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肖楚女君所给与“醒狮”周报第一期至第五十期的总批评,分二十七节,均用种种事实,或即就“醒狮”周报自己的材料,以说明醒狮派之谬妄,文笔简明有力,读者大可就国家主义者与共产党人双方主张比较观之,那便醒狮派之丑态与野心,自无施逞的地方了。
中国青年社
一、“国家主义的教育”!
醒狮第一期,平公论“内乱与教育的根本问题”,最后的结论说:“在无宗旨无气节之教育家之下无教育”。又,第二期,曾琦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说“国贼之种类”有“(卯)朝三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未)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以醒狮自己所说的去衡量东南大学底教育,衡量郭秉文蒋维乔等之为人;我想至少也总要承认在东大之下无教育,承认郭蒋等是“国贼”吧?谓予不信,请看左舜生君在醒狮第十八期上“论东大事答客问”中说:“照我们底观察,中国的政党并没有侵入教育界,但教育界自身却是已经有了党了!他们避党之名,居党之实,把持教育机关,操纵教育团体。进一步,利用报馆,联络银行;再进一步,勾结军阀,假借外力;虚名所在,不妨让之名流,实利所在,必暗中飞跃,决不放过。”然而今年暑假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开年会,正值黄炎培系以教阀势力迫胁郑谦,使蒋维乔攫得东大代理校长之时;蒋怕他们——曾琦、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捣乱,连忙请他们讲演,表示愿聘他们为“教授”。当时有人叫他们审慎行动,以符醒狮二十七期上曾琦答复东大学生李众华等质问他们被东大教授陈逸凡收买的话。(那原文是说:“本报(醒狮)根本企图,在‘矫正学风,廓清学阀’;同人对于学阀素有研究(!),颇知实力所在,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同人正在静观变化,研究学阀操纵把持之术(注意!),究竟如何……。”)左舜生却直劝李璜受聘,脱“我们是受的东大的聘,与蒋维乔个人不相干!”(此语系他们同派的国家主义者穆济波先生当面告诉我的)于是九月十日时事新报“教育界”中在“东大教授除秉志、陆志苇……陈逸凡、徐则陵等数十人外,兹闻下期各科系又已聘得教授二十余人,均国内名硕……”之下,紧接着就有“余家菊”先生(教授教育概论等科)之名了!又,醒狮第四十一期上载“国家教育协会”简章,第八条说:“本会会员对于本会有下列各种权利……(乙)于相当“机会”时介绍职业……。”
呜呼(这是曾琦先生的老调子)!“国家主义的教育”!
二、“有几个是实行家”?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八期上,解释他所主张的“国家主义的野战法”,并举出这野战法底“屡屡生了效果的”“先例”是:“同盟会在光宣之际,对于满清便取这个手段!当时只有几十个铁血男儿不安于现状,认定满清非倒,汉族必无翻身之日。他们便不惜头颅,每省分几个去做锄奸运动。诸君当然记得徐锡麟,诸君当然记得唐才常,诸君当然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今天恩铭被炸,明天李准被炸,从北京以至广东,无处不有炸弹之声……辛亥革命只是几个人一閧,各省总督便纷纷逃窜,满清便逊了位。这个功是要归之于做暗杀运动的诸先烈,先把满清二百多年的天下弄成了个危局,满清多年豢养的走狗弄得‘谭虎色变’,所以一闻武昌起义,大家便跑了!”李璜先生这种野战法,在我们不但不敢赞成——并且还要反对。不过李璜先生既然“算来算去只有这一条路才打得通”,若他能自己就去做这“锄奸”运动,我们却亦不能不予以一种客气的赞成。在一切的革命方法中,只有“暗杀”方法,要算是最简军而又最容易随着个人的意志去实施的了。他既然不要大的群众组织,又无须乎多的金钱设备。所谓“伏屍一人,流血五步。”,只要实行者有一个“决心”便够!但是,李璜先主,乃至国家主义派主张暗杀的一切先生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该有几多“奸”?不脱别的,只说李璜先生现在武昌师大教书,国贼肖耀南不就在他底眼前么?李璜先生说:“我不相信同盟会诸烈的精神至于今日便一点儿也不存在!”是的,我也不相信!李璜先生正可以“自身”去“不惜头颅”,为我们证实这个“不相信”呀!李璜先生!我们当然记得徐锡麟,记得唐才常,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将来或许尤其要记得你这个“李璜先生”!不过我们却在单纯的记得之外,还记得徐锡麟、唐才常,以至七十二烈士们,在他们尚未实行暗杀之先,并没有像李璜先生这样大贴仁丹广告。李璜先生!革命是危险的,他不但要牺牲博士饭碗,而且还要牺牲学者底性命;他并不像“法国文学史”可以随便谈谈,由你提倡一个什么“未来派”“大大派”就可算事的。呼喊革命呼喊暗杀的人,应该站在革命暗杀的尖兵地位!像李璜先生这样居在武昌,眼望着肖耀南摧残武汉爱国运动,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作伥;眼望着“强权”“国贼”张牙舞爪,却连攻击他们的文章都没有做过一篇在醒狮上发表,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拿出去与国贼一见!暗杀!锄奸!所谓“以智识阶级为中心领导的全民革命”原来就是如此!醒狮第二期,李璜先生底同志灵光先生说得好:“中国目前不少新文化大家,乃至主张什么主义大家,说来都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结果一般青年都被他弄得一蹋糊涂。我在各种诗文乃至演说中读过不少……‘推倒军阀、暗杀、手枪、炸弹’一类的话;但试问作过这些诗文,乃至于说过这些话的人,有几个是实行家?自己不去实行,只是空口说白话;那么他的主义,他的主张,再如何正大,他的方法,再如何良好,又谁肯听他的引导呢?”我们希望李璜先生,好好地接受灵光先生这个教训!我们“俄国走狗”静待李璜先生为我们排演他自己的拿手好戏——锄奸暗杀!我们晓得现在有许多安那其,也正在那里闷气不做声的主张暗杀;所以我们又希望醒狮派尊重自己,不要待得人家做出来了,却引为是“醒狮销数达到一万余份”的效力!
三、曾琦自己打耳刮子——干脆而且响亮!
醒狮第七期,曾琦在“评国民党对于时局之宣言及其态度”中说:“该党之所标甚是,而所行则非,手段往往与其目的相反,历来之失败坐此;吾人实为惜之!窃以为该党果欲实践所言,则对内宜与一切军阀断绝关系,而专力于民众之组织;对外宜与一切列强断绝关系,而丝毫不假外援。换言之,即实行吾人(注意!)夙所主张之‘对内的非妥协主义’与‘对外的非亲善主义’是也。”但曾琦老先生,却又在醒狮第三十五期“外抗强权之战略”中,列举抵抗强权之方法:然而曾琦先生,在醒狮第三十七期“国人宜断绝两种无聊的希望”中,却又说“若夫希望外人仗义,尤为无聊之极……吾人只能冀各国因利害冲突而互相牵制,万不可呼将伯于列强,希望他人之仗义,而转自懈其同仇敌忾之心也!至于各国之‘劳动党’‘社会党’与夫二三文人学士,偶有发表同情于我之言,亦不过‘秀才人情纸半张’,实际并无大效……断不能坐待敌国‘在野党’之援助……惟有努力从事于……‘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切无聊之希望,愿与国人共绝之也!”
四、阶段合作与阶级斗争
醒狮第四期,陈启天先生的“醒狮运动发端”中,说:“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何种职业的国民均可一致趋赴,协力图强;否则阶级划分,争斗益烈,国内混乱时局无由廓清,而国际干涉的惨祸终难幸免。”醒狮第二十三期,陈启天又脱:“我以为对内应否和衷共济,当以国人是否破坏国家的统一为条件……不破坏国家统一的,就与他和衷共济;破坏国家统一的,就不应和他和衷共济;那就是说应‘内除国贼’……。”醒狮派以这么正大的理由反对他人主张阶级斗争——说他人主张阶级斗争,是分散了国内革命的力量——自然是对的!然而又豈奈那“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的各种职业的阶级,却故意地要和醒狮派捣乱,要故意地不“一致趋赴”,不“和衷共济”何?请看醒狮派同志,自己怎么样说。醒狮第十四期张介石先生说:“大商则不过于持筹握算以外,犹能交结官府,送旧迎新而已!至于对于外资之跋扈,政府之凶横,则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而已。”这已足证明在“国家”这个标的之下,各阶级并不能“一致趋赴”。而醒狮第四十三期,胡瑞燊先生致“慕韩兄”的书中说:“中国人缺乏革命性,安于守旧而惮于破坏;可与乐成而难与图始;而尤以‘绅’‘商’阶级为甚!此两阶级在社会上颇具势力,常能指挥其他之各阶级而与军阀妥协。故人民虽痛恨军阀而不能与之反抗者,皆此辈在其间作缓冲也。故吾辈今日欲‘除国贼’,宜先向两阶级劝导,使其向军阀绝缘。若不听命,则向其进攻,先去军阀之爪牙,然后易于打倒也……。”则更是明明白白说绅商阶级底实质,是个“破坏国家统一”而不能“和衷共济”的东西——主张在他们不听劝而又不觉悟时,应该“向之进攻”了!然而曾琦先生却要说:“惟吾人所异于共产党者,即该党主张‘阶级斗争’,绝不容有绅商阶级存在;吾人主张‘阶级合作’,苟彼等而能觉悟,断不绝人为善耳!”原来醒狮派在绅商阶级不听醒狮派之命而与军阀妥协破坏统一之时所下的“进攻”,却不叫做“阶级斗争”而名为“阶级合作”!假使今后有人专来提倡醒狮派的这种“阶级合作”,不知醒狮派还骂他们是受了俄国的津贴——或者月给十七元(其实,月给十七元五角也未必不可,醒狮派乃调查得如此清白。)或者岁支三十元——的作用否?好!这样的“阶级合作”,当然是可以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存在的,而且也是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必然应有必然不免的。原来醒狮派和“俄国走狗”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醒狮派不敢用“斗争”这两个骇人听闻的名词,而易以欺己欺人的“合作”两字罢了!至于说共产党虽“绝对不许绅商阶级存在”,其实共产党也并不是不容许这样的人存在,正如醒狮派所谓苟彼而能觉悟,断不绝人为善一样。共产党之所以要以阶级斗争去消灭一切阶级的目的,也正是为的要把全人类弄成功这种的“人”呀!譬如俄国帝制时代的许多绅商阶级,有的自甘放弃了绅商阶级的生活(即破坏统一的阶级性),已经不是绅商阶级。所以现在都在俄国国内当着快活的共产社会之一分子;有的仍然尚不能有曾琦先生所要求的那种“而能觉悟”,依然还坚持着绅商阶级的人生观,所以就被俄国现政府仿效了曾琦先生底办法,所谓“在彼等未彻底觉悟,完全与军阀(帝制和外国帝国主义)绝缘以前,决不停止进攻。”所以就有许多“白党”流离在外,要惹得胡国伟先生远从巴黎写信来给醒狮第四十一期,说“有一俄国难民,携一幼妹,逃来巴黎作工,每见华人,便泣告以:‘其家九口被中国红军杀死者七’了!”(至于这难民底话是否属实,可以不问;好在他是反对赤俄的人,所以大概总是实在的!)
