社会团体均通电抗议英帝的暴行。各团体还举行会议，提出决议，要求政府据理力争。汉口租界报馆工人及人力车工人、汉口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等罢工，以示抗议和声援。武汉各界还开展了对英经济斗争，抵制英货，并纷纷捐款援助因罢工而失业的工人。6月30日，武汉各界还为死难工人举行了追悼会。由此看来，这次工人的反帝斗争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社会声息相通，这一趋势在以后的斗争中更为明显。
1914～1931年，武汉和湖北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大量工人，尤以铁路、码头、纺织和人力车工人为最多。据30年代初统计，“武汉三镇之劳动工人总数，当在14万人以上，约占武汉三镇全人口十分之一”。同时，外国在鄂企业日渐增多，对湖北的经济掠夺和对民众的残暴行为进一步加剧，反帝斗争也渐趋激烈，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武汉、沙市、老河口等城市的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团体愈来愈多，社会交往也更频繁。究其原因，各种报纸、刊物等现代媒体的兴起，为各团体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民众的反帝斗争也因之与以前有所不同。
1926年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由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推进，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大革命浪潮涌进湖北，工农运动日渐勃兴。至1927年初，“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组织者，遂由10万增至30万”，成为反帝斗争的中坚力量，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即将来临。1927年1月3日，武汉各界民众为庆祝北伐胜利，大批宣传队奔赴各处演讲。在江汉关，一向于鄂人面前耀武扬威的英人被演讲所触怒，遂调大批水兵登陆，驱逐民众出境。当徒手的民众退至华界内时，英水兵即以刺刀乱杀，当场毙命1人，重伤数十人，是为“一三”惨案。英水兵的暴行引起武汉各界的激烈抗争。一时间，“群情激愤，反英空气，高涨万丈，累发宣言及通电、肇事详情”。国民党省党部、汉口市党部及其他团体发挥了领导、组织、协调和宣传作用，曾召集400余团体代表，通过5项重要决议，并表示拥护国民政府，作政府外交后援。1月5 13，在汉口济生三码路举行了30多万市民参加的反英大会。“其时大雨滂沱，群众鹄立露天至数小时之久，精神愈益振奋。国人对英帝国主义之愤恨，于兹可概见矣。”这次大会在通过议决案后，市民还冒雨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武汉各界人民的有力声援下，英帝国主义盘踞66年的汉口租界，从此被中国人民收回。这一胜利的主要经验是，广大民众在各团体的有力组织下，与政府合作，进行了有计划、有秩序的反英运动。据报载，当时组织者即表示：“我们要使这次运动，在方法上、在策略上、在纪律上都将成为一切收回租界运动与反帝国主义的模范。”
武汉各界一致反帝的立场及较好的斗争策略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也体现出来。4月3日，El本水兵4人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资，车夫索要，日水兵竟飞腿将车夫踢成重伤。一工人见情相救，当即被日兵刺死。周围市民闻讯齐往驰救，又有附近酒馆里来的数名日水兵向人群挥刀砍杀。后日本总领事调集200余名水兵登岸进行恫吓。同时，日领事馆驻军用机关枪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7人，伤10入。武汉民众群情激愤，要求严惩杀人凶手。4日下午，在全国和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主持下，武汉20余团体联合召开“四三”惨案紧急会议，成立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从抚恤、请愿、示威到罢工工人工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此后武汉民众举行追悼会，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抗议日军暴行。日租界华警也一致示威，离开租界，并推举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日租界。尽管因种种原因，交涉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从中可看出武汉各界反帝斗争的坚定性和组织的严密性。当事件刚发生时，湖北省总工会认识到“日帝国主义早有阴谋准备，吾人对付此事，亦应有严密之计策，本会当领导全体工友，本‘一三’对英之精神，与日帝国主义作坚决之奋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识较为清楚，并提出注意斗争策略。在斗争过程中，省总工会又在《全省总工会第一号布告》中提出，工人纠察队应会同军警维持市面治安，“严禁趁火打劫，尤其对于日本侨民及商店勿事攻击，且力任保护之责”，并特别强调：“全体同胞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全体工友服从本会意旨，至于报仇雪耻，自是同胞责任，然亦必须为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动。”在这次斗争中，民众的组织力更强，民众与政府的配合也更紧密，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1925年，日军为对即将到来的侵华战争作准备，即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烛俊六率领有关人员沿长江对从上海至汉口的登陆点进行了侦察。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而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后，日军即加快了对华战争准备。为与未来的汉口登陆作战相配合，1928年12月17日，驻汉口Et本海军陆战队在同德里附近演习巷战，其炮车轧死了人力车夫水杏林。惨案发生后，日方谎称水杏林乃因病致死，以逃避罪责。这就激起了武汉民众的极大愤慨，汉口各界团体组织“水杏林案后援会”，并发动全市民众示威游行，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极具民族意识的口号，要求政府收回日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雇佣的华工及日租界内人力车夫也全部罢工，支持对日斗争。在国民党汉口市当局的支持下，经汉口市交涉署与日领事多次交涉，至1929年7月6日，双方签订秘密协议：“(一)由日本总领事出面道歉；(--)水杏林遗属抚恤金4 600元；(三)水的尸体交还，所有检验、装殓、棺木等费，概由日领事向交涉署了结；(四)复工办法，则由日领事具函声明，如系良善工人且带有交涉署证书者，即转嘱日商工厂予以复工。”水案的正式解决，是近代以来武汉人民单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最大胜利。
从1861年至1931年，随着外国列强对湖北经济掠夺和压迫的加剧，武汉和湖北民众的反帝斗争也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并且，政府与民众的配合也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湖北民众尤其是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斗争也更坚决。总之，湖北人民的反帝斗争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同时，湖北人民也在历次反帝斗争中经受了各种锻炼，其民族觉悟和斗争策略不断得到提高。
免责申明：上传内容未经对证核实，本站只提供传播途径，文章只代表原作者立场观点，与本站无关。
责任编辑：李亚平 最后更新：2015-04-03 15:22:28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日本防卫产业发展潜力问题分析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