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民：被朱德称赞为有功不居功的战将
2018-09-18 19:15:00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提起郭天民，那可是解放军战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参加过广州起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曾任中央军委一局(作战)局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与王树声和陈赓两位大将做过搭档，一度是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谈到郭天民，朱德有言：“有功不居功的战将。”

　　“长征中，协助军团长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以灵活的战术牵制敌军”

　　郭天民，原名郭基逵，1902年5月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十里乡郭受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天资聪颖的郭天民先后考入黄安县乙种农业学校、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最终却因家庭贫困不得不辍学。1926年夏，经黄安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董觉生(董必武的胞弟)介绍，郭天民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六期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郭天民随黄埔军校特务营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郭天民跟随徐向前撤退到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担任由起义武装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红四师，徐向前历任师参谋长、师长)排长。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战到广东海丰，与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红二师)会合，共同坚持海陆丰斗争。郭天民调到红二师工作，历任排长、副连长。1929年春，海陆丰起义失败，红四师所余人员分批撤出海陆丰。郭天民辗转到达赣南苏区，加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战斗行列，历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官长(连职)、大队长(营职)、第八支队支队长(团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开始战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1932年7月，江西军区主力部队改编成红二十一军，郭天民任第六十二师师长。1932年冬，任江西军区参谋长。

　　1933年10月，郭天民任红九军团参谋长，成为军团长罗炳辉的得力助手。次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瞎指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九军团的任务是同红五军团一起，担任红军长征的后卫，一路浴血奋战80多天“护驾”来到贵州。1935年3月27日，中革军委在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准备渡乌江南进，要求红九军团留在黔北多方佯动，吸引敌人向北而不南下。在以“游击专家”著称的罗炳辉的指导下，郭天民为迷惑、牵制敌人，率仅有3000人的部队，采取了许多佯动措施：白天，派出多支小分队到外面修工事、挖战壕，大摆战场，声称“要打大仗”;入夜，则向东北方向移动，伪装主力，以各种代号发出电报，频繁联络，还派人调查去湘西北的路线，制造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假象。敌人信以为真，急忙调兵堵截。一时间，被红九军团牵制的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等有6个师之多。

　　3月29日，罗炳辉、郭天民遵照中革军委“继续佯动”的指示，依托遵义以西的马鬃岭，率部向西北方向转移，沿途刷出“突破长江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等标语。敌人又一次上当，急忙调重兵进到川南的古蔺地区堵截。4月1日，罗炳辉、郭天民奉命率部随主力南进。由于路远难行，他们赶到沙土镇时，已超过规定时限两小时，浮桥已被拆除，部队被阻于乌江以北，不得不单独行动。

　　这时，由黔西东进的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已经逼近，孤军奋战的红九军团处境艰难。罗炳辉与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商量后，率部迅速离开乌江边，向东北转进。第二天，当他们在贵州金沙县老木孔附近隐蔽待机时，又传来黔军从北面追来的消息。军团党委立即开会研究行动方案，罗炳辉掷地有声地说：现追敌逼近，难以摆脱，必须与敌决一死战。郭天民随即详细分析了敌情，大胆建议罗炳辉：将步枪、烟枪必备的“双枪兵”黔军作为打击对象，对周浑元部则用“疑兵计”予以牵制。会后，何长工到各团进行战斗动员，罗炳辉、郭天民率参谋人员察看地形，具体确定战斗部署。他们命令红九军团一部去前方约5公里的鸡爪山一带设伏，将赶制出的红旗遍插山头，并安排了20多名司号员造势，迟滞敌前进速度。4月4日晨，红九军团各团按照命令，分别进入伏击阵地，郭天民赴一线指挥。战斗在中午打响，红军不到2000人，神奇地打败了国民党军近万人。红军生俘国民党军18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支。

　　1935年4月13日，红九军团转战到贵州织金县猫场，当晚在猫场宿营。由于部队过于疲劳，警戒麻痹，在第二天凌晨4时遭到黔军突然袭击，敌人抢占要点布置火网，同时封锁市镇街口，前堵后截。当时情况十分紧急，郭天民临危不乱，率先收拢部队，组织反击;同时，派人保护军团领导罗炳辉、何长工等人越过险峻的鸡飞崖，撤到安全地带;自己则率领部队从拂晓坚持战斗，直到打退全部进攻之敌，才随部队转移。“血战猫场”，是郭天民军旅生涯中最惊险的一刻。

