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
2015-04-17 16:39:40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英文标题】The Nationalist Army's Anaylisis of Intelligence Report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Battle of Yuzhong

　　【作者简介】刘熙明，台湾苗栗亲民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内容提要】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初期的平汉路战役（豫中会战），日军以大规模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造成国军惨败。国军惨败的重要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后，作了错误的军事部署。情报判断错误的原因，除日军保密措施良好、国军电讯被截听外，也因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普遍提供夸大失实情报，造成军委会不信任，军委会遂主导情报判断的真实性。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有两个重点：（1）在日军从黄河北岸准备至发动攻势的初期，始终误判为如往常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2）日军目的是歼灭国军主力，却误判为打通平汉路，因此将军队部署在地形平坦的许昌，企图以阵地战配合附近山区精锐部队进行侧击，以便击破日军。国军在许昌失利，在匆忙奉命撤退的混乱中，通讯中断，遭日军围歼而导致惨败。

　　【关 键 词】抗日战争/蒋介石/豫中会战/情报

一、前言

　　1944年4月，日军为挽救不利的太平洋战局，在中国正面战场集中大规模兵力，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或称太陆打通作战，中国称豫湘桂会战）的战略反击，企图打通日本本土通往东南亚的平汉与粤汉铁路大陆南北交通线，并摧毁威胁日本本土与东海海洋交通线安全的中国西南部空军基地。一号作战的序幕战是日军自北岸渡黄河，沿平汉路向南发动攻势，在河南省形成的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河南会战或由日文译为己号作战，日本称为京汉作战或コ号作战），豫中会战大致包括前期4月17日至5月初的平汉路战事，以及中后期日军进攻洛阳与灵宝的战役。此役前期的平汉路战事，国民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以惨败收场。

　　国军此役惨败，正面战场的实力本来就不如日军是原因之一，但造成重大损失则是始料未及。国军惨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报工作的失误。此役爆发前至会战后的5月初，在搜集日军情报过程中，不论中央与前线，均获悉日军有打通平汉路的行动，也制定了防范计划。国军从中央制定战略与部署部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到责任战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负责平汉路作战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汤部前线部队等各级单位，均须依赖各种管道的情报，以便了解日军的战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当时中央与战区前线对日军的情报判断，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情报互动过程，如何导致了国军的惨败，正是本文分析的课题。

　　关于此役国军的情报判断，过去的研究较少。日本官方的《河南の会战——一号作战（一）》提到了国军的部分情报以及日军的因应措施，但没有分析国军的情报与其军队部署之关系。[1] 台湾的一些著作，包括白崇禧的回忆在内，对国军的部署计划没有提出负面看法，认为国军失败原因是日军的战车部队能使其战局迅速发展。[2] 其中，《抗日御侮》还指出，此役日军的兵力优势较之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时，实有过之，但没有说明日军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时，国军为何仍采取牺牲惨重的正面抵抗。[3] 大陆叙述正面战场的重要通论学术著作，均以“失败”或“惨败”等词来形容此役国军的状况，但未提及其情报判断。[4] 《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一号作战”条目提到：“相较于日方于战前彻底之准备，中方于此次应战实处于极度不利情形之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和参谋长史迪威不仅在人身关系上冲突达到最高峰，同时，对于日方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上亦多所失误。尽管1944年初重庆方面即获得对方在华中及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并在2月以后，对于日方准备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攻势情报也越趋清楚，但以后局势之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5]，也未提及情报为何判断失误等相关内容。

　　此役牵涉的当事人，主要包括蒋介石、蒋鼎文与汤恩伯。《蒋介石日记》事后记载：“此次战略错误，则战术自必溃败矣”[6]，但“战略错误”及其原因究竟何指，并未说明。蒋鼎文在1944年6月的第一战区检讨报告中提及，“对敌装甲部队缺少防战装备”、“作战部署未能适合指导方针”、“兵力极度分散，且又配置重心过偏于南”[7]，其内容也未说明失败与情报之关系。后来他在台湾接受口述历史访谈时，含蓄地说明了失败的部分原因：“统帅部所得情报未尽正确，因而处置未尽切合实际”[8]，还是未能详细说明相关内容。

　　汤恩伯部的河防部队首先面临日军渡河攻击时，据一百多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指责，他竟然在距郑州前线五六百里外的鲁山泡温泉，虽然带了译电员，却与部队失去联络。[9] 但参政员要追究他的责任时，他却推卸给共产党与河南民众，又得到了蒋介石的庇护：“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10]，因而未受军法处分[11]。大陆出版的回忆录也提及，战后不久汤在陈诚奉命召开的检讨会上，被迫担起败战责任，但私下却将责任推给蒋鼎文。[12] 汤部高级幕僚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一书中指出，前线部队情报失灵与不熟悉闪电战，否则中央就不会下令汤部在平原地区与日军决战，尤其是日军出动包括装甲师团在内共8个师团（约20万人）的大规模攻势，汤部竟误判日军只是像武汉会战后的诸多战役一样，“使用兵力不足”，认为战争至多是3个师团的“窜扰扫荡性质”。此外，此书将败仗责任推诿给蒋鼎文。[13] 1964年，台湾的汤部含蓄指出，此战役失败有中央战略失误的因素。[14] 1978年，汤部第三十一集团军（附最精锐的第十三军）总司令王仲廉认为，“上峰作战计划，仅限于平汉路作战计划”，“此为上峰指示作战精华所在”，造成汤部副司令长官部的幕僚们判断“敌人进犯企图，只限于平汉线；估计敌人使用兵力，最大限约四至五个师团”。[15] 汤与其部属的看法，涉及了有关战略与情报的内容，但未说明中央与前线部队在情报判断上的关系为何。

　　本文结合上述资料，利用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军委会搜集情报及情报分析为主的资料，来探讨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等领导人与机构在此役中的情报判断与惨败结局之间的关系；并透过这一课题，来探讨蒋介石与军委会在部署正面战场的决策过程中与前线部队情报判断之间的关系。

二、日军制定作战计划与对国军的情报判断

　　（一）豫中会战前的军事环境与日军制定作战计划的过程

　　日军在1938年攻占黄河北岸的开封与新乡后，本来打算继续渡河攻占郑州与洛阳，以便建立中原根据地。因国军掘黄河形成庞大的黄泛区，日军难以大规模渡河攻击国军，造成豫中会战前双方沿着新旧黄河两岸对峙的局面。1941年初豫南会战期间，日军自豫南沿平汉路三路北上，首要目标是打击豫中国军主力汤恩伯部。[16] 当时日军使用约6万多兵力，如前述被国军认为是“兵力不足”的“窜扰扫荡性质”。国军作战方式是侧击与“避免与敌正面决战”[17]，即“以一部于正面行持久抵抗，牵制敌人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侧击而击灭之”[18]，来挫败日军目的。

　　1941年9月至10月初，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10月初，华北日军为了策应此役，第三十五师团自中牟（约在郑州东边的新黄河对岸）渡新黄河攻占郑州后，曾企图沿平汉路南攻；10月底战事结束，日军放弃郑州，渡河北返。但日军为了方便以后进攻黄河南岸，在黄河铁桥南岸西侧大多为断崖复杂地形的霸王城邙山头（约在郑州西北边附近一带）建立桥头堡阵地，驻守两个步兵大队与一个炮兵大队。此后直到豫中会战约二年半期间，双方大致维持此一局面。[19] 日军驻防邙山头后，得以更安全地修复黄河铁桥，以便自黄河北岸运输庞大渡犯兵力与机械化装备。

　　此二年多期间，黄河南岸的平汉路虽无大规模战事，但仍有军事冲突。包括日军以小部队扫荡国共势力，国军以小部队轮袭日军，中共的抗日游击战，国共之间亦有小规模战事。直到1944年初，因太平洋战局对盟军有利，国军又计划较长期的反攻部署。[20]

　　此外，1942年以来，国军时有日军自黄河渡犯以便打通平汉路的情报。[21] 日军确实有大规模攻势的计划。1942年上半年，日军已有打通中国纵贯铁路的构想。同年底，日军取消攻击四川的计划，转而决定在1944年1月至2月打通平汉线，以确保华北至武汉的补给线。此后随着太平洋战局失利，企图一并打通粤汉路，以便衔接中南半岛与摧毁西南部的盟军空军基地。日军1943年12月的最初计划是在1944年6—7月，以4个月时间先攻击粤汉与湘桂路，接着在11月上旬攻击平汉路。又因战局变化，计划6月初先实施粤汉与湘桂路作战，再将平汉路作战时间提早至7月初，兵力至少达一个战车师团与三个步兵师团。[22] 但1943年12月下旬至翌年1月初，日军依更详尽的兵棋演习制定“一号作战计划大纲案”，以“湘桂作战所需兵力推算的结果，需重复使用华北方面的作战兵团，且由于长江船只的关系，对战略兵团与部队之武汉集中，有必要利用平汉沿线作战地区的陆路”，因而将一号作战的序幕战提前至4月下旬，由平汉线北段发动渡黄河攻势，并调动在包头的战车第三师团。不过，1月中旬仍有幕僚指出，在4月底之前发动豫中会战很困难，必须延至5月底；甚至认为渡黄河很困难，如果要利用足以实施豫中会战的兵力与物资，还不如实施进攻西安的作战。经协调后将发动攻势的日期定为4月20日，作战目的是歼灭汤恩伯部主力。2月下旬，日军确定在4月17日夜首先从中牟出动，于18日黎明渡过黄河，若成功对中牟国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则可长驱西攻郑州，并从后面威胁邙山头的国军据点，以便在邙山头正面攻击国军阵地，如此可以掩护日军主力机械化部队从黄河铁桥渡河。[23]

