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伪维新政府的产生与解体
2015-04-29 14:54:41 来源：xuligang63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南京伪维新政府从成立到解体间隔两年，但其产生过程与解体过程前后紧连着。维新政府刚成立，其解体的打算就被日本方面提出来，而且付诸行动。维新政府产生与解体过程中矛盾重重，情况多变，而维新政府自始至终是服从日本侵华政策的需要，被日本摆布。先是为“以华制华”、“分而治之”而建立，建立后被日本紧紧控制；随即又为炮制伪中央政府的新策略，经历了南北合流、“和平运动”两个阶段；最后是为实行让地方性的伪政权在伪中央政府统属下分立的“分治合作”，华中卖国政务由伪中央政府直接处理，维新政府最终解体。维新政府在华中日军的直接操纵下，同时也服从华中日军的需要。
关键词：伪维新政府；华中；伪政权
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在臭名昭著的汪伪政府建立以前，日本扶植的伪政权重要的有三个：张家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它们各处一方，都是日本在占领区实行殖民统治与掠夺的工具。伪维新政府只存在了两年。汪伪政府建立时，伪维新政府不仅政府名义被取消，而且作为伪政权实体也不复存。大概因为这点，关于伪维新政府的史料相对地少些，大多还是附在汪伪政府的史料里面。
伪维新政府筹建过程
日本策划扶植伪维新政府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前期“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当时日军占领区分散的现状、日军内部派系矛盾也是重要的因素。筹建过程由日军操纵，充满矛盾和争斗。
“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等处的部分国土。日本为了灭亡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日军每侵占一片地区，就搜罗中国的民族败类，扶植出伪政权，作为殖民工具，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和掠夺。这些伪政权均直接听命于当地日本占领军。1937年9月，日军在张家口建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10月在大同建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同月在归绥建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1月，这三个伪政权又合组成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同年12月，日军在北平建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晋冀鲁豫的占领区及平津两市。在华中，1937年11月日军建立了伪上海大道市政府，1938年1月又建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和杭州治安维持会。这些伪政权既能为日本效命、欺骗舆论，又便于日本控制。即使后来日本认为有必要建立伪中央政府时，也不愿取消地方伪政权的独立性，仍坚持了“分”的原则。
华北日军建立伪临时政府时，企图使其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1]当初他们让华北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安排在中国国都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成立，以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自居。然而在当时，日军未打通津浦线，华北与华中的两块占领区连不成一体。在“分而治之”政策下，京(南京)沪一带势必另行成立一个在本地区内相对统一的伪政权，以作华中日军的侵略工具。还有，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别是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两个军事政治系统，这二者又各受日本陆军和海军两大集团影响。华北日军扶植了一个伪临时政府，华中日军则不甘落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畑俊六先后积极着手筹建由自己掌握的傀儡政权。这样，建立华中伪政权的方针就定了下来。
华中日军组织了臼田完造为首的政治专家小组，专门负责筹建工作，称“臼田机关”。在外围则唆使汉奸沈能毅等，于1937年12月13日组织了伪华中中央政府准备委员会。委员长是沈能毅，委员有高仲彤、叶鼎新、余毂民、笠漫卿等。华中伪政权的傀儡戏从此开场。但由于戏的场面达不上日军要求，筹建过程经历了一些曲折。
