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场与战将（１）
2018-09-06 21:57:2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连载：《苦难辉煌》　 作者：金一南

　　平心而论，“围剿”不成，并非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打仗。

　　国民党方面不乏善战之人。蒋介石手下就有著名的“八大金刚”: 何应钦，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继承，陈诚，蒋鼎文，张治中。

　　人们皆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朱毛”之称，却鲜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黄埔党军也曾被称为“蒋何”。

　　一度与蒋介石并列的何应钦，生于贵州兴义县泥荡村。1906年贵州开办陆军小学，规定每县保送一人，何应钦时16岁，以兴义县第一名成绩保送。陆小毕业再保送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陆军部从三个陆军中学考选20名学生赴日深造，何应考人选，入东京振武学校。

　　何应钦是以优异成绩开路的，却不知道振武学校有一个高他两年级叫蒋志清的同学也是如此。1906年，蒋志清报考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当时浙江省报名者千余人，仅招收60，其中还有46名由武备学堂保送，自由招考名额仅有14人。蒋志清被招生甄试挑选出来，入千分之十四以内。

　　蒋志清即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

　　何在振武学校不认识蒋志清。蒋受“坚船利炮”现实影响，选学炮科;何则以传统的“步战决胜”为信条，选学步科。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两人返国，皆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事，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何任都督府训练科一等科员，仍然不识。历史的这两个交汇点，蒋、何都没有相遇。

　　两人知遇是在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兴办之日，却正是何应钦落魄之时。

　　何由日本返国后回其家乡贵州寻求发展。初被黔军总司令王电轮宠信，后与贵州督军刘如周之外甥女结婚。贵州两大实力人物皆与何有缘，可谓是春风得意，大树乘凉，前途无限光明。当时黔军一共有三个混成旅，何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任贵阳警备司令。

　　但好景不长。1920年，贵州政局突变。黔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团长孙剑峰发动政变，何被迫辞去所兼各职，被挤出贵州，赶到云南。

　　在昆明又遇行刺，身中两枪。一枪在胸，一枪在腿。胸部子弹幸未贯穿，留下一条性命。黔军这两枪让何应钦在昆明的法国医院住了半年。自幼立志从军报国，但最先尝到的枪伤，竟是来自自己人的子弹，这不能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憾。

　　也彻底破灭了他对贵州事业梦幻。

　　出院后他即去上海，闲住将近两年。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不够过长期寓公生活，不得不为前途打算。想去广州，但眼见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不妙;想去北京，又苦与北洋系实权人物无甚机缘。焦灼之间，得悉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任校长。他与蒋虽无深交，却与王柏龄相熟。于是托王向蒋介绍。

　　本来黄埔党军是应该称为“蒋、王”、而不是“蒋、何”的。

　　王柏龄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在保定军校同时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学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 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王柏龄任参谋;后蒋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便电邀王到广州，任大元帅府行营高参;后来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王柏龄的排名皆仅次于蒋。军校正式开办，他立即被委任为少将教授部主任。

　　当时蒋苦于人手不够，正在极力网罗日本士官同学协助。听了王柏龄的介绍，便以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电召何应钦赴广州;何到后即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选军校干部，后出任军校总教官，兼教练部主任，成为仅次于王柏龄的人物。

　　历史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在挨过两枪的何应钦，在一番跌荡起落之后，对历史的机缘做好了充分准备。

　　黄埔党军之所以未能称为“蒋、王”，而被称“蒋、何”，问题皆在王柏龄自身。

　　王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依为心腹股肱的头号人物。但他对教学兴趣不大，成天不务正业，去广州吃喝嫖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处在怎样一个历史关口，处于一个怎样有利的地位;而在这个关口这个地位稍微谨慎一些、敬业一些、“每每有事”找得着一些，历史将会向他提供多么丰厚的报偿。

　　何应钦与王柏龄的不一样，恰恰集中在这里。他无不良嗜好，且以军校为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上班下班，一找必到。于是蒋对何日加信任，开始把托付王柏龄的事交他去办。何见蒋对自己如此信任，大为感激，带领属下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越干越出色。蒋则更欣慰地认为总教官没有选错，两人关系愈加密切。1924年底，黄埔组建党军，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蒋任命何为第一团团长，王为第二团团长，何之地位开始超过王。