　　日军在豫中会战的战略目的，除了打通平汉线外，首要目的是歼灭其认为战力最佳的汤恩伯部，尤其是最精锐的第十三军。[24] 日军认为，如果能够击溃第十三军以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支援第一战区的第一军等两支国军核心部队，将会使其他部队支离破碎。所以，日军主攻指挥官“坚持作战目的以捕歼汤恩伯部队为优先”，“藉此方可打通平汉沿线地区，也才可同时攻克河南最大的政略与战略要冲洛阳”。[25]

　　日军完成作战计划后，认为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势，兵源必须妥为筹划。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形成战略守势，1943年秋天以后，日军从中国抽离不少兵力到南洋，因此造成兵源短缺，除必须放弃部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工作外，也要从满洲与日本本土等地增援兵力。[26] 以豫东为例，1944年3月中旬以后，日军放弃小据点，向新乡等地集中，并由伪军接防。[27]

　　另一方面，关系到军队与辎重渡河的黄河铁桥能否修复，对日军来说十分关键。日军希望最迟在4月上旬修复，在3月25日，已提早完成通行轻型列车与中型战车的轻型轨道以及徒步部队通过的桥梁。而用于以机械化部队进行闪电战的战车第三师团，已于3月18日由包头调到平汉路北段待命。[28]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是在太平洋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以攻代守的战略反击。照理来说，为了攻击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距离较近的湘桂路应是最先目标，这也是日军的最初构想。但因为打通湘桂路的兵力必须由华北支援，因此日军确定优先打通平汉路。至于发动攻击的时间，日军原以为不能在4月底之前，甚至有可能要到夏天，但因黄河铁桥提早修复，得以如期发动。日军将歼灭汤恩伯部提升为豫中会战的主要目的，是在1944年初以后，以期打通平汉路，防范华北国军实施战略反攻（下文将作说明），并藉歼灭汤部来摧毁国军的抗战意志。

　　（二）日军对国军的情报判断

　　日军决定发动规模庞大的豫中会战，当然会密切关注对手动态，更何况国军也有反攻的企图。

　　1943年9月，史迪威为了反制日军反击陈纳德的空军攻击，建议西北各地国军同时发动反攻。在这一计划中，汤恩伯部担任渡到黄河北岸去攻击开封与新乡的任务。实际上，自1944年春，国军除了在缅甸协助盟军外，还计划在美国空军协助下，发动总反攻，收复华北。3月初，蒋介石还指示了“各战区发动夏季攻势”的注意事项。[29]

　　3月中旬以后，国军认为“日军的打通作战乃必然之势”，遂加强战备。日军确认此情报后，判断第一战区国军可能利用战局演变，于6、7月间在第五、第八战区协助下，发动大规模的收复河南的反攻行动。3月28日，汤恩伯向军委会提出反攻意见，他认为，由于太平洋战局紧张，日军从中国战场抽离颇多精锐部队，判断日军今后将节约兵力，并可能在容易实施机动兵力的华北与华中之间采取打通平汉线的攻势，故国军应积极行动，先袭击开封与新乡。汤计划在4月底前完成以大军分路袭击日军的准备工作，但此意见未被采纳。日军则认为，华北国军的战力不具备采取独立攻势的条件，短期内的反攻“应无可能”，只能等待国际局势好转才能伺机反攻，此时华北国军比较可能的行动是“对日军占领区的骚扰工作将益形激烈”。汤恩伯反而担心日军进攻时间是在修复黄河铁桥后，因此不断搜集日军从何方向渡河的情报，并下令加强平汉线与黄河沿岸的防务。[30]

　　日军也频繁侦察国军的防务。从2月至4月初，日军频繁对中牟及邙山头一带进行空中侦察；第一线指挥官亲自到邙山头视察后，对作战计划很有信心。日军又准确判断出，国军为防止日军打通平汉线，将次级装备的7个师部署在许昌等平汉路沿线，而将战力好的第十三军等部署在许昌西部的山地，企图以机动攻势，侧击切断日军后勤补给。[31] 所以，日军计划猛烈攻击在密县等山区布防重兵的汤部主力后，引出欲侧击日军的第十三军，对其实施大包围歼灭战。[32]

　　战争发生后的4月23日，汤恩伯判断日军西进的机率比南进高，所以在禹县、登封与郏县等地防范。而且，如果日军南进，汤部可以发动侧攻，因此蒋介石命令汤部固守许昌，与日军作战。[33] 28日至29日，日军在获知第十三军将采取积极攻势后，为了捕歼汤部，临时改变攻占许昌后南进打通平汉线的计划，改采西进，并迅速出动战车师团在内的大部队追击在山区溃败的汤部。[34]

　　日军对国军行动的判断相当准确，主要原因是成功破译了汤恩伯部的无线电密码。[35] 在4月上旬，日军藉此侦知国军的部署以及国军对日军行动的看法。此外，在序幕战之初的18日、19日，日军先遣队约300人潜入国军郑州防区，窃听到国军有线电话的内容，并得知其行动未被侦知。[36]

　　日军决定发动战争以来，对于是否优先歼灭汤恩伯部曾有过争论。不过，在侦知国军的部署后，歼灭汤部就成为打通平汉路与攻占洛阳之前的最优先计划。

　　（三）日军的保密与迷惑手段

　　日军为了避免大规模行动计划外泄，保密措施之一是限制伪军的参与。日军不信任伪军，却必须利用伪军，所以平时小规模扫荡国府或中共武力时，经常派遣伪军配合。当时，平汉路最重要的伪军集团领导人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与孙良诚等，均与蒋介石、汤恩伯等国军领导人有秘密沟通管道。[37] 因此，在这一高度机密的大规模序幕战来临之时，国军情报提到了日军不信任伪军的情况。

　　1944年2月，国军由伪军管道获得的情报提及，日军与庞炳勋、孙良诚等开会，探询攻击郑州与洛阳之事，“敌确有蠢动企图，闻由豫南豫东同时动作”。但胡宗南认为华北日军的兵力不足，没有能力大规模渡犯，这是日军“故意宣传掩饰其抽兵转用”。[38] 这些情报显示，日军告诉伪军将领将发动战争，似乎表现出对伪军的信任。但吊诡的是，日军虽故意提供这一国军也知道的情报给伪军，但并未告知其攻击时间与地点、日军调动情况、兵力规模以及歼灭汤恩伯部的主要作战目的，而这才是国军所希望获得的。

　　到了序幕战前夕，日军就对伪军采取封锁情报外泄的措施。例如，战事结束后不久，国军前线部队提到直到4月初旬，日军秘密调动兵力时，严密封锁中牟、朱仙镇、通许一带的交通线，禁止通行，“伪军亦被监视，不得自由行动”[39]。4月9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提及：“敌乘北平召开华北伪军首领为名（原文如此），将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孙殿英吴化文等实行软禁。”4月22日，蒋鼎文提及：“据报伪逆孙良诚庞炳勋孙殿英等部电台自（4月）17日已不出现，似为敌控制不许发电。”[40] 这说明，日军在发动战争前唯恐伪军泄露作战计划，遂不让伪军参与并控制其发送消息。

　　直到战争之初，日军才命令张岚峰部约一二百人协助后勤搜集舟艇渡河。[41] 这些少数伪军刚加入豫中会战时，伪军与国军仍不清楚日军的企图。直到4月23日，蒋鼎文与汤恩伯才由伪军得知：关东军调进5个师团分驻开封新乡一带，准备攻犯洛阳，甚至进攻潼关与平汉路南段；“此次进攻即不用伪军配合”，“张岚峰以牙疾至今未回，有被扣之说”。[42]

　　日军另一保密措施是使用迷惑手段。例如，日军为了隐匿黄河铁桥的作战企图，1944年3月下旬，特别将平汉路的部分军队移至青岛，让国军误判是要海运调离中国。此行动甚至让日后参加豫中会战的这部分日军也误认为将调到南洋。此外，虽然华北日军不愿意战力好的第三十五师团（1941年秋攻击郑州的主力，部分驻防邙山头）被调离，但该部奉命调离华北后，迷惑了国军的情报判断。[43] 又如，日军攻击邙山头前夕，部分在洛阳对岸孟津一带佯动欺敌，让国军误判日军将进攻洛阳，实际是日军渡过黄河铁桥后，待命先攻平汉路汤恩伯部。[44]

　　国军与伪军秘密往来，因而获知日军较详细的行动。但迄23日，伪军除了知道日军从东北调入不少援军外，并不知道日军将发动闪电战以歼灭汤部，甚至误认日军的序幕战最有可能进攻洛阳。日军大致成功地避免了由伪军外泄情报，这对其隐匿作战规模、方式与目的，帮助很大。下文将说明，由于日军对伪军隐瞒关键情报，使得国军根据伪军获得的情报误判日军仍是过去的局部攻势。