五、左手之矛直攻右手之盾的醒狮派(一)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八期中,主张“我们决心要革国内军阀的命,国外洋大人的命。……唯一的下手办法,便是靠群众力量,得着多数的分子,怀一致的理想,抱一样的精神,去与军阀和洋人‘野战’,先使他们应接不暇;以致他们内部造成了恐怖现象,然后我们才脱得上夺取他们的政权。”他底“野战法”,便是像他所举的“先例”——那些徐锡麟唐才常等所行的手枪炸弹之“暗杀”。然而灵光先生却又在醒狮第十八期上脱:“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那些保护洋人生命财产的神圣条约当然也包含在内),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之后,再来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一个国家主义者,要我们学暗杀家徐锡麟,去造成洋人的恐怖现象;一个国家主义者,又要我们学“外崇国信”的段祺瑞,谨守奴隶卖身契上所写着的死亡命运!但醒狮第五十期上却又特载一篇“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告国人书”,对“五卅”案提出十二条件,内有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收回海关主权,撤废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与割让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灵光先生在醒狮二十三期上脱:“我们所主张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对内,而不是即时主张什么反帝国主义。现在有许多人主张反帝国主义,谓一切军阀均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但我要问一句,我们现在即行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有得胜的希望没有……故我以为反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办法,是在于先剪帝国主义的爪牙;而且内政不清,未有能够对外的。”是的!“剪除帝国主义的爪牙”,“先清内政”!但曾琦先生却比我们看得清楚:“是故军阀只能害国……其背后往往(注意!)各有外人之势力在,方且(注意!)假外力以固地盘。”是的!“先清内政”!主张反帝国主义的,都是俄国的走狗,“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请看你们这些不愿“老等世界平民革命”的非俄国走狗怎么样去剪除那“方且假外力以固地盘”的帝国主义的爪牙!
李璜在醒狮第一期釋国家主义中说马克思以唯物观念解释“国性”,否认国性的说法太简单了,所以他底结论就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地步。这是指马克思不该说国家是从人类经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为此一胜利阶级用以治服其他阶级的工具而言。诚然,马克思这种唯物的说法,在唯心的李璜先生,当然是要痛恶的。然而李璜先生在同一文章中,却又说近代的“国性问题的显著,一半是由于拿破仑的压迫,一半还与当时的文化程度与交通的发达有关系,然后方才真正认识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在李璜先生,或者对于“拿破仑压迫”“文化程度发达”“交通发达”,都不认为是“生活”,是“物质环境”,是“经济”吧?其实,因为拿破仑压迫,和文化交通之发达,使民族间产生了横的“分地而食”的国家观念;与因为资本生产制掠夺剩余价值之压迫,和文化交通及帝国主义争霸市场之纷扰的发展,使阶级间产生了直的“阶级革命”的必然事实——都是一样的一部无机的社会进化史之开展!
醒狮第二期曾琦说:“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但他却又在第三十五期上,主张“勾结敌国在野党以扰其内部”。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既是自保的而非侵人的,那便当然与欧美各国之国家主义不同。欧美各国之国家主义是要在国家主义之上以军国主义建立帝国主义的。所以刘文海就译帝国主义为“大国家主义”(他怕用帝国主义犯了俄国津贴的嫌疑);所以就惹得余家菊先生急的面红筯涨汗流赶忙去骂刘文海,辩白说国家主义不是帝国主义。然而陈启天先生却在醒狮第四期上,偏偏要说:“我们深信现在的世界虽然异说横流,而主要的思潮仍为国家主义。英法日(注意!)三国固是国家主义弥漫全国;即美国的国际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也都是国家主义在背后作主。”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四十六期“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势及中国问题”中说:“事实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无所谓‘国际的’帝国主义,在他们利害冲突彼此吃醋之中,我们大可利用外交手腕,暂时联络法美以抗英人……因此我们反对共产主义者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老等世界平民革命,否认外交的功效。”但他接着在下面却又说:“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全体一心自强自卫才能解决;亲日亲美和亲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固非解决之道……。”
曾琦在第七期醒狮上说:“对外宜与一切列强断绝关系,而丝毫不假外援……即实行吾人夙所主张之对外非亲善主义。”李璜却又反对共产党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要讲求“外交的功效”!
六、左手之矛直攻右手之盾的醒狮派(二)
陈启天在四十四期醒狮上说:“合全国国民力量去打倒军阀,摆脱外国的压迫尚恐不足,那有余力从事于世界经济革命?空呼几声打倒帝国主义,不惟表示国民浮浅无知,对于国事没有相当的步骤,反足引起外人的嫉心一致谋我。”原来“摆脱外国的压迫”,与“打倒帝国主义”不同。原来在现在的世界情势中,要求中国从列强压迫中解放出来,要求中国从欧洲资本主义共同经营的“市场”地位上得到民族独立,还不是一种对于世界资本主义而行的经济革命。原来列强之“协以谋我”乃是自从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之后,才有的。原来因为怕列强协以谋我,所以就要驯服承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所以就要甘让帝国主义者存在。“我们没有余力去打倒帝国主义!”但不知醒狮派所羡称的土耳其之革命,是否就是一种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但不知现在正在撐持中的里孚人,是否也是在那里打倒帝国主义?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因此引得列强协以谋我!但不知辛丑和约是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结果?但不知华盛顿九国公约是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结果?
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人是浅浮无知;只有作那:“初由小群合成大群,合大群而成部落,后渐扩为市府,再扩而成国家;国家者,乃講自卫谋生存发展之较大的团体也!”的论文的人,才是真正深厚有知。
醒狮第十八期,灵光先生主张“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后,再来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于是他便断定:“我们的革命,只要不与他们所(?)一致的利害冲突,他们因为彼此的态度不能一致,对于我们的革命,绝对(注意!)不会伸手干涉,这实是我们肃清内政的好机会。”这是灵光先生底大发明,我们自然只有尊重。但请看!醒狮第七期郑伯奇先生由日本写回来的信:“这回奉军背后有多少日本人?奉军危急时日本浪人(都是参谋本部和陆海军省的御用走狗)怎样着急?东京的国民大会就是这些军阀和军阀走狗一种恐慌的表示……冯玉祥的内应,把山海关的胜仗弄得首尾颠倒,一百四十万元的本钱,可以使冯玉祥唱这幕戏,毕竟张作霖是老手;大阪每日新闻说价钱便宜,日本出一半,也值得……”“肃清内政的好机会”“只要不与他们说一致的利害冲突”——“只要遵守一切既成条约”!灵光先生的新发明!