　　蒋的视线由王转向何的关键，还是通过实战。

　　1925年1月，陈炯明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 分路迎击叛军。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沿广九铁路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龄率领教导第二团作为预备队。这是黄埔学生军成立以来首次投入实战。何应钦为消除官兵紧张心理，率部一面行军，一面搞野外演习，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队还以为是实弹演习。结果攻击淡水城第一团打得勇猛又放松。攻击拂晓发起，正午突入城内，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

　　第一团城内告捷，第二团却城外败北。王柏龄率领第二团没用上攻城，却与后续增援之敌遭遇。战斗一展开，王柏龄临阵脱逃，第二团部队立即败退。何应钦得知城外战况危殆，立即命令本团第二营营长刘峙率全营出城反攻。此时已是黄昏，敌军在昏暗中以为出城部队是逃出来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黄埔学生军端着雪亮的刺刀冲锋，措手不及，纷纷溃退。第一团完成了攻城任务又挽回第二团的颓势，何应钦首战告捷，名声大振。

　　淡水一仗，蒋介石看出来，领兵打仗，靠王柏龄是不行的。于是以教导一团一营长钱大钧接替王柏龄，出任教导二团团长职务。何应钦漂亮地完成了事业开局。但真正奠定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的，是棉湖之役。

　　此役是黄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何应钦率领教导一团为决战主力，于3月12 日在棉湖西北山地与陈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战斗从拂晓直到下午4时。第二团由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攻击敌人侧背，结果敌军全力对付第一团。第一团迎击十倍于己之敌，压力巨大。双方不顾一切，都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场。至午后，何部官兵伤亡1/3以上，整个战线开始动摇。一位营长见官兵伤亡将尽，失声痛哭。几股敌人冲到了指挥所附近。何应钦当年的司书回忆说:

　　“此次战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 假如何先生，不决心牺牲自己，则阵线动摇，教导第一团，势必全被敌人消灭;敌人便乘势进攻我孤立无助的第二团，第二团亦被各个击破，无法幸存。于是黄埔训练数年的成绩，殆不免同归于尽，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

　　何也认识到不是鱼死就是网被，只有拚死一战。他一面严令部队不论伤亡多大，都须坚持，不容稍退;一面亲率卫士队机枪排反击突入的敌军。双方犬牙交错，险像横生;战况至为惨烈。幸而钱大钧的第二团于下午5时绕过敌后，攻入敌司令部，直入夜幕，敌军终于渐渐不支而退。

　　当然，关键还是黄埔军能打，教导一团能打。作预备队的粤军许济旅中午赶到，一个团用上去，才不到半小时就被敌人打瘫了。教导一团却连打带顶带反击，任伤亡再大也坚如磐石。而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从此威名远播。

　　棉湖之役当天，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皆在何应钦的指挥所。蒋事后云 : “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复保。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

　　此战若败，党军尽歼，那么也就绝对没有了后来的蒋介石。于是蒋将3月12 日作为纪念他与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党军的“蒋、何”之称，由此役后广泛传开。

　　蒋介石最念何应钦的是棉湖之役，何应钦自己最得意的则是龙潭之役。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孙传芳率部反攻南京。 当时南京只有警备师及第二十一师守卫，顶不住孙军攻势，三天下来溃兵便到了麒麟门。何应钦深知此战一败，不但江浙闽赣皖5省重归孙传芳，北方的闫锡山也不会加入北伐行列，甚至北伐军能否回广东重整旗鼓也大成问题;于是率不满300人的特务营亲临前线。溃败官兵见何应钦来了，大呼:“总指挥到了! 怕什么?冲回去!”居然一举夺回东阳镇，稳定住已溃败之局面。这时恰逢白崇禧从上海筹款返回，因铁路破坏受阻于无锡车站，临时用车站的民用电话指挥沪杭一带部队反击，形成对孙传芳前后夹击之势，孙部攻势大挫。

　　龙潭一役为北伐成败关键。此役全歼孙军50000，缴枪40000，何应钦获“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何应钦用兵谨慎细致，颇有眼光和头脑，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也表现不凡。令蒋颇为头痛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几乎就崩溃在他手里。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帮助蒋介石运筹方略， 一举打败桂系。同年11月，张发奎与与桂军联合反蒋，何应钦又主持讨伐张桂联军。12月张桂联军刚被平定，驻郑州之唐生智与驻安徽之石友三又兴兵反蒋，何应钦再度走马武汉，主持讨唐军事。1930年1月唐通电下野，何应钦获一等宝鼎勋章。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率全部主力北上与冯、闫作战， 何应钦在武汉行营坐镇后方，指挥一堆杂牌军对付倾巢出动骁勇善战的桂军。桂军占领长沙，直逼武汉时，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他蹲在满铺军用地图的作战室地上用铅笔勾勾画画，冥思苦想，把个军用地图标得五颜六色，不向蒋要增援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他以夏斗寅部死守岳阳，将火车全数开往武汉，否则就地炸毁; 又命溃败的何健部退入湘西而不退向武汉，既免武汉受溃兵之扰，又使桂军侧翼受到威胁，不敢长驱直入;最后以粤军精锐蒋光鼐、蔡廷锴两师，跟踪追击桂军后尾，以湘军李蕴珩部支援蒋、蔡两师，共同夹击桂军战略重地衡阳。