三、豫中会战前国军对日军行动的情报判断

　　就国军而言，已预料到日军要打通平汉线，关键是要判断日军发动战争的时间、地点与规模，并拟定因应措施。这就需要在搜集与分析情报后，进行审慎的情报判断。以下讨论国军各单位在搜集日军调动（尤其是华北战力最好的第三十五与三十七师团的动向）、人数、辎重、黄河铁桥修复情形等相关情报后，各方面所作的情报判断及其互动关系。

　　（一）4月份以前的情报判断与部署

　　1943年11月至翌年2月，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均得到了情报：日军由关外调兵至黄河北岸，增兵邙山头、新乡与开封，铁路运输频繁，修理黄河铁桥，扩建石家庄与新乡等华北机场。蒋、汤与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1月15—21日，均提及日军可能在春节（1月25日）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进攻郑州、洛阳或平汉线。[45] 1944年1月中旬，蒋、汤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前线领导人，向军委会呈报日军沿黄河聚集兵力与船舶，飞机侦炸，有进攻平汉路以代替长江水运的企图。[46] 军委会因而判断日军“似有于春节局部向我窜犯之企图”[47]。以后，因日军无行动，2月下旬，军令部判断日军虽然加强掠取物资，但除“局部窜扰外，目前尚无进犯企图”[48]。又因日军在豫南“似有待机蠢动之企图”[49]，2月29日，蒋介石提到，“长江之交通线已为我空军所控制”，“敌寇对平汉路似将有蠢动之迹象，恐其占领据点后不再撤退，以为修复平汉铁路之基点”，应该防范日军由豫南信阳出兵。[50] 总之，2月底之前，蒋介石与军委会已知日军在黄河沿岸异常活跃，但判断其若有行动，至多仍是局部窜扰；此外，也注意到日军可能发动平汉路南北对进的攻势。

　　到3月份，国军方面的情报判断与部署如下：

　　蒋鼎文方面，在3月7日，认为日军调动是“抽兵转用”。10日以后，多次报告日军赶修黄河铁桥，在黄河北岸频繁调动，运到黄河北岸者大部为军需品，因而认为日军“迅速渡犯，企图至为明显”，但对日军第三十五师团是否转调他地，不敢任意判断，回报军委会“详情正饬续查中”。14日，蒋由日军俘虏口供获知日军运兵目的是打通平汉线，但又认为日军俘虏“所供各节尚不可靠”。21日，日军从伪满抽调兵力，部分由津浦路南下到上海，平汉路北段每夜有很多应是由伪满而来的兵力到汴新，“似有准备大举进犯企图”，但对于日军从伪满抽调兵力之目的“尚未侦明”。22日，蒋鼎文得知日军6万多人由火车调到黄河北岸新乡一带，但军委会20日的谍报认为是21600余名，“与蒋长官所报告者，数量颇有出入”。28日，“据报伪军庞炳勋已赴平开会，敌确有蠢动企图”，“3月初以来，敌运频繁，有进犯模样”。有不少军队乘火车从新乡开到黄河北岸，并有部分乘船到邙山头，不过，蒋无法确信这些情报，遂向军委会报告“是否为忝在商邱、徐州之谍报机构不良，而漏报敌车东开待查”。[51] 上述情报中，在日军人数问题上，蒋鼎文与军委会的判断有较大的出入。战后不久，军委会承认蒋估计“确实”。[52] 但是在当时，蒋鼎文电文呈报军委会，表示其提供的情报可能“不可靠”，并继续进行侦查，显示他对情报的正确性信心不足。

　　汤恩伯方面，在3月1日认为，“2月下旬以来华北敌调动频繁，似已抽调第三十五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第一一○师团等分段陇海、津浦两路东进南下”[53]。22日得到进一步的情报：“邙山头、中牟一带情况无变化，敌三十五师团确已调走”，第三十七师团则“下落未判明”。汤认为，“按近日情况判断，敌第一线似已接防，将主力集中，是否企图打通平汉或转用他方尚难判定”。此外，同日李宗仁“判断豫南三敌，其出犯日期，至迟约在4月上旬，兵力至少有两三个师团”。[54]

　　蒋介石与军委会方面，蒋在3月8日认为日军修复黄河铁桥后的平汉路攻势，最快在5月下旬。[55] 17日，蒋对于日军由伪满调遣部队，认为可能是“最近在平汉路郑州、洛阳发动大规模之攻势”[56]。3月底，军委会在分析了以蒋鼎文与汤恩伯为主的情报来源后，认为日军将华北战力最佳的第三十五与三十七师团大部抽调出国，似将“有力兵团控置于菲律宾台湾地区，增强太平洋防务，巩固本土外围，并掩护南洋侧背安全，期阻止盟军空军基地及反攻之企图”。又因日军在黄河北岸非常活跃，判断日军有可能从黄河对岸发动攻势。[57] 但迄3月止，只是认为“倭寇目下似有积极加强决战”，“防我反攻，并准备尔后决战之企图”[58]，“并无积极行动，显系敌鬼佯动”[59]。

　　蒋介石与军委会认为日军有可能在黄河沿岸发动大规模攻势，但他们均认为日军的重点在太平洋与中南半岛，在华北是处于战略守势，华北日军中精锐的第三十五师团等部又已调离，故日军即使自黄河沿岸发起进攻，其规模也只是局部攻势。又因为受到日军在豫南佯动的迷惑，蒋介石、军委会、李宗仁与汤恩伯等的注意力转移到豫南，担心日军发动沿平汉线南北对进的局部攻势，而不知道日军正在黄河沿岸筹备大规模的渡河攻势。

　　至于黄河铁桥，3月1日汤恩伯提及“敌已修复”[60]。蒋鼎文等要员屡报“似已修复”。2月11日与3月19日，国军侦察机对其两度进行侦察，认为“尚未完全修复”。3月23日，胡宗南指出黄河铁桥南北两端已修复，但“中间尚未完成”。军委会结合空军情报进行分析后，认为胡宗南的情报“似较属实”。[61] 3月30日，蒋鼎文报告“黄河铁桥尚未通车”，4月1日又修正为“可能通汽车、战车，不能通火车”，军委会认为其情报“尚属可信”。[62] 实际上，如前所述，日军在3月25日即已完成通行轻型火车与中型战车的轻型轨道，以及徒步部队通过的桥梁。国军各方面对日军是否修复黄河铁桥的判断，不是很准确。

　　再来看看国军的部署。3月4日所确定的作战计划，是以对抗日军沿平汉线南北对进的局部攻势为主轴：“以打破敌人打通平汉路之目的，拟以主力于密县、禹县以东地区，击破由北南犯之敌；以一部先于遂平（许昌以南）、泌阳以南，迟滞由南北犯之敌，再复转用主力而击破之”，并分别在许昌与遂平的西部山区，以机动部队侧击进攻许昌与遂平的日军，另以他部破坏日军交通线。成功之后，乘机收复邙山头与信阳。[63] 但汤恩伯希望只以一个师守许昌，蒋介石不准，于17日命令汤分别以两个师防守许昌与遂平。[64] 也就是说，“遂平、郾城、许昌、叶县、禹县各据点……非有命令，任何情况，不得放弃”。邙山头方面，则以一个师坚强抵抗，断敌渡河点。[65] 李宗仁也在遂平以西的舞阳、唐河与泌阳等县山地部署大军，计划与日军决战。国军在平汉路的部署是侍从室、李宗仁与汤恩伯共同会商的结果，蒋介石也同意。[66]

　　此作战计划直到5月初的许昌战役，始终未改变，作战方式依循1941年豫南会战的常用模式，即结合阵地抵抗战、机动部队侧击与截断日军后方交通线。对此，蒋鼎文没意见，蒋介石、军委会、李宗仁与汤恩伯也都同意。其中存在的一点分歧，是汤不希望在许昌部署重兵，但他无法改变蒋介石的决定。他们都依据武汉会战后数年在正面战场作战的经验，误判日军是局部攻势，因而准备在许昌与遂平与之决战，而不知道日军的首要作战目标是歼灭国军精锐部队。

　　（二）4月初至日军渡河前夕的情报判断

　　蒋鼎文多次提到，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飞机与军需品等由关外增援到黄河沿岸，“判断当面之敌……似仍有准备进犯企图”[67]。

　　汤恩伯方面，4月12日前线部队报告日军运送了200多艘橡皮艇，故判断日军将有所行动。重新查询后，该部却改称“尚未查明究否有无其事”。前线部队关于日军在黄河沿岸聚集大批物资的类似情报，让汤的副司令长官部“感到虚虚实实，如堕五里雾中，判断实在困难”。所以，当日军从14日起连续三天在中牟一带不分早晚进行“扫荡”，又在17日下午2时以后发起进犯时，国军前线部队、汤恩伯与副司令长官部的幕僚们，均误认为日军是像以往那样小股流动窜扰与彼此“扫荡”。[68] 已知“中牟及河防有敌进犯”的汤恩伯及副司令长官部，因为“认为敌人是扫荡”，高级幕僚宋湘涛甚至邀请第十三军上司——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于当晚看戏，第二天早上再返回部队（王未去，但不清楚宋是否去看戏）。[69]

