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汪到投蒋的顾孟余
2018-09-08 18:51:16  来源：本文作者：陈正茂  点击：  复制链接

　　1950年代于香港喧腾一时的第三势力运动中，“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是其中一股较大、且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团体。当年“战盟”的领导群，有所谓“三张一顾”四大巨头的称呼，此三张乃张发奎、张君劢、张国焘是也，背景正属国民党、民社党、共产党;而一顾即顾孟余，似可代表国民党内昔日汪精卫之“改组派”系统，这样的组合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张发奎时戏称“张大王”，北伐时“铁军”之统帅，战功彪炳名闻遐迩。张君劢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更是中外皆知。张国焘1938年脱离共产党，曾经轰动一时。

　　三张皆有声于时，顾孟余知名度不若三张，但稍微了解民国史者，其实也知道，顾也不是省油的灯。顾一生几乎都在反蒋，早期追随汪迭次反蒋，离开大陆后，又在香港搞“第三势力”运动，反蒋也反共，生命的最后几年，则在蒋的礼遇下回台定居，这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的向蒋表态。

　　佐蔡元培治理北大

　　顾孟余(1888-1972)原名兆熊，字梦渔、梦余，后改孟余，以字行。浙江上虞县人，寄籍河北宛平，清光绪14年(1888)9月24日生于北京，自幼聪颖，1905年入北京译学馆就读，翌年出洋留学，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习电机工程，因兴趣不合，复转学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因系译学馆出身，除中文外，英、法、德文俱佳。留欧期间，认同孙中山之革命理念，遂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委蔡元培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力邀孟余为司长，未就。袁氏当政后，蔡辞教育总长职，旋再度赴德，孟余随行。

　　1913年，国民党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孟余与蔡氏立即回国参加讨袁大业，失败后，蔡赴巴黎，孟余居沪。1914年，德国西门子公司聘其为工程师，乃迁北京。1916年，袁氏败亡后，是年12月，蔡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聘孟余为北大教务长，其后并兼任文科德文系主任及法科经济系主任等职。“五四运动”后，校长蔡元培愤而离开北大，校务几乎均由顾与蒋梦麟撑持，当时最棘手问题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竟无钱可发，积欠教职员薪水多月，为此顾伤透脑筋，除想方设法四处张罗外，并拜托胡适在上海办理招考之事。有鉴于政府老是失信于学校，孟余与胡适等北大教授一直在苦思对策，研拟“自处”之道。1921年8月23日的胡适日记即载：“今天夜寄(写)了两信托任光带去给梦渔，一信说招考事;一信说我们‘自处’的时期到了，我以为‘自处’之法不但是要邀二三十个同志出来编译书籍，如梦渔前函说的，还应该办一个自修大学，不可抛了教育事业。”对照顾后来的弃学从政，此际的顾孟余，还真是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

　　是年底，蔡元培到京，为维持北大事，顾与蔡元培和胡适商定了图书募捐、主任改选、教务长改选、减政、组织教育维持会等五项办法，继续为北大正常运作尽心尽力。时北大正值多事之秋，各项兴革待举，尤以教授间亦彼此党同伐异，从胡适此年日记看到其与顾之频繁交换意见，可知身处其中的顾孟余，是如何不易地维持局面。1921年10月28日，胡适日记言：“孟余要我代理教务长，我此时自顾尚不暇，如何能代他人?孟余实在太忙，我若不怕病，或可代他。此时实在对不起他了。”

　　1922年5月12日，顾孟余原本参与胡适等所发起的《努力周报》，旋退出，此亦可见其多虑之一面。又如关于“好人内阁”事，当讨论到王宠惠内阁时，胡适、顾维钧诸人争辩甚烈，唯独顾孟余、李石曾、王星拱等人作壁上观，似乎还笑胡适等人多事。是年10月，为北大风潮一事，蔡元培坚辞校长职，顾孟余亦萌生辞意。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后，吴敬恒、李石曾、丁惟汾等国民党元老，为将革命思想带进北方，集结同志，致力青年党员之吸收，乃成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顾孟余响应该行动，参加了北京执行部。据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提到，当时“在学校外面，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运动已相当极极地展开了。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左右两派与尚不为普通人所注意的青年党人合起来以对付北洋军阀，而目标指向段祺瑞的执政政府。”