　　1935年4月23日，红九军团转战到云南境内。中革军委为分散敌人对中央红军主力的注意，要求红九军团向北行动，相机攻占宣威、东川，在东川以西过金沙江，到川西南的会理、西昌一带与主力会合。遵照中央军委电令，罗炳辉、郭天民率部于29日进占宣威，5月3日进占东川，并在宣威停留了两天。其间，他们还让部队打出许多番号，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减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主力的压力。红九军团占领宣威、东川，国民党当局慌忙调兵来追赶。罗炳辉、郭天民鉴于牵制任务已经完成，决定渡金沙江跟上主力。5月4日，郭天民提前派出的师侦察连从江边打捞出一条破船，偷渡到北岸，解决了川南会东县盐井坪的民团和盐警，将50多只船驶到南岸。这时，罗炳辉带着大队人马正好赶到，于6日全部渡过金沙江，16日到达西昌，胜利与主力会合。对于这一时期郭天民的战绩，《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郭天民”词条写道：“长征中，协助军团长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以灵活的战术牵制敌军，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

　　抗日战场，郭天民“发狠牛道岭，扬威娘子关”，日军认定他是“聂荣臻的爱将”

　　1938年1月，郭天民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局(作战)局长。8月，赴前线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9月，在山西五台、盂县交界的牛道岭战斗中，他率部击毙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联队长清水正夫大佐。当时，清水一再扬言要荡平五台山，发誓要带兵“胜利”地开进五台县城。为了防止敌人逼近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聂荣臻要军区正、副参谋长唐延杰、郭天民立即指挥部分兵力掩护机关和后方人员撤退。

　　唐延杰、郭天民抓住机会，指挥部队在牛道岭袭击敌人。当时，大家并不知道清水也被打死了，直到聂荣臻在偶然得到的日本《福冈日日新闻报》上，看到10月6日日本同盟社的一条电讯：“山西肃清战中著有赫赫武勋的清水大佐战死……”

　　1938年12月，郭天民出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指挥所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8日，总部又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规定“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不含平定)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至平定段”。接到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立刻抽调部队组成三个纵队，即熊伯涛指挥的左纵队，杨成武指挥的中央纵队和郭天民、刘道生指挥的右纵队，还有一支钳制部队和一支总预备队，担负这次作战任务。按照总部规定，正太路破击战于8月20日晚10时全线准时发起攻击。而攻占战略要地娘子关的战斗，是晋察冀军区在战役第一阶段所取得的突出战果。

　　天险娘子关，是正太路上冀晋两省交界的咽喉。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就在这里构筑了不少工事。1937年10月，娘子关被日军侵占后，日军又依据险峻的山谷，在旧有的工事上加修了四座大堡垒。另外，在关下的村子里还驻守一部分伪军。当时，日军吹嘘娘子关“固若金汤”。因此，郭天民一接受指挥右纵队的任务，就决心拿下娘子关，灭灭日军的气焰。战斗开始的当夜，他派担负主攻任务的右纵队第五团潜入娘子关村，解决了村里的伪军，然后依托村庄，向据险顽抗的日军进行强攻。在陡峭的山坡上，战士们冒着密集的炮火，前仆后继，向娘子关上敌堡垒仰攻，经过3小时的反复冲击，终于夺取了敌人的堡垒。天近黎明的时候，八路军胜利的旗帜已经插上了娘子关头。在日军铁蹄下生活了近3年的娘子关地区的同胞，看到八路军的旗帜高高地飘在关头上，兴奋得流出泪水。占领娘子关后，郭天民又乘胜挥军破坏了娘子关东面的铁路桥，收割了大批电线。8月21日，日军增援部队赶来，郭天民指挥部队破坏了堡垒工事后，主动撤离娘子关。事后，日本媒体认定郭天民为“聂荣臻的爱将”。

