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与辛亥革命
2018-09-04 10:09:09  来源：作者：李崴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李济深很早就投入到辛亥革命运动中，在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时期参与东征北伐、统一两广，创建军校、培养人才;在中山先生逝世后，继承孙先生的遗愿，在广东省革命政府内履行政务、发展民生;在军阀混战中，坚持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政府;在内战外患中，支持抗战，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与并领导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组织，为实现和实践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而奋斗。本文主要从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来展示出李济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李济深先生，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的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传统的中华文化的熏陶。16岁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蒙。后来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中学、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新军任见习官、排长，后入广东陆军讲武堂继续学习。1909年，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这段时间他受到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军事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教育。本文将通过李济深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时期、以及中山先生逝世后，继承孙先生的遗愿、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重要事件和历程来展示李济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1、直接参与辛亥革命

　　1911年李济深正在清政府控制下的保定军校学习，一得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他就与他的同校、同期、同班、同寝室、同一张床，骶足而眠的广东同学、同盟会会员何贯中一起直接投身到辛亥革命中去。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夜，他们带领同学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浏河铁桥，以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1911年12月，当他得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便与何贯中、张文等满腔热情赶到上海，找到了李在广东陆军速成中学的同学、同盟会会员、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此时，姚雨平正为缺乏军事人才而着急，李济深等军校专才的到来恰似雪中送炭，立即被姚雨平委任为北伐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是各省北伐军的主力，1912年1月正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这次北伐中，李济深不但参与制定作战计划，还亲自到前线指挥、督战、冲锋，为广东北伐军连续取得了固镇、宿州和徐州三次大败清军战役的胜利，立下了重要战功。后来广东北伐军改编为第四军，姚雨平任军长，李济深被破格提拔为所属两个师之一的二十二师参谋长。粤军在津浦线主战场的辉煌战绩，大大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反清战斗。1912年2月12日，最终迫使清朝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满清王朝被彻底推翻，我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宣告结束。

　　2，支持并参与孙中山革命政府

　　第一次北伐后，李济深回到北方继续学习，此时保定军校已迁至北京并改名为陆军大学。1914年李济深毕业后留校任教五年，他“努力奉公，教学不倦”，为我国军界培养了一批批高级军事人才，被誉为“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与此同时，他还对我国学术、文化思想进行研究，并由此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北京大学教师梁漱溟、国民党民主人士张难先等，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终身挚友(这在1924年-1929年期间李济深推行孙中山“扶助工农”政策，力邀梁到广东搞农民讲习所——乡治，可知) 。

　　当时北京陆大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李济深直接面对北洋军阀的保守、落后与腐败，一直感到非常的压抑。1921年春在当时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的劝说下，李济深辞去陆大的职务南下广州，并由自己最敬佩的挚友邓铿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参与到孙中山1921年4月成立的中华民国(广州)政府中，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数月后便升任师参谋长。1921年6月，孙中山命令粤军第一师去抵御北洋军阀支持下的桂系部队的进攻，邓铿和李济深带领的第一师在整训后的第一仗就取得了消灭桂系沈鸿英部一万余人的显赫战绩，为保护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立下了首功。

　　1922年3月，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陈炯明叛乱哗变并窃取了粤军总司令的职务，李济深难过之极正想离开第一师之际，身在上海的孙中山认为，第一师对革命仍可有所作为，便派陈可钰到广州劝说李济深千万不可离开第一师 。李济深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留在第一师继续担任参谋长，卧薪尝胆，组织力量，等待时机。1922年10月，李济深让邓演达秘密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并接受了联合滇桂军队待机讨伐陈炯明的指示 。终于在1922年12月，粤滇桂联军顺利收复广州，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第一师师长。之后，李济深率领大元帅府大本营的这支劲旅，北战邓琢如、南歼陈德春、西阀沈鸿英，为保卫孙中山广州革命政权再立新功。