　　李璜举例说到，如1925年10月27日，北大学生针对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关税特别会议，发起“要求关税自主”的游行示威，北大教授中的朱家骅、徐炳昶与教务长顾孟余均参加，教授率领学生几大队，行至北大第三院附近北河沿地方，即为军警所阻，起了冲突。带头之一的孟余，自然得罪军阀，而为段政府所忌恨。1926年元月，国民党召开“二全大会”，孟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3月18日，孟余又因抨击段政府在“3·18”惨案的枪杀学生之举，兼以先前的反政府游行之举，终遭北洋政府通缉，乃绕道库伦，循海道南下广州，先任广东大学校长，后辞广东大学校长职，10月，改就中山大学副委员长。

　　反对极左土地政策

　　1926年，北伐进展顺利，两湖吴佩孚已被击败，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决定，蒋介石恐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被共产党把持，对迁汉之举并非十分配合。鉴于蒋的权力日益膨胀，为制其“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独裁野心，首批迁汉的国民党高层组织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发起提高党权运动。1927年2月9日，他们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和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提高党权运动，并发起“迎汪复职运动”以制蒋。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于汉口，改组中央党政及军事机构，孟余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主席之一、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4月，汪精卫回国后，迅即与蒋和中共的陈独秀展开密谈，于10日抵达武汉，并将与蒋密谈初步协议，私下告知顾孟余等人，且动员孟余等准备至南京开会。唯4月12日，蒋断然于南京“清党”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推举胡汉民为主席，国民政府正式“宁汉分裂”。

　　面对宁汉对峙局面，汪为巩固武汉政权与自己的地位，只有加强与共产党合作。4月16日，汪重新成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和他自己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等共同组成。唯此际，武汉政权正推动极左的土地政策，各地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对地主展开斗争。4月2日，武汉中央成立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并推孟余与徐谦、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为委员。该会成立后，曾举行三次会议，唯对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并无具体结果。

　　顾孟余不同意武汉政权“极左路线”的土地没收政策，也理性地看到苏俄对中国革命背后的阴谋，曾于汉口之《中央日报》发表《苏俄的政治航线与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航线》一文，指出苏俄对外挑拨国际战争，对内煽动阶级战争，将政权集中于克里姆林宫少数人之手。而国民党之对外则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平共存，并扩大国际和平;对内以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并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国民党与苏俄所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航线。

　　其后又发生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汪泄密事件，汪精卫对共产党亦起了戒心，而顾孟余也力赞汪和平分共。6月6日，孟余与徐谦、谭延闿、孙科等一行，陪同汪精卫至郑州与冯玉祥会谈，最后促成宁汉合作再度北伐之举。蒋第一次宣布下野后，顾孟余随汪至南京与桂系李宗仁会谈，双方主张宁汉尽速合作，党内统一的必要。9月11日，宁、汉、沪三方中委举行谈话会，会上汪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主张，但遭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反对，为此，孙科提出一折衷方案，即先成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13日，汪与心腹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陈公博和顾孟余等密谋，会中，顾孟余与陈公博坚决反对汪参加“特别委员会”，汪最后虽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常委，然其原本欲利用蒋下野之机，重掌党权的企图也落空，所以他后来一变而反对该委员会。

　　拥汪成立“改组派”

　　汪精卫不甘心轻易就范，9月22日，在武汉与唐生智合作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正式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并委陈公博、孔庚与顾孟余等32人为委员，负责指导党务政治。29日，顾孟余与唐生智主持的武汉政治分会即发表通电，以十分强硬态度，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由此，宁汉又重回对立状态，南京且有讨伐唐生智之举。宁汉剑拔弩张，武汉已非久留之地，10月底，汪偕甘乃光、张发奎等到广州。11月9日，汪电召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四名中央执监委员至广州以壮声势。当天下午，汪就约集在粤的中央执监委员陈树人、何香凝、甘乃光、李济深、李福林、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璧君等开谈话会，讨论与宁方交涉及开四中全会事宜，讨论数小时之久，尚无结论。