　　军委会方面，4月7日，认为“黄河北岸之敌确有进犯河南之企图，惟目前力量不足正式发动攻势，正在准备中，其进攻之目的在牵制我军策应华中作战”[70]。10日，平汉路南段“合肥淮水流域尚无敌增兵讯息”。军委会综合“各项研究”，认为“敌军目前兵力尚难贯彻打通平汉路之企图”，因而认为“敌打通平汉路”的部署虽有可能，但因为日军在豫东、豫北及信阳等防务“并无增集兵力确报，判断此行动开始须尚待时日”。所以，当14日蒋鼎文报告日军由东北调到开封约两个师团、汽车炮车甚多时，军委会仍误以为日军不过3万人，兵力不足以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其目的是打击野战军，扩展泛东地带，为以后的攻势作准备，并无打通平汉路企图。[71] 15日，军令部的《敌情周报》大致仍以日军在太平洋战局不利，对华北日军行动的报告以调防居多。[72]

　　此外，据美国方面记载，4月初陈纳德向史迪威提到，日军将发动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在中国最具威胁性的两种攻势：一是准备席卷平汉铁路的河南封锁线，二是攻占长沙。由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相对薄弱，陈担心其空军基地受到攻击，希望美国空军加强在中国战场的力量，以便掩护国军地面部队。陈又提醒蒋介石，日军将在中国采取攻势，应立即采取必要手段。蒋对这一消息感到意外，但其相关记载与军委会的资料均未提及此事，可见陈之讯息并未受到重视。美军在考虑将空军投入缅甸或中国战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分歧。后来陈纳德以自己担心遭受日军攻击的是地区问题，使这一争议告一段落。[73]

　　总之，直到豫中会战前夕，蒋介石、军委会与汤部前线部队均已搜集到日军可能渡犯的情报；蒋鼎文报告日军人数众多，但其情报受到质疑，蒋介石与军委会仍判断日军人数不足，认为日军没有能力在4月底之前发动大规模攻势。前线部队因情报来源不足，认为即将到来的只是像过去的小规模战争，没有上报军委会；而在军委会的众多情报中，也未见到这样的情报。

四、日军攻击后国军的情报判断

　　4月17日晚与19日晚，日军分别从中牟与邙山头出击，正式展开豫中会战。日军将国军从邙山头赶走后，依其计划，未参加黄河河畔战斗的机械化部队战车师团（战车约250辆、汽车约800辆）与骑兵旅团，分别在21日、22日夜与25日夜，渡过黄河铁桥，集结在黄河南岸，待机南进围歼汤恩伯部主力。[74] 在日军大规模攻势中居于关键地位的黄河铁桥，在战争爆发不久后即发挥了预期的作用。

　　下面看看国军在情报判断方面的表现。

　　4月21日至22日，日军从东北抽调约六七万人至黄河北岸。23日至24日，蒋鼎文由伪军将领得知，日军抽集10至12个师团，将以5月5日为总攻日，分由豫北东南各地发动攻势，除将全力进犯郑州、洛阳与潼关外，也企图打通平汉线，日军为“避免黄河强渡损害，有转由铁桥及中牟方面增援，以企扩大战果之企图”，“据报敌此次作战目的系企图占领郑州洛阳及平汉南段”。[75] 24日，集结黄河北岸之日军号称10万。30日，得知日军在4月17日至24日有六七百辆装甲坦克与5000余辆汽车由新乡往南开。5月3日，日军由关外运津浦、陇海路约15万人，参加渡犯约6万多人。[76]

　　蒋鼎文不断报告比军委会所分析要多的日军人数，说明在战争初期他担心日军将由黄河北岸展开大规模攻势。但他又转述伪军的情报，认为日军将在5月初发动总攻并攻击多处要地。这说明他不清楚日军的目的是先歼灭汤部，然后才进攻洛阳，打通平汉路。另外，他24日报告日军有六七百辆装甲坦克与5000余辆汽车，此数目已超过两个师团，实际上渡黄河的日军的规模是一个战车师团，约250辆战车与800辆汽车，其报告显然夸大。

　　汤恩伯方面，在18日破晓以前，前线河防部队已与渡河日军作战；上午10时，国军“第一线各据点均失守”，前线部队由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部署反击。汤恩伯最早发出直接指挥下属的电令是在19日卯时（上午5—7时）[77]，最早呈送给蒋介石的电报也是19日卯时，内容为说明日军的初期目标是打通平汉路[78]。17日晚上至19日卯时前的紧急军情时刻，没有看到汤与上、下级的电讯联系。[79] 前已述及，17日下午汤与其幕僚均认为日军的扫荡无关紧要，汤部高级幕僚也计划在当晚邀请王仲廉看戏，其悠闲心态似乎可以佐证对汤恩伯泡温泉并与前线部队中断无线电通讯的指控。

　　20日，汤恩伯电蒋介石表示其准备向中牟与邙山头反击，计划“举全力对渡犯之敌反攻”。但军委会不同意，蒋介石下令巩固许昌及以西的舞阳、叶县、密县、禹县与临汝等据点，希望以钳形攻势，伺机“以主力机动侧击西进之敌”。[80] 汤部属又提及，战争爆发不久，第五战区根据上海消息，多次以电话告诉汤部：“敌寇此次进犯中原的兵力达五十万人，较从来任何战役进犯兵力为大，作战应该谨慎。”前线部队也提到在开封一带下车的日军有两三个师团。不过，汤部认为豫南日军兵力只有四五千人，应该无强大日军由豫南北犯之虞，不太可能发生日军南北夹击的危局。所以在20日上午，汤计划于22日以主力先由许昌、登封、密县等地沿平汉路北攻反击日军，万一反攻不成，可以将机动部队与许昌等县防守部队，较安全地撤至伏牛山区与日军继续作战，也可避免遭受机械化部队的严重伤害。不过，这一计划当天未获战区同意。[81]《蒋介石日记》也说明直到22日晚，蒋与军委会仍不清楚日军行动的真正目的，双方也各有胜负：“晚军事会报敌军在河南动作进退虚实狡诈极矣，突入虎牢关之敌已为我军消灭，而新郑与观音堂今日失陷矣。”[82]

　　综合当时汤恩伯呈给蒋介石的电报与以后汤部属的看法，实际上是蒋介石否决了汤的反击计划，事实上也只有蒋介石能够调动汤部；汤部属将不能反击的责任推诿给蒋鼎文是错误的，可能是不敢直接批评蒋介石。汤部属又忽略蒋介石与军委会早已决定在许昌与遂平各部署两师，准备与日军决战，汤部主力必须在许昌一带侧击日军。此外，汤计划反击时，缺乏22日日军战车师团已在邙山头待命的情报，若蒋介石同意反击，也许会因作战而得知此情报；若是汤在反击前得知此情报而不再反击，报告军委会后，蒋介石与军委会也许可以提早正确判断日军为大规模的攻势，也不至于惨败。

　　23日，汤恩伯从张岚峰部参谋处得知，日军由东北调进5个师团到黄河沿岸，“似先掠取洛阳，再打通平汉线”。23日至24日，汤转何柱国的情报与判断如下：黄河北敌约3个师团，“其重要点在道清段，有在孟县渡河攻洛企图，巩县汜水亦有渡河准备。此次敌调兵甚多，范围亦大，在对英美决战前，对我野战军必有一打击”，“月来敌军行动绝非以往之换防窜扰虚张声势可比，实乃一决战准备”。[83] 此时汤担心日军以洛阳为目标的西进攻势，遂频繁调动禹县、许昌一带及其后方的部队；日军则伪装沿平汉路南进，以避免暴露从新郑西进攻击洛阳的另一目的。[84] 22日至24日，平汉路南段的汤部提到日军调动频繁，但不知日军人数与目的，判断可能攻皖北。[85] 26日至29日，日军部署攻击许昌，战车师团在黄河南岸集结待命。[86] 此时双方没有大战，汤部对于“敌寇的主力，有几天看不出他的真正动向而形成一种消极的状态”[87]。

　　约在4月23日，汤恩伯已认识到日军人数不少，但由于日军隐匿作战目的，仍不清楚其企图。他认为，日军有可能打击野战军，也有可能渡河先攻洛阳与自信阳出击（二者实为佯动），更顾虑到日军攻击野战军的方向是南北对进。这与蒋介石和军委会对日军打通平汉路的防范，如出一辙。

　　蒋介石与军委会方面，19日，蒋主观认为“此次敌寇之企图在打通平汉路，实无疑也”[88]。22日，众多情报提到日军运送大量军需品到黄河沿岸前线，军委会以“平汉路之敌近来有打通郑信段交通，以补长江运输困难之说”，担心华中战场的日军第十一军从信阳一带北上，企图夹击第一战区野战军，但第十一军“目下均无大举蠢动之显著征候”。军委会又判断皖南日军第六十一师团之出扰，“似无积极企图”。故军委会判定，“倭鬼近以中太平洋战局日趋严重”，将战斗力较强的日军调离中国，中牟方面的日军番号“仅见”两个独立旅团，日军飞机“极为有限”，“信阳之敌并无动作等观察，似为新旧部队交替后之局部蠢动，打击我野战军，掩饰其抽兵转用”，但中牟一带如果日军再增调两个师团，则打击野战军的“企图似属较大”。[89] 29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打通平汉路之目的已甚明显，如何能打破敌寇此一企图是为今日之首要问题也”[90]。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看法也类似于蒋介石与军委会的幕僚们。23日，徐永昌怀疑日军调入关东军，“可能系敌人一面解决伪军，一面犯扰防我”的“欺骗技俩”。[91] 24日，徐判断日军目的有三：（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92] 由于23日至29日间日军无强大攻势，29日徐“判断敌现在攻击似属序幕”，“我部队攻击力量不大，如不能一举得手，即为少数敌所牵制，不如监视”，并集结在有工事与有利地形的许昌西部山区“待敌”。[93] 可见徐虽误判日军人数不多，但还是认为国军在平坦地区难以对抗日军。

