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影响李顿调查团的关键实证
2015-04-30 10:36:26 来源：北京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国联调查团在北平会见张学良（左一）时的合影。
日军对沈阳的军事占领。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布的安民告示，在“九一八”第二天的上午就挂满沈阳街头。日军若不是早有准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这些布告。
1931年9月18日晚间，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中国军队，随即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突袭。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沈阳，短短4个月内，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把维护主权、主持公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联身上。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半年后，国联派出的调查团才来到了中国东北。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完全控制东北、傀儡“满洲国”成立的既成事实，侵略者用狡辩和表演遮蔽着“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这时，一份中国爱国人士冒死收集的证据材料几经辗转，秘密呈递到了国联调查团手上。这是国联调查团取得的最重要的一份物证。
那份证据材料至今仍保存于日内瓦的联合国图书馆，蓝色布袋的边角已经褪色，但上面用浅粉色丝线绣的英文“TRUTH”依旧鲜艳。
国联调查团姗姗来迟
1932年4月21日，国联派出的调查团抵达沈阳。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
沈阳当时改称“奉天”。满清之时，曾作为都城的沈阳也叫过奉天，以应“奉天承运”之意，但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将奉天改称沈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将沈阳又改回了奉天。这个城市名称的变化有着象征意义——他们扶植的傀儡、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刚刚在3月9日“登基”，宣告“满洲国”成立。“奉天市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四天就上任了，其人正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土肥原贤二。
事发半年之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计划已经全盘实施，东北在其完全控制之下，伪满洲国形式上已成事实，这时才去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为时晚矣。
国联调查团何以姗姗来迟？
国联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当时从欧洲到中国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是陆路，坐火车经过东欧、苏联，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东北，全程只需要半个月左右。另一条是海路，从欧洲出发，绕道美洲，横渡大西洋、太平洋，到达中国上海后改乘火车赴东北。这条路行程远、速度慢，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
国联调查团恰恰舍近求远，选择了海路，途经欧美，先探询了一遍欧美大国的口风。到了亚洲，他们的第一站不是“九一八”事变的受害者中国，反而是侵略者日本。调查团在日本盘桓半个月，会见了日本天皇、首相等政要。自然，他们在日本被灌输的，尽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种种作为是自卫行动”，“是为保护侨民和日本正当利益”，“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狡辩，甚至还有“如果日本在满蒙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不惜化国家为焦土，进行抗争”这样赤裸裸的威胁。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告诉记者，调查团先赴日本的行程安排，是日本在国联理事会上要求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让调查团充分了解日本的意图，对调查结果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个调查团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也是“顺应”了日本的要求。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就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请国联派员调查真相，主持公道。此后，国联也曾作出过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军，而日本对之置若罔闻。
