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至成——从黔山走出的侗族上将
2018-09-17 20:59:1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黔山秀水孕育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开国上将杨至成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至成，1903年11月30日出生于三穗县一个侗族农民家庭。投身革命后，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在40多年革命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从事军事后勤领导工作和军校教育工作，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被誉为中国军队的“后勤之父”;同时也是我军军校建设的著名拓荒者和教育家。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曾当面赞扬杨至成是老后勤和搞建设的行家。而刘伯承和叶剑英元帅更是赏识他后勤管理和军校建设的经验与才能，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得力助手来任用，多次把筹建军校的重要任务交给他去完成。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抓后勤工作和军校建设的突出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一、中国军队的“后勤之父”

　　1917年，杨至成考入贵阳甲科农业学校，想走一条“实业救国”振兴家乡的道路。1922年，他辞母别妻，辗转云南、四川，投奔亲友到川滇黔联军当兵 ，不久升任营军需官。1925年夏，随军赴粤，参加北伐。次年3月 ，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由恽代英领导的平息夏斗寅叛变的战斗，保卫了武汉革命政府。6月，他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六连任指导员。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这标志着杨至成成为我军的第一批老战士。1928年1月，参加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在战斗中右腿负伤。接着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杨至成任副官长。受朱德之托，他在湖南耒阳亲自操办了朱德的婚事。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并参加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接着被任命为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随后，参加保卫井冈山的五斗江和草市坳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接着参加七溪岭战斗，腹部负伤后，任井冈山留守处主任。在随后参加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中，他担负后勤保障、医药供应和前后联络工作。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早晨打到午后，留守红军以一团兵力连续打退了敌人三个团的四次进攻。敌指挥官恼羞成怒，以迫击炮猛烈轰炸红军工事，情况万分危急，杨至成便迅速组织人员把在湘南起义中缴获的一门迫击炮从茨坪军械修理处拖到黄洋界山头上，对着敌人阵地连发三炮，一二炮因瞎弹和潮湿均无效果，最后仅有的第三炮却呼啸飞出炮膛，落在敌人指挥所上开花。旋即四面山头，红旗挥舞，杀声震天，敌人以为朱毛红军主力已回到山上，便弃阵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夺取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朱德在率领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途中听到这一大捷后，非常振奋。毛泽东即兴赋词一首，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其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记的就是杨至成等拉去打出的这一炮。这一炮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战斗史册。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整编，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并直接负责朱德、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部队后勤领导工作。

　　杨至成担任副官长后，首先抓的工作是制做全军统一的军装，他用5万元筹款，建立了一个临时被服厂。为了赶制军装，杨至成领导全厂职工不分昼夜加班生产。经过几天的辛苦劳动，4000多套崭新的军装——包括每人一套带领章的灰色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和两双“陈嘉庚皮鞋”，全部发到全军指战员手中。当红四军第一次穿上统一的、自己被服厂制作的军装，在广场上接受朱德、毛泽东等军部首长检阅时，全军军容，焕然一新，军威大振，壮观无比。毛泽东满意地对朱德说：“好啊，军长，你看至成他们把红军打扮得多么漂亮威武!”从1930年4月至1933年1月，杨至成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革命军事委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被服、装具、粮秣、炊饮、财务、宿营、武器、弹药等的生产、供应和后方运输、邮政传递等后勤工作。被称为红军“大管家”。

　　杨至成依靠群众，自力更生 ，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兴办和整顿了枪械厂、弹药厂、纺织厂、被服厂、鞋袜厂、卫生材料厂等20多个工厂，使工人达二三千人。据1934年3月中央军委一位负责人的文章所载：“春夏季的衣服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保障，步枪弹的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手榴弹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又增加几倍，卫生方面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还好，而且还能保证部队的需要。”这些卓有成效的后勤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战斗。