　　29日，军委会情报作出这样的分析：“豫东方面蠢动之敌为期逾旬，在尉氏新郑各以南，密县以西及汜水虎牢关一带地区使用兵力……总数约在三万之谱，依其作战进展之迟缓，使用兵力之素质及各种征候观察，该敌目下除仅将黄河南岸桥头堡阵地扩大至中牟、郑县、荥泽亘虎牢关之线，以便连络而固河防外，似无积极企图”，而且，平汉线正面战力较强的第三十五师“确已他调”。[94]

　　30日，蒋介石获悉日军进攻许昌后，“预料敌必向南打通平汉路为其目标，判断其主力必将出现，乃令汤恩伯向敌全力决战，如许昌不为敌寇所占，则企图乃可阻制也”[95]。但徐永昌不赞成蒋介石决战许昌的命令，立即签呈：“无论大兵团指导，不应追随敌人应战，且禹县距许约六十公里，至时是否情况已变，禹许间地势平坦，最利敌人，而禹密兵分，有为敌各个击破之虞。于今之计，仍应集结禹临登：（一）俟机打击西进之敌。（二）东向击敌之后，旋奉批准电话令实行第一案矣。”徐还认为，“敌传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96]。蒋没有接受徐改变部署的建议，并对3月在许昌部署的重兵下令死守，又令汤部主力机动部队侧击日军。[97] 汤只好在禹县附近部置主力与日军决战，又以一个军死守禹县[98]，依原来计划，在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以钳形攻势反击日军[99]。也就是说，蒋介石误判日军是局部攻势，决定牺牲战力较差的部分许昌守城兵力，以此阵地战结合精锐部队的侧击战，与日军决战，以取得胜利。

　　5月初，军委会所作情报分析仍误判日军在黄河北岸只是3万多人的局部攻势。2日，军令部第二厅针对4月24日汤恩伯转何柱国关于日军“此次敌调兵甚多，范围亦大，对我野战军必有一番打击”的情报，以及24日蒋鼎文关于日军有10万以上兵力、将在5月上旬发动总攻，以便打通平汉线的报告，仍不确定参加许昌会战的日军兵力是否强大，尤其是在直到29日日军仍无强大攻势的情况下。第二厅提出了以下自认合理详细的情报分析：

　　（一）“黄河北敌集三师团说已证实不确，渡河攻洛企图目前尚未显著，惟敌渡河材料丰富，准备已久，可能随时实施，然此亦早在我一战区长官部注视防备中，汤副长官对当面之敌应放胆作战，勿顾虑该方面。”

　　（二）何柱国与汤恩伯“所报敌此次调兵多，范围大，证以情报则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已他调（第三十五师团已在帛琉岛发现），最近在郑州附近与我作战者仅发现第一一○师团及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五独立混成旅团，第四骑兵旅团各一部，可能有第三战车师团（原在包头，前有转调讯，近因连日敌在平汉路多使用装甲车、坦克车）一部，并无新增部队番号，何（柱国）电所报似敌人反宣传刺激神经之作用”。

　　（三）“证以连日战况及敌由许昌转向西南襄叶之行动观之，敌之企图似专为打击我野战军。随战况之进展，敌可能再与信阳皖中之敌呼应并进，打通我平汉路（因地形及装备均不利于我军），尔后如华中华南之敌继续蠢动，可能进攻我粤汉线，但就作战所需时间研究之，成功必须在六个月以后，敌如以今年对我决战，时间上绝不可能，即使敌完全打通平汉粤汉两路，亦不过击破我兵力一部，绝不能称为决战……因盟国军事上有连环性，亦难达其战略上之决战目的。”

　　（四）“历观汤副长官迭次来电转报何柱国各项建议，颇有先入之感，在精神上似已受其理论之支配，故对当面敌情不能随时作正确之判断及了解，本部对其作战已随时指导纠正。”

　　第二厅又因此前误判由东北调来开封的日军不过3万人，推论日军总兵力无法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其目的是打击野战军。其理由如下：

　　（一）现郑州附近作战者除第一一○师团全部外，其余均系由华北战场零星抽凑而来，其总兵力实不足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惟敌军获得新郑密县一带立足地后，有继续保持作其尔后攻势准备地区之可能。

　　（二）打通平汉路时使用之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最有利，现均已据报他调，另由东北抽调兵力之说虽传播甚久，惟迄无证实条件。惟国军情报机构尚未臻灵活程度，但证明以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他调之事实，目前似无打通平汉路之情理。

　　（三）敌如打通平汉路，以南北对进为有利，但信阳以南敌兵据报现仅约2万，并无“行动征候”。所以，蒋鼎文所报日军5月上旬总攻的判断，“尚难符合”，“须再待情报证明方能断定其企图如何”。

　　（四）蒋（鼎文）电称日军5月上旬总攻，现郑州附近已开始作战10日，如待至5月上旬再发动全部攻势，似有逐次使用兵力作战之不利，与原则违背。

　　（五）衡以敌军在豫中目前态势，如继续西上攻略洛阳，适暴露其侧背于汤兵团有被侧击歼灭之虞，倭寇行动一惯慎重，必不取此，如尔后将我军压迫于登汜（登封、汜水）山地后，以一部牵制，移其主力，由平汉路正面平坦地带南窜，与信阳附近之敌呼应对进，搜寻我野战军主力，施行逐次打击，则我军因防阔兵单，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

　　第二厅还针对法国军事代表团翁布朗中校4月27日当面向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所提“越南方面极可靠之情报，倭寇企图开始打通平汉、粤汉两铁路”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

　　（一）倭寇打通平汉、粤汉两路，代替江运海运时，应由郑州信阳及岳阳广州等地对其所需之兵力时间与价值等……已先后作项目详细研究，并已拟具对策准备实施。

　　（二）敌近在郑州一带发动攻势已10日，所用兵力不过3万人，信阳方面最近亦无兵力增加及积极行动之表现，并就敌最近抽调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他去，未增加新兵力等条件观之，目前似无即打通平汉线之征候。

　　（三）广州方面最近敌军并无新增，武汉方面敌兵增集转调之讯，近来虽不一致，惟目前尚无条件可证明敌人确已增加，按目前情况研究，敌人似亦无打通粤汉路之可能。

　　（四）敌寇军事行动向能保守秘密，此种重大企图决无在越南宣泄之理，就当前世界战局观察，敌寇主战场当在南洋、印、缅方面，增强兵力，尚有兼顾不及之苦，如抽兵对我作战实有本末颠倒之感，判断法人此种情报似为敌寇一种反宣传之眩惑作用，是否打通平汉、粤汉两路，须另待确实情报证明之。

　　蒋介石看到上述报告后，批示“可”，并加注“似为敌之神经战”。[100]

　　军委会上述情报分析中，正确判断日军从中国抽兵至海外，以及平汉路南段与粤汉路均无足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兵力，并批驳蒋鼎文关于日军将于5月5日同时发动平汉路南北对进与进攻洛阳的错误情报。不过，关键性的误判是，认为即使日军目标是打击野战军与进攻洛阳，也是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造成这种误判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汤恩伯部认为，蒋介石与军委会误判黄河沿岸日军兵力，是因为忽视日本对苏联妥协后从伪满抽调大量防苏兵力入关。[101]《蒋介石日记》在5月底也记载“倭俄”成立“军事秘密之协议”后，“倭寇大调东北防俄部队南下，三月以来足有五十万之众”。[102] 因此，直到许昌战役前夕，由于日军战车师团与从东北来的后续部队大多未加入黄河沿岸战事，蒋介石、徐永昌与军委会均忽视了蒋鼎文与汤恩伯关于日军人数较多的情报，并质疑前线部队的情报夸大。

　　其次，军委会判断已调离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不仅担任了日军17日从中牟渡河主攻的任务，渡河后又数度与国军交战，并成为30日攻击许昌的主力之一。[103] 汤恩伯部前线部队在与日军作战的10多天时间内未尽到查证责任，使得军委会不知日军中有精锐的第三十七师团。

　　再次，蒋介石等中央军委会要员在缺乏情报来源、怀疑前线部队的情报数字夸大的情况下，对豫中会战的日军兵力估计过低，并认为蒋鼎文、汤恩伯与何柱国等前线指挥官被“敌之神经战”所误导。故蒋介石寄希望于许昌的阵地抵抗战，配合精锐部队侧击日军，里应外合，从而挫败日军打通平汉路的战略目的。

　　但是，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在豫中会战前均已知道日军从伪满增兵入关。作出误判的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误以为调离伪满的日军数量不会很庞大，而且大部已由华北转调海外，因而认为蒋鼎文报告的较大数字，有如过去前线部队常见的夸大失真（下节将作说明）。既然华北日军兵力不足，当然不可能那么早发动大规模攻势。