　　衡阳被占，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被迫掉头回击粤军。何健部乘势从湘西进袭长沙。东、北两路也有何应钦指挥的军队压向桂军。衡阳一役，桂军遭建军以来空前大败，只有少部分部队逃出何应钦布置的三面夹击，避免了全军覆灭。但也几乎因此丧失了老本，从此一蹶不振。

　　独自对付了桂军的何应钦，不但不要蒋介石增兵，还能抽出手来，调三个师到津浦线支援北线蒋军主力作战。

　　享有“干才”之誉的何应钦，当之无愧地坐在蒋介石八大金刚中的头一把交椅。

　　所以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始“围剿”红军时，头一个想到的，便是何应钦。

　　就在蒋、冯、闫的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之时，蒋介石便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

　　北伐与新军阀混战中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的何应钦，三次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作战，却三战皆北。

　　何应钦在第二次“围剿”中担任总司令，亲自制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略方针，集中4个军、11个师共计20万兵力，组成一条800里长的弧形战线拉网推进，席卷红军。结果却被红军横扫700里，损失30000人，丢枪20000条。

　　第三次“围剿”他担任前敌总指挥，用“长驱直入”方针连连扑空， 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所在，陷入盲人骑瞎马的苦境;不经意之中又被红军消灭17个团，俘虏20000余人。

　　第四次“围剿”何应钦任赣粤闽边区总司令，实际是“围剿”中央苏区的总指挥，却弄得三个主力师被歼，两个师长被俘，连蒋军精锐十一师也未逃脱覆灭命运，败得最惨。蒋介石因此雷霆振怒，撤前敌总指挥陈诚之职杀鸡警猴，还叹曰: “惟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何应钦找了个借口回南京，再不参加这样的“围剿”。一想起与红军作战和蒋介石怒不可遏的训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首先便是他。

　　虽同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但刘峙与顾祝同最得何应钦信任，又被人称作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顾祝同与共产党有两笔帐。

　　一是第五次“围剿”中任北路军总司令，直接指挥蒋军主力进攻中央苏区。先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继于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红军突围长征后，在后尾紧追不舍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共9个师，皆为顾祝同的北路军部队。

　　二是抗日战争中发动皖南事变。蒋介石原以为需两至三个月、最少也需一个月才能吃掉项英、叶挺率领的9000余新四军精锐部队，结果实际战斗只用了7天。其中与项英、叶挺的先后指挥失误有关，也与顾祝同的精心谋划和指挥相联。

　　如果说顾祝同与共产党最少有两笔帐，那么刘峙最少就有三笔。

　　第一笔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刘峙任党军第二师师长，蒋介石召集卫戍部队讲话，他紧跟着宣读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随即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所有党代表及共产党员。当晚，包惠僧质问刘峙为何如此，刘回答说:“我也不完全了解， 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第二笔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事变前蒋介石问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需要多少部队，白答:“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 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歧之二十六军便够了。”蒋、白皆认为刘峙是反共最坚决的力量。第二师旋即进入上海，原第一师驻防的闸北兵工厂、吴淞口一带，均被第二师接防。

　　第三笔是1932年6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刘峙任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官为蒋介石)，指挥6个纵队和一个总预备队计16个师另2个旅，“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心脏新集和金家寨。蒋介石高兴异常，以刘峙的字改新集为“经扶县”，以刘峙麾下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之名改金家寨为“立煌县”。

　　其实攻占金家寨的，原本应该是蒋介石的另一个金刚陈继承。

　　陈继承长期为刘峙部下。1926年中山舰事件，他在刘峙的第二师任第四团长，将该团官兵集中于北校场，党代表、政工人员和中共党团员一律被缴械拘禁。后来参加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担任刘峙的中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四个师担任主攻。陈继承8月13日占黄安;9月上旬占新集，14日克商城，三处皆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地带。惟有在金家寨遭到顽强阻击无法前进，让卫立煌超小路立了头功，否则蒋介石就不会叫金家寨为“立煌县”、而要叫“继承县”了。