七、李璜在法螺中认亲戚
在每期的醒狮上,总少不了有一篇“呜呼!共产之祸也!”的“哭头”。依照他底说法,现在的俄国,是比十九层地狱(?)的情形还要坏一万倍。“共产政治”在俄国已经差不多像杨梅疮要冲上顶了——谁一靠近他,便是谁当宣布“死”的到来了!然而李璜先生吹法螺,却又要去拉这个洪水猛兽不可向迩的共产主义俄国——即醒狮派朝朝夕夕孜孜汲汲生怕他用了阴谋以十七元一月收买青年赤化了中国内那个俄国——以为重。他说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承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必要,大声么喝着:“总之,在这暂时,我们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已经取他们(俄国)的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代之了!”(见醒狮第五十期)我记得阅微草堂笔记上,说有一户人家,因为要旁人相信他的家世高贵,在他的母亲出丧时,写了一个长铭旌:大意是“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总督××等处××大臣隔壁豆腐店王奶奶之柩”。李先生硬要在一般素来没有留心到经济学,没有把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加过详细分析的醒狮读者之前,说列宁是李先生的“老表”,说俄国是醒狮派的“外家”,自然谁也无法干涉。不过俄国现在所行的,既然已是被你们“取而代之”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你们所朝夕梦祷祈其实现而不得的国家主义;那么,中国人就都去受了俄国的十七元的津贴,立时把全部中国弄得“俄国化”,又有什么不好呢?醒狮上正应该另辟一栏,专门宣传那由你们取而代之的俄国新经济政策,而提其名曰:“风起云涌之国家主义的团体”;再在下边系以注解,说:“方今之赤俄,亦吾国家主义之一团体也!”(此注解最好请曾琦先生做)李先生!你不要太夸奖俄国过度了!小心你们所不愿打倒的、不敢去打倒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在背后也把你们注入“红籍”;使得你们自从在巴黎和任卓宣们斗气到今努力要把自己藏入“黑籍”的工作全部毁弃了!并且,一旦沾到了红的色彩,是最危险的——第一,恐怕你就不能再在大学当教授支薪水了——因为在资本主义伦理观尚未改变的时代,是不容有和共产主义的俄国做亲戚的博士的。
李璜先生说现今的俄国就是行的他们底国家主义的国家;这是在拥护国家主义的方面,在要人相信国家主义的时候说的。曾琦先生在暨南学校讲演,说:“故今日俄国所行,乃一种社会政策,非共产主义也”;这也是在要人相信国家主义和要人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时候说的。但在别的时候,俄国又变成了罗刹海市、夜叉之国。嘴是两块皮,只看资产阶级的工具们,喜欢如何说便如何说——只要有利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要拥护的阶级。
八、醒狮派的逻辑
曾琦在暨南学校讲演,说:“则是问铁道国有制度,非共产党之所企图乎?而在中国则铁道国有之结果,乃为交通系所把持,无异于梁士诒之私有,此岂非道德不发达,不足以行共产之明证耶?”我现在谨效曾先生之方程式,为读者另说一段如下:“德谟克拉西之议院政治,非醒狮派之所企图(者)乎?而在中国则议会政治之结果,乃为安福系及贿选猪仔所把持,无异于段祺瑞曹锟之私家宅舍,此岂非道德不发达,不足以行国家主义而仍应度其原始的部落生活之明证耶?”
曾琦在同文中又说:“盖欲试行共产主义,须(一)国防能力充足;(二)国际关系简单。”国际关系简单之国,却还需要国防能力充足;国防能力具备充足之国,却又能够使国际关系简单——这只好在柏拉图所著的书中去找;在眼前这个资本主义交互综错的世界上实在找不到——有之,或则在曾琦先生之脑中。
曾先生又说:“孔子圣人,当年未七十以前,固犹无资格以参与无政府之社会也;吾辈常人,更何望哉!”依曾先生,则是无政府社会者,一群斩斩齐齐的耳聋眼花七十以上之“圣人”集合所也!以此人世间绝对不会有之条件,驳倒无政府主义者;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宁有不心折而转入“吾之国家主义”者乎?
曾先生又说共产主义必须的精神条件有二:“(一)共产观念普遍,必全国了解共产为何物,然后可以实行无阻;(二)公共道德发达,必人人奉公守法,然后分配可得其平。”难怪李璜先生向人说:“我们以两年为理论时期,两年期满,再谈实行。”我初以他们必须两年为奇怪,为什么一年三百六十四日都不可以实行?原来他们是照他们在法国得学士的办法,是要有那多日子,才能毕业!可惜火星相隔太远,不能让我们遵着曾先生之教,将中国四万万同胞暂且搬到那上面去授课,待得人人了解共产,娴习法度之后,再回地球上来实行共产。但我也有一句话忠告曾先生,便是你们的国家主义理论时期,只定两年,恐怕太短。如果真要照曾先生所说先须使得人人都光明白国家主义,那么,虽然不必如孔子参加无政府社会,须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至少怕也必须至“四十而不惑”吧?我的论语没有曾先生记得熟,还是请曾先生自己酌量!
九、一半儿空想一半儿妄
沈怡先生在醒狮二十一期上,写信慕韩先生说:“弟尝作空想,苟能组织一旅行团,尽捆载(小心这两字把人当了‘物’,落了唯物主义的窠臼。)今日国内争斗不已之军阀以西,使之周游各国,略睹他人进步奋斗之状,则至少可以换新几个头脑;更组织一旅行团,尽载今日为‘共产’‘大同’之说所惑之青年,使之周游各国殖民地,稍领略弱小民族之苦况,至少当有一半可以醒悟。惜哉,其不可能也!”我们对于沈先生提议的后一半,非常欢迎。假使能够实现,我相信沈先生的主张可以帮助中国赤化加速,比俄国“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力量要更大一百倍。对于前一半,我们只好忠告沈先生在那些游历各国的军阀归国之前、沈先生须先将家眷行李及祖宗坟墓搬出中国为妙——因为留学归来之武博士,比现在的将更会“爱身”——自然他们也很爱国,譬如游历欧洲的徐树铮,便时常有爱国的文章,而且有反对俄国的文章,在申报上发表;自然他底头脑是“换新”了不少!
十、“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问题”与醒狮派之原形
曾琦先生不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醒狮第二期上说:“今世界亦但有‘英吉利资本帝国’、‘法兰西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日本资本帝国’,无所谓‘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何则,彼等之利害冲突,固无日不在暗斗之中也。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按曾琦先生在醒狮三十四期上说‘今日俄国所行,乃一种社会政策,非共产主义也。’)发出,彼以共产之眼光观察世界列强,根本制度相反,自宜视为一丘之貉……。”原来现在的“列强”,在非共产主义者曾琦心目中,还不是“一丘之貉”。原来因为日法英美时时冲突,所以就只有某某资本帝国,而没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但不知在临城案中,提出一致要求的,是不是那些曾琦所说的非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亦但有某某资本帝国”的日法英美?但不知“彼等之利害冲突”有不有时候也可以“利害一致”?但不知我们所常用的什么“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政策”这些名词中的“国际”字样又如何解释?大概也是那“实行共产主义的苏俄”硬造出来,乱加上去的吧?有国际贸易而无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唯一的原因便是国际贸易的名词不是苏俄发出来的,所以就“有”;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名词是由苏俄发出来的,所以就“没有”。
醒狮派底唯一口号,是“外抗强权”。但醒狮第十八期上却说:“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之后,再来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一样的。“照旧遵守一切既成条约”!这便是醒狮派“大无畏”的外抗强权!难怪要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俄国用钱买了我们来作祟的了!十八期醒狮上又说:“我们现在即行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得不得与外国宣战?我们于实力未充足之前,我们即行如是,我们有得胜的希望没有?”原来醒狮派是“有”实力“外抗强权”而“没有”实力“打倒帝国主义”的。原来“打倒帝国主义”,并不是“外抗强权”之一种。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方法不同的——他们虽“抗”,却不致于像打倒帝国主义者那样要弄得与外国宣战的。原来凡一说到打倒帝国主义,那是就须与外国宣战;若不与外国宣战,就不能算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只说着玩而不实行的——因为他认为现在还是应当遵守一切既成条约的时代。原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得胜的希望,所以就只能说“外抗强权”,而不能说“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朋友!李璜说我们在中国提倡共产主义是太早了!你们现在“于我们实力未行充足之前”,即在醒狮上大吹大擂的“外抗强权”,不也太嫌“早”了么?
曾琦先生脱(醒狮第二期):“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外国人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要去打倒他所用的这个“主义”,逼着他对待我们另换一个“主义”——何至于就是“干涉他国内部组织”?照曾琦的“宋襄公主义”脱,那么,我们对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所行的“资本移植”政策,也不应当反对了!因为“资本移植”政策,就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具体表现得最露骨最厉害的一种侵略。我们若要去反对他,那便是去“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了!呜呼!醒狮派的“外抗强权”!外国这样来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把我们桎梏得连气也出不来——上海、广州、汉口、重庆、南京的同胞,让他们用了达伊尔主义任意屠杀;我们还不应当去“及汝偕亡”地向帝国主义进攻!就是去干涉他国内部组织——干涉这些压迫我们的仇敌的内部组织——譬如鼓动他们底下层阶级(平民)起来推翻他们现在的这种以侵略我们为目的的政府,又有什么在道德上不应该的处所?因为要避免干涉他国内部组织,遂併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也要反对!仁义哉!这大概便是余家菊所谓“无入而不自得”的“本国历史中的好东西”吧?这大概就是醒狮派说我们不应骂倒他的“东方文明”吧?呜呼!醒狮派的“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然而曾琦先生在醒狮三十五期上,却又叫我们抵抗强权要“运用外交”;而运用外交时,则可以“援助弱小民族厚我声援”,“勾结敌国在野党以扰其内部”!原来援助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以及“扰其内部”,都是和因要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而“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不同的!可怜的酒醉头脑!