　　4月30日，日军以飞机配合战车部队强攻。5月1日，许昌陷落，国军伤亡惨重，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等多名中高级军官殉国。日军还强攻郏县与襄城等地，局势对国军很不利。[104] 2日，蒋介石改变了原先在许昌一带与日军决战的计划：“指示河南作战方针，本拟在禹县决战，因前方军队散漫，恐不能予敌打击而反引起洛阳之危机，故决避战，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如此虽不能阻止其打通平汉路之企图，但可使之不能如计修复全路，以我豫西主力正在其侧面也。”[105] 蒋之所以命令将“主力移至山岳地带”，是因为许昌败仗后，就战术而言已失去了以阵地战结合机动部队侧击日军的机会。保存主力，方能有力地阻止日军打通平汉路。

　　但是，蒋介石作出保存主力的决定为时已晚。许昌沦陷后，汤部“发觉敌人大规模进犯，以骤然方式对我迂回袭击之时，始频频调动部队弥补，已噬脐莫及”。此时各指挥部及部队之间在移动时已中断通讯。[106] 日军配合战车与骑兵部队，进至许昌西部的禹县、临汝、登封与郏县等山区地带，捕歼第十三军等部，来不及撤退或在撤退时造成纷乱的汤部主力面临惨败。例如，郏县守军在3日凌晨撤退时，遭受重大损失。[107] 蒋介石又“不明前方部队情形及其之不佳，只令其集中决战，而不知一经撤退无法收拾”[108]。包括第十三军等部在内的国军，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突击下“丧失决战意志”。以“尽量避免决战，以减少损害为原则”的国军，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惨重损失。[109]

　　蒋介石与徐永昌等军委会要员及其幕僚，在3日至4日才确定日军自黄河北岸发动超出预期的大规模攻势。而在3日，徐永昌仍误判“已悉渡犯敌人第一线仍不过三万几千人”[110]。4日，蒋介石已知“形势险恶”[111]。6日的《敌情周报》确定日军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汤恩伯部，并认为豫南日军北攻时，“豫中之敌似有与豫南之敌相呼应夹击我野战军主力”。13日的《敌情周报》确定渡河日军人数“约四个师团强”（超过8万人），更加明确“其企图似在围歼我野战军主力”。[112] 此时日军围歼溃散汤部告一段落，豫中会战的重点转移至洛阳的攻防。

　　如果蒋介石早知道日军将发动超出预期、又有战车师团支援的大规模攻势，必然不会在许昌与遂平各部署两个师，以及在许昌附近的平坦地带采取牺牲较大的阵地战结合精锐部队侧击、欲与日军一决雌雄的作战方式。即使他预先如此部署，也一定会采取牺牲最小的避战措施，不至于让许昌重兵激烈抵抗而惨败，更不会让主力在平坦地带与日军决战。国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重大损失，关键原因可说是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决定。这样一来，蒋介石预设的战略目的不仅未达成，反而遭受惨败。

五、情报判断的检讨

　　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的情报判断过程显示，蒋介石认同军委会的情报分析，判断日军是局部攻势。甚至在陈纳德指出日军可能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后，蒋也没有进一步查证。当徐永昌建议应该避免让主力在地形平坦的许昌一带与日军决战时，蒋仍决定在许昌部署重兵死守，以较大牺牲来换取决战胜利。蒋介石甚至没有部署日军可能攻击“平汉线范围以外”时的作战计划。直到国军惨败，他才决定将主力移至山岳地带，但为时已晚。

　　其他可以阅览《敌情周报》的要员，包括何应钦、白崇禧与侍从室主管等，对军令部第二厅的情报判断，均不置可否。其中，徐永昌在4月30日对日军目的的判断仍有三种情形：打击汤集团、抢麦或掩护换防；直到5月3日，他仍误判日军人数是3万多人。即使这些要员判断出日军有可能打击汤部，也认为其是南北对进的局部攻势，而不是自黄河北岸的大规模攻势。这显示出，军委会的全部要员与李宗仁均作出了错误的情报判断，并造成了战略部署的失当。

　　蒋鼎文虽然较准确地判断出日军是大规模攻势，但误判了日军的总攻击时间，也误判日军可能先攻洛阳，不知道日军最重要的目的是歼灭野战军。蒋鼎文部的情报中夹杂一些错误，也有夸大情形，故他对于日军真实人数没有把握，不敢对蒋介石与军委会提出异议。而军委会专业幕僚知道蒋鼎文关于日军有六七百辆战车与5000余辆汽车南开的说法有所夸大，当然也会质疑他所呈报的日军人数。

　　汤恩伯部在战后不久的检讨中指出：“春初统帅部及各方情报均认敌有打通平汉路企图，惟第一线部队始终未能判明敌军动向。及战事开始，诸多以敌之企图或为压迫泛右防汛部队，对敌后续兵团及机械化师之增加，均无适时之报告，遂致作战指导……陷于被动。”[113] 汤部也承认本身的情报不正确：“对于全般战况及敌我态势不能随时明了，因对当面敌情难为正确之判断”，“第一线所得情报多不正确，而不可靠”，“谎报敌情”。[114] 更离谱的是，汤部竟然不知道被军委会误以为调离华北的第三十七师团，自17日渡犯中牟始，已与其交战超过10日。

　　军委会直到5月初汤恩伯部惨败时，才正确判断出日军并非局部攻势以及其歼灭汤部的目的，但为时已晚。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战略失误”造成惨败。5月下旬，军委会也间接承认情报判断错误：“我指导方针不确，以鉴敌于太平洋战局严重，曾自中国大陆撤兵等情判断，此次敌军蠢动乃局部作战。故一经包围即支离破灭，不能掌握，致遭惨败。”[115]

　　蒋介石与军委会等要员之所以不信任蒋鼎文等前线部队的情报，是因为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搜集情报的能力不佳，并经常渲染虚报，这种情形在抗战时期普遍存在。例如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孙元良发给蒋介石一则情报：“沪江大学到市政府间有一较大之丛林，此林中密集轰炸机八十架，丛林四周围有布帐机头，向外一闻听音机电铃指挥即起飞。”[116] 作为中央军的前线指挥官，竟然发出如此离谱的情报，可见前线部队搜集与判断情报能力的低下。1938年，第二战区致军委会电文中说到：“前方部队作战间有……谎报军情之弊，有时敌人仅三五百，即报二三千；败则谓寡难敌众，不得不退，胜则谓击退大敌，夸耀不已。此种动作与心理……使上峰指挥困难，部署无准，影响抗战为害甚大。”[117]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训话，也提及国军谎报军情，以及谍报与侦探不健全。[118] 但训示后此现象仍存在，1940年7月，军委会对第二战区指出：“两年来迭据该战区先后报告敌南运渡河器材铁舟橡皮船等所报数字至堪惊人。”[119]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蒋介石在“记军情报导不确之感想”中提及：“我军各级指挥部对于敌情与战况之报告皆虚而不实。”[120]1942年5月蒋又说：“我前方军报往往以小胜则报大胜，以小败则报大败，亦皆捕风捉影之谈，可知军事教育之不确实与虚妄之恶习。”[121] 豫中会战前，前线部队情报普遍有虚报、夸大现象，谍报人员训练不佳，设备落伍，经费不足，这些原因均导致了国军搜集情报的能力不佳。[122]

　　豫中会战后，在国军的情报检讨报告中，仍充斥着类似灌水、搜集能力不佳与侦察不力等语。[123] 如，“各部队谎报敌情，动摇军心，且影响于上级之作战指导”，“谍报人员素质及训练不佳，且无脚踏车，所得情报非为不确实，即有或已失时效”。[124] 此外，第一战区的部分谍报人员还“大多借工作掩护经商肥私，对敌情变化毫无确实侦察，致敌发动攻势之前，尚不能确定敌之攻势时间及行动”[125]。豫中会战时，情报不正确造成战败，而此后不久的衡阳保卫战依然如此。其中，国军战车部队情报判断错误，致使该部不但“准备延长三日之久”，甚至在出动救援时，也“临时仍以河流与地形所阻，无法前进”。对此，蒋介石只能在日记上“痛愤无已”。[126]

　　总之，前线部队经常虚报情报，造成了军委会的不信任。1944年4月29日，徐永昌的日记提到“各战区报告情况数字往往不实”[127]，可说是军委会成员不信任前线部队情报的写照。反过来，由于蒋介石与军委会怀疑下级情报，又造成前线部队“不敢随便上报”[128]。这就使得前线部队对情报信息“大多以层峰之指示为判断之资”[129]，当其情报与军委会意见相左时，往往屈从于军委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蒋鼎文担心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时，军委会以前线部队情报多有夸大的经验质疑其真实性，而蒋鼎文也不敢坚持，还要附带类似“不见得确实”的说明。汤恩伯部则不认真搜集情报，又误认日军是“扫荡”，故在中央全权掌握情报与军队部署的情形下，只能被动地遵守中央命令。

六、结论

　　1944年4月，处于战略守势的日军在中国发动了一号作战，企图打通日本本土通往东南亚的平汉与粤汉铁路大陆南北交通线，并借机摧毁威胁日本本土与东海海洋交通安全的中国西南部盟军空军基地。这一大规模战争及其战略目的，早在中国与盟军预期之中，但难以预测的是其开始发动攻击的时间与地点。日军制定一号作战的过程中，逐步修正其可行性计划。其中战役初期的豫中会战前期，日军最重要的目标是以大规模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用闪电战歼灭国军汤恩伯部主力野战军。缺乏准确情报来源的国府军委会情报部门，在情报判断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还是作出了黄河北岸的日军人数不多、准备时间不足、仍是像过去那样的局部攻势的错误判断。这使得蒋介石决定在许昌一带的平坦地区部署主力，造成惨败。