王建学说：“国联本身其实仅仅是个无剑之鞘，没有设立军事机构和武装力量，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如果国联有约束力，也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何况，当时主导国联的西方大国，仍然习惯于对中国的瓜分掠夺、利益均沾，在自身利益未受到明显侵害的前提下，他们不会对日本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措。甚至在国联针对“九一八”事变的几次决议中，都回避了“侵略”的字眼儿。国民政府把维护主权的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原本就是想当然。
而到了1931年的11月21日，此前百般抵赖狡辩的日本驻国联代表忽然一反常态，主动要求国联派出调查团。这绝不是日本真的想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告知天下。此前两天，日本关东军占领了齐齐哈尔，基本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11月18日，日本特务机关刚刚把溥仪从天津秘密转移到了沈阳。他们这时要求国联派出调查团，目的在于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争取时间建立伪满洲国傀儡，以此造成既成事实，让国联的调查无济于事。
请国联派出调查团的要求本是中国提出的，却一直未被采纳，而日本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国联很快做出了响应。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派遣调查团的决议。
1932年1月29日，国联调查团成立。该团由英、法、美、德、意五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英国代表李顿为团长，因此国联调查团习惯上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国联交通部长、法国人哈斯被指派为调查团秘书长。
国联调查团于2月2日出发，2月29日先行抵达日本东京，半个月后才到了中国上海，那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日本为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东北的关注，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没想到遭遇了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
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时，“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火已歇，但上海的断壁残垣给调查团产生了冲击，李顿在日记中记载：“日本人已经挑起了战争，并且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打得极其残酷。”
随后，国联调查团一路北上，先后在南京、武汉、北平等地会见了蒋介石、张学良等中国政要，以及撤到关内的东北军将领。沿途，来自民间的申诉信、请愿书也雪片般地飞向调查团的驻地。他们无一例外地向国联调查团讲述、控诉着日本的侵略行径。
在中国和日本，国联调查团听到的是对“九一八”事变完全不同的两种表述。种种迹象表明，调查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揭示真相凭借的不仅仅是口头的讲述和控诉，更需要切实的证据。李顿的日记中，曾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们讲得非常清楚有力，回答也非常干脆，但是他们的回答却很少与现实有关。”
反倒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半年、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之后，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去给国联调查团布置、导演出充足的“实证”。
“我们愿意接触的人们”
为了“迎接”国联调查团，日本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按理说，国联调查团到中国来，应该是由国民政府负责全程接待，但在已经沦陷的东北，这一点显然是不现实的。非但如此，日本方面甚至想吓阻国民政府的代表随调查团进入东北。国联调查团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外相重光葵就发出恐吓：“日本可以保证国联调查团成员在满洲的绝对安全，但鉴于满洲混乱的局势，不能保证中国代表的安全。”
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是国联调查团的“襄助委员”，对日本发出的生命威胁不为所动，毅然前往沈阳。