　　11月16日，广州发生张发奎、黄琪翔驱逐代替李济深主持广州政务的黄绍竑的所谓“广州事件”后，汪已不见容于各方，12月3日，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上海预备会议召开。5日，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向预备会议提出了对汪精卫、陈公博及顾孟余三人之弹劾案，要求取消他们出席四中全会的资格，这无疑对汪是一大打击，汪已不见容于国民党当局，只有再度悄然赴欧。1928年2月2日，由蒋主持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汪系人马几乎全被排挤出国民党高层，对此，汪是恨之入骨的，尤其他更不愿屈居于蒋之下，因此时思反扑之。

　　1928年5月，先是汪之大将陈公博在上海出版《革命评论》，6月1日，顾孟余也在上海创办《前进》周刊，该刊物除鼓吹“改组国民党”主张外，孟余之贡献，是针对有关先前在武汉政权时，共产党对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政策与做法，孟余以“公孙愈之”的笔名，于杂志上发表大量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从理论与实际，阐明中国社会非阶级社会，力辟阶级斗争之谬。他说：“阶级两字曾诱惑多少青年去听别人的命令，阶级两字还是符咒样的最高真理，学到了一份速成阶级论，便可以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阶级先生的社会阶级虽与现实的中国社会不相干，然而在许多人的思想上，确还留下多少印象，造成纷扰。”另外，他也批判共产党所谓中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之说，并揭穿邓演达、谭平山等制作的“土地调查”统计之虚构。

　　是年11月28日，陈公博、白云梯、朱霁青、王乐平与顾孟余等汪系核心分子，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该派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声称“本会继承本党孙总理的革命精神，以至诚接受孙总理的全部遗教，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

　　顾孟余主张以民主政治来改革国民党。至于在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上，顾则根本否定“阶级”的存在，他主张以职业来划分，而不以阶级来区分，且改革的步伐须温和渐进，不可一步登天。因此，其改革主张不像陈公博那么激进，而能得到部分国民党高层及知识分子的支持，基本上，汪亦比较倾向于顾之主张的。唯不管怎么讲，“改组派”的成立，还是着眼于为汪精卫和蒋争夺党权而立的。

　　未随汪附敌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各路实力派军人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反蒋;政治上反蒋势力也大结合，如西山会议派分子，以及一直屈居蒋下的汪精卫，他们共同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于是年7月13日在北平举行成立仪式。8月7日，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出席委员有汪精卫、柏文蔚、陈公博、张知本、商震及顾孟余等23人，会中孟余被推为宣传部委员。9月2日，扩大会议临时会议中，又推汪精卫、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邹鲁与孟余7人为约法起草委员，汪为委员长。张学良宣布支持南京中央后，迫于情势扩大会议迁至太原，10月28日，此一约法草案完成，世称“太原约法”，而扩大会议亦于11月3日解体。

　　中原大战结束后，“9·18”事件发生，外侮日亟，国民党为谋团结，在宁、沪、粤三地，分别举行四全大会，顾孟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为国家前途计，他主张汪、蒋合作，以共挽危局。1932年1月30日，在上海之中央委员张静江等26人集议，为应付时局，建议成立“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公推孙科、李宗仁、陈铭枢、孔祥熙、吴铁城、薛笃弼及顾孟余等七人为常务委员。

　　3月9日，国民政府特任孟余为铁道部部长，对内清除铁路建筑及管理积弊，奖掖专才鼓励后进;对外与英、法、比等铁路债权国谈判，整理旧债树立债信，举贷新债，并运用庚子赔款购料兴工。在此期间，粤汉铁路之完成、陇海路之延伸、以及正太铁路的伸展，绩效卓著，皆系顾孟余之功。1935年，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顾孟余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是年12月，行政院长汪精卫辞职，由蒋兼任，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长，顾孟余改任交通部长，迄1937年3月辞职。