　　因陈继承作战异常卖力，甚至不惜拚光，蒋介石调他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继承率领第三纵队，1933年11月在阳新、紫金山一带布置伏击阵地，使红九军团第三师陷入伏击，部队损失达2/3。1934年4月， 蒋又令陈继承任湘鄂赣“剿匪”总指挥。陈到任后指挥部队包抄龙门山区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省委几次突围末成，机关和部队一千多人大部分牺牲。

　　红军长征突围后，蒋介石让陈继承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攻下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的是刘峙，攻下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是蒋鼎文。

　　国民党军队战史评价蒋鼎文“勇敢善战”，属于能打敢拚的人。但首先发现他的不是蒋介石，而是苏联顾问加伦。一次黄埔军校学生野外演习，观操的加伦将军当场就战术上几个动作，连续向担任连指挥的学生队区队长蒋鼎文发问，一旁的蒋介石都为他捏一把冷汗。但蒋鼎文应付自如，对答如流;加伦对蒋介石说了一句“这人可以重用”，从此奠定了蒋鼎文飞黄腾达的军事生涯。

　　苏联顾问首先发现了他，他对苏联顾问却并不客气手软。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率第五团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顾问团卫士和罢工委员会枪械的，就是这位加伦将军发现的蒋鼎文。

　　关系黄埔党军生死存亡的第一次东征棉湖之役，蒋鼎文接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于棉湖西北山地向林虎部主力发起勇猛冲击时，胸部中弹，送进医院抢救。蒋介石当即犒赏五千元，并在撰写黄埔一期同学录时，亲笔在前言提及“蒋营长鼎文等十余人尚在危病中，死生未卜”。

　　何应钦不信蒋鼎文如此奋勇，怀疑是怯敌背逃时为流弹所伤。派人验明，子弹是从左肋穿入。枪伤也不争气，侧面穿入的子弹，即可说明伤者在进，也可说明伤者在退。独蒋介石宁愿相信其忠勇，因此在医院伤期内，蒋鼎文就被升任教导第一团中校副团长，很快又调任第二师五团团长。

　　如此英勇一位蒋鼎文，却在“围剿”红军中被打怕了。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五十二两师从南城地区进犯。蒋介石原想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7月底发现红军主力转移兴国地区，便命蒋鼎文率部向兴国急进。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却于8月4日晚，穿过蒋鼎文部和蔡廷锴部之间20公里空隙，跳出合围。待蒋鼎文反过身来对君埠以东的红军集中地取大包围姿势，第九师二十七旅却在老营盘突遭红军奇袭。他急令二十六旅驰援，中间一道山又被红军占领，增援不及。激战数小时，二十七旅遭全歼，八十一团团长王铭被俘。第九师是蒋鼎文的基本部队，这一损失使其分外心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5 日第五十二师又在方石岭受红军袭击，全师倾覆，连师长韩德勤也被俘虏。幸亏韩德勤滑头，隐瞒了身份化装成伤兵，才侥幸逃回;蒋鼎文自己则在黄土坳陷入红军三面包围，幸逢蔡廷锴率军及时赶到，才得解围，惊魄稍定。

　　蒋鼎文指挥作战，在此之前一直是占便宜不少、吃亏不多。第一次参加“围剿”就差点当了俘虏，对他刺激很深。后来他虽然在进犯赣东北方志敏的红十军时频频得手，甚至还向蒋介石提出“步步为营，步步推进”的战法受蒋夸奖，但心劲已大不如前了。他对红军作战有了戒心，常常托故避居上海。在私下里对好友说: “今后打算积资百万，在上海消磨20年岁月，就可结束此生。”

　　蒋鼎文想退，蒋介石却不让。第五次“围剿”中又被作为干将拉上第一线。让他干了两件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想不到之事是平息“闽变”。1933年11月21日，陈铭枢、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通电倒蒋;蒋介石命蒋鼎文以左路军总指挥身份，入闽镇压。

　　蒋鼎文与陈、蔡二人都有不错的交谊。“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为京沪铁路方面的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沪淞铁路方面的右翼军总指挥，一起指挥部队对日军作战，配合得很好。蔡廷锴对蒋鼎文更有救命之恩，蒋鼎文自己也说，第三次“围剿”中在黄土坳若非蔡廷锴鼎力相救，他怕是早成了朱毛红军的阶下囚。

