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智多谋的李达将军
2018-09-12 17:09:09  来源：中国军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将谱上，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的李达上将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从1932年担任湘赣军区独立一师参谋长起，李达陆续担任了红6军团第8军参谋长、红6军团参谋长、红2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红军援西军参谋长、八路军129师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等。李达长期担任高级领导机关的参谋长职务，他所提出的“非战斗机关军事化”主张，今天对我军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在称赞李达的工作时，不止一次地称赞他是“称职的好参谋长”。

　　从宁都起义的国民党少校副官到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李达被红二方面军的许多老同志称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

　　李达上将是从国民党军队的阵营中起义出来的我军高级将领。1905年4月19日，李达出生于陕西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时就给地主打短工。李达后来考入西安私立东道中学和省立单级师范学校学习。其间，李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26年考入冯玉祥在甘肃平凉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先后担任排长、连长。1931年12月，作为国民党第26路军第74旅旅部少校副官的李达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但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已改编为红军红5军团的第26路军的士兵被保留了下来，而各级军官却被发给路费资遣回乡，其中包括李达。李达找到了红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但季振同也无可奈何。不甘心的李达找到了中革军委派到红5军团工作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刘伯坚被李达对革命的执著精神打动了，经过他的说服，李达终于被批准留在红5军团。一同留下的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大使的黄镇。

　　不久，受过正规军校教育并担任过参谋工作的李达被湘赣军区独立1师政委王震要走，担任了独立1师参谋长兼第3团团长，1932年9月，李达经王震和湘赣军区政委甘泗淇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被任命为红8军参谋长。1933年夏，红8军改编为红17师，肖克担任师长，王震担任政委，李达担任了参谋长。红6军团成立后，任弼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担任军团长，王震担任军团政委，李达担任军团参谋长。

　　1934年7月，奉中央的命令，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去湘西一带寻找已与中央失去电讯联系的贺龙红2军团部并与他们会合。但由于不知道贺龙部的确切消息，红6军团只能是边走边打听，在黔东北石阡甘溪镇被敌重兵分割包围。李达率一部400余人突出重围。在与任弼时、肖克、王震他们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李达毅然决定独自去寻找贺龙的红2军团，10月15日，李达在一个叫枫香溪的小镇终于找到了贺龙及红2军团政委关向应。李达马上用电台呼叫任弼时他们，终于在一个夜晚与红6军团的电台联系上了。10月26日，红2、6军团在印江县胜利会师。王震拉着李达的手激动地说：“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哪知你真的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红6军团的许多老同志都说，红2、6军团会师，李达率领先遣队首先找到贺龙，是立了头功的。此后，李达与贺龙开始了他们的漫长革命友谊。

　　会师后，贺龙鉴于红2军团大批干部被王明派到湘鄂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夏曦在“肃反”中错误地杀掉，干部严重匮乏，于是从红6军团要了一批干部。李达自然逃不过贺龙的视线，被贺龙“挖”了过来，担任了红2军团参谋长。来红2军团工作后，李达发现红2军团的司令部工作非常欠缺，于是建议在团以上单位建立司令部。贺龙、任弼时等首长同意了李达的建议。李达主持在司令部设立了作战、通信、侦察、管理等部门，举办培训班，提高参谋人员的基本素质。在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过程中，李达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战斗的方案制定和指挥工作，贡献很大，被红二方面军的许多老同志称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肖克、王震、甘泗淇、陈伯钧、余秋里、廖汉生等许多老将军在后来谈起李达时都交口称赞说他“料敌谋事胜似神算，在历次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达为人忠厚老实，口碑极好，大家都对他很敬重，从军团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开玩笑地称他为“李菩萨”。

　　1936年7月5日，当红2、6军团到达甘孜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二方面军宣告成立。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

　　太行鏖战中的129师参谋长和太行军区司令员，“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变为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朱德、彭德怀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由援西军、西路军余部及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129师，由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9月改任政治委员)，宋任穷任副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李达任参谋处长。

　　1938年12月，129师参谋长倪志亮调晋冀豫边区担任游击司令员，经刘伯承和同年1月接替病重的张浩的新任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推荐，八路军总部任命李达为129师参谋长。李达随刘、邓首长带领129师主力从太行东下冀南，以巩固我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新华日报》华北版的记者访问了李达，发表了《李达参谋长访问记》。在谈到129师在冀南日军、顽军并立的复杂形势下的坚决斗争时，记者称“一种沉着和坚毅的表情，流露在李达参谋长的脸上。”

