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一书序
张聿温
中山舰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也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宗秘案。用“事件扑朔迷离,政变惊心动魄,官场云谲波诡,斡旋纵横捭阖”尚不足以揭示事件的本质。可以这么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有某种偶然性,但它又是错综复杂的国共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国内局势动荡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事者几方利益与个性冲突的必然结果。
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无论当时还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人所彻底认识。说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分水岭式的意义并不为过。正是由于这一事件,国民党左派一方因其软弱、涣散而渐成颓势,国民党右派一方因反共强人的浮出水面而倍受鼓舞,看到希望,共产党一方因受制于共产国际被迫无原则退让而付出惨重代价,导致党内发生分化。至于主要的三名当事人,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也各有巨大斩获和惨重付出。就个人命运而言,蒋介石脱颖而出,由此上台崛起了;汪精卫负气出走,为他后来反共乃至作汉奸埋下了伏笔;陈独秀在外力干涉下容忍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最终承担共产党失利的责任而丢了总书记的职位。在整个事件中,有受益者,有失意者,也有失利者,但各方都从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事件本身的确错综复杂,是部内容深厚、变数连篇的教科书。
蒋介石其人,性格之复杂多变超出人们的想像,这从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来。1923年7月,他主动向孙中山要求赴苏联考察,8月成行,担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率团员三人,其中就有共产党人张太雷。在苏期间,他会见了流亡莫斯科的胡志明,尊其为“爱国志士”。他还主动为促成国共合作的越飞祝寿,并对在苏所见所闻持赞赏态度。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并号召军校学员向苏共党员学习。他对孙中山感情很深,在东征陈炯明期间骤闻孙中山死讯,茫然自失,甚至想到自杀。他到野战医院抚视伤病员后,回去即自撰《感言》一首:“斩草须要除根,擒贼必先擒王,不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剜其心肝,祭我总理神灵,肃清东江余孽,实行三民主义,继续先烈生命,完成本党责任。”他对军阀深恶痛绝,自戒不要成为新军阀,三番五次诚恳提出辞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务,他在辞职通电中说:“……此中正之所以力辞军职,而期成为忠实革命党员,改变旧日军人风尚,以树革命之基础,非敢为一得自足之旧习所囿也。”他平日教育军校学员不怕牺牲、杀身成仁,在第二次东征中“华阳之战”的危难关头,他眼见失败已成定居,急得要实践诺言自杀,并大声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幸亏共产党员陈赓劝阻,并冒着枪林弹雨背起他就跑,这才救了他一命。此后,他一直没有忘记陈赓的救命之恩。他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关系密切,认为鲍罗廷对他信任有加,待到鲍罗廷奉召回国,苏联顾问团由季山嘉、罗加乔夫接任后,由于见解的不同,双方便渐生嫌隙,因嫌隙而猜疑,因猜疑而互不信任,最终导致事件的发生。期间,他有过犹豫,有过迟疑,也有过退意,甚至也有过自责,但最终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他还是下决心孤注一掷,并适时进退,结果先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继而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看蒋介石日记,其矛盾性格可以发现蛛丝马迹。1926年1月19日,蒋介石日记:“近对罗(加乔夫)、季(山嘉)二顾问主张,心辄不乐,尝谓:‘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之同志也。’”1月28日,蒋介石日记:“晚,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岂仅如今日而已乎?’”2月7日,蒋介石日记:“上午十一时,季山嘉(顾问)就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吾者。因喟然曰:‘今之中国社会与空气,无怪其以土耳其为殷鉴,并鄙中国军人尽为贪劣者也。呜呼,国家若此,军人如彼,(感触现象),能不深用汗颜耶。’自惧习成军阀,急思解除军职,(心甚决心也)。”2月11日,蒋介石日记:“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坏,然亦何为而然,唯有以诚格之。”这几则日记,已明显流露出对季山嘉的不满和怨怼,不过此时的蒋介石,也还是低调处理和苏联顾问的矛盾,没敢发作。蒋介石和季山嘉的矛盾,起因于在北伐问题上意见分歧。蒋介石有功业之心,一直积极主张北伐,实行孙中山的理想。这曾得到了鲍罗廷的积极支持。但季山嘉却主张北伐暂缓,并且建议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蒋介石原本希望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只以广东革命政府为中心,想不到苏联在北方又支持一个冯玉祥,并且要他去帮助冯玉祥练兵。这就使蒋介石感到,季山嘉不信任他,不支持他,在设法使他离开广州,有意排挤他。蒋介石还把季山嘉的意见,看作对他的侮辱,并认为是“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在这样的处境下,蒋介石心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自杀。这就是他2月18日日记中所写的:“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所谓屋倒适逢连夜雨也。公私两败,内外夹攻,欲愤而自杀,既而悟徇外为人之心太重,岂自强不息者哉。”为了摆脱困境,也有试探之意,2月19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再度到苏联考察,并故意透露给季山嘉,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季山嘉过访闻之,状似不安”。一周之后,蒋介石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头天突然解除了他眼中的汪精卫的亲信王懋功的师长职务并派人押送上海,次日向汪精卫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准他蒋某人辞职,要么令季山嘉回国。蒋介石的这些举动,自然遭到非议。3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透露:“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劫而心志益加坚强。”怀有此等心态的蒋介石,是很容易听信谗言猜疑乃至采取手段打击共产党的。
