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 半生浮沉，一世功名
2018-09-20 21:45:46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刘雪  点击：  复制链接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死于湘鄂西根据地“肃反”，时年29岁。女儿段传珍对父亲的印象，来源于老家湖南南县德昌公园那尊父亲的铜像，以及存放于陈列馆的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

　　黄埔肄业，北伐遇彭德怀

　　1925年9月初，段传珍的父亲段德昌在家乡湖南南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党组织选派其前往黄埔军校学习。他和同乡喻文兵两人经过30余天的艰苦行程，到达广州，并考入黄埔军校。段被编入燕塘入伍生第二团，随后升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二团学习。

　　但他并没有在黄埔军校完成学业，而只是肄业。

　　段德昌的同乡同学洪涛所撰写的 《悼念段德昌同志》一文中所述，段1925年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燕塘入伍生团第二团学习，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实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段德昌毅然离开黄埔，经党组织安排，进中央政治讲习班，直至北伐前毕业。

　　彼时，军校的左右派斗争已白热化。作为共产党员的段，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表现激进。一天傍晚，军校教官周逸群在广东大学演讲后返校，遭到“孙文主义学会”一些人突然袭击。得知此事后，段德昌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员们走上街头，刷写“严惩打人凶手”的巨幅标语，并参与游行。

　　《一代名将段德昌》中讲述，“中山舰事件”后，由另一名素有“文胆”之称的同学执笔，段德昌与其共同签名，给蒋介石写公开信，指责蒋介石“脱离了革命，正在一日甚一日地变为军阀……”蒋一怒之下，逮捕了写信同学，并开除了段。

　　不过，段德昌之孙段劲松则转述了祖母刘淑云的另一说法：一天晚上，国民党左右派发生冲突，段德昌失手杀掉了一名国民党右派，“所以，他在军校是呆不住了”。

　　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段德昌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同学录》第26页，载有段德昌的姓名、年龄、籍贯和照片。但翻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却找不到他的名字。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于1926年完成10个月课程毕业，而此时的段德昌，已参加北伐。

　　在北伐军中，段德昌先后担任过第八军第五师政治部秘书、第一军政治部秘书长和 《北伐周刊》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曾报道，段德昌出席第八军的政治工作会议，还参加了唐生智主持召开的宜昌3万多人的军民联欢大会。

　　北伐期间，他结识了彭德怀。武昌守敌投降后，时任第八军第一师第一营营长的彭德怀奉命进军玉泉山截击逃敌，段德昌同往。两人畅谈约两个小时。后来，在段德昌介绍下，彭德怀加入了共产党。

　　洪湖建军，“反围剿”埋隐患

　　1927年南昌起义后，段德昌被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为公安县委书记，只身化装秘密抵达公安，发展革命暗杀队，并参与“公安起义”。在一次行动中，击毙了“铲共清乡团”头子傅祖光。

　　随后，段着手组建游击队，1928年4月，中共改选鄂西革命委员会，成立鄂西赤卫大队，段德昌当选鄂西革命委员会主任兼赤卫大队队长。这就是著名红色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游击队的前身。

　　1930年2月，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监利县会师，组建红六军。军长孙德清，政委周逸群，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中共在洪湖建立起第一支正规军。

　　然而，随着苏区根据地扩大，中共中央与洪湖苏区的矛盾渐显。

　　1930年5月中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上，26岁的关向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他在会上提出“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份扩大到50万”时，被段德昌指责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当他号召“攻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时，段德昌又认为是小孩子玩的把戏。

　　“红军需要的是攻打大城市的指挥员，而不是会打游击的草莽英雄。”关向应先后派出孙德清、邝继勋担任红六军军长，而并未提拔段德昌。

　　段的部队则一直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当时武汉一家报纸称：“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力，一再败北，自此无宁日矣。”

　　国民党先后发动四次“围剿”，给中共内部造成较大压力。在战略路线上，段德昌等人与夏曦所代表的中共中央存在较多分歧。

　　1933年10月下旬，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段德昌在枣阳王店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全力以赴打回洪湖，收回失地。夏曦否定了这一主张，他提出北上鄂豫皖，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通过激烈的争辩，会议最后决定，红三军走豫西，经陕西南下川鄂西，再到桑植、鹤峰，重建湘鄂边根据地。

　　段德昌的这一军事提议，后来被冠以“右倾逃跑主义”的罪名。

　　共党英烈，洪湖畔被“肃反”

　　1932年9月10日，洪湖苏区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几乎全部沦陷。段德昌11名亲人被俘。他率领红九师，在应城、安陆、随县和枣阳之间，与国民党军周旋。

　　在递交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夏曦将洪湖失守怪罪于杀“改组派”不彻底。洪湖苏区的第二次“肃反”开始了，有人用“白色恐怖”来形容当时的气氛。“一起喝茶吃根麻花，就被说成是 ‘麻花会’、‘喝茶会’，冠以‘改组派’的活动加以杀害。有的新兵行军时错扛了机枪，也把他的排长说成是‘改组派’而加以捕杀。还有什么 ‘第三党’、‘托洛茨基派’、‘新国民党派’等帽子漫天乱飞。中央分局开办了一个‘帽子工厂’，五花八门。说不定哪天一觉醒来，脑袋就离开了肩膀。”在此形势下，人人自危。