　　1942年5月，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指挥两万五千日军的兵力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扫荡”前，日军派出两支“特别挺进暗杀队”，化装进入我根据地，执行暗杀我八路军和129师领导人的任务。其中一支“特别挺进暗杀队”发现了八路军总部的驻地，于是日军调集主力包围。在突围途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日军为消灭129师师部，再次以重兵围攻。李达鉴于八路军总部被围的教训，向刘伯承建议将师部分为两个梯队。分头行动，以减少被敌包围的可能性。刘伯承同意了李达的建议，将指挥所作为第一梯队，将司令部的其他人员和后勤部门、边区政府等人员组成后梯队，其中包括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以及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等人，都在后梯队。

　　6月8日夜，李达随前梯队安全突围。但天亮时，仍未发现后梯队。李达让人护送刘伯承师长先走，自己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冒着随时被日军消灭的危险，终于在第二天将被敌包围的后梯队接应了出来，与刘伯承会合。李达不畏生命危险，冲进日军包围圈去营救后梯队的故事，受到师广大干部的高度称赞。突围之后，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李达起草了《非战斗机关军事化的问题》，下发部队执行。鉴于八路军总部被围、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的惨痛教训，李达提出了四顶措施，指导129师所属部队的统率机关战斗化。这一建议，对于我军现代化条件下的统率机关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1943年10月，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合并，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直属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李雪峰为政治委员，黄镇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作为参谋长出身的李达，在兼管太行军区后，在太行军区司令部的建设上多有建树，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

　　抗战期间，太行军区还营救了美国飞虎队飞行员。1944年秋的一天，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接到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的报告，说一架巨型美军飞机在山西省平顺县山区坠毁，有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到一个村子里。李达马上把军区司令部通讯队队长何雨农叫来，交代他一定要赶在日军出动之前把美军飞行员全部营救出来。在何雨农的帮助下，还找到了另外7名飞行员。

　　李达和李雪峰、黄镇等太行军区领导热情接待了9名美军飞行员，虽然我根据地军民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李达还是指示后勤部门对美军飞行员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为他们开了联欢会，准备了火腿、鸡腿，黄油、果酱、西红柿酒等西餐。美军飞行员非常喜欢西红柿酒，对八路军的款待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李达1993年7月病逝后，经党中央审定的《李达同志生平》对抗战期间的李达工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作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主要助手，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反六路围攻、反九路围攻、开辟冀南、白晋战役、百团大战、1942年夏季反扫荡、沁源围困战、安阳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残酷围攻、‘扫荡’及其‘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强化治安运动’，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解放战争中的李达作为刘邓的得力助手，羡慕不已的陈毅向中央军委发电《李达是个好参谋长》，介绍李达事迹

　　1945年8月9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全军发布反攻命令。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的需要，8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邓小平为书记。晋冀鲁豫军区也同时成立，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张际春兼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国民党部队与日伪军合流，共同对付我军。晋冀鲁豫军区形势危急，但刚参加完党的“七大”的刘、邓等首长还在延安，于是李达急电刘、邓：“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徐深吉等同志乘机回太行。”在1947年8月开始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大别山区的艰苦斗争中，李达作为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未雨绸缪，尽职尽责，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协助刘、邓首长做了大量工作。李达早已预料到部队将南下，所以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在后来部队行动时不至于手忙脚乱。当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时，李达主动请缨，担任大军的先导，率领参谋人员侦察敌情。秦基伟曾回忆说：“进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军队纵深，困难是很多的，首先是要对付敌军的前堵和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这四道恶水。面对这些困难，李达参谋长带领参谋人员深入实地考察，设计出种种方案，供刘邓首长决策。他还不顾连日行军的劳累，亲自到河边测试，有时还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敌机的滥炸，组织小分队泅水先行，为大部队的开进提供经验。李参谋长的这种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使大家都深受感动。”

　　作为参谋长，李达对地图非常重视和熟悉。在大别山的反“围剿”斗争中，在一次实施夜间转移的行动中，担任为刘、邓首长带路任务的警卫团前卫1连三次都带错了路，最后都被李达纠正了，摆脱了险境。邓小平感慨地说：“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他这一手真了不起!”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李达夙兴夜寐，坚守在电台旁和作战室，随时掌握周围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为刘、邓首长的决策提供最正确的信息，并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大家都说，李参谋长是野战军司令部中休息最少的一个。

　　作为刘、邓首长的得力助手和意志的贯彻执行者，李达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参谋长。他富有远见卓识，中原局第二书记兼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曾称赞李达为“我们的好诸葛”。刘、邓首长的工作风格就是集中精力考虑大的战略和决策问题，在决策形成以后，就将具体执行和检查落实交给李达去办。李达经常是日夜守在电话机旁边，很少睡觉。陈毅曾多次说过“李达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这样的话。陈毅曾给中央和中央军委发过一封电报，题目是《李达是个好参谋长》，称李达“是我军良好的参谋长”，“前途甚远大”，介绍了李达的事迹。