　　这一时期，杨至成还狠抓了苏区兵站的建设。他们以瑞金、宁都兴国为中心，共开设了五条兵站线，即建宁——广昌——宁都线;建宁——石城——宁都线;东陂——洛口——宁都线;招携——黄陂——宁都线;瑞金——宁都线。杨至成等通过夜以继日的奔忙协调，精心组织，把兵站线建设成为瑞金首都连接前线、四通八达的“传递网络”。靠着这些畅通的“网络”，杨至成组织把中央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中央军委的《红星报》和其他报刊、书籍、信函、邮包等发往各地、各部队，而基层的信件、邮包也能通过“网络”及时送到目的地和收件人手里。这一工作受到中央、前方部队和后方人民群众的好评与欢迎。大家称赞杨至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办起了第一个“赤色邮政”。与此同时，为使部队领导机关耳聪目明、指挥有力、快捷及时，杨至成还筹集资金，通过地下渠道购买电讯器材，或将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电讯设备进行检修使用，使总司令部与各军、军与军、军与师之间都建立了有线电话，有些机构还有了无线电联络系统，使红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讯事业。在那艰苦的红军时期，杨至成创建的“赤色邮政”和电讯事业，为红军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军事“围剿”，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在赞扬杨至成为红军办邮政电讯事业的奇迹。1933年7月，杨至成通过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规定红军供给标准的意见，军委根据他的意见，颁发了红军供给标准的训令和命令。这是我军正式颁发的第一个供给标准，为以后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1934年，在博古和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杨至成恰恰在这时对“左”倾路线不满，对李德生活太特殊化愤慨，因而得罪了博古和李德等人。于是“左”倾主义领导者就把反“围剿”中的广昌战役的失败归罪于杨至成的供给工作“物质保证战役不好”、“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犯了官僚主义错误”而撤销了他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的职务。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红军的后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随即，杨至成的所谓“错误”也得到了澄清，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负责打开前进的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供给后续部队的任务。杨至成率领“先遣工作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耐心细致地做民族兄弟的思想工作，千方百计筹集粮食、物资和钱财，供给后续部队。1935年初，“先遣工作团”仅在贵州遵义、桐梓两地就筹集到银元6.7万元，粮食、布匹、黄金一大批，不仅红军每人能得到1元零用钱，各部门都得到一些钱物进行修补服装、鞋袜、米袋、武器和购置药品，为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准备了物资条件。红军过了大渡河 ，准备翻越大雪山。在爬雪山前，杨至成率领的“先遣工作团”分头深入群众，了解过雪山的知识，然后大量收购羊皮、羊毛、烧酒、生姜、辣椒、竹竿、木棍等，使红军胜利翻越大雪山。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供给更加困难。红军到达懋功，由林伯渠、叶季壮、杨至成组成的“筹粮委员会”克服重重困难，在毛儿盖、黑水等地筹到115万多斤粮食和一些羊牛肉，支持了红军通过人迹罕见的草地，使红军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杨至成为后勤部长。11月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1936年2月，红军准备东渡黄河。杨至成领导的后勤部很快筹集棉布2000匹，棉花8000斤，毛皮2000张，粮食330万斤，食盐5000斤，还建立起被服厂、兵工厂和3个后方医院，组织起1000人的运输队，3000人的担架队。 杨至成亲自深入前线，要求后勤人员做到：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做到哪里。由于后勤保障迅速准确，红军两个多月的东征战役歼敌7个团，缴枪4000多支，筹款30多万银元，扩大红军8000多人，在政治、军事和物资上都取得了胜利。5月中旬，红军发动西征战役，杨至成领导后勤部队除了筹集粮食、物资外，还根据作战地域宽阔的特点，决定增设16个兵站和3条运输线，同时延长兵站线，随队快速保障，使西征战役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还开辟了纵横400多公里的新根据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并缓解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困难，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作好了物资准备。“西安事变”爆发后，为声援张学良、杨虎城反蒋抗日的爱国行动，我党与张、杨达成协议，派红军南下西安周围布防，他协助周恩来副主席组织了大军出动的兵站运输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7年6月，他被任命为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担负起建设陕甘宁边区与保卫党中央的后勤领导工作，对红军的后勤工作建设和保障红军作战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杨至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5次负伤，积劳成疾，经中央批准，于1938年赴苏联治病休养。病愈后，他进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和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1月，杨至成和李立山等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1948年6月，为适应战争发展需要，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杨至成任军需部长。