曾琦又说:“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何辞以对?”杞国的天要塌了!怎么禁得曾先生不如此躭。然而试问曾先生,我们可不可以当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压迫我的国家出来之时,暂且说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等到有了那个国家出来时,再提什么别的口号呢?又试问曾先生,就是你自己承认的那些“英吉利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也应不应该打倒呢?依你的,纵然没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却已有了某某国家的资本帝国主义——现在我们就暂且将“国际”两字取下,单只留一个“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你还反不反对呢?外抗强权的醒狮派!你们不但拥护资本主义,而且拥护帝国主义!你们反对“打倒资本主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俄——一脉相承,都只是为了你们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的轿夫。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实现世界经济革命,都是从根本上剷灭资本主义的现制度的;所以你们要拼命的反对。什么国家主义,什么反对俄国赤化中国,什么“呜呼外蒙”,什么“外抗强权”,什么“实力尚未充足”,什么马克思学说并不真确,什么阶级斗争分散了革命力量,什么在国家主义之下,各种职业可以一致趋赴,什么“共产党人受俄国津贴”,什么俄国强捕中国使馆人员,什么“新俄祸”,俄夷马踏中原,什么俄国要把中国并为苏维埃联邦之一……拆穿西洋镜——只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一点“褊心”在那里作怪。更精粹一点说,只是拥护资本主义的那一片赤忱——那一片不可告人之隐在肚子里作“发条”,使得百代公司的唱片背出响亮的“哭灵牌”“请宋灵”来。超麟同志在中国青年七十二期上说“醒狮”知道“有系统地提出所谓绝对的国家主义来抵抗共产主义”,这话未免太恭维他们了!他们那里能够有系统?我们只略微在这五十期醒狮中一加检查,便已找出他们无数的矛盾,简直千疮百孔。不过他们能够不顾前后,随口乱咬地始终作那拥护资本主义的工作罢了!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意国法西斯特……都还要去找一个一贯的逻辑;而他们却不顾这些,一个人说的话可以完全两样,可以前后完全相反,这是他们横绝宇宙的特殊精神!日本的贵族,反对“相续税”,还能找出一个“歪”的理由,说:“家族是日本的特色,因为家族发达起来,所以今天日本才成世界无比的最良团体;若是想推翻家族,就是想和推翻日本国基一样。”(见小川乡太郎著社会问题与财政译本第二百零四页)可怜他们连这种日本贵族都不如!然而他们之所以竟至以如此之意气,在那里背诵留音机的根本原因——还是要怪我们共产党人自己不好。李璜在武昌师大向一个四川人周君说:“我们所以要如此,都是由于他们硬逼出来的!”曾琦李璜在巴黎时,办一“先声”周报,时发学者式的政治经济学说,尤以曾琦好谈天下大事。我们底任卓宣、伍豪几位同志在“赤光”杂志上,偏要时时去指出他们的谬误,纠正他。尤其是显得曾琦底那支新民丛报式的文笔和他那两大传统思想——即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益发难堪。本来一切博士们都是要找一个幌子来谈一点“什么”的。譬如胡适谈白话文,黄炎培谈“职业教育”,陶知行谈“平民教育”,江亢虎谈“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乃至舒新城谈“道尔顿”写信给柏克赫斯特女士。任卓宣等硬要损伤曾琦先生们的这种“将来发展之伟业”,损伤他们的“自尊心”;自然他们就不能不纠合团体来专与共产党作对了!其实说他们本来就有心拥护资本主义,也是冤枉。不过他们既与共产党有了生活上的仇恨(恕我对于唯心派的你们用了这种唯物史观的句子),遂不能不走人那一条路,遂不得不与一切反动势力(凡足以帮助他们而致共产主义以多少之打击,使他们可以出气的——譬如下至张德惠等之言,也不惜引以为重。)相联合罢了!可怜的怯懦者!有勇气的尽管说:“我拥护资本主义,我承认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应该存在——所以我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好了!可怜你们却又要在表面上承认寡妇应守贞节,而专门说些:“俄国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话侮辱人类,同时也侮辱你们自己!其实,你们单只说共产党得俄国金钱,还不得力;你们应该说共产党挖小孩的眼睛,把女人倒吊起来轮奸,吃死鼠,尿屎不揩屁股,以人血当酒饮……等等,像天主教神甫在欧洲募款时在影片中形容中国人野蛮的那样。
十一、请看醒狮派之“诚实”!
李璜先生说:“每逢国家有了外患,或被人凌辱,或被人侵犯,则欧洲人无论英、法、德、意那一国的国民皆不能一日安于故常;很规律而且熨贴的一日三餐,很温柔而且美艳的少妻稚子,沙发椅何等舒适,比雅乐何等悦耳,皆一旦舍去而不顾,置身战壕,饱受炮弹,十人而九死!”(醒狮第二期)他这话是要用以证明爱国思想,在人类界是普遍存在的本能。但我们要请读者想想那些旁边打有圈圈的字样中,到底含有多少的“诚实”!
又说:“贵族阶级在今日欧洲,最穷而无实力,然在乡城则尚居各阶级之顶;其次始为所谓大绅士,即大农主大实业家;复次为……所谓小绅士……最后乃工人。以最末一级之工人比最高一级之贵族,则工人之所入往往比贵族为多,以小商店伙比之官中执事人,则其经济生活亦前者远过后者。但贵族之女,无论如何不愿下嫁工人;而官中执事人虽终岁劳苦,无有存储,而总鄙小商店伙为贱业。并且不但同在军中奉职之士官,出自行间者与出自学校者,乃有阶级的歧视;即在乡村共同作业之农家,出自旧家者与来自远地者亦有阶级的等差。同是工人,做细工者,每鄙粗工;同在一厂,为工头者每鄙杂役。凡此事实,皆非一经济观念为之中心,而社会习惯与智识等差在在足以助成阶级的歧视。若果主张阶级斗争,则凡此等等皆足为战争之端,何独只取大绅士与工人之对立状况,而尽弃其他?”(醒狮第十七期)他这段话是要用以证明阶级之应当存在,为人间天然之事实。我们除了请读者注意字旁有圈的地方,含有多少诚实之外;还要请注意他:为什么不把工人的收入与次一级的大绅士——大农主大实业家相比?又为什么偏偏不用“大资本家”而故意要用“大绅士”的名词?贵女不嫁工人,官中人鄙小商店伙,是人间道德上应当认之为“对”而予以维持的么?所谓“社会习惯”,是不是由于人类之经济生活逐渐演变而成的呢?智识高下,足以助长阶级歧视——是不是凡是贵族大绅士都是“智”者,而凡是工人小商店伙都是“愚”者呢?因为细工鄙粗工,工头鄙杂役;遂连工人反抗资本家掠夺的阶级斗争也不应该有么?一般所谓“阶级斗争”,倒底是指的经济上的平等要求,还是指的智识上的平等要求,李先生大概久已明白——为什么要故意地将智识问题扯来加在阶级斗争中,诬赖主张阶级斗争者是主张智识平等呢?是不是因为智识不平等,就当承认经济也应该不平等——愚者是应该受智者之剥削虐待而过牛马不如之生活么?阶级歧视之观念,如军中士官学校出身者鄙视行伍出身者,到底是那士宫的先天本能,还是由于社会的生活环境之暗示与资本主义化的教育之结果呢?打倒了经济上最不平等的资本家阶级,举一切社会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教育目的、文化制度而变更其根本之意义与鹄的,试问还有什么“尽弃其他”的足以使人受罪的阶级存在?(智识阶级和伦理的父子兄弟阶级之存在,是不要紧的,因为这些阶级本身并没有一种工具去掠夺他人,吸他人之血养肥自己。)
余家菊说:“共产党人受苏俄经济的援助,更以金钱收买学生……‘于是’强迫各校长予以宣传之自由,致送各教员以早行入党之威吓。偶拂其意,便下令各该校中之党员,鼓动风潮,伺机爆发,或则捏造谣言毁损对手方之人格,或则乘势掠取对手方之位置。此种现象,‘吾’于武昌目击而身历之,于各处又‘耳闻’之,其为全国之‘耻’而非一地方之‘羞’也必矣!”该有多少诚实?今后,凡一教员因无能,因与他人不和,因拙笨而不能战胜狡猾政客式之学阀,因不为学生所喜而被驱逐时都可以说是“俄国津贴的共产党作祟”!大概北京女师大、南京东南大学以及一切的学校风潮,都与加拉罕有关——都是俄国使然。“吾……于各处又耳闻之”!二十一条之外,又有此“而非一地方之羞”的“全国之耻”——余博士的新发见!但李璜说:“我们绝不回骂你们共产党受了俄国人的金钱运动……”——该有多少诚实?
李璜说法国工人反对法国共产党主张国际公道,不许法国占领鲁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讲国际公道不是在今日,至少要等到德国赔款来把我们法国北方战区修复以后,说什么各国平民联合便有希望,如果德国老是这样赔款不送来,煤炭挖不来,我们生活便老是这样昂贵,工厂便要关门!”这个工人的口气,十分活象法国煤铁资本家,十分好像法国政府。可惜李先生没有替我们记下姓名,告诉我们在那一地那一时说的!该有多少诚实?
又说:“请看上海的外国人,有几个足资本家?上海那些洋人在本国都是以劳力卖钱的,最多的是修理机器的工人和商店雇工。一到中国来,工资有加,红利有加,不几年他们便丰衣足食了!”这是要证明侵掠中国的,并不是洋资本家而是洋工人——证明在中国并没有洋资本家,也就没有资本帝国主义!该有多少诚实?
又说:“现在欧洲平民家里,比我们中国缙绅家庭还要阔绰得多;一个机器工人,平均一天有六七元进款,回家坐的是沙发椅,睡的是钢丝床,吃的是大酒大肉。他们天天在看日报,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所以能增进,便全靠他们的资本家政治家能够在殖民地和中国找到了制造品的销场(李先生这句话可以作为教训曾琦使他了解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材料)。他们并且知道由某种机会,他们的资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国赚的钱是很多的时候,他们便用罢工的手段,去叫资本家增加工资与红利;所谓利益均沾,不肯放松一步的。”原来如此!该有多少诚实?“请看在上海的外国人有几个是资本家”和“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资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国……”这样的句子排在一篇文中——该有多少诚实?外国工人的罢工,原来也是侵略中国的——大概李先生是叫我们知道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须得先将各国工人阶级消灭;或是要使得各国工人阶级甘心驯服不向他们底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红利,然后才行吧?该有多少诚实——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掠夺者的辩护士!
又说:“生老病死苦这五个字,在我们中国谈起来,很是可虑可悲的;而在他们(李先生所认为已行国家主义的欧洲各国)国里,自从有了国家主义的社会政策,简直便不成问题了!”该有多少诚实?