日本见没能吓住顾维钧，在国联调查团的眼皮底下，也没敢对他真的采取什么举动。不过，在“保障安全”的名义下，调查团成员在沈阳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在日本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包围之下。特别是顾维钧，日本人对他的监视简直无孔不入。据顾维钧回忆，在沈阳期间，他甚至在自己居住房间的厕所里都发现了窃听装置。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的接待事宜，由日本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全权负责。满铁名义上是一家公司，实质上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满铁附属地就已经被日本搞成了“国中之国”。
王建学介绍，所谓“满铁附属地”，指的是满洲铁路两侧15华里的土地。依据日俄战争之后签订的《普兹茅斯协定》，日本攫取了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控制权，满铁附属地归其所有，他们在这些区域里逐步建立起了完备的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在东北的核心城市沈阳，满铁附属地的面积被扩大到了11平方公里，接近当时沈阳城市面积的一半。
从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到炮制“九一八”事变借口的“柳条湖事件”，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都是在铁路线上，并非偶然。
在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之前，满铁就已经印制了一套《想定问答集》，广为散发，强迫中国百姓背诵。比如当被问到“你是哪国人”时，必须回答自己“是满洲国人”。如果问题超出“想定”，一律缄口不言。
4月23日，国联调查团刚刚在沈阳大和宾馆住下，门口就聚集了数百名“请愿者”，要求面见调查团负责人。调查团秘书长哈斯出门与之相见，他们大声喊着说：“建立满洲国是民族自决自愿，国联无权干涉。”哈斯表示将把他们的“意愿”转达，又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回答说没有了。于是哈斯转身回了宾馆。
几个小时后，哈斯因事外出，发现这些人并未散去，或站、或坐，稀稀拉拉散布在宾馆门口，甚至有人倚躺在墙角晒着太阳。哈斯觉得奇怪，询问这些人为什么还不走，有人回答说：“今早有人找我们来喊口号，答应每个人给一块钱，可是到现在还没给钱。”
这荒唐的一幕让哈斯哭笑不得，却也是国联调查团面临的现实窘境。他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日本方面安排好的，明知是假，又找不到作假的证据。当时，满铁已经对中国百姓发出布告，严禁与国联调查团私自接触或通信，举报这些行为的人还将获得高额奖金。
但真相最终找到了呈现的途径。
4月25日，李顿收到了一封来自沈阳郊区法库县的信，署名是倪斐德博士。李顿和倪斐德都是英国人，早就熟识。看上去这是故人异国重逢时的私人信件，因而躲过了日本军警的审查。
倪斐德给李顿的信可不是叙旧，而是“请您审议一份关于满洲事件的私人和机密的报告说明书，这份报告是由居住在奉天的一群尽责的中国绅士们起草拟定的。”
按照倪斐德在信中的安排，当天晚上，李顿和哈斯一同前往英国牧师谭文纶家，与倪斐德会面，沈阳小河沿西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也受邀前往。这次会面俨然就是一群外国人聚会的家宴。谭文纶牧师家的餐厅把一直寸步不离调查团的日本陪同关在了门外。
倪斐德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一个名叫“沈阳爱国小组”的组织，信中具名者共有九人。信中说，他们收集制作了一套证据汇编，委托倪斐德转交国联调查团，希望“对贵团了解中国东北实际情况有所助益”。由于这些材料体量较大，不便携带，倪斐德将其存放在了沈阳英国领事馆。
倪斐德、谭文纶、雍维林三个在沈阳生活的英国人，证实了信中九个爱国人士姓名的真实性，这九个人都有良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人们所尊重，有卓越见识和独立见地。
“这正是我们愿意接触的人们。”李顿马上激动起来。
第二天下午，国联调查团以开会的名义前往沈阳英国领事馆，取阅了证据汇编。日本创办的《盛京时报》一直紧盯着国联调查团，对这次“会议”不明就里，他们在报道中写道：“调查团员离开领事馆时，俱面带笑容，似深感满意。”
“九君子”
国联调查团“面带笑容”，是因为他们终于拿到了可信的实证，他们的调查任务触及了真相。提供这些证据的沈阳爱国小组共有九个人，被称为沈阳“九君子”。
辽宁省社科院东北沦陷研究室主任张洁介绍，“九君子”是近年才被提出的新称谓。他们收集整理的“九一八”事变证据呈交国联调查团，后被带到瑞士日内瓦。直到2008年，他们的后人从联合国图书馆将证据复制品带回国，这份对国联调查结论起到重要作用的证据才公诸于世。“九君子”的身份和历史贡献也终于得到确认。