　　这一时期，作为军需部长的杨至成他狠抓了后勤建设和后方基地的发展。他以佳木斯为中心，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很快建立起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机炮厂、手榴弹厂、子弹厂、雷管厂、电器厂、被服厂、鞋帽厂、制药厂等军工厂36处，50多个兵站和医院、仓库，职工达2万多人。仅手榴弹厂月生产能力就达到20多万枚，被服厂、布鞋厂的产量为日产量9000多套、布鞋1万双。为辽沈战役提供军衣、帽、鞋300多万件，其他物资20万件，有力地保障了东北解放战争的供给。

　　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和攻坚战的需要，他还经常深入前线，解决前线的物资供应。1946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我军以7个旅抗击国民党军10个师，战斗十分激烈，物资消耗很大，每天消耗子弹300万发，粮食30万斤和数以吨计的炮弹。这次战斗关系到我军在东北能不能站住脚跟的全局大事。杨至成响亮地提出口号：“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的需要!”克服一切困难向前线运送物资200个车皮，仅枪弹就8400多万发，使四平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中，杨至成亲率供给人员两次越过冰冻的松花江，进驻前郭旗、扶余、延吉、华甸、梅河口、海龙、朝阳等地，配合作战部队，保障前线供给，为我军取得歼敌4万，从此转入战略反攻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证。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杨至成在几天之内就组织170万斤物资，百万发枪弹、3万多斤炸药和大批的药品送到指定地点，为夏季攻势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物资保障。1948年8月，军需部接到命令：为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生产百万套冬装。杨至成动员后勤人员：“我们要把看来不可能的事千方百计变成可能!”结果在一个多月里，即辽沈大战役开始前夕，冬装如数送到了前线，从物资上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中央军委根据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物资生产力雄厚的情况，决定东北野战军支援华北野战军冬装5万套。杨至成接到命令后，迅速组织工厂奋战5个昼夜就完成了任务。这年12月，杨至成参加了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东北野战军的军需生产工作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高度评价。

　　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入关，进驻中南地区。杨至成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为着从全局考虑，他即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郑州、广州、南昌、长沙、岳阳、焦作等地建立起几十个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和学校，同时又帮助地方接收、巩固和筹建了几十家工厂企业。这百多家工厂企业的诞生和建立，不仅充分体现了杨至成的深谋远虑和创业精神，而且保证了军队的后勤供应，为全面推进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后勤供给保障工作创造了物资条件。随后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杨至成领导的中南军区后勤部就先后为志愿军抽组后勤保障机构50多个计50000多人，为志愿军的后勤机关撑起了半边天，同时调运各种军需物资27万多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期间和此后一段时期，杨至成还对中南地区六省的纺织、印染、面粉、榨油、卷烟、造纸、火柴及淡水养鱼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绩。这里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如何发展战后的生产，把社会的生活秩序恢复到最好水平，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商业的问题。当时人们的顾虑较多，因怕犯错误也就怕涉及民族工商业这个敏感的禁区。而杨至成在主持中南地区六省的经济工作时却从稳定市场、保障供给的大局考虑，实事求是地从恢复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果断采取提高收购价格的手段，组织收购皮棉240万担，并实行统购统销。这样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又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这一举措在社会反响很大，不仅稳定了一些民族资本家迅速恢复生产，而且连已逃往美国的武汉第一纱厂的总经理也受到感召而回到武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为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抓后勤工作和搞经济建设的突出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解放后，毛泽东曾当面对杨至成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你是老后勤，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这方面多想点办法，出点点子。”