　　抗战军兴，国府为集结全国民意，特设国民参政会，1938年4月，顾孟余获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世人恒知顾孟余是汪精卫“改组派”之中坚，其自己亦不讳言他与周佛海、陈公博是汪之人马，长期随汪反蒋与中央对抗。但当汪于1938年12月潜离重庆，到河内发表“艳电”，赴南京组织伪政府时，他与陶希圣、高宗武等却拒绝下海，未随汪附敌。因感念顾孟余的凛然操守，蒋亦捐弃前嫌，1941年7月，蒋邀顾孟余由香港至重庆，就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943年2月，顾以身体不胜繁剧请辞。1945年，抗战胜利后，顾赴美，住旧金山。1948年3月，国民政府行宪后，孟余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未就，蒋乃改聘为总统府资政。

　　意见不一，联合阵线流产

　　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之际，代总统李宗仁为图他日东山再起，乃授意顾孟余在广州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标榜反共、反蒋主张，实已略具“第三势力”雏型，其核心成员为立法院长童冠贤、黄宇人及一些桂系立委亦加入之。该组织虽由顾负责，唯顾当年掌中央大学校长时，童为教务长，兼以昔日均属汪之“改组派”，故童深获顾之信任，乃委其为书记。李宗仁拨付港币20万元作为开办费，此款也是由童转交予顾。是年10月，“自由民主大同盟”迁港后，童冠贤于10月7日辞去立法院长职，并赴港拥护顾孟余，俨然是顾的头号大将。童甚至认为：“当今之世，反共有理论而又有办法的，只有两人，武为阎百川，文为顾孟余，若要有新组织，似非请顾先生出来领导不可。”对顾简直是推崇备至。

　　顾孟余参与第三势力运动一事，则缘于1950年初，前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香雅各布(D r.Jam es M cC ureH enry)解职过港赴美时，会晤了昔时广东军政领袖张发奎。晤谈中，香雅各布积极鼓励张发奎出面领导反共游击战争，并暗示倘张愿意出面，美国将会予以支持。张对此建议亦兴致勃勃，且提到可以网罗顾孟余、童冠贤、张国焘、李璜、李微尘、伍宪子等人一同来参与。香雅各布则提到张君劢和许崇智，并说待其回到美国后，可能会接触某些人，如事情有所进展，将会写信给你们。

　　1951年初，果然有三位美国人带香雅各布的信至香港，其中一人名为哈德曼(H artm aun);另一人为柯克(C ooke)。他们声明非代表美国政府，而是代表美国民众前来协助中国发展第三势力。逢此难得机会，许崇智表现得最积极。他逐一联络了童冠贤、彭昭贤、张国焘、宣铁吾、上官云相、胡宗泽、梁寒操、方觉慧、张任民、伍宪子、伍藻池、王厚生、金侯城、左舜生、王正廷、任援道、邓锦章、赵立武与顾孟余等人，先行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反共同盟”。

　　不久，张发奎即与许崇智发生不合，张另外找顾孟余合作，欲另组新政团。美方后来也知道许崇智并无多大号召力，且所提计划也不切实际，故弃许而支持张、顾。原拟参加该盟之人，也见风转舵转而追随张、顾。许为与之对抗，后又成立“中华自治同盟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然其组织因得不到第三势力人士的支持，旋即解散。

　　有鉴于香港第三势力团体的各立山头，力量分散，在美国强力主导下，张发奎、顾孟余等决定整合扩大第三势力组织，将第三势力建立成一股容纳各党派，有效且有力的反共联合阵线。其步骤先由彼时在港的各党派推出代表若干人，再由张、顾邀请参加座谈交换意见，最佳则成立筹备会，并推选出常务委员主持会务，负责与美方签署协议事宜。