这九个人分别是：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院院长刘仲明，大学教授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张韵泠。张洁说，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名字，早已在东北党史、抗战史的研究中为人所熟知。比如巩天民，1925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沈阳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他也是“九君子”的核心人物。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九君子”就是沈阳爱国团体“友团”的活跃人物。“友团”是其成员间约定俗成的一个称呼，大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团体”，其成员都来自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这个组织聚集着当时沈阳的上流阶层和社会精英，张学良是青年会的常客，传奇性的战略情报家阎宝航当时是青年会总干事，并团结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组成“友团”。目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不断蚕食、掠夺，“友团”一直在秘密从事着反日救国活动。
“九一八”事变猝然发生，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下将东北拱手相让，3000万东北人民变成了亡国奴。东北军主力虽然撤往关内，但抗日的烽火一直未息。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在“九一八”当天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以政府的名义率部奋起抗击。此后，各路抗日义勇军更是此起彼伏。
就在国联调查团抵达沈阳后不久，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代表黄宇宙设法见到了李顿。仓促间只有5分钟的会面时间，黄宇宙向调查团申明日本的武力侵略，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李顿：“希望调查团主持公道，不要纵容日本侵略者。在一个星期内如果你听不到枪声，那就算我们中国人真的做了亡国奴。”
如其所言，辽东、辽南的抗日义勇军发动了对沈阳的进攻。当然，这样的攻击无异于飞蛾扑火，但是愤怒的枪声让国联调查团了解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
不过，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沈阳知识分子来说，横刀立马、血染征衣的武装斗争并不现实。他们曾寄希望于张学良，期望他率军打回东北。1932年初，巩天民带着沈阳文教、工商界代表联合签名的请愿书，到北平敦请张学良：“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东北民众，引颈而望。”然而，张学良的答复却是“实力不足，还需相机行事。”
巩天民没能如愿搬来东北军，但他了解到国民政府将“九一八”事变诉诸国联仲裁的策略，并获知国联调查团已经出发的消息。这些爱国知识分子们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方式——向调查团呈递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证。在刘仲明的回忆文章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一些老友（指阎宝航等）已去关内，奔走抗日，当此紧要关头，这个揭穿日本侵略及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抗日活动，只有由我们来承担。”
“友团”中联系最紧密的九个人走到了一起。
根据刘仲明的回忆，“九君子”搜集日本罪证主要针对日本的三个欺世谬论：
第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属于“自卫”，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所致；
第二，中国不能维持东北秩序，日本占据东北各城，是为“维持秩序”；
第三，建立“满洲国”是东北居民意愿，日本和国际社会无权干涉。
这三个说法一经揭穿，日本的侵略行径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九个人都是当时沈阳上流阶层，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特别是几位大学教授，都有留学英国的背景，他们非常熟悉西方的法制观念和看重实证的思维模式。因而，“九君子”搜集证据的方向契合了国联调查团所需。不同于此前国民政府政要们激烈的控诉，“九君子”始终没有与国联调查团相见，但他们提供的材料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
巩天民
刘仲明
▲日军在沈阳街头张贴布告。
“TRUTH”的蓝布包（复制品）。
证据材料
在日伪完全控制的沈阳，军警宪特密布。想在这里收集日本侵华罪行的证据，无异于火中取栗，危险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九君子”皆已过世多年，他们留下了详尽的“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证据，对收集证据过程的记述却极为简略。如今，我们只能从零散的记录中去感受那份惊险。