　　总结郭天民的抗战生涯，老战友们喜欢用十个字概括：“发狠牛道岭，扬威娘子关。”

　　国共较劲华北，郭天民挥师张家口，孤军保怀来，在让毛泽东“很满意”的同时，锤炼成令对手敬畏的“郭铜墙”

　　1944年9月，晋察冀军区成立了包括冀察军区在内的四个二级军区。冀察军区由郭天民担任司令员，刘道生担任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下辖平西、平北、察南等四个军分区。华北战略要地、察哈尔省会张家口是平北军分区的重要作战地区。

　　1945年5月至7月间，根据上级命令，郭天民领导冀察军区相继发动了察南战役、平北战役。经过3个月的战斗，大大改变了战场形势。日军在迭遭八路军沉重打击后，被迫收缩在张家口及平绥铁路沿线的重要据点里，张家口实际上已被八路军四面包围。

　　8月，日本一宣布投降，苏蒙联军就沿张北大道南进，目标直指张家口。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部由黄河后套依托平绥铁路东进，企图抢占张家口。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指出：“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并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于是，在延安开会的晋察冀军区领导聂荣臻、萧克(副司令员)、刘澜涛(副政委)立即打电报给代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副参谋长耿飚，命令冀察军区的部队首先攻占张家口。郭天民接到指示后，立即命令：平北军分区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率领分区主力立即作好进攻张家口的准备;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指挥察南军分区部队，协助平北军分区部队攻占张家口。

　　当时，郭天民率领冀察军区南线部队打算奔袭北平，途中得知北平已被国民党军抢先占领且国民党军乘八路军立足未稳正向张家口进逼，便按照中央和军委意图，立即回师北上，及时指挥冀察军区北线部队，不顾山多路远，日夜兼程，于8月22日抢在国民党军的前面，顺利解放了张家口。这次夺城作战，郭天民部共打死、打伤、俘虏伪军警共2000余人，缴获了日军侵华期间储备的一大批战略物资，活捉了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和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25日，晋察冀军区首长通电嘉奖了参战部队指战员。同日，被八路军接管的张家口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八年之久的张家口，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张家口是当时八路军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成为八路军派兵进入东北和支援东北战场的枢纽。事后，聂荣臻曾当面告诉郭天民：“中央对你们解放张家口，保护了城市和物资完整，粉碎敌人夺占张家口的阴谋很满意。”

　　就在张家口解放的当月，冀察军区部队被整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郭天民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不到一年，他领导这支部队在保卫张家口的战斗中打出了威名。1946年9月29日凌晨2时，撕毁了停战协定的国民党政府，调集大批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向张家口大举进攻。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晋察冀军民进行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张家口保卫战。军区确定东面以河北怀来、延庆地区为重点防守方向，由郭天民率第二纵队负责正面防御作战。从9月29日到10月8日，国民党全副美式装备的两个军轮番进攻郭天民指挥的第二纵队四个团，飞机、大炮、坦克狂轰滥炸，进攻最激烈的一天，我方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轰平。郭天民率部出人意料地坚持了11个昼夜之久。最后，郭天民所部既保障了主力在侧翼歼敌的胜利，又歼敌1万多人，还缴获大量美式装备。这就是著名的“怀来阻击战”。经此一战，有些国民党军将领不无敬畏地称郭天民为“郭铜墙”。

　　搭档两位开国大将，王树声称赞“老郭是个好伙计”;陈赓玩笑之中有欣赏：“我是坐言，他是起行，简直是绝配!”