曾琦答复章书谦君说:反对共产党的文字,不必向外翻译,因为是“不足为外人道”。诚然,诚然!这样的反对共产党,当然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不翻为是,因为此乃“全国之耻,而非一地方之羞也!”
说谎为人生第一可耻事,而醒狮派恬然为之!
十二、谁是“以人当物”?
陈启天先生说(醒狮第四十四期):“共产党人过信唯物史观,只将人当物看,所以完全缺乏人味!”我们——共产党人——要求以阶级斗争,消灭一切的阶级——不许那一个人利用那一个人以为获得生活资料之资——反对资本家驱使工人,把劳动当商品,把工人当器械用。醒狮派反对我们主张阶级斗争;承认经济上的不平等阶级应当存在。到底谁是以人当物;到底在谁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是“缺乏人味”?陈启天说共产党所谓劳农专政,是“与尚贤的旧思想冲突”;醒狮上又主张“蒙贤治蒙”。在你们底“尚贤政治”下,试问又有多少“人”在你们心目中而不当做“物”看?
十三、什么是“本国文化”?
陈启天列出一个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表,说国家主义是“拣选本国文化”;共产主义是“推翻本国文化”。醒狮上又再三讥弹共产主义说“中国文化只有小脚与辫子”这句话为蔑视自己的文明。我们不懂所谓本国文化究是什么?所谓本国文化,当然是本国所特有的文化。我们在中国所有的文化中,打起灯笼找遍了,也没有见在小脚与辫子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我们引为光荣。列位不相信,就请听国家主义派的同志,恽震先生在第二十一期醒狮上说的:“我不甚懂得所谓‘东方文明’。若说忠孝节义,这是人类(就是全地球上的每个人)宅心处世的态度,我们只要提倡忠孝节义的教育:服务尽忠,事亲尽孝,立身重节,处世论义,在工业发达的社会里何尝不可以提倡?若说文学美术,这也与国民生计有关,长此贫乏下去,大多数失业的人将何从而论文作画,文学美术终久不过是少数暇豫逸乐的人所享有。我们要使多些人享受到艺术的愉快,似乎应该增进国民的生计,使大家不偷不盗,然后才讲得到给民众以享受文艺的机会……若说东方文明是东方先哲的哲理学问,那更没有问题,工厂开得多,理工学校到处皆是,我们仍旧可以有若干大学,容纳有志的子弟去研究先哲的哲学。我所以说,只要尽量提倡工业,不必顾到精神方面的偏枯,就是这个道理。”恽君的话,简直是代表我们说的。请问仁义道德忠孝节义文学美术既都是人类同具的本能或倾向;则除了小脚和辫子之外,还有什么是东方文明——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还有什么是东方先哲的哲学之特质?我们共产党除了叫劳动者反抗掠夺自己的资本家,除了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反对寡妇守节;我们何尝推翻本国文化——又何尝有些什么本国文化让我们推翻过?我们叫人们现在“不必顾到精神方面之偏枯”——反对人们专门去讲精神文明的原故,乃正是因为有经济上的不平等阶级存在,“大多数失业的人将何从而论文作画,文学美术(乃至一切精神文明)终久不过是少数暇豫逸乐的人所享有。”我们所以不忘那“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两句“国民常识”(去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开会,左舜生君向余家菊君说此二语是国民常识。),而被你们骂为以人当物看待,就是因为要“使大家不偷不盗”。朋友!且不论除了小脚和辫子,中国并没有特别的文化;即令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我们也只把他放在世界文化史上,和犹太文化、埃及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一样看待。恽代英先生说得好:“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若说必须先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能谈革命,请问里学人中间并不曾产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羡慕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蛮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愿屈服于人家而虚骄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抬起来。中国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我们也不崇拜那“德国,德国,于兹独绝!”的侵略主义之象征物。然而陈启天先生却要控告我们推翻本国文化,以期诉诸人们的感情,好对我们激起愤怒来!
十四、难懂的新玄学
李璜先生说:“每个国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国家的人格;这种国家人格的缩小,便是每个国民的人格。”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家人格,就是由于我们这些人的人格放大出来的了!李璜当然也在内——从“五卅”运动表现出来,是无耻,怯懦,甘为奴隶;然则,李先生的人格当然也是如此了!但中国国家人格缩小的结果,为什么又都不像李璜,不像我;而又有袁世凯,又有张作霖,又有李彦青呢?
李璜先生说:“爱的本体——或称良能——终有他的独立存在价值。所以我们谈感情生活,在在不能离却人的天性说话。认识了天性上本有这种爱,则爱国、爱乡或爱人方有真实的源头,而不是虚浮的。于是方了然我们爱国并不是随声附和或有意铺张,是本乎天良而又缘于实际,有不得不然的意思。”为什么李璜先生又说:“这个国家意识,国性问题的显著,一半虽由于拿破仑的压迫,一半还与当时文化的程度与交通的发达有关系;然后才真正能认识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呢?
十五、“苏俄走狗”的答复
第四十三期醒狮笔枪墨剑中,质问我们——“苏俄的走狗”(这诚然是一个可以出气的恶骂)——一些俄人在蒙古的事实。现在我们答复在此:“当我民国十年夏间,外蒙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蒙境新受白党之蹂躏,诸务废弛,几不成国。国民政府,乃与俄缔结协约十二条,得俄种种援助,始克百废俱举。故与苏俄关系,异常密切。”这段答语久已写在醒狮第四十期中——是贵同志谢彬先生代表我们说的。但希望你们不要疑心谢君也是苏俄的走狗——因为他实在没有得到每月十七元的津贴。
沈怡君问:“俄之于我外蒙,何故念念不忘,而必欲置诸苏联统辖之下。“这很容易明白:(一)是因为中国无力替他制止那些白党——谢米诺夫、霍尔瓦特等——去利用蒙古图谋推翻他底共产政治复辟皇政;(二)是要贯微他底世界革命主义,扶助弱小民族获得完全的独立;(三)是蒙古那块地方,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久欲利用其走狗——如前几年日本之于徐树铮——去建立甲必丹政治,以南进而侵略中国,北进而破坏俄国的反资本主义之建设!关于中东路,也无非是因为日法美诸国在旁边垂涎,一旦放手,即不免为他们攫去——攫去即与中俄两国不利,最危险的是可以供给白党作巢穴,用为反革命之利器。
中俄会议迟开的原因,是因为加拉罕要求遣散张作霖张宗昌部下的成千成万的白党兵,革除中东路白党人员。因为他们都是足以给赤俄以政治上之危险的。只因中国可怜的中央政府,权力办不到,所以才至于迟延。最近加拉罕已经让步而先开会议之幕了!醒狮派放心!请你们还要记得去聚集精神以严防关税会议中帝国主义者之分赃罢(最要紧是监视日置益)!
李景林逮捕天津爱国运动者,东方通讯社即拍电报说:被捕者已在严刑下招认,受俄国领事津贴,醒狮从而和之,也说“闻”天津方面亦有人受俄金钱运动。现在请看八月三十日(?)京报所载雷殷(反对共产主义之议员)谈话,说:“并无此事,此不过日人故造谣言,欲尽坑学生于赤化中耳!”
醒狮第四十五期,丑伦杰问俄国为什么逮捕华使馆人员。关于此事赤塔中国领事耿匡先生(即耿济之)——即大家说他也是被捕人之一的——曾有一信登在专造此谣的研究系机关时事新报上(可惜我未能剪得)仿佛说他不但未被捕,而且中国所传之事,与他数年在俄所见,完全相反。自然,俄国的否认是不能算数的——因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譬如最近帝国主义者造谣,说俄蒙又订了什么铁路条约,加拉罕否认,醒狮说加拉罕是狡猾的,否认了也还是有的——一定要认为是有,谁也把你们无法。但别的帝国主义者如有什么事而出以否认时,便再无人置疑——唯一的原因,便是因为俄国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不过有雨点可以反证:(一)造谣者为什么不逼外交部抗议?(连对英对日都敢抗议“五卅”案,为什么既有这事而不向俄抗议?)(二)为什么外交部始终没有关于此事的正式公文宣布?稍安勿躁,不久外交部自有交代给你们!
我要声明我们并非完全与俄一体者,俄若真有什么侵略我们的事实,我们还是与对待帝国主义者一样的反对。只因醒狮既呼我们为苏俄的走狗,好像硬认定这些事就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只好尽我们的所知答复于此。
十六、“减杀对外的战斗力”?