“九君子”搜集的证据内容以事实材料为主，主要是日军发布的公告、布告、日伪政权的“官方”文件以及现场照片。他们结合着自身的职业分头行动，巩天民负责银行工商界，刘仲明负责卫生医药界，张查理、毕天明等人谙熟英语，由他们负责整理证据，并附之以英文翻译。
照片是最可信的证据。在上世纪30年代初，照相机是奢侈品，远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拥有的，而“九君子”都是高收入者，对他们而言，购买一架照相机并不是难事。他们当中的刘仲明就是一位摄影爱好者，而且，他的照相机是当时非常高档的皮腔折叠相机，大小和现在的卡片相机相当，易于携带、隐蔽。
刘仲明拿着它拍摄了大量“庆祝满洲国成立”的游行、集会照片。拍摄这些照片的过程可以说是堂而皇之的，日本人也不会想到，刘仲明的取景器里不但有“庆祝”的人群，还有包围着人群的荷枪实弹的日军——用刺刀押解着人们去庆祝，谁都看得出这场“庆祝”是如何身不由己。
而有些照片，则需要“九君子”去冒险偷拍。比如“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沈阳街头设置的军事设施。现在已经无法获知毕天民是如何偷拍成功的，但留存下来的照片，证明了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沈阳的军事占领。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布的安民告示，高三尺，宽两尺半，是印刷制品。若不是早有准备，这些大幅的告示怎么会在“九一八”的第二天上午就贴满了沈阳街头？
还有很多日军、伪治安维持会发布的告示，是“九君子”趁着夜深人静，偷偷揭下来的。据巩天民回忆，揭布告时，首先要用水将其润湿，才能完整地揭开。起初，他们手法生疏，常常会把布告的字打湿，或者把布告撕破。幸好，沈阳城内这样的布告很多，很快他们的“技术”就非常熟练了。
日军强行接收东北财政的布告，贴在沈阳财政厅的门前，门口有日军站岗，不可能揭走，只能拍照。即便拍照也不能当着日军守卫的面，还是要偷拍。
偷拍的任务交给了“九君子”中最年轻的毕天民。天还没亮，毕天民就偷偷爬到了财政厅对面一家商号的楼顶，伏在上面等着太阳升起。
趴的时间久了，毕天民两腿发麻。他想活动一下腿，却把一个瓦片碰落到商号的院子里。响声惊动了商号的伙计，院子里一阵吵嚷。毕天民吓得紧贴在房顶上一动不动。幸好，这些人并没有进一步追查。
等到阳光照射进财政厅的大门，毕天民偷偷从房脊的空隙中伸出镜头。趁着一辆汽车驶过的轰鸣，毕天民按下了快门。
还有一些证据甚至就是日伪送到“九君子”手上的。比如伪沈阳市政府曾给沈阳商会发函，要求派人参加“建国”游行，对参加者共奖赏一千元。悬赏游行，何其讽刺。沈阳商会的会长是巩天民，这份函件自然被他收藏了起来。
另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证据，获取的渠道极为隐秘，在“九君子”的记述和回忆中都有意地将其模糊处理。他们拿到了一批日军给伪奉天省政府的命令，直接证明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九君子”只提到这些证据来自一位伪省政府“管卷人”，至于这位“管卷人”姓字名谁、究竟是何职务，再也无从考证。
“TRUTH”
从1932年2月份开始，历时将近两个月时间，“九君子”将收集到的证据资料归纳整理，去粗取精选取了300余件，包括当年的报纸、照片、日军发布的公告以及当事人的目击证言。所有这些证据都被粘贴到一个大相簿中，并做了编号索引。
在这本相簿之外，谙熟英语的刘仲明等人为这些证据编写了英文说明，以方便国联调查团阅读。英文说明围绕着事先确定的三个主题，分作三篇，说明各证据的要点，有理有据、环环相扣地揭穿了日本侵略者的谎言谬论。
证据汇编完成后，张查理的夫人为其制作了一个蓝缎子布包，并用红色丝线绣上了英文“TRUTH”。
“TRUTH”即“真相”，这是中国人要让世界知道的真相。
“TRUTH”制作完成，但如何把它交给国联调查团，却成了“九君子”的一个难题。国联调查团到达之前，日伪就已经布下严令，禁止与国联调查团私自接触和通信。日伪军警宪特散布街头，监视、审查密如罗网。
刘仲明的回忆中记录了他们的“一番踌躇”：“纵然个人冒险递交，虽将生死置于度外，但铁证文件一旦被日伪搜去，败于垂成，岂不万分可惜……必须另谋安全送达之道。”
经过慎重考量，“九君子”决定委托在沈阳的外国人转交。这份“TRUTH”是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来的，英文说明的最后，还有九个人的亲笔签名，一旦暴露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也是一次生命之托。
“九君子”最先想到的是小河沿西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因为九个人中有六个人是学医出身，平时与雍维林交往颇多，相信他为人正直，值得托付。
刘仲明找到了雍维林，说明来意。雍维林虽然深受感动，却并不是国际法律认可的转交人，他解释了递交证据的法律程序。
首先，递交证据材料必须附有递交者负责人署名的正式信件，若仅仅是材料而没有信件，按照国际法庭的惯例，会将其视为密告，而不予采信；
其次，证据应该是由提供者本人递交，如果是转交，则转交人必须经法庭认可，并且能够证明证据提供者签名的真实性。
雍维林本人与国际调查团没有任何联系，得不到他们的认可，因此不能亲手转交“TRUTH”。不过，他向刘仲明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居住在沈阳法库的倪斐德。倪斐德拥有博士学位，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相识多年，是一个能得到国联调查团认可的转交人。