　　现在，蒋鼎文却率领15万大军入闽，对其并肩抗日的战友和救其于危难的同事作战了。

　　如果因私人感情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蒋鼎文也就不是蒋鼎文了。当年对苏联顾问就是如此，今天对陈铭枢蔡廷锴也不会例外。其受命当天，他就在总指挥部对消灭第十九路军和推翻福建人民政府作出了部署。他最害怕红军支援十九路军。后来听说红军没有与蔡廷锴合作，便如释重负，大打出手。军事进攻的同时贿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在泉州倒戈;收买地方武装及地痞流氓在十九路军后方捣乱，一口气把十九路军搞垮。

　　第二件想不到之事是攻占瑞金。

　　1934年2月“闽变”结束，蒋鼎文部改为东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中央苏区。

　　但出师不利。第一路陈明仁的八十师刚进入沙县，就遭到红军的围歼，官兵伤亡近半，辎重损失殆尽;第二路李玉堂的第三师第八旅又在连城方向被红军全歼，师部直属部队亦有损失。蒋鼎文气急败坏，一面亲临前线督战，一面急电南昌行营。蒋介石接电，立即派顾祝同飞往闽西，帮助其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并将陈明仁撤职，李玉堂降为上校师长，留职“立功”。

　　在别处作战就很顺利、偏偏对红军作战极不顺利、直到红军出发长征前仍在吃亏的蒋鼎文，最后占领了一座空空如野的瑞金城。

　　还是在红军长征出发整整一个月之后。

　　还有三个金刚。

　　钱大均善战，也善谋。领兵打仗时，曾对南昌起义部队造成过很大危害。做高级幕僚、调任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主任了，便又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的方略。

　　八大金刚中，七个金刚都参与了对红军作战，惟独剩下个张治中。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未和红军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十分友好;解放战争时被人说成是和平将军。虽然他不在战场上与共产党交手，但作为蒋介石的首席代表，在谈判桌上与共产党人的交锋之中，张治中也是攻势凌厉、咄咄紧逼的。1945年重庆谈判的记录便是明证。涉及共产党军队的削减，张治中就和在战场上交手一样，寸步不让。

　　否则，怎能算成蒋介石的金刚。

　　最后一个便是陈诚。

　　中国共产党方面，没有听说毛泽东夸赞过哪个国民党将领。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资格最深的领导人周恩来，曾夸过陈诚，胡宗南。

　　1936年7月，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坪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国民党将领中，陈诚算得上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

　　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中，给红军造成最大伤害的对手。

　　在蒋介石由黄埔党军集团组成的八大金刚中，就资历而论，陈诚排倒数第二。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陈诚仅是一名没有适当职业的候差军官，任上尉特别官佐。而何应钦是军校的少将总教官;钱大钧是中校兵器教官;顾祝同、陈继承是中校战术教官;刘峙是少校战术教官;张治中稍晚一些来，也被任命为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只有蒋鼎文的军衔低于陈诚，任第一期中尉区队长。

　　但蒋介石八大金刚的核心，是何应钦和陈诚。在大陆，称蒋何，到了台湾，便称蒋陈。其实自何应钦在南方三次“围剿”红军失败溜回南京，赴华北主持北平军分会受不了日本人压迫又溜回南京，蒋介石骂他“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起，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便已经不再是蒋何、而是蒋陈了，只不过到了台湾才正式叫出来而已。

　　看戏时，演戏时，好的节目，好的演员，都要放在最后，曰“压轴”。

　　八大金刚中，蒋介石每每用陈诚压轴。收拾不了的烂摊子，让陈诚去收拾;啃不动的硬骨头，让陈诚去啃;实在丢不起人了，蒋介石也不丢这个人，而让陈诚去丢人。

　　1933年初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虽然名义上“围剿”总指挥是何应钦，但主力部队全部掌握在陈诚手里，陈事事越级直接向蒋请示，何应钦也奈何不得。

　　结果出师不利: 2月底陈部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在宜黄南部被红军歼灭;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双双被红军俘虏。3月，陈诚指挥罗卓英、吴奇伟两纵队打算长驱直入，进攻广昌，十一师又为红军围歼。该师为蒋军嫡系中的嫡系，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此以前从未败北。师长肖乾自恃战斗力强，罗卓英警告他地形不利，并通过侦察得知红军主力有可能前来包围，肖乾硬是要“拼一拼”，最后几乎全军覆灭。