　　基此原则，张发奎、顾孟余先提出一组八人名单，计张发奎、顾孟余、李璜、张君劢、伍宪子、童冠贤、张国焘、黄旭初等。嗣美方以人数过少，不足以反映各党派力量，张、顾乃又提出25人名单，分别为张发奎、顾孟余、童冠贤、许崇智、上官云相、彭昭贤、宣铁吾、张纯明、张国焘、何义均、黄宇人、黄如今、甘家馨、黄旭初、徐启明、周天贤(以上国民党);张君劢、伍宪子、伍藻池、王厚生、李微尘(以上民社党);李璜、左舜生、谢澄平、何鲁之(以上青年党)。

　　25人名单出炉后，张、顾于5月11日邀请大家见面，并宣示建立组织之必要。后因内部意见分歧，未能取得共识，于是又有6月2日的聚会。原则上决定凡反共人士不属于台湾者，一律邀其参加。会中并推张发奎、顾孟余、伍宪子三人为组织成立前对外折冲的代表。所谓25人代表，既各有考虑，意见复不一致，使得张、顾欲筹建第三势力联合阵线之企图，不得不暂归沈寂。

　　“战盟”成立，任委员长

　　1952年3月23日，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应张发奎邀请，由印度经澳洲抵香港，与张发奎、顾孟余、李璜、张国焘、李微尘、童冠贤、金侯城、毛以亨、伍藻池等晤面，又掀起第三势力另一波高潮，彼等决定成立“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即“战盟”)，并委张君劢为该同盟驻美代表。是年10月10日，“战盟”发表宣言，正式对外公开，且向美国司法部办理登记。该日，也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正在台北召开“七全大会”之时，“战盟”选择同一天成立，显然有和台湾互别苗头较劲的意味。至于“战盟”的宗旨，1953年元月，顾孟余曾以《中共现状与其命运》为题于《东京评论》发表，正式提及“战盟”反共、反独裁的成立宗旨。而在是月15、16两日，《东京新闻》也连续发表了顾孟余同日本新闻界著名人士阿部真之助的谈话。当阿部问到“战盟”时，顾氏说：“我们发起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已有三年，为要慎重，故未发表，直到最近，始出宣言。暂时以张君劢、张发奎两先生及鄙人三人之名出面，宗旨则在反共反独裁”，意思是搞两面作战的第三势力。

　　为具体凝聚第三势力的团结，1953年初，李宗仁、张君劢分别由美国致函给在港的“战盟”领导人，呼吁团结港、澳各组织。为此，“战盟”成立伊始，张发奎即积极运作，扩大组织并扩充人事安排：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张君劢、顾孟余、张发奎、张国焘、许崇智、童冠贤、宣铁吾、龚楚、蔡文治、谢澄平、刘震寰、黄旭初、程思远、李微尘、李大明等十五人。张君劢、顾孟余、张发奎、张国焘、许崇智五人为常务委员;李微尘为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张发奎，副委员长蔡文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顾孟余;中央文化宣传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谢澄平;组织部部长顾孟余兼，副部长龚楚;青年部部长黄宇人，副部长彭昭贤;对外联络部部长程思远、副部长梁友衡。这些人都是之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人马，但仍以顾孟余和张发奎的人马居多，且因青年党及许崇智(许后来才勉强加入)并未参加，故严格而言，还谈不上是第三势力的大联合。基本上，“战盟”的领导层仍以张君劢、顾孟余、张发奎为主，故一时有“张、顾、张”之称。

　　态度分歧，退出“战盟”