　　1947年7月，郭天民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组织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同年11月，鄂豫军区成立，邓小平对郭天民说：老郭，你再做一次无名英雄吧。就这样，郭天民没有随大部队转战，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王树声开辟鄂豫新区的斗争。次年春天，由于全国战局的需要，刘邓大军主力转移到淮河以北另觅战机。敌人再次派重兵侵入大别山地区，发动疯狂“扫荡”。王树声、郭天民率部避敌锋芒，暂时分散于深山峻岭中，同时组织了10多支游击队频频出击，与敌巧妙抗争中，积小胜为大胜，逐步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1948年底，淮海战役打响了，“清剿”大别山的国民党正规军大批撤走，只留下小股军队。王树声、郭天民抓住时机，分兵出击，积极配合淮海战役。他们积极反攻，先后解放商城、固始、新县、黄安等多座县城，使大别山解放区进一步扩大，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与此同时，他们还率部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筹粮备款，修桥开路，支援前方，为解放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谈起郭天民，开国大将王树声称赞说：老郭是个好伙计，当时既是副司令员，又实际上是参谋长。

　　1949年2月，郭天民奔赴中原地区，担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其后，他协助司令员陈赓率部南下，执行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进行广东、粤桂战役和滇南战役。在追击敌人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每天以70至80公里的速度前进，与兄弟部队一起将40万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全部消灭。

　　1950年4月，云南军区成立，陈赓、郭天民分别担任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刚一成立，陈赓就投身抗法援越战场大半年，次年春天又忙于抗美援朝事宜，因此云南军区的大事小事都得郭天民操心。这一时期，他办的两件事被人广为称道：领导了改造卢汉部队和肃清匪特的任务。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卢汉部一些起义官兵有顾虑，担心共产党对其分化，然后吃掉。郭天民按中共中央的方针，保留原国民党起义部队基本建制，说服教育原国民党官兵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作贡献。同时，对国民党军存在的旧思想、旧习惯，特别是反动和错误的东西，郭天民也绝不姑息迁就，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大多数官兵，打击少数反动分子，及时发现和制止了少数反动分子叛变的阴谋。结果，起义的5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经过教育，被改造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机组成部分。

　　解放初期，云南的社会情况复杂，有各种反动武装达250余股，匪特达10多万人。他们活动猖獗，抢掠人民群众财物，袭击人民政府驻地，杀害革命干部，破坏交通。郭天民作为驻军主要领导，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肃清匪特上。他指示云南军区：一个团包一个县，对大股匪特，动用大部队;对小股土匪，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根据不同情况，时而“三分政治，七分军事”，时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匪特的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云南的绝大多数匪特被肃清，一度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谈起搭档郭天民，陈赓玩笑之中有欣赏：“我是坐言，他是起行，简直是绝配!”

　　在历次重大原则性斗争中，郭天民始终坚持真理，旗帜鲜明

　　1955年4月，郭天民调到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担任副部长，协助代理部长叶剑英开展工作(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还有张宗逊、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等5人，均为开国上将)。训练总监部下设计划监察部、陆军训练部、院校管理部、科学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和军事出版部等6个部门。郭天民兼任过陆军训练部部长、军事出版部部长、院校管理部部长。1955年，郭天民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8年夏，全军掀起了反“教条主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党委书记萧克上将、副部长李达上将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有人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甚至连刘伯承元帅也被迫做了检讨。郭天民与萧克、李达他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组织上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萧克、李达。当时，郭天民被指定担任训练总监部临时党委书记。但是，萧克、李达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萧、李二人的一模一样。不仅如此，他竟然还成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第二副帅”。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郭天民如同以往在历次重大原则性斗争中一样，坚持真理，旗帜鲜明。这里不妨举一例：

　　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江西苏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有些单位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当时，郭天民任江西军区参谋长，他不怕残酷打击，站出来说：江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都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反对正确的东西。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为此，他被指责为江西军区“罗明路线”的执行者，被撤职“保送”到红军大学当学员，并被勒令写揭发材料、作检查。郭天民坚贞不屈，硬是不写一个字，却在日记里写下“坚持错误，拒绝检查”八个字。

　　郭天民被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教条主义者”的帽子后，三番五次作检查，挨批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勤奋工作。由于遭受到沉重打击，郭天民在战争年代本已经积劳成疾的身体更为衰弱了，一年之内连患皮肤癌和心肌梗死，从此多年不能正常上班。1969年10月，郭天民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安置在广州。1970年5月26日，郭天民在广州逝世。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戴在郭天民头上的“反党宗派集团”、“第二副帅”的帽子终于摘掉了。1980年秋，邓小平明确地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10月16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11 09: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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