华中日军拟定华中伪政权管辖范围，包括苏浙皖占领区，准备让民国早期有名的政界人物唐绍仪当主席。日军又利用在上海的一些失意政客如李国杰、傅筱庵等，为此活动。但唐绍仪不愿出来充当汉奸，一再声明不闻外事，要离开上海。北洋政府要人熊希龄、吴佩孚等当时都曾是日军物色的对象，阴谋也未成功。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介绍汉奸王子惠当伪政权中心人物，日本大使盐泽嫌其不出名，决定另觅“名流”。1938年年初，后来成为伪政权首脑的梁鸿志出场了。
梁鸿志是福建人，北洋政府安福系大政客。他先任参议员议员，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梁鸿志到沪杭作寓公。京沪杭沦陷后，梁鸿志有附敌猎官的念头。后来丧心病狂，竟主动投敌，积极奔走，在筹组伪政权活动中成为重要角色。
在日军操纵下，伪政权预定1938年2月下旬成立。唐绍仪坚持不出面当招牌，使这场傀儡戏大煞风景。日军认为梁鸿志等号召力不行，不足以担当傀儡“重任”，对汉奸们表示不满。结果华中伪政权推迟成立。在抗战前期全国政治形势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面当汉奸傀儡的民族败类毕竟不多。只有某些政治上无出路，又不甘放弃个人野心，廉耻丧尽的旧政客才愿意登场出丑。所以日军想挑到合意的人物很困难。华中日军看到理想的傀儡不容易获得，就打算让难产的华中伪政权同既成的华北临时政府合并，把两边的汉奸“名流”凑起来，在南京组织个“国民政府”。
这个新谋划能否实现，当时大成疑问。梁鸿志等3月14日赶到北平，南北汉奸集议三次。因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未得华北日军的同意，汉奸之间的会谈难以进展。华北汉奸为保全既得利益，也反对南北合流。缪斌到上海向梁鸿志等表示，南京方面另立门户未尝不可，如想干涉北方事务则必难容忍。南北汉奸争议结果是决定各自分立。日本政府方面对他们也无强合之意，经日本陆军与近卫内阁数次商量，决定对伪政权仍采取分立办法，南北并存，以便控制。“分而治之”政策、日伪南北矛盾，再次促使华中伪政权要另立门户地建立。
华中伪政权筹建活动进展迟缓，汉奸之间争宠争权也是一个原因。预备参加华中伪政权的群奸由三类人组成。一是北洋政府旧政客，如梁鸿志、胡祁泰等；二是国民党的失意政客，如温宗尧、陈群等；三是甘心附敌的文人，如陈则民等。他们大致上形成梁鸿志为首的闽派和温宗尧为首的粤派。梁、温二人争夺伪行政院长位置各不相让，同时还抢夺上海统税这项财源。伪政权还未成立，汉奸内部就争斗不休，后台老板华中日军很不满意，认为这帮人不配充当傀儡，曾有不予支持的趋势。
国民政府特工机构展开锄奸恐怖活动，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预定任华中伪政权军政部长的浙江旧军阀周凤歧，3月8日在沪被刺。某些汉奸在争权夺利中失势了。于是有的一度下水或几乎下水的人物，后来就脱离了伪政权筹建活动。
在日军操纵下，在一系列争斗中，华中伪政权的人选一变再变，成立日期一拖再拖。最后定于1938年3月28日举行成立仪式，号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用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发表了成立宣言。
伪维新政府下辖苏浙皖三省和京沪二市，实际上只有日军在这三省所占领的沿铁路公路极狭窄的地带。后来河南以南的华中、华南日军占领区，在名义上也属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另有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陈箓，财政部长陈锦涛，实业部长王子惠，教育部长陈则民，绥靖部长任援道。
维新政府并无主席职位，成立后日本也未派使节。在正式建立中国的伪中央政府之前，日本只是把它作为过渡性的伪政权。维新政府成立宣言里就讲：“维新政府之成立，根据苏浙等省之事实，其性质为暂定的，与临时政府初无对立之意，将来与中央所管事项之不可分者，与临时政府商酌办理……”[2]
维新政府成立前，华中汉奸活动中心在上海。因南京是抗战前中国首都，维新政府成立典礼特意在南京举行，然后回沪办公。1938年9月伪政府机关迁到南京。
卖国的傀儡政权性质
维新政府完全是反共卖国的傀儡政权。它在成立时明确表示了这种政治态度。日军使用种种手段，严密地控制了维新政府，使其完全服从于日军的意志。
维新政府成立宣言在开头首先宣扬一通抗战失败主义谬论，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急起救亡”和恢复领土主权的“唯一使命”自我标榜。随即又声言“使国人免于战祸之苦”的途径就是放下武器，对入侵国土的日军采取讲和的方针。表示要在日军占领区“恢复秩序”，替侵略者维持殖民统治。[3]汉奸面目当即显露。
维新政府成立时即标榜其所谓三大原则：反对共产主义、绝对否认国民政府、保持对日之密切提携，充分表露了反共卖国的立场。
维新政府的政纲也体现了这点。在什么“外交以平等为原则以不丧权为主旨”、“减轻人民负担”、政治民主化、整肃吏治之类的滑稽语之间，提出“切实防剿共产”，“促进中日敦睦”，帮助侵略者维持统治秩序，接受经济掠夺，进行奴化教育，“从前之矫激教育怪诞学说须根本廓清”。[4]