　　为便于全盘处理西江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数十个县的事务，1923年7月孙中山专门成立了“西江善后督办公署”，破格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负责处理西江地区(所有西江流域由梧州到江门四邑各地)的一切军政、经济事务，成为西江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公署设广东肇庆 。李济深在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的直接领导支持下，严于律己、奉公守法、勤俭朴素、平易近人，开展了平定广西、推动两广政治统一，从而扩大了革命政权的版图;扶持李宗仁、黄绍宏的定桂军、介绍并推荐黄、李、白(白崇禧)加入中国国民党，从而壮大了革命的队伍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原是蒋介石，但蒋对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的人事安排不满，没有到职，并自动离开广州到上海。孙中山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长。廖仲恺知道李济深的能力与为人，故在整个筹备军校期间对李厚爱有加，并加以重用。李对孙中山办军校是发自内心地拥护，不但提出许多有创建性的意见，还从粤军第一师中提取现款3万余元、抽出枪支200多支，以致将自己的爱将邓演达、严重、陈诚等调往军校工作。能否招到好的生源是办军校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在军校筹办期间，孙中山就委任李济深、王柏龄等七人组成“入学试验委员会”，李济深任代理委员长负责主持学院的考试录取工作，第一期就在全国录取学员近500人。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学校分设教练、教授、政治三个部，李济深被任教练部少将主任。可以说在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培养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的过程中，李济深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广东革命政府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大大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从1924年11月广州大元帅府决定由滇军、桂军和由黄埔军校学生及部分第一师官兵组成的粤军兵分左中右三路的东征之战可以证明。当时东征的目的是反击陈炯明叛军。由于滇桂两军司令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早已暗中勾结，按兵不动，此次东征就成了粤军与叛军的决战。尽管如此，粤军用了仅仅两个月就将叛军打得仓皇而逃。虽然李济深本人没有参加东征，但黄埔军校学生英勇的战斗士气以及战斗力无疑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这也验证了孙中山在11月北上前检阅黄埔学生时所讲的话：“嗟乎!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

　　正当广州革命政府东征胜利进军之时，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的消息传来，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露出反革命真面目，率兵直逼广州，图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李济深亲自率粤军第一师与赣军朱培德部、湘军谭延闿部一起打败了叛军，于6月平定了杨刘叛乱，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1925年8月，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之后克惠州、占平山、进紫金，至11月中旬全歼陈炯明叛军，完全收复东江，取得第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李济深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南路军阀邓本殷。到1926年2月中旬彻底消灭邓匪部，广东全省从此获得完全统一。李济深因其南征北战战功卓著，在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周恩来曾经指出：“1923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身于这个师。”

　　3，履行中山先生遗愿，为民主共和而奋斗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梧州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随后在李济深先生的倡议下，开始集资筹建中山纪念堂，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1926年元月奠基，1928年夏天正式动工，1930年10月建成了这座中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随后，1929年1月李济深又为全世界最大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奠基。为发扬孙中山不断革命的精神，纪念和践行孙中山的遗志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孙中山在1923年1月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 以革命武装进行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是孙中山先生生前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两广根据地统一后，1926年春，国民政府便着手准备北伐。6月国民政府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留在广州保证北伐军的军需供给和人力物力支援，并兼任北伐军后方留守总司令和黄埔军校副校长，指挥广东的七个警备区。此外，李也直接指挥了攻克江西战略重镇赣州的战役，赣州攻克后，北伐军在江西转入全面进攻。最终在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占领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都武汉。12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以李济深、何香凝、孙科等七人为委员，李济深任主席，并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省军事厅厅长。

　　在任广东省主席时期，为调整各方关系，解决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李济深按照《总理遗嘱》的要求做了以下几件重要事情：1，划分防区，加强治安，稳定各地局势。2，与港督互访广州、香港，改善粤港关系，恢复两地正常经济贸易交往，促进市场繁荣、工人就业。3，救济灾民，安定民生，并逐步改良农村社会。4，修筑交通公路桥梁，发展内河航运，开办西村水泥厂、广南造船厂等经济建设工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济深为了顾全大局，更好地落实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还做了两件十分高风亮节的事情：第一件是主动申请辞去广东省主席职务，推荐原第11军军长陈铭枢担任。另一件是想以自己的行动为全国军队缩编带个好头，他对蒋介石在军队编遣上只裁别人、不裁自己深为不满，并提出批评说：“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已经结束了，应该从事建设”,“我不愿看到国内再有内战”，也不愿到南京供职，而是“自请归田”。此电当然令蒋介石大为不满。