　　蒋介石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的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提供的情报普遍虚报夸大而导致的不信任。蒋鼎文与汤恩伯的情报，不论真伪，只要与军委会情报部门的分析意见不同，均唯军委会马首是瞻。所以在豫中会战前夕，蒋鼎文即使提供了黄河北岸日军人数较多的情报，但也夹杂了战车与汽车的夸大数字；在被军委会批驳后，不敢坚持己见，反而被认为是受到日军宣传与假情报的影响。此外，蒋鼎文曾误判日军修复黄河铁桥，战事爆发后他又误认日军将在5月初先攻洛阳，而不知道日军是以歼灭汤恩伯部为优先目的。所以，蒋鼎文将惨败归因于“统帅部所得情报未尽正确，因而处置未尽切合实际”，并不公允。他自己的情报亦有错误，也没有能力辨别情报真伪。后来他提到蒋介石与军委会的部署错误，“兵力极度分散，且又配置重心过偏于南”，但在当时却没有异议，可谓是事后诸葛亮。

　　首当其冲的汤恩伯部，提供的情报亦是有真有假，而且在战争前夕，情报搜集不力，又掉以轻心，视日军攻势如过去的“扫荡”。日军渡河10日之后，由于其战车师团未加入战局，汤部不仅不能准确判断日军企图歼灭该部的目的，甚至还不知道敌方主力之一就是被军委会误以为已调离中国的第37师团。汤理应为这样的情报疏失承担责任。

　　就国军部署而言，汤恩伯本不愿意在许昌县城部署两个师。这并非因他判明日军是大规模攻势，而是他一贯不愿意以较大兵力与日军进行阵地战，也不愿意在平坦地带与战斗力强、拥有机械化部队的日军作战，因为这样容易造成其部队的重大损失。不过从3月起，蒋介石认为这是日军战略守势下的局部攻势，因而决定在许昌布置重兵，这就意味着将在许昌一带与日军进行正面战场的决战。汤部包括主力机动部队在内的所有部队，当然不可能任许昌两师守军被歼灭而袖手旁观，注定会卷入决战，而这正中日军下怀。国军如果以少许兵力防守许昌，避免在许昌决战，则较容易脱离战场。但直到5月1日许昌惨败，许昌西部县份的防地战事也不利，蒋介石才决定将计划侧击日军的主力撤至山岳地带，但为时已晚。所以，后来汤之在台部属指责中央战略失误，蒋介石也承认了。

　　军委会难以判断蒋鼎文与汤恩伯等前线部队的情报真伪时，当然需要佐以其他情报，做合理的分析，以供蒋介石参考。而且，军委会同时考虑到了日军在环太平洋的全面性活动，并进行了长期的情报搜集，其情报分析较前线部队更为专业。这也是蒋介石及军委会要员们制定作战计划时几乎全部依赖军委会情报部门的重要原因。但他们未料到日苏妥协后，日军从东北大量抽兵转用于豫中会战，乃因日军处于战略守势，始终误判日军在黄河北岸的兵力不足以在短期内发动大规模攻势，因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危局。

　　就军委会的情报判断而言，虽然从1944年初以来前线部队的情报证实黄河北岸的日军异常活跃，但由于判断其可能是防范国军反攻，又难以判断前线部队情报真伪，就先入为主地因日军处于战略守势的大局而判断豫中会战是日军的局部攻势。军委会所作的误判包括：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局不利，误判华北日军中战力好的第35、37师团均调离中国；因日军在平汉路南段与粤汉路无活跃行动，误判1944年4至5月不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事；始终认为对国军威胁最大的是日军为打通平汉路的南北对进攻势，所以在许昌与遂平分别部署重兵，寄望以庞大牺牲换取决战获胜；认为日军要展开渡过黄河的大规模攻势并不容易，因而忽略了黄河铁桥修复后其庞大的运输力；由于日军对伪军保密或故意释放假消息，未能识破其修复黄河铁桥的作战企图；被日军在洛阳对岸的佯动所迷惑，误以为日军可能先攻洛阳，因而忽略日军在打通平汉路与进攻洛阳之前，其目的是先要歼灭豫中国军主力汤恩伯部。

　　这些错误的情报判断，均被蒋介石、徐永昌与李宗仁所接受，蒋鼎文也无异议，因而造成国军在许昌一带被日军机械化部队闪电攻击后惨败。

　　国军此役损失重大，当然非蒋介石、军委会与汤恩伯所愿。一般而言，若日军发动大规模战事，国军难以正面抵抗。如果能避免与日军机械化部队硬碰硬地决战以减少损失，甚至让日军扑空，应该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最佳抉择。因此，国军基本上以避免无谓重大牺牲为原则。依此而言，如果蒋介石知道日军是以歼灭野战军为主的大规模攻势，将会在许昌避战。

　　总之，国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惨败，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造成蒋介石未及时放弃决战许昌，也未考虑到日军攻击平汉线外的国军，因而作出错误部署密切相关。就蒋介石而言，虽然战略错误源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但也包括蒋鼎文与汤恩伯部情报夹杂真伪，汤部情报搜集不力，他对汤部战力过度乐观以及他所指责的“将领怯馁无能一至于此，平时漫不经意，临战手足无措”等因素。[130] 尽量如此，作为唯一有权调动军队与拥有最高决策权的领导人而言，蒋介石应当为豫中会战前期汤恩伯部的惨败承担责任。

注释：

　　[1]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原书名为《河南の会战——一号作战（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东京，朝云新闻出版社1973年版），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版。

　　[2]“国防部史政处”：《抗战简史》，台北，“国防部史政处”1952年版，第241—242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豫中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326页；蒋纬国编：《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1页；郭廷以校阅：《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325—326页。

　　[3] 日军为攻打平汉路南段，使用了华北方面军之主力，包括4个师团、4个旅团、1个战车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并由华中方面以1个师团配合，总计约10个师团之兵力，对国军第一战区约40个师的兵力而言，其战力在2倍以上，实属优势。其后日军在打通粤汉、湘桂等路时均采用这种优势兵力。较之凇沪会战时以约10个师团对国军70个师（且淞沪会战时国军师之战力较之后期战役时为强），武汉会战时以10个师团强对国军约120个师（各师编装均不完整）而言，此役日军兵力实为充分。蒋纬国编：《抗日御侮》第9卷，第410页。

　　[4] 例如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6—1069页；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0—1332页。

　　[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0％E8％99％9F％E4％BD％9C％E6％88％B0&variant=zh-tw，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2月23日。

　　[6]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2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

　　[7] 《蒋鼎文关于中原会战溃败原因之检讨报告（1944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2—93页；《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194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4—1285页。

　　[8]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编：《蒋鼎文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9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第85页。

　　[9] 1944年9月，郭仲隗等110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提出要求惩罚汤恩伯的《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参见《军委会及军令部有关防止共产党部队在苏皖北部活动等问题与韩德勤等来往文电》（194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以下简称“二档”），787／35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四），第115页。

　　[10]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08页。

　　[11] 刘茂恩口述、程玉凤撰：《刘茂恩回忆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654页。

　　[12] 陈诚奉命召开的检讨会上，公开以“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四不和，将败战责任指向汤恩伯，汤“只好老着脸皮当众认罪”，但汤私下却将责任推卸给蒋鼎文，说“他拉了我的腿”。文强：《“中原王”汤恩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211页。

　　[13] 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1947年印，第218、220、225、227、229—230页。苟吉堂在豫中会战时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副参谋处长。

　　[14] 《汤恩伯先生纪念集》，台北，“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964年版，第丁15、丁29、丁31页。

　　[15] 王仲廉：《征尘回忆》，台北，1978年自印本，第410—411页。

　　[16]“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初期陆军作战（三）》（原书名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东京，朝云新闻出版社1973年版），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版，第482页。王世杰也提到，豫南会战时“敌军目的在消灭我当地汤恩伯等所部之兵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王世杰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1—22页。

　　[17] 《第三十一集团军豫南会战战斗详报》（1941年2月），二档，787／9842。

　　[18]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第6卷，第43—44页。

　　[19] 《第一一○师中原会战战斗详报》（1944年4—6月），二档，787／10882；《暂编第一旅中原会战战斗详报》（1944年4月），二档，787／10886。另见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825页；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050页。

　　[20]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1—4月），二档，787／5557；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1944年3月5日条；《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15—118页；《蒋中正条谕林蔚目前反攻准备重要事项研究陆空军联合作战等六项》（3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水东独立团一九四四年工作总结》，中共河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睢杞太地区史料选》（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21] 1942年，日军打算在豫北的黄河铁桥上游另开新河道，以便修复黄河铁桥后，完成通往郑州的铁路，藉以打通平汉线。《第廿三军山西隰吉蒲洪洞汾西灵石各县阵中日记》（1942年9—12月），二档，787／15239；1943年6月与8月，胡宗南与蒋鼎文均提及日军准备渡犯，企图打通平汉线。《军令部第二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3年6—10月），二档，787／6216。

　　[22]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8—9、13—19、55页。

　　[23]《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23—26、35—36、50—51、150—156、544页。

　　[24]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51、113、125、338、354、361、465—466、520—521、526页。

　　[25]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51、358页。

　　[26]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6—7、15—17、30—33、61、121、128—129、132、166—167页。