日军对傀儡政权既要利用，又要操纵、防范，使其彻底顺从侵略的需要，当好侵略工具。日军控制着维新政府的财政这个经济上生存条件，维新政府各项大权由日本顾问到政府内部来掌管，日军对各方面政务及首脑人物个人行动都予以监视。为控制得更顺手、更放心，日军还使维新政府难以通过本身的行政系统从事政务。日军控制维新政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维新政府的财政经费靠日军支付，每月华中派遣军拨给约三百万元。伪府中央各部的经费，日军规定为每月五万元。维新政府统辖区地方秩序无法安定，各项税收的收入不多，不足以保证政府费用。极力搜刮所得到的税收，首先必须几乎完全上缴日军。维新政府经费来源基本是日军拨款，它的财政命脉被掐在日军手中，稍有问题，立即陷入困境。经费的支配使用权，也由日军掌握。
国际上没有任何国家跟偏于华中一隅的维新政府有正式外交往来，维新政府大致只是非正式地同日本政府交往。外交上重要事务如沦陷区的海关问题等，须由日军直接出面跟第三国交涉。伪外交部只有办理关于在沪外商、外国领事的事情。就这样，伪外交部里还有两名日本顾问坐镇。
维新政府迁到南京后，日军控制得更严。伪行政院会议按例在星期五举行，每逢星期四，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部长原田熊吉少将即来行政院，跟梁鸿志密谈。室门紧闭，任何人不得入内，也不用中国翻译。凡行政院会议的决议案，均在密谈时照日军意志决定，院会不过是走过场罢了。维新政府汉奸成了无头脑的活工具。
日本还给维新政府派置了各级顾问，从上到下监视和操纵着傀儡政权工作。1939年维新政府与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关于日本顾问的约定及附约写明：华中联络部“派遣所要人员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央及地方各机构为顾问，关于维新政府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项令其协力援助”。日本顾问的权力规定：“顾问关于其担当事项为向该机关长官开陈意见或应答右长官之咨询”；“各长官关于其所管事项中重要之事项尤其关于左记各项须预先与该顾问充分开诚协议后处理之：一、关于中央及地方机关之重要会议之事项，二、预算及重要人事，三、与日本及日本人有关系之事项，四、与第三国及第三国人有关系之事项”；“顾问应该长官之要请得出席中央及地方机关之各种会议开陈意见”；“顾问关于其担当事项得请求职务上必要资料之提出或主办职员之说明并应于必要得阅览文书检查其实施”[5]等等。日本顾问对维新政府官员的关系完全是牵线人对傀儡木偶的关系，伪政府机关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监护人的严密监视和操纵下。
日本顾问不仅权力极大，而且分布广泛，遍及维新政府各院部、各省市，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控制网。维新政府的日本顾问，在行政院有三名，立法院二名，内政部四名，财政部五名，实业部四名，交通部四名，外交部二名，教育部三名，司法行政部三名，中央机构共有三十名。地方机构里又有二十名，苏浙皖三省京沪二特别市各四名。最高顾问是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原田熊吉少将。他跟华北方面的日酋喜多诚一一样，是各自的汉奸政权的太上皇。
维新政府并不能算作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日军对维新政府各个部门、各种人实行直接的控制、指挥，使维新政府实际上是权力分散，政令难行，徒有一个政府机构的虚名。维新政府高级官员跟日军各有各的直接联系，敢于不把梁鸿志的命令放在眼里。就地方上各省长官来讲，江苏的陈则民、浙江的汪瑞闿、安徽的倪道烺等虽由伪府任命伪职，但实际上各自都跟驻当地的日军军事机关有私人关系，才会被委任。他们接受当地日军的意志，比接受伪政府中央机构的命令更为重要。因此梁鸿志等汉奸在中央机构里仅仅拥有空名虚职而已。维新政府群奸各有靠山，就纷纷制造羽翼，增强各自实力，政府内部产生很多矛盾。这样伪政权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力量，跟日本主子闹别扭，正遂了日军的意愿。
日军既要汉奸充任伪职，来作侵略工具和骗人幌子，又对他们心存疑虑，不予信任。于是对重要的汉奸多方监视。自梁鸿志就职开始，日军即从政务、生活诸方面对其实行控制、监视。
与伪临时政府合流未成
伪维新政府同伪临时政府的分合去留，首先取决于日本侵略政策的需要、侵略形势的发展。日本在策略上需要在中国扶植一个形式上的伪中央政府，侵华战争的进程不断推动着伪政权的合流组府活动，日军派系矛盾又在暗里阻碍了合流，伪政权合流活动起伏不定。
早在维新政府成立前夕，华中日伪曾企图与华北日伪合起来成立一个伪中央政府，结果碰了壁。华中日伪独自组建了维新政府，在成立宣言里仍声称：“至津浦、陇海两路之交通恢复后，即将与临时政府合并。”[6]哪知还未等及华北华中占领区打通，几乎在维新政府成立时，南北伪政权合流的要求就被日军提出来了。也就是说，另立门户的维新政府又要解体。
以华北日军为后台的临时政府，一向力谋其政府能成为伪中央政府。而以日本海军、正统派为靠山的维新政府也以“中央”自居，不愿对临时政府示弱。在徐州沦陷前，津浦线南北交通隔绝，华北华中沦陷区相分离，因而两个伪政权分立状态对于日军在华侵略活动，并没有什么妨碍。但是这对日本的国际外交策略实施却有些不便。日军扶植的几个伪政权都不是正式的全国性政权，各据一方，互不相属。因此这几个伪政权都不可能得到别国的正式承认，即使是法西斯轴心国也感到爱莫能助，使日本感到在国际上不太好说话。所以，维新政府刚刚成立，日本即有南北伪政权合流而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意图。当然建立中央政府后，伪地方政权还保持一定独立性。维新政府历经周折后刚成立，随即又要被解散。