　　1929年3月李济深为尽力避免一场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害的内战，亲赴南京致力调停蒋桂矛盾，蒋介石却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 、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在同年的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李济深作为中央委员，闭幕时发表演说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要把公心拿出来”，“第二，要诚，不要各怀鬼胎”，“第三，要刷新精神” ，号召大家学习冯玉祥刻苦自励的品德，克服贪污腐败作风，造成廉洁政府;并大声疾呼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必须彻底铲除独裁统治，捍卫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 、蔡廷锴 、蒋光鼐为首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再此之前的10月份，李济深第二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李发表了重要的演说：“时至今日，要想救国、救家、救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重围中冲开出路，非全民众起来共同奋斗，没有第二个办法。” 成立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十三条基本主张，主要有：中国为中华全生产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人民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实现农业人民生产之彻底解放;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等。政府委员在宣誓就职后，李济深表示：“革命政府是人民产生的政府”，“《人民权利宣言》已是政府之宪章，谨以至诚努力奉行，不敢惑懈”，要为民族“真正之自由与独立”、为“铲除阻碍社会进化之封建残余势力”、为“保障人民权利”、 “建设合理的新中国”而与大家“一致努力”。 福建人民政府的基本纲领政策主要如下：一、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外国在华企业有危害中华民族利益者，得限制或没收之。二、打倒军阀，取消党治，还政于民，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三、实行普选，保障人权，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四、铲除封建残余势力，力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计口授田。五、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厉行关税自主，厉行普及教育。从以上这些纲领可以看出，李济深及福建人民政府的这些领导者在政治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和进行抗日，并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民族工商业，进行现代化工业建设。 这些主张与孙中山先生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无疑也是进步的，是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愿的具体实践。

　　在南京政府的强大压力下，由于福建人民政府与各省的实力派联系沟通不够充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谈判也没能成功，加上在蒋介石大军压境时处理战略上也有问题，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不到三个月就失败了。但这毕竟是李济深与一批国民党民主人士实践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第一次最大的具体行动。之后，1935年7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又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12月大同盟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自己的基本政治目标。并提出了八项行动纲领——继续延续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又爆发了。毛泽东、朱德代表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了《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表示“愿意首先和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9月23日毛泽东亲笔致函给李济深，并向原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人表示问候，信中表示：“甚愿按照新的斗争纲领订立新的协定，共同向着抗日救国目标致其最精诚之努力”。 “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李济深指示大同盟接受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并制定了大同盟新的“八条行动纲领”，主要内容有：召集人民救国会议，讨论救国方案;组织抗日国防政府，成立全国抗日联军;随时随地武装民众，发动自发的全国抗日战争;释放救国的政治犯，争取救国的一切自由等等。大同盟的新纲领更反映了中山先生的思想。

　　1943年李济深就和国民党元老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多次商量酝酿成立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以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三民主义。1946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广州成立，通过了《成立宣言》，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其《成立宣言》中指出：“欲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民促提出了70多条纲领主张，主要内容包括：一、政治上实行政治民主化。国家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人民全体。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地位。国民党应根据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学术、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实行普选制，由普选所产生之人民代表组织的国民大会，有制定宪法颁布宪法及行使宪法所赋予之权;……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各省省宪由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各省行政首长实行民选;中华民国之各民族，应一律平等，各民族依据其大多数人民之意志，有自决之权。二、军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当前要严厉实行全面复员，……停止内战。三、外交上实行公开化。四、经济上实行国家现代化。为实现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遵循四个基本途径：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保障人民就业乐业。……在农村除实行减租减息、取缔高利贷，铲除封建剥削外，应实现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政策。……五、文化教育上实行公民普及教育。六、社会政策上实行充分的社会保障。民促会的成立，就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和重视，当时周恩来就致函给蔡廷锴、蒋光鼐先生，信中说：“奉闻民主促进会之工作，在先生指导下，民主浪潮蓬勃发展，无任欢腾。”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的成立，对于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促进了国内的和平民主进程。此外在1947年4月，李济深又受到另一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的邀请，并被选为中国致公党的主席。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1947年底，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发表的《成立宣言》指出：随着国际国内革命环境的演变，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必须加以充实与发展：今日之联俄政策，应依照孙总理的临终遗嘱，扩大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政策;今日的容共政策，应扩大为联合国内一切民主党派的政策;今日的扶助工农政策，必须具备实现孙总理“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内容，并保障劳动者“免于失业、饥饿”的权利。宣言最后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的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表示愿意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也明确了基本同样的内容。三条总纲为：一、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二、以孙中山领导下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三、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并提出消极方面的六条、积极方面十八条具体纲领。 可以说，与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共同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李济深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和革命事业的最伟大功绩，这也是对辛亥革命运动精神的最好承传。5月5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参加了新中国建立的筹备工作。1949年10月，李济深被选举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先生建立共和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4，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意义