　　针对第三势力来势汹汹，台湾当局使出收买分化手段，此举令“战盟”深感不满。张、顾对台湾当局收买伍宪子一事深恶痛绝，李微尘更为此事在《中国之声》为文骂“蒋介石是中国的毒瘤，这毒瘤已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流产，又使台湾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共斗争，如果不及时割治，可能陷中华民国的台湾和反共基地的台湾于沦亡”。张发奎虽对台湾分化“战盟”一事非常不满，但其对蒋态度仍有所保留，他说：“我不反对政府，亦不反对蒋先生，但是我有意见，不能不提出。”顾孟余虽也反对蒋之独裁，但他也无意把蒋或国民党拉下台，他甚至表示：“台湾政治虽有许多不满人意之处，但它此时在国际间尚是自由中国的象征”，应该“支持并鼓励台湾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之间的斗争”。由此可见，顾、张等人对国民党和蒋尚有所期待也。至于张君劢的看法则较激进，他认为国民党与蒋均已腐朽不堪，欲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只有端赖于中国的第三势力运动，故对蒋及国府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战盟”高层既然对国府及蒋态度分歧，势必影响彼此间的团结，后来引起磨擦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态度分歧，内哄更是困扰“战盟”的主因。当时“战盟”三巨头，张君劢在美，顾孟余赴日，真正掌控盟务的为张君劢系统的李微尘。李权力甚大，原《独立论坛》的甘家馨、涂公遂等人为与李合作，还不惜结束《独立论坛》改投靠李。然在1953年春，李却借故开除甘、涂等人。不久，张国焘也遭到李的排挤。张本为“战盟”领导层级人物，时为《中国之声》社长，李微尘联合童冠贤以财务困难，逼张国焘交出《中国之声》，张一怒之下宣布退出“战盟”。张国焘一向与顾孟余接近，张的离去，象征“战盟”内部顾(顾孟余)消张(君劢)长的态势。

　　台湾方面不断渗透“战盟”，在此背景下，顾孟余一再致函张发奎、童冠贤，认为“战盟以往表现不好，要求在组织内部肃清间谍、一切破坏分子、一切投机政客、个人出风头、妄言妄动者”。怀疑“战盟”内部有奸细、有破坏分子。1954年1月31日，顾孟余建议张发奎，要求“战盟”暂时停止活动并且改组。顾认为“当时只宜由少数稳健可靠同志，相互作精神上之联系，而不可为形式上之组织;只宜作事实与理论上之研究，而不可为公开之号召”。同年3月下旬，张发奎派童冠贤赴日与顾商量改组“战盟”事，顾要求将“战盟”改名为“中国自由民主同盟”，并提出改组意见七条，张君劢同意顾清除内奸之意见，但反对改名及停止活动，张谓“旗号一旦树起，不应退缩”。

　　最后，张发奎为顾全大局，同意了顾孟余的改组意见，但对易名事持保留态度。是年8月18、27日，张发奎在香港两度集会，决定彻底改组“战盟”，成为联合性的组织，但仍保留“战盟”名称。张并且决定成立“改组筹备委员会”，负责改组事宜。9月8日，顾孟余以改组无望，致函张发奎，认为“今兹决定，与当时所商根本不同，弟不得已只得退出公司，以后一切概不负责”。正式宣布退出“战盟”。未几，张君劢也在美国宣布退出，并去美国司法部撤销登记。

　　顾孟余、张君劢相继退出“战盟”后，张发奎的态度亦转趋消极，1955年，分崩离析的“战盟”终告结束，存在时间仅三年余。

　　返台定居，向蒋“交心”

　　顾孟余迁居香港，除从事第三势力运动外，其间，顾孟余在香港亦曾创办《大道》杂志，复参与筹设“新亚书院”及“友联出版社”工作，接济由大陆流亡港、九之知识分子，贡献可谓不小。第三势力运动失败后，顾孟余绝意政治，离港赴美，居加州柏克莱，担任美国国务院设立之“中国研究中心”顾问，继任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顾问。1961年春，顾孟余曾吟七律一首：“清明海外值良辰，一片乡心一介身。吴郡旧游常入梦，燕京小苑几回春。徒传草泽能兴汉，何处桃源可避秦。屈指中原终奠定，苍生犹待起荆榛。”

　　诗中浓郁的怀乡之情溢于言表，“思乡何不归故里”，1969年7月，在政府特派张研田赴美迎接礼遇邀请下，顾孟余偕夫人由美返台定居，台湾虽非吴郡燕都，但终究是避秦之地。1972年6月25日，顾孟余病逝台北，享年84岁。概其一生以拥汪始，晚年回台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向蒋“交心”，当年拥汪反蒋的恩恩怨怨，似乎已如过往云烟，不重要了。顾孟余几乎终身反蒋，但蒋还能优容礼遇之，此亦可以看出，蒋晚年之襟怀。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09-08 18: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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