　　1949年5月顺利渡江后，为胜利进军大西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第一、二、三书记，李达为委员之一。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成立，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军区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为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为副政治委员。入川前，刘伯承专门向李达交代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件事是搞清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被蒋介石秘密囚禁的地点，第二件事是迅速与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以便设法营救他们。李达通过二野情报部门和西南地下党组织，已完成这两个任务的侦察工作，但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和渣滓洞、白公馆共产党员以及进步人士的工作却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前行动而无法完成。

　　在西南军区、志愿军总部和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的李达都是兢兢业业。

　　1950年10月，刘伯承到南京就任军事学院院长，贺龙开始主抓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邓小平主要工作在西南局，陈赓工作主要是云南军区，周士第于1950年10月调任防空部队司令员，这样，李达就主持了西南军区的日常工作。

　　西南解放之初，土匪的猖獗在全国是最严重的。就在1950年2月9日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在重庆召开之际，在成都，近千名土匪袭击了我外出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其中我18兵团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被杀害。贺龙司令员闻讯震怒了，在会议结束后要马上赶回成都处理土匪暴乱一事。李达出于贺龙的安全考虑，说：“贺老总，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给你们派一个加强连护送。”贺龙不以为然，认为一个班足够了。但李达态度很坚决：“一个加强连，一个也不能少。你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出了问题，我可负不了这个‘政治责任’啊!”贺龙见李达如此坚决，只好同意了。贺龙出发前，李达专门交代军区警卫营的营长要带上轻机枪，随时监视土匪的动向。事实证明李达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贺龙他们快到资阳时，一伙埋伏于此的土匪进行伏击。久经沙场的贺龙很镇静，指挥警卫连用轻机枪还击。这伙土匪本来是准备截粮的，看没有粮食，解放军还有几挺机枪，知道是遇到了正规军，就慌忙逃跑了。这次遇险，若不是李达的坚持，后果将不堪设想。

　　1953年4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李达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的职务。美国的情报机构很快探听到这一消息，美国的电台报道称，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专家李达将军被派到朝鲜。5月上旬，李达到志愿军总部报到。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对老资格的参谋长李达很尊重，称他为志愿军的诸葛亮。遇到开会，邓华在入场时总对李达说：“诸葛先生请。”志愿军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文，邓华都是请李达起草，再经志愿军领导讨论后签发。在朝鲜期间，李达完成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邓华代司令员组织指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夏季反击战役，迫使美方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1954年10月1日，李达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的首次授衔中，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4月，直属中央军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刘伯承兼任部长。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职而无法到任，叶剑英任代理部长主持工作。李达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下属的计划和监察部部长，负责制定全军的训练计划，确定从军到排一级主官的训练责任。在先后担任训练总监部的7位副部长中，有6位上将(李达、张宗逊、肖克、周士第、郭天民、彭绍辉)，是军委下属8个总部中上将最多的一个部。训练总监部包括李达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成绩是显著的，对全军的正规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李达不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后，对他很了解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把李达要到了国家体委担任副主任。李达工作非常积极负责，李达还兼任着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的主任，为我国的国防体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曾撰文指出：“李达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抓国防体育工作，堪称我国国防体育的开拓者之一。”在国家体委，李达主抓贺龙元帅强调的“三大球”之一的排球工作，他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当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她们曾数次看望已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李达。李达很高兴，为中国女排题词：“保持荣誉，发扬传统”，以示勉励。

　　从副总参谋长到中央军委顾问

　　李达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仍给中央写信，主动要求到西藏或新疆去工作。中央考虑到李达的身体状况，没有同意，并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不久，1972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军事训练。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全军军事训练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李达刚上任，就根据叶帅的指示，挑起恢复军事训练的重任，到基层视察，了解情况。1973年11月，李达主持了全军军训会议。李达分管军事训练的头一年即1973年，被大家认为是部队军事训练“多年来最好的一年”。在李达1980年1月辞去副总参谋长后，被大家公认为历届最优秀的、贡献最大的副总参谋长之一。

　　1977年9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宋时轮为主任，李达为11名委员之一。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指导委员会成立，李达为主任，傅钟、王平为副主任。

　　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把领导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底，李达在总参党委会上以自己在几名副总长中年龄最大为由，提出自己要第一个退下来。有的老同志不理解，就劝他，既然中央没有让你退，你何必自己去提，弄得别人还以为你犯了错误呢。1980年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李达的请求，免去他副总参谋长的职务，由张震接替李达的工作。不久，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央军委顾问。李达感到不安，认为自己当军委顾问太高了，觉得自己当个总参顾问就行了。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李达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85年，李达的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销售一空。此后，他还撰写了《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回忆百团大战》等著作，为军史界、党史界等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1988年7月15日，中央军委授予李达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7月12日，李达上将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长留于世的精神风范——悼李达同志》的文章，称“在我军历史上，曾经涌现过灿若星河的一代名将，李达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军事史林》供稿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8 16: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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