　　二、军校拓荒者和教育家

　　杨至成是我军军校建设的著名拓荒者和教育家。在我党领导的三个不同革命时期，在三处首府(首都)的我军三个最高军事学府里，他都参加创办过，而且都是校(院)务部长。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特别是后勤经济的人才。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红军指挥员基本来自农民，因而不少人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不适应提高战斗力的需要。为此， 1931年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瑞金开办一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l932年初，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校务部长，校长兼政委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学校初建，困难很多，从校舍、教学设施到教职员工及学员的生活都要校务部负责，杨至成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l933年红军学校改为红军大学。作为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高级干部，杨至成站得高，看得远，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感到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复杂，因而战争对后勤干部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不培养和提高后勤人员、特别是干部的素质，要完成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为此，这一时期，他在红军学校第4期供给干部班的基础上，创办了一所红军供给学校，时有学员200多人，他亲自兼任校长。为了把学校办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他从办学方针、选配教员、设置课程、编审教材到后勤生活等等，都考虑得周密细致，事必躬亲，还亲自讲授后方勤务课程，为培养我军后勤人才倾注了全部心血。这所学校，为各路红军培养了大批后勤干部，他们是我军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后勤人才，其中有的学员到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的高级领导职务。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为了适应抗日民族战争的需要，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亲自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12月，杨至成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当时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为副校长。杨至成到任时，学校规模已很大，共有l272名学员。其中除了部队的高、中级干部外，还有不少来自地方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大部分来自大中城市，他们革命热情高，但吃苦精神准备不足，生活要求也较高。这对经济落后、物质困难的延安来说，校务部要搞好生活保障，困难是很多的。为了统一大家的认识，杨至成组织校务部的同志，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方针。他对大家说：“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个有机的整体，我们都要遵循。对我们搞校务、后勤工作的同志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我们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大家创造出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来，为革命造就更多更好的栋梁之才。”接着，他领导大家采取多种途径为学校筹集粮款，同时发动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农副业生产活动，养猪种菜，或办小作坊，增加收入，从而改善了全校的生活。

　　生活问题解决了，住宿的矛盾又出来了，这时“抗大”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学员人数剧增，达到5562人，使本来紧张的校舍更加紧张。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一情况后，亲自找杨至成交待说：“不少人来报考我们的学校，说明了我们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这是好事嘛!我们抗大，不仅要为部队培养干部，而且要为整个革命事业培养人才。房舍不够就想办法自己动手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杨至成进行调研后认为，建校舍挖窑洞比盖房子省工省料，造价低，来得快，人人都能干。于是他派人对延安附近大小山沟的地势、土质、水源等进行勘察，制定计划，作出部署，然后发动教职员工及学员，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挖窑洞、建校舍的活动中。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共挖窑洞l75孔，还修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抗大公路”。从而改变了学校条件，受到毛主席的赞扬。

　　从“红校”(红大)到“抗大”，杨至成都在这两所我军的最高学府中担任校务部长。他在办学实践中认真实践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卓有成效。先后从这两所学校出来的军政和后勤人才成千上万，其中元帅和高级将领就有罗荣桓、陈光、陈士渠、彭雪枫、谭政、杨成武、张爱萍、王平、李涛、贺晋年、黄永胜等等。当人们谈论起这两所学校的光荣历史和辉煌业绩时，对于杨至成这个老校务部长所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是交口称赞的。