雍维林还亲笔给倪斐德写信，向他道明了这份证据材料的搜集过程和重要价值。倪斐德也深受感动，他当即来到沈阳，并亲自到刘仲明家拜访。
把“TRUTH”交到倪斐德手上的一幕，在刘仲明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记，28年后的1960年，他撰写回忆录时还一字不差地记下了倪斐德的话：“Now I take this,if I die,I die for a great cause.(现在我拿着它，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倪斐德果然不负重托，把“TRUTH”安全地转交给了国联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1932年6月，国联调查团完成了在中国东北的调查任务，返回北平，随即开始起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10月成稿，11月提交国联理事会讨论。直到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日本在这次大会上投出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国联特别大会刚刚宣布投票结果，日本代表团就起身离席，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前退出了会场。日本首席代表松岗洋右在走出国联会议厅前，气急败坏地宣称：“日本就中日纠纷而与国联合作的努力已经到了终点。”
一个月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为何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大为光火？
张洁告诉记者，实际上日本并不在乎国联。无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战略图谋都已经实现了，也不会因为国联决议而改变他们侵略中国的既定政策。
在国联调查团的中国行之后，李顿有了第二次日本之行，他明显感觉到了日本对国联调查和拟定之中的《报告书》的不屑一顾。李顿在1932年7月13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最好还是待在北平，写我们的报告，因为日本政府对我们的看法根本没兴趣。……他们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不关心中国的态度怎样，他们不打算和任何国家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国。他们也不太关心我的报告。”
最后定稿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反倒让日本看清了国联的虚弱和西方大国谋求一己之私的外交本质。此后日本愈加地横行无忌，与国际社会的纵容和绥靖政策不无关系。
日本的怒气，其实是谎言被揭穿后的恼羞成怒。
尽管《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有诸多矛盾和偏颇之处，但它还是阐明了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公认之事实。”
第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夜间见诸实行，迅速准确。”
第三，“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伪满洲国）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伪满洲国）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王建学认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可以说是中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却是一次没有胜利的胜利。”
所谓“胜利”，指的是《报告书》在事关中国主权的三个关键事实上阐明了真相。
显而易见，《报告书》中对这些事实的阐明，与“TRUTH”揭露的三个主题直接相关。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结尾，还特意提到“在奉天接触到一些银行家、教育家、医师等人士”，指的就是“九君子”呈递“TRUTH”一事。
王建学说，《报告书》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并不是仅仅依据“TRUTH”之力。国联调查团在中国期间，会见中国政要、“九一八”事变亲历者，收到了数以万计的民间控诉信、请愿书，包括他们自己的实际调查，都从不同角度揭露着这些真相。不过，从国联调查团的调查过程来看，真正为这些真相提供了现实证据的，只有“TRUTH”。它的客观性和实证性，是西方法律体系中极为看重的。
东北人民的控诉信中反映日军在中国残害无辜，“TRUTH”中有沈阳城内惨遭日军枪击的平民伤亡名单和被枪杀市民的图片为证；控诉信中说“满洲国”是强奸民意而产生，“TRUTH”里有刺刀监督下的市民请愿图片为证……
对比《报告书》中很多罔顾事实的偏颇，这三个关键事实能够得到国联调查团的确认，应该与“TRUTH”提供的无可辩驳的铁证有着直接关系。