在徐州沦陷之前，南北合流活动进展缓慢。
4月3日，刚就职的伪行政院长梁鸿志及陈锦涛、任援道赴北平进行活动。他们会见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并同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作了广泛商谈。会谈结果仅商定合并原则。至于具体办法，鉴于战事现状而谈不上，当时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
此后两伪政权开始接触。4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调整要纲》，规定以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尽快使维新政府与之合并。后来两政权会商取得了一些结果，在外交、教育、关税、盐税、财政上达成了卖国性质的协议。其中规定，外交由临时政府统一主管，维新政府方面盐税征收款额须向临时政府报告，让华北的准备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这样临时政府在合流中占了上风。维新政府觉得不尽如意，便采取拖延手法，欲日后改变这不利情况。南北伪政权间的利害冲突，体现了日军派系间的矛盾。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南北伪政权合流活动顿时转入新阶段，步骤加快。
日伪觉得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了一片，津浦线也沟通了，从而组建中央政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大大增强。在中国制造一个新中央政府，希望达到这些效果：破坏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政治威信；用新中央政府的旗号拉拢抗战动摇分子，让他们另投新主，削弱国民政府抗战力量；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用傀儡中央政府麻痹沦陷区人民，毒化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从国际上讲，又可以蒙骗国际舆论，让英法美苏对日本留有好感，给日本侵略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使中国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得不到有力援助，甚至陷于孤立；还可以更便利地把中国沦陷区纳入轴心国和“东亚新秩序”，与别的被占领国一起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另外，这对显示“圣战”成就，缓和日本人民厌战情绪也不无作用。1938年6月13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中国事变指导方针》，内容包括要扩大并加强各个政权，尽快使这些政权统一为一个政权，形成中央政府，企图以此使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被迫承认国民政府已被“新政权”替代。后来日军嫌现有的伪政权力量不强，7月15日五相会议重新确定了建立中央政府的方针：“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7]临时、维新两政府本已在会商中讲定，待津浦线打通后具体商讨合流步骤，此时维新政府无法再拖延。
两政权合流，人事问题是困难所在。一方面须物色一个有声望地位又能使两边人物都接受的傀儡，充当新政府的首领，另方面还须妥善安置两政权的重要官员，使他们都满意而避免“统一”流产。这两点都不易办到。华北华中日军都不愿自己控制的伪政权在合流中有被对方的伪政权吞并的危险，而力图使其占上风，于是难题中更有棘手事情。
1938年8月，土肥原等赴沪跟维新政府商谈合流，拟了新政府成员名单，但南北方面都不满意。为消除意见分歧，土肥原又在9月9日召集有华北、华中、蒙疆三伪政权首要人物出席的大连会议。三方面的日本后台势力也派代表来了。前后会商多次，意见仍未一致。首先，关东军坚持主张蒙疆伪政权政治独立，不参加新政府。其次，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不同意现在组织新政府。再有，对新政府的人选无法得出一个各方面都通得过的名单。大连会议几乎要搁浅。日军派系矛盾自从筹建维新政府直到现在，始终妨碍伪政权的合并。日本政府已有7月15日的新方针，遂指示合流工作要积极进行，只是为减少实际困难起见，暂时先组织一联合机关作为过渡。会议这才结束。
华北日伪势力比华中强，在合流中有优越条件，也有吞并野心，因此态度积极。但是既成政权的影响力不足，又在合流活动中争斗不休，日本把建立中央政府的目标改成建立联合委员会。这样合流活动又降至低潮。