醒狮派相信在他们底国家主义之下,各阶级是可以本了天然的爱国本能,“一致趋赴”着去对外的。所以李璜先生就以海外归客之资格,谈瀛说谎,说欧洲无论那一国的人,每逢一有国家患难,便能舍了一切的沙发椅、比雅乐、美妻稚子而赴死不顾。(第二期醒狮)所以他们就要说共产党人在“国内鼓吹阶级斗争,以减杀对外之战斗力。”醒狮派实在太恭维我们了——我们鼓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可以由人去鼓吹的么?我们若有这么大的本事,岂不成了瞒天过海的八洞神仙。唯心的先生们太“从心所欲”了吧?我们暂且让一百步,暂且不拿我们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和醒狮派说——暂且请看醒狮派自己所说的话。醒狮第七期上,承认中国现在资本家多是军阀的化身和走狗底国家主义者郑伯奇先生由日本写回来的信,告诉曾琦李璜说:“你们要揭出最简单的口号,如辛亥革命以前‘排满’‘光复’的口号把握住那最可爱的农工阶级的同胞的心!惟有这农工阶级才真是爱国的。你们看看俄国革命,贵族跑到巴黎依然过贵族的生活;音乐家入了美国国籍,依然发挥世界大家的声誉。与祖国同命运共甘苦,始终死守着祖国的,只有农民和劳动者。德国怕也是一样,国民被赔款苦得要死,Hugo-Stirnes反成了世界第一等的大资本家。再看看咱们这可怜的祖国和同胞,好战的军阀和煽乱的政客都在租界购有堂堂的宅第,政变发生,租界上便充满了要人的车塵马迹;呻吟在枪刀水火之下,死不离祖国怀抱的,只有农人劳动者和卖命的兵士——这是一种变态的劳动者!朋友们!祖国的生死存亡全在这些可怜的人们的双肩上,你们的国家主义,也只有这些人们才肯承受的。”郑先生不是得了十七元一月的苏俄走狗,他底话,当然比我们说的总有几分道理。“你们的国家主义,只有这些人们才肯承受!”“爱祖国的,只有农人劳动者和兵士!”说我们减杀了对外战斗力的醒狮派怎么样为我们下一转语?我们说“劳动者无祖国”,便是说劳动者在现在这种史丁纳(Stirnes)所借以发财而有事时又跑去人美国国籍的“祖国”中,是不应当去“爱”他的。劳动者是最能爱国的,但他只爱他自己的“祖国”——消灭了贵族资本家以后,史丁纳也一样的同他们在生产界作工(劳心的或劳力的)的时候的那种“祖国”。所以德国劳动者不应当爱现在握在工业资本家手中的祖国;美国劳动者不应当爱现在握在银行资本家手中的祖国——因为你爱了他并无益处,你在这里爱国,资本家却在那里私通外国(法国占领鲁尔时,史丁纳实参加其协议。);有利,他们发财;有害,他们跑了!所以劳动者只应当拥护那已经成为劳动者“自己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劳动者如能在各个地方,把他们自己的祖国扩大,使全地球而成为一个苏维埃国,强迫一切资本家和贵族都变成了劳心劳力的工人时,便没有了“祖国”,而获得了整个的人道、正义、自由,获得了“世界”!在正义之前,公理之下,资本家和贵族是不应当不受大多数劳动者之强制的——杀了他们也应该,他们都是已经犯罪的囚犯。不过从唯物史观上认识社会进展的“时代”,却也可怜他们是被已往的生产关系——无机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非人类意识所能支配的定律推着走,所以也允许他们放弃了罪恶而同劳动者一样的作工。我们是本于这样明显的事实,这样自然的客观律,促进(鼓吹提倡之名,太恭维我们了,不敢承受。)阶级斗争——大呼郑伯奇先生所认识的“最简单”的,和“辛亥革命时一样”的工农兵联合的口号!
十七、专政问题
醒狮派不相信“国家是统治者压服被统治者——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这句话。所以他们反对俄国的劳农专政。他们拾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硬相信俄国烧毁托尔斯泰的书籍,禁止萧伯讷的戏剧是事实。现在我们且不辩护这些事的没有,更不必和醒狮派空化时间谈理论。我们且说事实。第一我们要问:设若有一群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共产的共产党,在法国秘密结社,图谋实行社会革命,到处发行他们底书籍,扮演他们底戏剧时,这时法国政府对之应该如何?是不是逮捕、禁止、监禁、死刑、烧毁书籍、放逐外籍共产党员?史丁纳在德国,有造船厂,有森林,有钢铁厂,有银行,有报馆,有各种的矿,他能够使法国占领鲁尔时,不能不先和他商量。他可以望断舆论,他可以收买国会中若干议席。他若运用他底金钱之力,便不难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和他发生密切关系。他不难指挥他的报馆说德国劳动者应该下死力替史丁纳作工——因为那是发展实业,挽回利权。他可以暗示着大学教授们拥护阶级存在的伦理学说(自然不是每个大学教授都如此卑鄙)。他更可以利用海陆军和警察压迫工人对于他的罢工。假使法国的钢铁业在世界市场上和他的销路相抵触时,他的报馆,他的大学教授,他的国会中的议员,便会一致的说“德国,德国,于兹独绝!”;“我们要勇敢的赴前敌去发挥德国文明”;“我们要爱国”。千千万万的战费,则征之于人民;万万千千的死尸横在疆场上,则来自“有意识有系统有组织的国家主义的爱国教育”中——征兵制度中。胜则史丁纳获得钢铁市场,或获得足以辅助钢铁业发达的煤矿——如法国战胜德国后之所为。(收回亚尔萨斯、洛林,占领鲁尔。)败则从新又来爱国,作工,加税,还赔款,挽回利权,报仇——舆论、教育一切如是。于是社会的风俗、道德、伦理、政治、法律、乃至宗教(德国教士得罪了史丁纳时一定募款就受障碍)、科学(日夜研究如何发明俭省人力而生产力大的机器——必如此才可专利受奖)、美术——可以说一切都要史丁纳化。在这种史丁纳国家中,劳动者主张权利是反叛;说“工人无祖国”这话的人是犯了道德上的罪,是煽惑人心;共产党当然更应该“杀无赦”。请问:这不是资本家欺骗群众,剥削工人的工具是什么?现在的英、美、日、法、意、德……除了俄国,那一个不是如此?那一国不是在德谟克拉西面具之下,实行第三阶级——资本主义的专政?这种专政便是道德上之正体,而俄国的劳农专政便是罪恶!俄国专政便是违反了自由平等的原则;而英美则否!我们请问醒狮派,请问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应不应该对于满清皇党专政呢?应不应该对于袁世凯的帝制党专政呢?将来醒狮派得了政权,曾琦先生坐在北京总统府中时,也能允许我们共产党肆行反对你们自己否——也还要保存你们所说的自由原则否?依你们的,是俄国现在应该让一般资本家和帝制派去自由活动,好将俄国现在的政府推翻;让康有为升允金梁江亢虎自由活动,抬了溥仪来把中华民国的共和招牌下了去么?拥护资本主义,原也可以;但应该光明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应该横行一世,俄国推翻资本主义而且实行禁止资本主义之图恢复——我们应当一致地去和他拚命。却不应该假借正义自由之名,说专政是罪恶,是不道德,以欺骗群众!朋友!只拿醒狮不及向导受摧残之甚和醒狮派人不及共产党人在在有生命的危险二事看,就已足够证明国家是“阶级的”了!私有财产制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不公之于社会而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出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专政,是用国家这个东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工具归之于社会公有——使阶级消灭。俄国劳农专政,不是反自由的,乃正是在走向自由之路的过程中——为正义之初步的累积工作。假使托尔斯泰萧伯纳的著作中,含有破坏劳农专政,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张目之处,禁止焚烧,是应该的。唉!专政!辛亥革命如能继以民主主义之专政,则今日之中国必不如是;将来醒狮派当国,如不专政,则北洋军阀一定会利用“自由”,鼓动军队,先将曾琦李璜杀了再说(请读者参看中国青年第八十六期“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
十八、中国今日之劳资阶级
醒狮说:中国还没有劳资对立的阶级;又说:“中国劳资阶级,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还是和醒狮派说事实。事实太多,我们苦于不能遍举,只好且举一二,以见其概况。
在上表所列的工人之中,已有工会组织者,据一九二四年八月所调查计有:
铁路 四四,八○○人
海员 四五,○○○人
矿工 二六,二○○人
湖南 二六,○○○人
武汉 三二,三○○人
上海 一六,三○○人(按“五卅”时上海总工会所属已有二十万人以外)
粤港 五○,○○○人
其他各处 三○,○○○人
总计 二七○,六○○人
我想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之有赁银劳动阶级之存在吧?这些劳动者所过的生活,怎样呢?自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海员,是比较的稍好;然而且看我举一例,如:山东博山煤矿轻便铁路工人的生活,是:工人住处,上搭芦席棚的土洞,每一间大长方形的棚洞,住三四十人。夜间三四十人同排在地窖中。每日工作从早五点到晚八点(十五小时)。推煤出洞下山,每次车钱六十个铜元,每人要每天推两次,才可得一百二十个铜元。一百二十个铜元之中,要送十五个给“工头”。每日须买公司自卖的贵面,五十余个铜元;鹹菜四个铜元,烟卷六个铜元,每四五日要费一双布鞋,所余还有几何?铁路经过偏僻地方,没有女人,夏天工人还可随便不穿裤;冬天简直要命。铁路由山上倾斜而下,推车飞跑,偶一不慎,便连人带车血肉横飞,每礼拜必有三四次惨剧发生。死了还要公司考究原因,有时侥幸可以得着二十元恤金;考究不出原因,就算你是白死!再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上海共有童工总数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其中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女童十万另五千九百二十一。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四千四百七十五;女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共在二百七十五个工厂中作工;内属日本者三十二;英国二十四;美国十二;意大利七;法国五;葡萄牙、瑞典、比利时各一;英美合办者二;其余一百九十厂,均为中国资本家所办。