在近年来新披露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几则明明白白地涉及了中山舰事件。3月18日日记:“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日记:“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 3月21日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终日会友,往来于东山与造币厂间。曰:‘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拘束,难保无自由及不规则之形态,以后戒之。’又曰:‘掾属乏才,实无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仃,谁与为助,殊堪痛心。’又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像所能及其万一也。’”3月22日日记:“上午,俄使馆参议某来见,问我以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答以对人。某言,只得此语,心已大安,当令季山嘉、罗茄乔夫等离粤回国。十时后,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任季山嘉等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轨军官查办。下午,与谭、李等各军长谈制裁俄顾问及共产党,均表赞成。以事前反对此举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其速耶。晚,回校。因前星期事,召集官佐学生训话。”3月23日日记:“具呈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这几则日记,把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后的复杂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从中不难看出,猜疑、痛恨共产党的蒋介石,开始是想逃避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决计发动政变。政变之后,他成为千夫所指,一度陷于孤立,自己也惶惶不安,不知事态如何发展,自己能否控制得了局面。但当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方面一味退让,手无实际兵权的汪精卫无能为力,其他军事强人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之后,他便踏实以至得意起来。过后他的自请处分,也并非纯粹是玩弄花招,实在是由于他确实觉察到了自己判断的失误和处置的违纪,“专擅之罪,诚不敢辞”,怕不能完全看作虚与委蛇、口是心非之词。
中山舰事件发生一个月后,4月21日晚,蒋介石宴退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在训话中又一次谈到了这一事件。他说:“总之3月20日的事情,完全要由我一个人来负责的,如果说我欠缺手续,这是我承认的,但是我的本意,是要纠正矛盾,整顿纪律,巩固本党,不得不如此的。我以为这件事,不仅对于三民主义的本党观点上着想,是应该如此,就是在共产主义的立足点上来说,也不得不然。我以现在中国革命情形,有利于三民主义的,亦必有利于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不但是于三民主义无益的事不能做,就是于共产主义无益的事,亦决不能做的。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并且说不忠实于三民主义,就是不忠实于共产主义,诬蔑三民主义,无异是他反对共产主义。今天各位听我讲了之后,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意见,请大家可以尽量发表。(席间陈同志问李之龙看管情形究竟如何,还请校长说明。)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问我,我忘掉说了,现在我就讲下去。当3月20日的前两天,即3月18日那一天夜晚,无缘无故开两艘兵舰到黄埔来,一艘是中山舰,另外还有一艘是宝璧舰,这两舰,是在广东最大的舰。当时我并不晓得他是已经开到黄埔来了。到了第二天,即19日,有一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问我,起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黄埔去不去?’我说:‘今天我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9点至10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当他打第二次的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地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后来不到1点钟的时候,李之龙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要调中山舰回省城,预备给参观团参观。我问他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答昨晚上开去的。我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因为19日10点钟,晓得我不回黄埔,所以当日下午就叫中山舰回省城,开到省城的时候,已是天黑了。因为李之龙上午的电话,我很奇怪,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因为从来开船并没有来问我过来的。后来问他:‘哪个叫你开去的?’