之所以又说《没有胜利》，是因为《报告书》的很多内容都袒护了日本的侵略行径，甚至通篇都没有使用“侵略”二字，而将“九一八”事变定义为中日冲突，“中国人抵制日货的活动”居然成了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在最后的处理意见中，《报告书》也没有要求日本撤军，更没有任何的惩罚性建议，而是站在西方列强的利益上，提出中国东北应实行“国际共管”，“高度自治”。
中国的主权没有因为国联的介入和调查得到保护，公理和正义也没有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得到体现。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经发表，就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抨击者有之，时至今日，如何评价《报告书》在史学界仍莫衷一是。
对国联调查团曾寄予厚望、为之甘冒生命危险呈递证据的“九君子”，在《报告书》发表之后也难掩失望。刘仲明在回忆录中就写道：“从解决实际问题来讲，国联是大大失败！”
聊堪慰藉的是，他们收集整理的“TRUTH”“借国联调查团之手，公布于天下，使日本的侵略面目暴露无遗，使中国在国际论坛上伸张正义，赢得世界人类同情，对我国抗战是一个有利因素。”
抗议者的材料
由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谎言被揭露，日本在国际舆论中大失颜面，他们对中国爱国人士展开了报复，大肆抓捕国联调查团曾经接触过的东北人士。“九君子”中，除张韵泠外悉数被捕入狱。
不过，这场抓捕并没有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之后马上进行，而是拖到了两年之后的1935年。
日本当时就明确知道有一份证据材料秘密交到了国联调查团手上。王建学告诉记者，2006年，一家日本媒体筹拍“九一八”事变纪录片，日本记者找到了他，询问“TRUTH”的情况及下落。这让王建学深感惊讶。当时在国内研究界，知道“TRUTH”一事的也不过寥寥几人，而且全部所知也只是一份刘仲明的回忆录和个别零星的记载，并未得到重视。而在日本的文件档案中，却有着对“TRUTH”的记载。虽然他们也不清楚“TRUTH”的具体内容，但很清楚这份材料对《报告书》产生的影响。
其实，日本当时要“破案”并不难。尽管《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没有提到“TRUTH”一事，而且也不会对外出示“九君子”的签名，但《报告书》最后类似“鸣谢”地说，“在奉天接触到一些银行家、教育家、医师等人士”，只要稍稍排查一下就能大致锁定“九君子”的范围。
但是日本还是等了两年才对这些人进行抓捕，也许这是故意为之，模糊这些人被捕与国联调查的联系。在巩天民、刘仲明等人的回忆中，日军对他们的审讯明确指向了为国联调查团呈递证据一事。
巩天民的被捕还附带着更大的危险。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沈阳工商界组建了“卫生会”，向抗日义勇军秘密输送资金和药品。“卫生会”的分户账由他保管，那上面登记着上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名字。一旦被日军搜出，后果不堪设想。
日军抓走巩天民之前，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巩天民急中生智，从柜子中取出“卫生会”账本交给妻子呼泽生：“以后家里的柴米油盐，让老大记账。”
呼泽生知道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账本，丈夫故意这样说，一定是个重要的东西。恰巧，她怀里抱着的幼子五儿正发高烧，哭闹不止。巩天民做出不胜其烦的样子说：“把孩子抱走！”呼泽生借机走了出去。
几天后，躲过搜捕的张韵泠悄悄找到巩天民家，从煤堆中扒出了“卫生会”分户账。账本上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得以保全。
“九君子”及大批爱国人士被捕后，大多遭受了严刑拷打，但由于查无实据，这些人在沈阳又多有名望，日军最后只能放人了事。
其实，当时“九君子”制作的“TRUTH”还有一份备份，埋藏在张查理家后院的一棵丁香树下。待到1945年日本投降，“九君子”才把这份“TRUTH”挖出。可惜经年日久，纸张早已腐烂殆尽。“TRUTH”的真容自此隐匿在岁月之中，“九君子”的历史贡献也不为人所知。
直到2008年，“九君子”的后人多方查找，才最终确定，当年呈递国联调查团的那份“TRUTH”保存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图书馆。旅居德国的巩天民孙女巩捷从法兰克福驱车前往日内瓦。接待她的图书馆档案资料负责人十分激动：“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
“TRUTH”作为附件，与当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存放在一起，被列为“抗议者的材料”。它依然装在“九君子”制作的蓝色布包内，红色丝线刺绣的“TRUTH”字样鲜艳如血。
“九君子”的后人们将这份沉甸甸的证据进行了复制，带回国内。现在，它静静地陈列于沈阳“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向世人证明着那段历史的真相。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30 10: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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