很多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中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而且是终日站立。分日夜两班,直到星期日才停一班。工钱按日,至多不过小洋两角。那些童工多由包工者(Contractor)在四乡招来。每月不过给其父母两块银洋——包工者可以向工厂得到四元上腰。在棉厂中的童工,大多数工作时间是十三小时十五小时。许多工厂中,当夜工时,儿童们都因太疲乏而滚在棉堆里睡着了,工头看见,便加毒打。丝厂中以女童工及青年女工为多——成语说“一个小孩当两个成人”。小女孩站在地下,向沸水盆中捞丝头——十指见骨。早六时至晚六时,间或还要作夜工,并须先十五分或二十分到厂,一气要站五六点钟。厂中温度,常为湿气所包孕,久在炎湿蒸气中,尤易疲倦;工资由二角至二角五分。尤苦者为火柴工厂——九枚铜元一天,工厂内又无防火设备。作火柴盒的外工是母子同作工,每千个盒的内部,九个铜元;每千个盒的外部,七个铜元。一个妇人,两个小孩,一天可成二千至三千个部分——精疲力竭。又据他们调查,上海的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收入,算比中国任何地方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每月得十五圆,人力车夫得八元,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也须十六元,方能过活。上海小沙渡日本内外棉厂,作工十二小时,而最低工资且有少至每日二百文的。时常毒打工人,连大小便都要先领“厕牌”——三四千工人,只有两块厕牌。在这种生活中的工人,共计九公司二十二厂,三万五千余人。照以上所举的事实,请问醒狮派,到底中国有没有了劳资阶级?这些劳动者倘若要向资本家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到底应不应该?值不值得同情?资本家对于此等劳动者,动加高压——像青岛五月二十九日的屠杀,上海顾正红的屠杀且不说,只说郑州豫丰纱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厂主穆藕初竟不惜雇用三四百流氓,殴打罢工者,诬调解工潮的京汉路工人为“赤化“,打死韩玉山、王长保两人——这是国家主义的同志恽震先生所亲见的(闻恽先生现在该厂当工程师)。劳资斗争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么?绝大的流血惨剧——阶级斗争,如京汉路“二七”惨杀,广东商团事件中商团和工团军农团军苦战的事实,已经写在历史上明明白白。中国青年八十六期中所举的资产阶级的自利性,反国家性,也已经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鼻尖上!醒狮派却还要说中国没有劳资阶级;说各阶级可以合作;说阶级斗争是减杀对外之战斗力。当中山收回粤海关时,电请安格联抗议,保护他们底内债积金的,不是上海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么?当去年江浙战争发生时,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便通电主张“租界未收回以前可不顾主权,而于法典约章之外,都可委曲就商”。以托庇于洋人,而保护他们的财产!醒狮派昧良说谎,袒护资产阶级,还要说,我们硬把“五卅”运动强扯成阶级斗争,举南洋烟草公司和招商宁绍等公司捐款之事,证明劳资合作。朋友!南洋公司捐款,是要劳动者替他做工具,延长对外罢工,好让他战胜英美烟公司呀!招商宁绍是要乘机在长江沿海抢钱呀!虞和德与纺织业无直接关系,所以他就说海员罢工好而纱厂罢工不对(参看中国青年第八十四期),无非是三北公司有几只船可以抢怡和太古之利;而又希望着多有棉纱包装运罢了!事实在这里,每个妇孺都会知道他是哲学的真实。醒狮派故意装做不见,硬不承认劳动者——被压迫阶级有自我意识要求好的生活;硬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所鼓吹的。告诉朋友们!北京外交部久已就行文各省,说:“俄党女子,潜入内地,乔装卖笑,宣传共产共妻主义,事关风化治安,希即严行取缔!”了!用不着醒狮派再来表现中国国民之无常识!资产阶级的轿夫!依你们,天天向劳动者去唱那“不要动气”的歌:“我们耕田,人家吃大米;我们织布,人家穿新衣。我们自己,为什么受冻忍饥?咳!你若是不胡乱用钱,就没有这个道理——劝你不要动气!”使得每个被压迫者,都成为很驯伏的甘被剥削者;像娼妓仰卧在大路上,摆着阴户,让人随意轮奸那样——是不是?
我要请你们答复我,你们到底反不反对资本主义?
十九、世界的平民不能联合么?
李璜在第四十六期醒狮上说:“共产党只见着欧洲各强国在国内资本家与平民的利害冲突;而便未见着在国外他们的资本家与平民一致了!”李先生举的事实是欧洲各国的工人生活都极好,他们都知道他们底生活之好,是由于资本家政治家在殖民地和中国侵掠得来的,所以他们很赞成资本家侵略殖民地和中国;很赞成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占领德国的鲁尔。并且说欧洲工人,一知道资本家在中国赚了多钱时,他们便以罢工要求加薪。所以不但欧洲工人是侵略我们的同谋者,并且他们底罢工就是直接刺杀我们的利刀。李先生在这样的自己谎言之下,遂断定我们不能希望联合世界平民,“老等世界的平民革命”!我们没有见着欧洲各国资本家和平民在国外的一致合作!醒狮派的同志是见着了的!醒狮第五十期上,就载有一封由巴黎寄回来的信——报告他们所见着的,欧洲资本家和平民一致对外的事实;他说:“此时英国已陷于孤立的地位(指其因上海“五卅”案),而其内部政潮复烈,工党极端反对与中国开战;欲借此问题为倒阁之资。最近英政府由澳洲调两舰赴中国,该两舰不独不应命,反自动的开回伦敦。”做这个报告的,是“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系以“青年党”(曾琦在法时所组织,专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的。)为中心;由那向法政府告密说:六月二十一日要求陈籙签字抗议“五卅”案的学生都是共产党,以致许多旅法爱国者被逐的——何鲁之(青年党书记)先生所指挥而组织的。这报告当然可以靠得住。李璜先生!世界的平民联合不可能么?广州现有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内含有印度、安南、朝鲜的革命团体和我们的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五卅”运动中,有印度共产党、朝鲜革命者所组织的五百余团体联合会,安南革命党,土耳其青年国民党,蒙古国民党,波斯和埃及底国民,都曾特派代表,在中国共产党本部所在地参加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路透社曾电传印度代表在香港活动的结果,使香港印人大愤,英帝国恐慌,一夜中遣散三百余印人,并枪毙数人(当时上海各报载香港电云枪毙三百人)。柏林无党派五百万智识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通电慰问,说:“黄白种的资本家压迫你们的民族,同时也压迫我们的阶级;你们之敌,即我们之敌(六月六日)。”伦敦国际职工联合会电祝我们战胜一切反动的势力(六月六日)。第三国际通令四十二国共产党及工团,一致动员高唱“从中国放开手”,“勿干涉中国”,并于必要时以罢工援助中国。全俄职工会首先汇十万元接济上海罢工(六月十七日)。莫斯科国际平民大会,檄告全世界平民援助东方民族独立运动(六月十二日)。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电商第二国际及黄色职工国际以实力援助中国(六月十七日)。莫斯科华侨大会,三十九国共产党代表蒞会,议决阻止列强军火运入中国(六月十五日)。苏联无产阶级学生会,电称“愿与中国学生、国民、工人携手并进”(六月十六日)。曾服务于巴尔干半岛之俄兵,宣言反抗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七日莫斯科电,全俄各地均因中国事件,有示威及募捐之事,全俄农民亦一致奋起。苏联职工会于六月四日电中国工人请其坚持到底。莫斯科纺织工人,特为“五卅”案开“反抗压迫中国大会”。海参崴工人定出数小时作为援助中国工人而作之工(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二日莫斯科举行五十万人之大示威游行,援助中国。法国劳动总同盟捐款二万五千金卢布(六月十五日)。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与大坂各劳动团体联合会合派代表,调查日本资本家虐待中国工人之真相(六月六日)。日本劳动总同盟,欢迎上海罢市(六月八日)。东京市内三十六劳动团体,领袖人四百余名,为“五卅”事件开会,被警察干涉,逮捕多人(六月九日)。英船行至神户,华籍海员罢工,雇用日本海员,日本海员拒绝,反醵款欢送华籍海员归国。英国独立劳工党要求取销领事裁判权,完全承认中国人管理中国(六月十日)。英国职工联合会电北京中国劳工委员会,相信“五卅”运动,足以促进东西工团主义,成为有力之团结。六月十八日英国劳工党分电各支部,反抗英政府压迫上海群众。英国矿工首领电首相,反对利用英国舰队帮助厂主压迫华工。柏林国际工人后援会召集“勿干涉中国会”,到代表八百余人。捷克斯拉夫国际工人救济会为“五卅”事件开会,到者二万人;丹麦、挪威、荷兰,均有此等大会。六百万工人所组织之英国劳动同盟大会,声称欢迎中国工人所起之叛乱。英国共产党提出“勿侵掠中国”的口号迫英政府容纳下列条件:(一)赔偿被英兵击毙或受伤中国人家属之损失,取销司法调查沪案之办法;(二)取销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及不平等条约问题,应召集一特别国际会议,俄国亦须加入讨论;(三)中国关税问题,列强无须干预;(四)中国境内之英国海陆军队及战舰须立即撤退,各国政府并须担保不破坏中国之主权。英国少数派工人,正在煤矿罢工中,尚汇一百三十金镑给上海总工会。以上这些事实,都明明白白在最反动的研究系报纸中和帝国主义通讯机关路透社、东方社电稿中写着。说现在还未到时,世界被压迫者之联合尚无大力,尚不足以一举而歼灭资本主义,是可以的。说世界平民联合简直不可能,无望;说欧洲资本家和平民(劳动者)对外是一致;则明明是醒狮在那里出力替资本主义蒙蔽群众!
