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师淞沪：湖南部队初登抗日战场
2015-04-10 11:46:25  来源：《湘军与淞沪抗战》  点击：  复制链接

　　湖南部队从国内阶级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和国内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和湖南地方军政当局的内外政策实行历史性转变的结果。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独占中国，称霸东亚的既定国策，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十分险恶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愈来愈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就不能不降低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地位，从而促使国内各党各派各军调整自己的政策。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也由“安内”逐步转向“攘外”，国共两党开启了接触与对话的渠道，为共同抗日走向了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抗日御侮”成为响彻全国的时代最强音。以何键为首的湖南地方实力派和湘系军事力量，在这个政治大局之下，出于全国形势的推动，出于其自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立场，尤其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遂决心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政策，从“剿共”战争转变到对日抗战。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当局，在七七事变前后以比较积极和坚定的步伐走上联共抗日之路，这对于湖南军政当局起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虽然，何键对于“联共”始终持有保留态度，反共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未变，但是对于蒋介石抗日救国的号召确实积极地起而响应。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何键一直把政策的重点置于“剿共”方面，但自1935年底以后，也按照南京中央当局的统一部署，对国防军事准备的建设做出了一些举措。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1937年9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向国内外宣布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何键对蒋介石的对日政策表示拥护。8月上旬，蒋介石召集全国各个地方实力派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举行国防会议，讨论抗日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方针。8月2日。何键由长沙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当日“晋谒蒋委员长，请示抗日机宜。” [2]8月8日，蒋介石“在京召集白崇禧、刘湘、何成浚、顾祝同、何键商谈抗日问题，冯玉祥、何应钦、程潜等出席作陪。” [3]何键拥护抗战，对于湘系军事力量参加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第四路军中的地位仅次于何键的另一位湘系将领刘建绪，抗日态度比前者积极得多，其与蒋介石中央当局的关系也远远地比何键密切。刘建绪长期襄助何键统领部队，为何之主要副手。1932年起，刘担任第二十八军之长，直接指挥何键军事集团的主力部队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九等三个师。1933年升任由何键任总司令的粤赣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的第一纵队司令。蒋介石为了更好地控制湖南，对何键实行既合作又钳制、既支持又限制的策略，乃积极离间刘建绪与何键之间的关系，拉拢刘建绪依附南京中央，以削弱何键对第四路军的掌控力。1935年，蒋介石以“军民分治”之名义，要何键专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交卸第四路军总指挥一职。同年9月，刘建绪继任总指挥。刘按蒋介石的部署，率部“进剿”红军第二、第六军团。1936年又追击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和云南。两广事变发生时，何键乘机向蒋介石提议将第四路军调回湖南，蒋不允许何重掌四路军，予以拒绝。经过蒋介石与刘建绪在南京的商定，1936年8月，刘建绪率第十六、十九师等第四路军主力，调往以浙江衢州为中心的浙闽赣边区一带驻防。蒋介石此举的意图，一方面是利用这支部队，对闽浙赣边区的工农红军游击部队进行“清剿”；另一方面是鉴于中日大战正在逼近，将其部署在临近京沪杭地区的便于机动的地带，作为战略预备队以供运用。

　　日益高涨的湖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是湘系部队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量，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素具反帝爱国传统的湖南各界民众纷纷起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运动虽经历起伏曲折，然始终未有停息。七七事变后，湖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浩大声势重新高涨起来。

　　首先，抗日救亡团体在全省纷纷成立。7月24日，在由平、津、沪、宁等地高校回湘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和长沙工商学各界代表的推动下，长沙人民抗敌后援会，成为组织和指导全省民众的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它一经成立，就推动各县组织分部。并派出代表到各地进行帮助指导。到8月下旬，平江、益阳、浏阳、衡山、醴陵、芷江、长沙、常德、武冈、邵阳、宁乡、新化、零陵、桃源、湘乡等县，先后组建了县级抗敌后援会。10月7日，湖南另一个抗日救亡团体——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宣告成立。该会宣布了以团结抗战、持久抗战为宗旨，动员和组织全省文化各界参加抗战。接着，湖南妇女各界，学生界、职业界的抗敌后援会也纷纷建立起来。

　　其次，救亡刊物大量创刊。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团体创办了《抗战文化》、《中苏半月刊》、《前进》、《民族呼声》、《火线下》、《大众日报》等多种报刊。至1937年底，全省出版刊物达四十余种。它们筑成了影响广泛的抗日舆论阵地，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

　　第三，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广泛展开。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组织了演讲队、歌咏队、街头剧团、壁报团、读书会、实事座谈会、战时常识训练班等，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宣传活动。省抗敌后援会组建了八个宣传队，分赴长沙四乡开展宣传动员。长沙邮电职工“救国十人团”集资订购抗日书刊，向各界民众赠阅。醴陵、茶陵、安仁的工人组织抗敌宣传队，沿醴、攸、安、来公路作为期一月的扩大宣传，一路散发《抗日救国问答十条》十万份。

　　第四，捐献财物，慰劳前线抗日将士。7月29日，湖南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所属各校开始募款劳军活动。他们冒着酷暑，奔走大街小巷，挨户劝募，并散发告各界同胞书，呼吁支援抗战。8月5日，省抗敌后援会发布各界征募捐款办法，发动各界民众踊跃捐助。从8月18日至10月26日，募得捐款六十八万余元、布鞋四万双、毛巾十三万条、棉背心三千件、棉鞋一万双、成药三十余箱。衡阳、新化、祁阳、宁乡等县以及粤汉铁路员工，也都捐献了为数可观的现金、被服、鞋帽、毛巾和防毒面具等财物。