依大连会议约定，9月20日起，南北两政权首要人物又在北平开会，组织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会议制定了伪联委会组织大纲，安排了人选，2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成立典礼，并发表荒谬宣言。联委会成员有六人，临时政府方面是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维新政府方面是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王克敏任主席委员。下设事务部，维新政府外长陈箓是部长。联委会机关设在北平。
由于日本已经另有打算，联委会纯粹是两伪政权之间的联络机构，“使新中央政府易于成立”，[8]并无行政实权。日本五相会议早在7月19日决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9]联委会这组织对于“统一”目标，相距不知有多远。关东军不同意蒙疆伪政权参加联委会。
10月21日华南重镇广州失陷，25日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失陷。汉奸分子中呈现出建立伪中央政府的狂热，合流活动又有了转机。
华北汉奸纷纷提出各种建立伪中央政府的设想。11月2日联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决定统一政权，以临时政府为改组中心，新中央政府在地方上设政务委员会，币制、教育、税收统一。实际上合流已改变了原来谋求树立统一政权的目标。所谓中央下设政务委员会，就是保持两个政权的实质，伪中央政府是变相的联邦政府而已。
日本政府于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后，制定了一些早日解决“中国事变”的文件。12月12日，临时、维新政府会同日军在华北、上海的特务机关，在沪开紧急联席会议，讨论促成伪政权发展及早日结束侵华战争案。这样，联委会第三次会议预定在12月15日举行，准备解决伪中央政府成立问题。恰逢汪精卫叛逃出国，日本以为国民政府要出现变动，所以又推迟会期，期待新局面。联委会会议虽在24日举行，但形势的变化使这会议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既成伪政权的影响力日显不足，削弱了合流的意义。单纯由原有的伪政权组建中央政府达不到理想效果，这使日本把注意力转到国民政府内部亲日派身上，而对维新、临时政府合流组建新政府之事心不在焉，最后放弃了。当然筹建伪中央政府的工作并未停顿，而将以新方式进行。联委会从此形同虚设。
解体而归入汪伪政府
为提高日本侵略策略的效果，炮制伪中央政府的活动继以汪精卫“和平运动”方式进行。日本既以汪精卫集团为中心筹建新政府，又坚持“分治合作”政策，保留分治实质，照顾老牌汉奸利益。维新政府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解体而归入新成立的汪伪政府。
在南北伪政权合流活动进行的同时，日本策动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1938年5月，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计划落空后，日本内阁改组，对国民政府恢复了诱降活动。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的决定中有：“由于战争的发展，更要加强政治、经济、外交、思想等各方面的政略，积极帮助亲日反共势力，同时策动抗日阵营内部崩溃，酿成和平气氛，及破坏其财政经济基础，尽快促成中国现中央政府分裂崩溃，至少使其变成局部的地方政权。”[10]另外，日军扶持成立的维新、临时等伪政权都是由老牌亲日分子、北洋军阀余孽和国民党失意政客等一些政治渣滓组成，这些人早已声名狼藉，在政治上起不了什么影响。因此五相会议7月12日又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11]7月15日，五相会议就明确规定：先建联合委员会，新中央政府在几个既成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的前提下组建；在国民政府实际降为地方政权或发生改组前，“不建立新中央政府”；如果国民政府不会发生分裂或改组等情况，才以现有的傀儡政府组建中央政府；国民政府果真分裂或改组，亲日政权出现的话，就让它“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12]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公开恢复了诱降态度。
在这新阶段，国民政府内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与日本联络，12月19日汪精卫等叛逃到河内。汪精卫原先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西南地方实力派支持，成立反共反蒋的新中央政府，但未能实现。他们不得不于4、5月间进入日军占领区，打算依靠日军刺刀保护，建立新政权。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跟既成伪政权的汉奸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日本则作出二者利益兼顾的规定。