　　[27] 《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3月），二档，787／6218。

　　[28]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78、138—139、163页。

　　[29] 《蒋中正条谕周至柔与陈纳德研究各战区发动夏季攻势时空军如何配合作战》（3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另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1944年3月5日条。

　　[3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河南の会战——一号作战（一）》，第80—81页；《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7、21、115—118页。

　　[31]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57—158、178、216、282、306、331、392—393、435页。蒋鼎文电称，2月1—25日，敌机在平汉路两侧及黄泛一带上空侦察41次，在邙山头方面（包括郑州、广武、荥阳一带上空）侦察46次。《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3月），二档，787／6218。

　　[32]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13—114页。

　　[33]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339、341、348、435—438、452、478页。

　　[34]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358—362、378、393—395、400—404、407—408、436—439页。

　　[35] 刘茂恩口述、程玉凤撰：《刘茂恩回忆录》，第652页。

　　[36]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226—228、273—274页。

　　[37]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73—275、284、292—293页。

　　[38] 《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3月），二档，787／6218；《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二档，787／6219；《军令部作战要报》（1944年3月），二档，787／6427。

　　[39] 《第一战区泛东挺进军总指挥部平汉路东战斗详报》（1944年4—6月），二档，787／10879。

　　[40] 《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二档，787／6219。

　　[41] 《骑兵第三师河南西平项城等地阵中日记》（1944年4—6月），二档，787／10873；《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226页。

　　[42] 《军委会作战情报及指导部署等文电》（1944年5—6月），二档，787／3093；《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二档，787／6219。《徐永昌日记》第7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91年版，1944年4月23日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26页。

　　[43]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59、63—64、229页。

　　[44]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54、156、276—277、329、423页。

　　[45] 《军委会作战情报及指导部署等文电》（1944年5—6月），787／3093；《军令部编敌情周报》（1944年1—3月），787／5480；《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3年12月——1944年2月），787／5555；《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1—2月），787／6217；《军令部作战要报》（1943年11月），787／6423；《军令部作战要报》（1943年12月），787／6424。上列资料均出自二档。

　　[46]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4—5月），二档，787／5559。

　　[47] 《军令部作战要报》（1944年1月），二档，787／6425。

　　[48] 《军令部作战要报》（1944年2月），二档，787／6426。

　　[49] 《军令部作战要报》（1944年3月），二档，787／6427。

　　[50] 《蒋介石日记》，1944年2月29日。

　　[51] 《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3月），二档，787／6218。

　　[52]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6—8月），二档，787／5560。

　　[53]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1—5月），二档，787／5556。

　　[54] 《汤恩伯电蒋中正豫鄂敌情及我军防务部署》（3月22日）；《李宗仁汤恩伯电蒋中正会商豫西作战意见》（3月25日），上列资料均出自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1944年3月22日。另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622—623页。

　　[55] 《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8日。

　　[56] 《事略稿本》，1944年3月17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1944年3月17日条。

　　[57]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4—5月），二档，787／'5559；《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3月），二档，787／6218。

　　[58]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1—4月），二档，787／5557。

　　[59]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4—5月），二档，787／5559。

　　[6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621页。

　　[61]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1—4月），787／5557；《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4—5月），787／5559。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在3月11日及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3月17日均提到黄河铁桥已修复。《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3月），787／6218；《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787／6219。上列资料均出自二档。

　　[62] 《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二档，787／6219。

　　[63] 《抗日战史——豫中会战》，第11—13页。

　　[6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　正面战场》，第1253—1256页。

　　[65] 王仲廉：《征尘回忆》，第401、403页。

　　[66] 《事略稿本》，1944年3月22日；《李宗仁汤恩伯电蒋中正会商豫西作战意见》（3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

　　[67]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5—6月），787／5558；《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6—8月），787／5560；《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787／6219。上列资料均出自二档。

　　[68] 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第228页。

　　[69] 王仲廉：《征尘回忆》，第399、404—405页。

　　[70] 《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二档，787／6219。

　　[71] 《军委会作战情报及指导部署等文电》（1944年5—6月），二档，787／3093。

　　[72] 《军令部编敌情周报》（1944年4月），二档，787／5482。

　　[7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河南の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25—127页。1944年4月23日蒋介石与陈纳德见面，日记中只有流水账：“与陈纳德谈美空军协助河南作战事宜。”《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23日。

　　[74]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54—157、328、400—401页。

　　[75] 《军委会作战情报及指导部署等文电》（1944年5—6月），二档，787／3093；《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二档，787／6219。

　　[76] 《军令部编印的“特字情报汇编”》（1944年5—6月），二档，787／5558。

　　[77] 《抗日战史——豫中会战》，第82—85页。

　　[78] 《汤恩伯电蒋中正刻与敌激战于中牟邙山及调整作战部署情形》（1944年4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

　　[79] 王仲廉：《征尘回忆》，第404页。根据王仲廉的说法，他因为不赞同军委会的部署，4月17日下午曾谒汤恩伯。

　　[80] 《汤恩伯电蒋中正为适应廿日状况策定作战指导方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4日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624—625页；《抗日战史——豫中会战》，第18—19页。

　　[81] 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第230—231页。

　　[82]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22日。

　　[83] 《军委会作战情报及指导部署等文电》（1944年5—6月），二档787／3093；《军令部第一厅一处编第一战区战报摘要》（1944年4月），二档，787／6219；《事略稿本》，1944年4月24日；《汤恩伯电蒋介石日有在孟县渡河攻洛企图巩县汜水亦有渡河准备》（4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3日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626页。

　　[84]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345、348页。

　　[85] 4月22日，“查敌人近日调动纷繁，似有进犯皖北企图”；4月24日，“敌有攻阜阳企图”。《暂编第十四师阜阳、临泉一带阵中日记》（1944年4—6月），二档，787／10876。

　　[86]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344—351、400—401页。

　　[87] 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第216页。

　　[88]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19日。

　　[89] 《军令部编敌情周报》（1944年4月），二档，787／5482。

　　[90]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29日。

　　[91]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3日条。

　　[92]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4日条。

　　[93]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9日条。

　　[94] 《军令部编敌情周报》（1944年4月），二档，787／5482。

　　[95]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30日。

　　[96]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30日条。

　　[97]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381、390、392页。

　　[98] 《抗日战史——豫中会战》，第25页。

　　[99] 《汤恩伯电蒋中正豫鄂敌情及我军防务部署》（3月22日）；《李宗仁汤恩伯电蒋中正会商豫西作战意见》（3月25日）；上列资料均出自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622—623页。

　　[100] 《军委会作战情报及指导部署等文电》（1944年5—6月），二档，787／3093。

　　[101] 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第218、225页。

　　[102]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27、28、31日。

　　[103]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216—220、310—313、318—319、372—376页。

　　[104] 《抗日战史——豫中会战》，第118—121页。

　　[105]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2日。

　　[106] 王仲廉：《征尘回忆》，第406、411页。另见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第220、234、237、241页。

　　[107]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390、401—404、408、438—447页。

　　[108] 《事略稿本》，1944年5月13日。

　　[109] 《河南会战——一号作战（一）》，第120、535—536页。

　　[110]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3日条。

　　[111]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4日。

　　[112] 《军令部编敌情周报》（1944年5—6月），二档，787／5483。

　　[113] 《廿八集团军中原会战阵中日记》（1944年4—6月），二档，787／10880。

　　[114] 《第一战区泛东挺进军总指挥部平汉路东战斗详报》（1944年4—6月），二档，787／10879。

　　[115] 《军令部编敌情周报》（1944年5—6月），二档，787／5483。

　　[116] 《孙元良电蒋中正陈报沪江大学至上海市政府间丛林地中集有敌轰炸机八十架及沪江有学校已被炸毁余房内设敌航空司令部等情》（1937年9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

　　[117] 《第二战区军事文电（内有喇嘛阿旺益喜等人在平被敌监视的函）》（1939年7—10月），二档，787／5582。

　　[118] 《事略稿本》，1938年11月26日。

　　[119]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作战日记》（1940年6—7月），二档，787／13402。

　　[120] 《事略稿本》，1941年9月26日。

　　[121] 《事略稿本》，1942年5月10日。

　　[122] 《陆军第八十七师参谋业务试题及东条寅元飞宁商讨要点数项等文电》（1943年4月），二档，787／3090；《天水行营、军令部有关各战区部署指导文电》（1939年1—8月），二档，787／3114。

　　[123] 《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斗详报》（1944年4—月），787／10873；《第八十五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1944年4—5月），787／10881；《暂编第廿七师中牟、叶县附近战斗详报》（1944年4—5月），787／10884；《新编第八军参加豫中战斗详报》（1944年5月），787／10885；《第一九三师参加中原会战战斗详报、经验与教训》（1944年5月），787／10887。上列资料均出自二档。另见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第217、227页。

　　[124] 《第一战区泛东挺进军总指挥部平汉路东战斗详报》（1944年4—6月），二档，787／10879。

　　[125] 《暂编第廿七师中牟、叶县附近战斗详报》（1944年4—5月），二档，787／10884。《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4日）写道：“汤之勇而无谋，又为走私货财所害。”

　　[126]《事略稿本》，1944年8月8日。

　　[127]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9日条。

　　[128] 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第229页。

　　[129]《预备第十一师中原会战战斗详报》（1944年5—6月），二档，787／10885。

　　[130]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4日。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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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17 16: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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