　　第五，组织汽车队、敢死队、义勇队、服务队奔赴前线支援作战。8月中旬，省公路系统员工组成“北上抗日运输队”，编为两个中队，分批北上投入战区运输。省内组织军运装卸队、运输队，支援抗日部队军需运输。粤汉铁路衡阳员工组成七个军运装卸队，专门负责装卸军用物资。长沙、益阳、湘潭、湘阴、宁乡、桃源等地的码头工人组建运输工作团和接待站，协助过境部队的物资转运。攸县、茶陵、安仁等地船工合组航运队，沿湘江开展支前航运。

　　在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三湘大地的过程中，湖南各界以各种方式，或通电、或发函、或撰文，表达对前方抗日将士们的敬意和支持，敦促南京国民政府、湖南省军政当局，坚定抗战态度，实行全面动员，坚持抗战到底。7月29日，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以全省三千万民众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指出“现在和平已告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舍全国总动员与之周旋，不足以谋取民族生存”，强烈要求南京当局“当机立断，出师北上，扫荡强寇，固我河山，勿再希望不可得之和平”。8月3日，省后援会发表宣言，号召全省人民“抱定军心，长期抗战，捐款劳军，毁家纾难”。8月6日，该会再次电请南京政府明令对日宣战。8月10日，长沙商人抗敌后援会通电蒋介石，要求迅速发动全面战争。在广大民众的抗日呼声和爱国激情的影响和感召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中央“当机立断，抗敌雪耻，勿再委曲求全”。[4]

　　以刘建绪为首的第四路军，在这全国局势大变动的历史关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终于踏上了对日抗战之路。在七七事变前夕的1936年冬，南京政府军委会任命刘建绪为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这一军事机构与以张治中为首的京沪警备司令部、以张发奎为首的苏浙边区绥靖机关三足鼎立，共同构建了在京沪地区抵御入侵的军事防卫体制。八一三事变前夕，第四路军奉令改组为第十集团军，刘建绪改任该集团军总司令，划归第三战区战斗序列。1937年8月20日南京政府军委会颁发《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将第三战区作战境域划分为五个作战区：一、浙沪围攻区，以张治中第九集团军为作战主力；二、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张发奎第八集团军为作战主力；三、浙东守备区，以刘建绪第十集团军为作战主力；四、江南（苏南）守备区，以霍揆彰第五十四军为作战主力；五、江北（苏北）守备区，以东北军缪征流部为作战主力。刘建绪部守备的地区。西起浙赣铁路金华至杭州之间，向东沿杭州湾南岸，经绍兴、宁波、台州、至浙南温州一带。[5]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于8月20日下令划定第十集团军的战斗序列：

　　第十集团军 总司令 刘建绪

　　　　第二十八军 军长 陶广

　　　　　　第十六师 师长 彭松龄

　　　　　　第六十二师 师长 陶柳

　　　　第七十军 军长 李觉

　　　　第十九师 师长 李觉（兼）

　　　　暂编第三十四师 师长 杨永清

　　　　第六十三师 师长 陈光中

　　　　暂编第三十四师 师长 顾家齐

　　　　暂编第十一旅 旅长 周燮卿

　　　　暂编第十二旅 旅长 李国钧

　　　　宁波防守司令部 司令 王皞南[6]

　　这时，淞沪会战的帷幕已经揭开。第九集团军首先打响了市区攻围战，向盘踞在上海市区虹口、闸北和杨树浦地区的日军发起勇猛的攻击。第十五集团军稍后在上海市区北面、长江南岸对登陆的日军进行沿江阻击战。第十集团军各部日夜兼程向杭州、萧山一带集结。并向杭州湾南岸沿海地带开进。至8月30日前后，第十集团军主力陆续展开于指定位置。刘建绪8月28日致蒋介石密电，此时第十集团军各部正在陆续进入淞沪战场：“一、第十九师李觉部担任温（州）台（州）宁（海）海（门）象山方面海防，现驻鳌江左岸至象山港南岸之线……二、新三十四师顾家齐部担任宁波方面防务，从象山北面起，止曹娥江止，明艳（29）日可到齐。三、第十六师彭松龄部正向萧山集结，陷（30）日可到齐。四、第六十三师已于本日全部到达杭州湾集结，五十二师于世（31）日前亦可全部到杭。五、第六十二师陶柳部（归向华即张发奎指挥）已全部到达澉浦、乍浦、金山一带阵地。六、第十五师王东原部先头部队10日到达（湖南）桃源之邓家驿。梗（23）日可到达长沙，何九江集结待命……七、暂编第十一旅、第十二旅、第十三旅均在京贵、浙赣两铁道线及闽赣边境担任维持交通与仓库。”[7]同年9月上旬，第六十二师和第六十三师相继进驻杭州湾北岸自海宁、海盐、平湖至金山、奉贤一线，暂属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统帅，并由湘系将领陶广以第二十八军军长，在平湖设军部进行指挥。同时，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亦被从第十集团军调出，作为第三战区总预备队的组成部分，由战区总部作为机动部队直接使用。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10 1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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