　　罗卓英纵队在由乐安向东到黄陂集中的途中，也被红军截击，损失惨重。

　　仗基本都是按照蒋委员长意思打的，包括十一师师长肖乾坚持主张的战斗，陈诚事前都有请示，事后也有汇报。但仗打败了，承担负责的却不是委员长了。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 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11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处分了一系列人，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便解脱干净，只留下陈诚站在那里成为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靶子，连声“觉得非常惭愧”，“不能辞其咎”，头埋得快缩进了胸脯。

　　能屈能伸的陈诚，从军也有一番独特经历。据台湾官方介绍，1918年，陈诚21岁，自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有同乡前辈杜志远当选北平政府国会议员，北上就职时路过杭州，陈诚经人介绍与他谈话，杜发觉此人稳重有礼，且有志气，不甘平庸，遂带其北上进京。在北京逢“五?四”运动发生，热血青年无人不思救国，陈诚也不例外。杜志远便托人介绍陈诚去投考保定军校。当时想从军报国的青年很多，军校条件严格，初试录取40名，复试只取3人。3人之中，便有陈诚。

　　官方修订的正统历史，自然无比优异。

　　但当年陈诚的英文秘书陈应东却有不同说法：当年一帮浙江同乡在车站送杜志远北上时，因杜的卫队中多青田同乡，陈诚在车上与他们攀谈忘了下车，被糊里糊涂拉到北京。杜志远问明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这才将陈诚留下。后来杜志远向同属皖系的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保送陈诚投考八期炮科，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翰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

　　从陈诚的英文秘书口中透露出来的这些曲折，恰恰说明正统的历史，从来不一定就是信史。

　　陈诚倒从来对蒋介石忠心不二。与他关系再深的人，只要与蒋不睦，他必弃之从蒋。

　　其一是邓演达。

　　邓演达与陈诚关系极深。1922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军事人才。选中的人当中，便有陈诚。陈诚随邓演达南下广州，邓担任警卫广州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任该团三连连长。1924年5月，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又被邓演达带进黄埔军校，担任上尉特别官佐。

　　陈诚一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由杜志远引路，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路的皆是邓演达。

　　其二是严重。

　　严重对陈诚的人格影响极大。陈诚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连长时，营长就是严重。后来邓演达去黄埔军校任职，严重也进入军校。先任中校战术教官，很快接任邓演达的入伍生总队长，后来担任军校训练部主任，并调陈诚为训练部炮兵科长。广东出师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严重由训练部主任调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便也由炮兵科长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

　　从粤军、黄埔军校、到党军，严重一直是陈诚的直接上级，两人相交很深。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又严。他每天写日记，某日在日记写道:“陈诚来谒， 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他当时对陈诚的器重。

　　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 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蒋介石如何相识的，也说法不同。

　　一说黄埔时期某日陈诚从市内玩耍归来，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灯读书。适逢蒋介石查夜，寻灯光而来，见陈诚夜读，拿过一看是划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义》，从此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说某日陈诚到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单杠。恰巧这天蒋介石很早到校巡视，走到单杠旁见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义》，拿起翻阅，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连夸阅读认真，留下深刻印象。

　　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 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中正到肇庆，顺便往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二，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倍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

　　二十一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作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买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

　　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二人: 跟随陈诚有年的刘绍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 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无从措手”。

　　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

　　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

　　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

　　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静肃、秘密”;

　　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

　　陈诚认为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战胜红军。

　　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其一，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一个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 发子弹便可打死20人，每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名红军。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还不够他三个团打，最高限度用十团人，也就可以全部消灭红军了。

　　其二，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个红军，一小时放12枪，可打死12人，3000人用6小时便可打死216000人。因此消灭红军只要有千把个战斗兵就“可以说绝对不成问题”。

　　双方的作战行动被陈诚变成一场单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标、任随你怎么开枪的胸环靶。沙场宿将瞬间变成一个搬指头演算的劣等生。能够明白的倒是: 当年放跑刘兴的陈诚所说的“自相残杀”，不包括“围剿”红军。

　　在爬山训练上，陈诚的理论就不那么离谱了。

　　汲取前四次“围剿”教训，陈诚从红军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中总结出应对的四点:

　　一，练习爬山。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超巅越绝”、“缒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

　　二，娴熟地掌握“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练就过硬的基本的战术技术。

　　三，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

　　四，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

　　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在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帐，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于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8 16: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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