　　解放战争时期，杨至成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后称东北第四野战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负责抓建设东北大后方的工作。面对大规模战争和恢复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一贯钟情于办军队学校的杨至成亲自主持后勤部党委研究决定，在佳木斯先后办起了东北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下设六个分校)和护士学校。他还不辞辛苦亲自讲授《后方后勤》的课程，并到各个学校去作《军需学校在新形势下的教育方针》的报告，为培养后勤干部呕心沥血。这些学校的建立，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财会、医务、车辆驾驶人员和后勤管理干部，极大地增强了后勤力量，为适应东北解放战争的需要和后来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人才资源的基础。之后，东北第四野战军南下，杨至成几经搬迁周折，最后把军需学校迁移落户到武汉，后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勤务学校。这时，已担任中南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和中南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轻工业部部长的杨至成，可谓日理万机，百事缠身。但他仍兼任后勤学校校长，并亲自到校讲授《后方勤务与后勤战术》等科目，可见其对军队办学、培养人才的一贯追求，也显示了一个军队老教育家的卓识、睿智与远谋。几十年后，这所学校已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的牌子，而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正是当年东北军需学校毕业的杨至成的学生。如今，这所学校已发展成为一个有着美好整洁的校园、拥有现代化教学设备、有多种学科和专业、能培养大中专生、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我军后勤战线和全国经济战线的著名高等学府。老校长杨至成对学校发展壮大的卓著贡献功不可没。总之，在战争年代，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根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示，努力把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军事后勤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和研究战争与后勤的规律，总结后勤保障对战争胜负的关系、作用和地位，并把自己几十年从事战争后勤工作的经验编写成后勤战术教材，培养军事人才和后勤干部，出色地完成了军队“大管家”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1958年初，由叶剑英元帅点将、中央军委批准，杨至成参加了我军最高军事科研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组建工作，任副院长兼院务部长。这是一项艰难的创业任务。为了在一年多时间中把办公楼、宿舍楼和食堂、门诊部等建筑盖起来，并实现通电、通水和通气，杨至成在当时物质短缺、建材供应难的情况下，上跑国家有关部委，下奔广东、内蒙等省市，四处求援支持，按期完成了全部建筑任务并实现了营区的绿化和美化，保证了军事科研人员能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开展科研工作。在三年自然灾害威胁的时期，为了保障全院人员的生活与健康，杨至成领导院务先后建立了农业生产基地、副食生产基地和牧业基地，从而在物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全院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和营养不良症。杨至成这种爱护、关心军事科研人才，当好军事科研人才的“后勤部长”的风范，受到叶帅的肯定和全院的好评。杨至成在军事科学院为培养我军高级军事人才，为发展我军军事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62年初，杨至成调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刘伯承元帅分管院务工作。从此，他又在保证学院师生员工的生活与健康的岗位上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同时，他还接受中央军委布置的组织编写全军后勤史的任务。从l964年开始，杨至成组织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抽调的人员组成编写组，经过调查访问、查阅资料、广泛征集、搜集到了800万字的宝贵资料。他指导编写组的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客观公正地认真分析、总结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军的后勤历史，并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虽然这部后勤史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未能全部完成，但它为我军抢救了大批不可多得的后勤史料，为后来的后勤史和后勤史教材的编写打下了丰富坚实的史料基础，也为世界军事后勤领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杨至成为我军高等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加强我军和国防的正规化、现代化、科学化建设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知识智慧的结晶。

　　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杨至成从红军的初创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国初期，他都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根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指示，努力把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军事后勤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和研究战争与后勤的规律，总结后勤保障对战争胜负的关系、作用和地位，并把自己几十年从事战争后勤工作的经验编写成后勤战术教材，培养军事人才和后勤干部，出色地完成了军队“大管家”和军校建设拓荒者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为我军军事院校的建设，为我军军事、政治尤其是后勤经济人才的培养，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是我军军校建设当之无愧的辛勤拓荒者和教育家。

　　三、清廉的高官

　　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先后担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还被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他是新中国的57位开国上将中惟一的侗族上将，也是仅有的3位少数民族上将之一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4位上将之一。可以说这个从黔山秀水冲出来的侗家汉子也是重权在握、将衔在肩的“大官”了。当消息传来，那时贵州老家三穗县的乡亲父老及房族亲戚无不感到载光县郡、光宗耀祖了。不少族人亲友甚至觉得他们有靠山有奔头有希望了。