二十、半截的国家主义
李璜说:“有些人说,现在一些人在中国提倡国家主义去图自强自卫,难免将来不流为帝国主义去侵略别人。”这本是对于醒狮派的一个绝大疑问。李璜答复,是背诵了一段“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说我们祖先就是和平的,以证明他们不会流为帝国主义。并没有说出一点可以制止他“不流”为帝国主义的切实方法。
张介石说:“西洋的罢市罢工,都是积极的罢市罢工。换言之,罢市以外,还有其他准备;罢工以外,还有其他动作。至于中国式的罢市罢工,则仅限于罢市罢工而止。试问如此简单而和平,怎能使租界上有凶器的洋人向你屈服呢?”一点也不错!然而张先生却没有对于应该怎么样去准备“其他”的话,说出一字。
曾琦叫我们勿希望军阀救国,勿希望外人仗义,真是千真万确。然而曾先生指给我们应走的路,却只是“要之,时至今日,我已处于背水之阵,非有项羽破釜沉舟之志,难收韩信出奇制胜之功!吾人鉴于军阀之不足恃,友邦之不可靠,亦惟有努力于民众之组织,以期成一大势力,实行‘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切无聊之希望,愿国人共绝之也!”除了“排句”和“典故”之外,只有“组织民众”一句空话。对于如何“期成一大势力”,却一字未说。我们钻到各处去组织民众,醒狮派又说我们是苏俄走狗,“赤化”中国。醒狮派却又尽管“云腾雾驾,终究是滴雨不落”。
陈启天叫我们预备国民实力——也是一样的“且听下回分解”,没有结论。
灵光君说:“什么是国家的抵抗?即以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对外防守的目的物,以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其目的在将此国家弄到文明地位,而后更进一步,再将此文明为全世界人类谋其幸福。”却对于如何才能“弄到”的切实方法一字未说,只是在结论上说:“翻开大学第一页,我们的精神,更已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我们现在实行国家的抵抗,不外实行着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啊!”啊!
二十一、“醒狮”小心赤化!
依醒狮的理论,凡是由向导周报或“中国青年”喊出来的口号,凡是与苏俄有关系的口号,便都是“共产主义的”。所以他要浩歎:“呜呼!吾中华民国全国学生总会,竟以苏俄共产党之口号为口号!”而要“为我全国青年学生扼腕太息”了!其实,醒狮出世太迟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在醒狮出世之前两个多月,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久已就发表了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依醒狮和右派的造谣,学生会是共产党把持了!难道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底脑筋也是受了共产党人的操纵么?并且,就是醒狮自己也受了共产党人的嗾使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主权,取销领事裁判权,反对基督教教育,联合被压迫阶级及弱小民族,那一个口号不是在这两年中,由向导周报站在民众前面,作“向导”喊出来的?醒狮第三十五期,不也随声附和主张“援助弱小民族”,“勾结敌国在野党”,“收回海关主权”,“严禁学校传教”么?在巴黎的青年党(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不是也一样的对于“五卅”案提了十二条: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么?小心哪!赤化要紧!
醒狮根本上发生于“投机”心理,没有中心的信仰——什么时髦,便也赶着什么后面打号子。国际妇女日(三月八日),是一个纯粹红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那以反对共产为职志的醒狮(第二十五期),却也把旧酒灌入新瓶——扯些什么花木兰、韩世崇夫人、沈云英、秦良玉的腐败不堪的英雄思想附会其上,以装点他是“近代”青年的读物。他又再三佩服土耳其国民党——却不知土耳其国民党是和蒙古国民党一样的,是受有苏俄的实力帮助的。他歌颂广州的学生军,却又不怕研究系所指为红党的蒋介石沾染了他!我们不是说这些不许他称道——他肯帮着宣传,正是好现象;我们只觉得在在看见他底投机性罢了!
二十二、民族主义问题
醒狮说共产党既加入以民族主义而革命的国民党;而又承认蒙古独立,“使我之领土分裂”;是矛盾。他底理由,是蒙古乃五族之一,所以应该受中国管辖。但我们不知道曾琦先生还欢不欢迎五族之一的满洲人溥仪做中国皇帝?如其不欢迎,而且要为文问段祺瑞“何以不杀溥仪”;则曾先生所服膺的孔子已有遗教在曾先生肚子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侵掠的自卫的国家主义,似乎也应该让蒙古人自己去讲一下。国家主义不流为帝国主义么?对于蒙古问题,业已开始在“流”了!告诉朋友,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在党纲上是:“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在宣言中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原来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民族。这是矛盾的民族主义,醒狮派奉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是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说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蒙古人自己底自决权。我们并没有去鼓动他们,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的自决权而已!
二十三、国民与阶级斗争
醒狮又不懂共产党既加入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而又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解释民生主义,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左舜生先生在第三十二期醒狮上,引我在重庆所作文驳恽代英君,不知那文乃是站在一个谨守国民党党纲的地位上立言。
我们很奇怪醒狮派反对阶级斗争的动机。曾琦先生说:“革命之对象,为军阀官僚,则被捣乱者乃军阀官僚而非人民也。革命之动机为反抗不良之政府,则陷于恐怖者,乃少数之当局而非多数之良民也。即令革命时期,人民不免稍受惊恐,然此乃一劳永逸必不可免之举也。今且假定革命手段为危险而不宜取,则试问不革命果能保守秩序之安宁乎?不革命果能免恐怖现象之发生乎?”在曾先生这一段话中,将“革命”换成“阶级斗争”,将“军阀官僚”换成“资本家”或“压迫者”;用以转询醒狮派,不知醒狮派又将何以下一转语?且,醒狮派既言国内尚没有阶级,则又何畏他人之主张阶级斗争?既言尚无资本家,则又何劳醒狮派为资本家阶级着急?
二十四、新儒林外史
醒狮说:“本报读者万余人”,“醒狮以大无畏之精神,宣传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举该党(共产党)一切似是而非的邪说,摧陷而廓清之,使之在理论上直无立足之余地。未及一年,而国内信仰国家主义之分子,日益加多;爱国团体之成立,如雨后春筍。”又说:“因为醒狮受国人欢迎,妬嫉心的无明之火,烧的共产党忍不住了!”又说:“迩来‘吃洋教派’,‘拥军阀派’,‘亲俄派’,‘亲美派’,闻醒狮之声,而内不自安,时复发为反攻之论。”我们记得江亢虎在南游回想记上,也曾说:
“此间大资本家,首推闽人黄仲涵君……闻名请见,言资本主义首领愿与社会主义首领接洽也!”肉麻!
二十五、上海的尼姑庵
我们常常看见上海尼姑庵,因为要使那些迷信菩萨的太太们便于来进香,就在庵中装起雪亮的电灯,风凉的电扇,灵便的电话;并且还预备有自备的包车,预备有停汽车的场所。马克思说:“不是人类底意识规定物质生活;乃是物质生活的条件,规定人类意识。”李璜先生不服,却要说:“英人以其机器进据印度已及百年,而机器之力乃不能动印度人改良之念,即名加斯特(宗教)的信仰有以阻碍之。”而归其“机械不改良、工业不进步”之原因于唯心的精神生活。真正善为帝国主义者辩护。印度人若能承英人底恩典,把一切机械应用的机会都肯给与了他们,则大英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可以剥削回去?
二十六、首阳山上的李璜
李璜夸张东方的精神生活,说他在巴黎时有一位教授,指着中国文化史问他:“我在你们中国古史上常常看见这个‘让’字,并且主张以让为国本。我很不解这个道理。或是让与攘通,不然便是挑手往往错成言字旁了。请你替我查查看,如果古训有让之为言攘也;那么我的疑团便大解释了!”这一段用小说文笔描写出来的“内台喝采”,自然足以投合素好夸大的中国人性。但我们对于此说,却觉得只有两途可信——不是李先生故意说谎,便是那位教授特作“挖苦”。好一个东方特有的让德!或者醒狮派相信孤竹二子让国是实事吧?然而醒狮派人为什么又不肯将蒙古“让”与蒙人?
二十七、曾愚公先生文集
编醒狮周报迄感赋一绝“浮海归来念愈痴,士夫依旧叹无为,拚将热血临风洒,唤醒人间老睡狮!”(予于民国七年夏因中日军事协定问题由日本辍学归国,执笔上海救国日报……)——醒狮第一期。
海寇吟
“……窃我宝藏据我地!贻我毒药腐我神。……”——醒狮第六期。
勗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
“……当民国七年夏,予因反对‘中日军事协约’,偕‘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志二千余人由日本罢课归国时,即极力主张全国学生应有组织。曾在天津发起‘学生爱国会’……”——醒狮第二十六期。
扶病编醒狮周报讫口占一绝
“书生报国无他道,手把毛锥作宝刀,心血未完终欲呕,病中握笔敢辞劳!”——同上
记船上一英妇
“……有一英妇,貌丑而肥,年五十许,隐椅而卧,跣其两足,臭气逼人,众皆恶之,恬不为耻……会食之时,状尤可怪……则效非洲野人之行,以手拾菜,入于口大嚼焉……予曰:此真英人之代表也!彼英人者,世界自私之民族也……据他人之椅而无所于歉,食他人之食而无所于惭,非英人传统之经济侵略政策耶?……闻者皆笑应日:然!遂书之以为记。”(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三日作于印度洋舟次,时方风浪大作,据椅书此,愚公自识。)——醒狮第三十五期。
感事书怀偶成数绝
“普恩加是吾师,克烈门梭更不疑,他日政权如在手,要当横海制倭夷。
“六却英夷百战功,髫龄读史慕文忠,当年一炬焚鸦片,民族精神万古雄。
“华胄千年文化古,楚歌四面国基危,从今教养兼生聚,霸越亡吴事可期。”——同上。
国防与外交序言
“……去秋,归自法京……爰与友人创办醒狮周报,揭国家主义之旗帜,日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义,强聒于国人之前,盖犹是八年前参加‘国防会’,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执笔‘救国日报’,著‘国体与青年’时之素志也……”——醒狮第四十三期。
辑者按:愚公之诗,殆可以使“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绝唱翠眉低!”矣!
——“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书 1925年10月出版
(北京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8 15: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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