汪精卫能否起到摧毁国民政府的作用，日军各派之间看法很不相同。维新、临时政府汉奸对汪精卫出马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在日军面前的地位将被降低，汉奸权益将被后来者分享，甚至很可能受排挤。表面上老牌汉奸还是按卖国立场对汪精卫表示赞赏。
汪精卫从投敌起一直以“和平救国”自许，空想与日本谈判而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中国主权之大部分，力图避免既成伪政权那般的傀儡地位。因此汪精卫集团新汉奸(“后汉”)对既成伪政权老牌汉奸(“前汉”)持鄙视、排斥态度。出于这种自污不觉臭的观念，加上争权夺利愿望，1939年2月汪精卫在河内时，就向日本正式提出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的要求，作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条件之一。[13]
1939年5月底，汪精卫等赴日本，跟日本首相及陆军、外交大臣等会谈“组府”事宜。汪精卫再次要求，新政府建立时取消维新等伪政权。而日本6月6日五相会议《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已经决定：“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当适应其历史与现实，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准则”，“特别要考虑到我国对现有政权的特殊关系的处理。”[14]会谈中日本方面给汪精卫发热的头脑浇了凉水，声言筹建工作汪精卫集团须同维新政府等各派汉奸合作进行；可以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不取消它们的内容和事实；迄今为止日本同既成政权商定的协定与既成事实，也必须由新中央政府承袭下来。[15]另方面，日本政府答应汪精卫集团作为组建新政府活动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汪精卫集团与伪政权之间的对立，但同时也给他们日后展开争权纠纷，分别提供了依据。
此处对汪精卫集团的整个卖国活动不多讲，只叙述汪精卫集团与维新政府间的关系。汪精卫跟维新要人接触之初，互相谈不拢。
汪精卫回国后，开始跟各个伪政权首要人物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新政府肯定将设在南京，所以同华中维新政府的合作特别要紧。6月29日汪精卫在沪与维新政府首要人物就建立伪中央政府，分别会谈。双方意见不一。梁鸿志要求象华北、蒙疆那样，把维新政府变成名义上属中央的地方自治政府。[16]7月5日，汪精卫在京同梁鸿志第二次会谈。梁鸿志又希望新中央政府以维新政府为基础，将维新政府进行充实和改组而产生，各部长维持原状，仍由梁鸿志任行政院长。[17]汪精卫哪能接受。7月7日，汪精卫在沪同陈群会谈，陈群要求组建新政府不变动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18]
到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与维新政府间的对立有所缓和。
7月10日汪精卫在青岛与梁鸿志、王克敏会商。11日梁鸿志跟王克敏一起接见记者团时，表示要全力协助汪精卫。8月29日，汪精卫的幕后牵线人影佐要求注意尊重维新政府的利益。[19]汉奸之间的争斗，须有日军在背后指使或同意。此时日军内部派系矛盾，要服从于日本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从而不再是那么尖锐。后来到10月份，日本军部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了侵华日军指挥权，进一步减弱了在华日军派系矛盾。
汪精卫集团用国民党的名义和三民主义的口号掩饰卖国行为。8月28日在沪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卖国政策，为其卖国伪造法统根据。过去曾在国民党内的维新要人温宗尧、陈群、任援道被列为伪中央委员。
9月中旬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参加的所谓三巨头会议，在各方的日本后台老板操纵下，经过一阵明争暗斗，勉强达成协议。决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以筹组新政府，会议成员中汪集团的占三分之一，临时、维新方面的占三分之一，蒙疆方面及其它汉奸占三分之一，联委会、维新政府、临时政府先后发表了拥汪声明。
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日汪协定)。维新政府与汪伪政府的关系被确定下来。
日汪协定规定，蒙疆作为“高度之防共自治区域”，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改组而成)仅名义上属汪伪政府之下；华北具有“特殊性”，伪临时政府改组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受汪伪政府有限领导；而伪维新政府则解体，人员归入汪伪政府，其原有行政区域供汪伪政府作基本辖区，其卖国政务全由汪伪政府继承。协定附件中有：“尊重维新政府之立场而防止其动摇，同样诱导其融合而归一于中央政府，使其在中央政府树立前继续处理政务。”“中央政府树立后，虽使维新政府谅解而不设置政务委员会等，然关于其主要人物之体面与地位，汪方应考虑及之。”[20]