　　一天，一个操三穗口音的人来到武汉找到杨至成的家里。杨至成一看，眼前是一个穿着侗家家底布身材粗大情绪颓丧的老人，他怎么看也有些认不出来人了。只见来人叫一声表哥就跪下了，几个作揖后才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表弟周铨定呀! 杨至成定睛一看，才慢慢认出表弟来。离别了30多年啊，弟兄久别重逢，真是又惊又喜。杨至成格外亲热，热情接待。经过交谈，他才知道表弟这次来武汉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家乡的群众运动，并想在武汉找个工作做，混碗饭吃。杨至成听了，表情不禁肃然起来。他虽然不能马上答应表弟的要求，但往事旧情却一下子在他眼前不断交织翻滚了起来。记得小时候在家乡木界小学读书时，自己因矮小而经常被大个子的同学所欺辱。而表弟虽然比自己还小几个月，但却长得个头比自己高，力气比自己大，那些大个子同学都怕他。有一次，那些大个子同学欺侮自己，要自己帮他们提书蓝，自己个儿小不愿意提也提不动而正被他们拳打时，是表弟赶来一阵拳头把那几个大个子同学打散了，这才解了围。不仅如此，平时放牛时牛丢了，也常常是表弟帮自己找回来。后来在贵阳读农业中学时，自己经济艰难，生活拮据，又是表弟经常解囊相助，使自己度过难关，完成了学业。表弟对自己可谓患难与共，恩深义重……可谁想到贵阳一别，30多年过去，眼前的表弟却已成了曾在三穗县旧政府做官的另外一个人。现在跑来武汉躲避，还要找工作。这下可为难了杨至成。念及旧情，杨至成热情招待了表弟好些天。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对他说：“表弟呀，你不应该跑出来，你应该在家乡把自己在旧社会做的错事向政府和群众讲清楚，并把剥削来的土地财产交出来，做个开明人士，争取政府和群众的谅解，以后做个自食其力的好人。”看着表弟低头不语，他又和缓而严肃地说，“现在在武汉，我虽然有权，管财管物管工厂，但这些都是人民的，我不能用它们来谋私，也不能为你找工作，更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啊。表弟你也是知书达理的人，过去对我也多有帮助。希望你还能理解我，继续帮助我……”表弟连连低头，最后抬起泪眼答应了。随后他挑选了几本有关国家政策法令的书送给表弟，叫他好好学习，并给他买好车票，打好包袱，送他回三穗老家去。

　　1965年7月底，北京的天气十分炎热，不少首长都携夫人去北戴河疗养，并约杨志成家一起去。组织上和他夫人都知道他身体不好，所以都劝说他去疗养一下大有益处。杨至成听后却一直犹豫着。后来，他夫人又向他提出最好去一趟，顺便也游玩看看名胜风景。但管过成百上千钱财物资的军队“大管家”杨至成却面有难色地对妻子说：“去一趟北戴河要花不少钱，现在我们的钱太紧张了，还是不去为好，等以后再说吧!”

　　可谁知道这以后，却再也没有机会去了。到第二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袭来。他们这些老将一夜之间就风光不再。第三年初即1967年2月3日，杨至成因被冲击批斗，致使心脏病猝发而霍然离开了人间。就这样，一代开国上将虽然身处北京，却对近在咫尺的名胜风景区北戴河也终于没能去旅游和疗养……杨至成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他会后悔遗憾吗?也许会，也许他本来就不热衷搞公费一类的旅游。因为纵观其一生，他确实是一个廉洁奉公，生活俭朴的人。他在几十年的后勤领导岗位上，在红色“大管家”的炙手可热的权柄中，手头确实掌握着大量的钱财和物资，可是他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终生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公家的钱财只能用于公事，自己一分也不能占。否则，就不配作一名后勤干部。他一生都安于过着艰苦、清贫、俭朴的生活，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表现出人民公仆的真正本色。

　　1967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杨至成同志追悼会。周恩来、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粟裕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对这位老战士、老后勤、老管家、老将军、老教育家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后来，《解放军将领传》对杨至成作了充分的评价：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40多年的奋斗中，他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欣欣向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众多勋劳，受到党、军队和人民的尊敬。他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他有很高的觉悟和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一贯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时时事事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廉洁奉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无私地走过了杰出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的一生。

　　来源：《贵州政协报》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09-17 2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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