　　《一代名将段德昌》一书引用史料：当时一个区党委会，一边开会一边拉人出去杀，到会议结束时，桌子上剩下一大堆毡帽。因当地人习惯戴毡帽，开会时一进门就摘掉放在桌子上，人没了，就只留下了帽子。还有个党支部，27个党员杀到后来只剩两个。“到了发疯的地步”，贺龙谈及此次“肃反”时倍感痛心。

　　大张旗鼓的“肃反”和极“左”路线下的错误指挥，令3万多红军最后剩下仅几千人，时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的庄东晓在 《湘鄂西风暴——监利革命历史回忆》中说。

　　段德昌未能在接下来的“肃反”中幸免于难。1933年，他率领第九师正在山区筹粮。“肃反委员会”以红三军军部的名义通知他，到邬阳关 “开会”。惊蛰刚过，接到通知的他带着警卫班，翻山越岭赶往邬阳关陈家坡第三军军部。始料未及的是，刚一进门，就被突如其来的“肃反委员会”逮捕。

　　几名卫兵卸掉他身上的枪，用绳索将其捆绑起来，关押在一处已被赶走的地主家空仓库里。他的罪名是“改组派头子周逸群的得力干将”。

　　刘树发、王小平编写的《贺龙口述自传》中回忆，时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的夏曦下令逮捕段德昌，贺龙质问他：“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你有什么根据?”贺继续追问。

　　“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部队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夏曦答。

　　贺龙当即火了：“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真要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

　　夏曦理屈，却仍然叫着：“一定要杀!”

　　最后，夏动用中共规定的“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

　　临刑前，段德昌向夏曦提出3条要求：第一，红三军已濒临绝境，所处的湘鄂西山区地瘠民贫，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二，自己不是“改组派”;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此处暂无确凿考证，也有史料记载称，段德昌死于枪杀)。

　　清晨，贺龙叫伙房弄些酒菜，还有段德昌最爱吃的粉蒸肉，让他饱餐一顿。放下筷子，他奔赴刑场。

　　据当地人回忆，段德昌被害于湖北巴东金果坪江家村松树坡，时间是1933年5月1日，时年29岁。

　　被指“匪属”，身后妻子离散

　　1929年正月段传珍出生时，父亲段德昌正领导洪湖游击队，出没于芦苇荡。她是家里第3个孩子。直到1岁时，红军进了湖南南县，一家人才被父亲接到洪湖苏区。团聚的时间并不久，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挺进洪湖。

　　赤卫队走后，国民党来了一批人，杀了好多人，到处血水成河。国民党清洗洪湖，母亲带着全家坐船逃走，担心她掉在水里，把她绑在自己身上，结果被国民党兵拦住。“你不要乱来，我是红军头子”，当时，抓住一个“红军头子”可以得到大洋犒赏，段家人因此保下命来。

　　3岁的段传珍跟着母亲洪菊珍坐牢，兄长、姐姐则跟着“小妈妈”刘淑云生活，后来年幼的兄长也进了牢房。洪菊珍是段德昌的原配夫人。参加革命后，段又娶了南县女知识分子刘淑云。为此，性格刚烈的洪跟段大闹了一场。

　　牢房的伙食奇差，每次只用一些米煮一锅稀粥给犯人吃。洪菊珍生病吃不下饭。这时，正逢张难先(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派人前来牢房探视。洪对探监的人说，她是共产党的家属，要杀要剐随便，这牢不能坐，想早点死。反蒙张难先搭救，他们被放回老家。

　　“红匪”、“共匪婆子”、“不是国民党的百姓”，这是年幼的段传珍时常听到的字眼，以致在她到了婚嫁的年龄，当地没有人家愿意与其婚配，担心受到牵连。令做母亲的难过的是，儿子段传新在这时不见了，从此近20年未曾与母亲、妹妹谋面。失去儿子的母亲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却未曾觅得下落。直到1945年，段传新写信回家，说自己在延安做生意，让家人不要担心，这才知道他尚在人世。

　　段传新曾流浪到长沙、常德等地干苦力，当帮工，后来被共产党员李服波找到。1938年，把他带到长沙，经由徐特立介绍到中央组织部，随后去往延安，跟在贺龙身边。“文化大革命”时期，段传新曾被打为“反革命”，被停公职，送去农场劳动改造。

　　尘埃落定，遗憾仍未释怀

　　1945年，彭德怀参加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弼时主持讨论起草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上即要求为段德昌平反，恢复其名誉。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一栏，填的就是段的名字。

　　1952年10月，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9年11月，段被宣布为33名(后改为36名)“中国当代军事家”之一。

　　对于父亲的离世，段传新曾经很长时间不能释怀。他一份未发表的手写《自传》中提到，曾在流浪时听说，父亲是被贺龙杀死的，以致他对共产党产生过怀疑。直至到延安后，经历“别人有家而我无家，只有贺将军对我较关心”，才打消了他的成见。

　　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在段传新心里一直是一个谜。儿女们回忆，他极少向他们提起祖父，“对他来说，一直有一个结”。

　　段传新的小儿子段劲松说，他重走祖父当年的革命道路，在鄂西恩施的大山里，汽车辗转走了4个多小时的山路。“现在交通这么发达都这样，在当时会是什么情景?所以，当时(红二方面军)留在洪湖是最好的。(部队挺进大山)你在里面生存都很困难，去那山里头能做什么?他们就借这个由头，说(祖父)跟中央意见不一致。”他还记得，多年前造访洪湖，一名当年在洪湖苏区工作过的老人，说起他的祖父死因时感叹：“我们人微言轻，也没法说。都推到夏曦头上，当时的中央政府有没有责任?”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11 08: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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