汪精卫集团在新政府人事安排上尽力排斥维新政府汉奸。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院长职位被推给梁鸿志、温宗尧。各部部长人选中，只有陈群因他跟日军关系好而留任内政部长，任援道有点伪军实力而在后来调任海军部长。院部职位上维新旧人几乎都处于闲职。对维新政府地方上的伪官，日军坚持必须留任一个时期以示怀柔，他们才得以保留原职。但汪伪政府成立后不久，他们也死的死，被排挤的被排挤。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就此成立。当天维新政府宣布“解消”。
纵观维新政府产生与解体的过程，尽管维新政府成立之日到解体之日间隔了整整两年，但它的产生过程与解体过程是前后紧连着。维新政府刚成立，其解体的打算就被日本方面提出来，而且付诸行动。产生与解体过程中含有一些共同性的东西。
产生与解体过程中矛盾重重，情况多变，而维新政府自始至终是服从日本侵华政策的需要，被日本摆布。它为“以华制华”、“分而治之”而建立，建立后被日本紧紧控制，随即又为炮制伪中央政府的新策略，经历了南北合流、“和平运动”两个阶段，最终解体。它不仅能替日本作殖民统治与掠夺的工具，而且还是日本手里的政治筹码，按侵略的需要分合去留，先押上来，再撤下去。
其次，维新政府在华中日军的直接操纵下，同时也服从华中日军的需要。华中日军始终跟日军别的派系有矛盾，这种矛盾冲突总是促使维新政府趋向于在华中保持独立性，独立于其它伪政权之外，以维护华中日伪的利益。
维新政府解体阶段里日本对伪政权的安排，保留着维新政府产生阶段日本侵略政策的实质。原来是“分而治之”，让几个伪政权完全分立；后来是“分治合作”，让地方性的伪政权在伪中央政府统属下分立，华中卖国政务由伪中央政府直接处理。这样始终便利于日本控制伪政权。
维新政府是个彻底地受日本操纵的傀儡汉奸政权。
（原载于《档案与建设》2008年第5期）
注释：
[1]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250页。
[2]《调查专报》生字第一号第二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七八三全宗第644卷。
[3]《调查专报》生字第一号第二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七八三全宗第644卷。
[4]《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十三全宗第2807卷。
[5]《维新政府聘用日本顾问暂行约定及附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二○○一全宗第23卷。
[6]《调查专报》生字第一号第二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七八三全宗第644卷。
[7]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90页。
[8]《“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第72页。
[9]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92页。
[10]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87页。
[11]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89页。
[12]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91页。
[13]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417页。
[14]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86页。
[15]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09-116页。
[16]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42-144页。
[17]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54页。
[18]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60页。
[19]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66-168页。
[20]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424-427页。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29 15: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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