　　1956年，李济深先生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学习”的长篇纪念文章，其中说道：“对一个革命家最好的纪念就是贯彻他的革命主张，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先生怀抱着极其崇高的革命理想，并且为它们的实现战斗了一生，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是李济深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习孙中山做一个坚强的爱国反帝的战士。孙中山先生从小就下定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决心。为实现这个理想，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十次失败，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对军阀的斗争，同样受到帝国主义的直接间接的破坏。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企图压迫孙中山放弃救中国的志愿，而孙中山先生是坚决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第二，学习孙中山先生建立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先生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反对富人剥削穷人的同时，更憎恨强国侵略弱国，大国压迫小国。所以到了他的晚年，更十分渴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享受着充分的民主自由，我们先人所理想的“幼有所长，老有所终”的社会，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要全力来支持人类的一切进步事业。

　　第三，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孙中山指出中国人民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1925年，孙中山先生为了争取实现和平统一，不惜冒险北上，弥留之际，还反复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维持远东及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革命达到目的之后，那时不单我们灿烂的国家开一新纪元，就是全人类也将得到一个光明的局面。全世界的和平，必定将跟中国的革命而实现出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必将如孙中山先生所期许的，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福利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第四，学习孙中山先生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发展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能够跟着时代不断地向前进。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建立共和国理想的人。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们在现阶段的纲领是互相一致的。从毛泽东主席这个科学的历史评价，我们可以认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向前发展所达到的高度。

　　正如李济深先生所说：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奋斗了四十年，经过了无数曲折的道路，然而他总是不断前进的;他这种不断进步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就在于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我们要使自己的思想不落后于实际，必须努力效法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精神!

　　姜平、罗克祥 《李济深传》p.8-p.9，档案出版社，1993.10

　　梁漱溟 《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姜平 《李济深全传》p.11-p.17，团结出版社，2002.6

　　《李济深诗文选》，李济深先生略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邓演达》p.26-p.27，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姜平 《李济深全传》p.26-p.27，团结出版社，2002.6

　　孙中山《大元帅训令第239号》载台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p.119，

　　姜平 《李济深全传》p.28-p.32，团结出版社，2002.6

　　姜平、罗克祥 《李济深传》p.38-p.40，档案出版社，1993.10

　　姜平 《李济深全传》p.38-p.40，团结出版社，2002.6

　　马全忠 《中华民国百年纪事》p.31,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6

　　姜平 《李济深全传》p.40-p.50，团结出版社，2002.6

　　《周恩来选集》上卷 p.114，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全忠 《中华民国百年纪事》p.27,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6

　　姜平 《李济深全传》p.52-p.57，团结出版社，2002.6

　　梁漱溟 “追忆广州往事”，载《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李济深诗文选》，李济深先生略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载《国闻周报》卷九第二期，台湾

　　《福建事变档案资料》 p.9，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福建事变——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p.69-70,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姜平 《李济深全传》p.106-p.108，团结出版社，2002.6

　　《抗战中的中国政治》p.44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姜平 《李济深全传》p.117-p.123，团结出版社，2002.6

　　姜平 《李济深全传》p.190-p.193，团结出版社，2002.6

　　李济深在广州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与马叙伦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46年11月合并，李、马分别任理事会正副主席。由于两个“民促”的成员基础不同，一个主要是国民党军人，一个主要是无党派知识分子，最终在1947年底李、马再次协商分开，为在名称上区别，李济深领导的“民促”改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马叙伦为主席的原名不变，简称为“民进”。

　　参见国家数字文化网(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条目

　　参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网站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9 09: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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