他说是校长的命令,又说是教育长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又说没有,是打电话来的。这事情模糊极了。等到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它升火升了一夜晚,还不熄火,形同戒严。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它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呢?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舰去震慑,一面要李之龙来询问,因为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至于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要想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这事情的话,我想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总之,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对于这件事情,我处置实在觉得困难,好像家里的子弟不仅要谋陷他的父兄,而且要出卖他的父兄一样。有这么事情出来,做他家长的,简直是惭愧极了。所以大家要明白我处境之苦,真是有口莫辩,要是革命性薄弱一点的人,看见这种现状,早已放弃责任走了,如果这样,还能算是革命党员么?还能继续总理的生命么?还能领导你们同志学生提起革命精神么?”(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上)团结出版社第208、281页、364──365页)蒋介石这番话含糊其辞,吞吞吐吐,由此可见其中必有隐情。
中山舰事件中另一名重要当事人李之龙,身后也有段曲折历史。李之龙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然而全国解放后却迟迟未能获得“烈士”称号。原因是周恩来、董必武所提供的证明,否定了李之龙的烈士资格。周恩来是李之龙在黄埔军校的直接领导,董必武是李之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他们的证明自然有权威性。之所以否定李之龙的烈士资格,原因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李之龙被捕与中共无关。中山舰事件事发当天,李之龙在广州寓所被捕,尽管其身份是共产党员,但他当时却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陈独秀在1926年6月4日致蒋介石的信中提到:“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周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计划劫持他到中山舰,然后北上送到苏联去软禁的一个阴谋。作为回应,蒋介石在1926年6月28日总理纪念周上的训话中,也公开表示:“我在党代表宴会席上的讲演,曾经再三声明,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的必有。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陈独秀同志以前同我的主张也完全相同,他曾于3月20日以前给我一个电报和几封信,所论的意见大体相同。所以今天,我可以再声明: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第二,李之龙被捕后的脱党叛变情节。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证明确认李之龙被捕后有脱党叛变情节,主要依据是1926年5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曾刊有《李之龙启事》,其文曰:兹为避开纠纷,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提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第三,李之龙被杀并非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证明时所提“出狱后复参加反动集团,在广州枪毙,为其内部矛盾所致”,是因为李之龙在宁汉合流后组织海军兵运,并不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革命活动,因而其被杀纯为其内部矛盾所致,与“革命”无关。1952年中南民政局否定了李之龙作为革命烈士的资格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党史界及李之龙家属对于李之龙的“变节”、“脱党”问题多次进行了重新调查和论证,吴玉章、聂荣臻和当年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李奇中、原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饶卫华、早期广东工人运动领导人谭天度等人出具的证明材料,说明“李之龙没有叛变行为”,而报纸上刊载的《李之龙启事》,却为评价李之龙的功过是非留下了一道难题,或者说为人们认识和研究那段非凡年代的特殊历史留下了想像的空间。(《党史天地》2006年第11期王平 林红华《李之龙建国后未被追认烈士内幕》,转引自2006年12月22日《作家文摘》)但无论如何,李之龙是反蒋的,是保持了革命气节的,他没有被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以他的才华和经历,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利诱坚持革命立场,最终英勇就义,已经足以彪炳史册了。
历史和历史人物往往是多侧面、多色彩、多棱角的,其复杂多变往往难以捉摸,充满玄机。在大变动的年代,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有的人一念之差败北,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有的看似简单的误会、传闻乃至谣言,有的看似偶然的阴差阳错,则往往能酿成重大事件,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
廓清历史迷雾绝非易事,但唯有廓清,才能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益。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10 1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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