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退台湾后的胡宗南
2018-09-23 14:58:4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与中共在战场兵刃相交多年、叱咤风云的“西北王”胡宗南，最后丢城失地，全军覆没，唯有仓皇南逃。逃到台湾后他的境况如何?是遭到军事法庭之审查与惩处，还是依然得到蒋介石赏识而权重一方?在其油尽灯枯病逝台湾之后，各方对其成与败、功与罪作何评价……本文将为您一一揭开这些谜底。

　　轰动台湾的弹劾风波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后，胡宗南军事集团几乎全军覆没。胡宗南率残部1.2万多人在西昌固守与经营了近3个月。1950年3月开始，解放军从南北两路向西昌、康定地区发动围攻，胡部迅速瓦解。1950年3月26日深夜，胡宗南与贺国光、赵龙文一行乘飞机逃离西昌前往海口。在海口仅留一周，于4月4日飞回台南，次日飞抵台北。从此，这位横行大陆数十年的“西北王”，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

　　胡宗南被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感到筋疲力尽。他在台北办完公事后，即到台湾东部的花莲海滨休养。早在1950年3月27日，即胡宗南从西昌逃到海口的那天，台北“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调任胡宗南为“总统府战略顾问”。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办事处”亦被令办理结束，电台通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收，其他官兵或被他调或被遣散。

　　胡宗南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不，应该说是“光杆顾问”，没有兵马，没有地盘，也没有权力。这是他自黄埔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以来，第一次如此寂寞、空虚与狼狈。

　　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人不愿放过胡宗南。他们认为胡宗南是丢失西北、又丢失西南的罪魁祸首，要追究他的责任。1950年5月上旬，台北政府“监察院”李梦彪领衔，联合了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向“监察院”提出了对胡宗南的弹劾。与此同时，李梦彪等将弹劾文油印了数十份，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一些报刊公开发表，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一股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

　　李梦彪等人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时，台湾当局正在开展一场“整肃失职军政官员”的运动。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在胡部任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延年，因在任福州绥署副主任时，失守平潭岛，与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一道，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法审判……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因此，当胡宗南在5月11日于花莲休养地读到李梦彪等的弹劾文后，立即赶回台北。

　　李梦彪等提出的弹劾文，洋洋数千言，引证详尽，议论精辟，文字铿锵有力。据说，这是“监察院”弹劾案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弹劾文首先指责台湾当局空言“振纪纲而挽颓风”，“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于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钜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接着，列举了胡宗南在西北近20年中，所享受种种隆重崇高待遇与巨大军政权力：“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

　　然后笔锋一转，列举了胡宗南逃离西安后的种种败绩、罪责：首先是不战而弃西安;第二，未能尽心尽力联合马家军反扑西安收复关中;第三，不能积极援救兰州;第四，仓皇逃离陕南;第五，在川西全军覆灭，到西昌挣扎又遭失败，最后丧师失地，只身逃回台湾。

　　弹劾文总结道：“种种，胡宗南犹可藉口，无可查考，以自规免，而不知其不能逃责者，国家岁靡钜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重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他……”最后指出：“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

　　平心而论，弹劾文所说的胡宗南升迁之迅速、军政权力之重大与失败之惨痛，都属事实。追究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西北、西南军事上的失败，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胡宗南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其弹劾与惩处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胡宗南的失败，首先的和主要的，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国民党整个党政军的责任与失败。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全面反动与迅速腐败的形势下，面对着生机勃勃、深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军高超而又强劲的打击，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中国大陆22年的统治如冰山崩塌，作为一个方面、一个地区指挥官的胡宗南，他的最终失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换一个将领做西北或西南的最高军政长官，同样要失败。君不见，国民政府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长官也通通失败了。因此，要追究国民政府在大陆全面失败的责任，仅仅追究胡宗南或其他将领，那是不公平的。要追究责任，惩处祸首，首先要追究与惩处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军事统帅蒋介石。

　　但这在1950年的台湾，可能吗?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从来是只有“臣”错而无“君”错的。胡宗南会不会成为李延年第二?会不会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李梦彪等人的弹劾文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监察院”院会。该院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进行审查，宣告此案成立。旋即由“监察院”将此案转送“行政院”，再由“行政院”发交“国防部”审办。同时，“监察院”并将此案移付“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审办。当时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并主持“国防部”。胡宗南过去为派系与权力之争，长期与陈诚分庭抗礼。现在陈诚大权在握，胡以待审之身，不能不忐忑不安。但胡拒绝了亲友向他提出的招待记者、制造反击舆论或上书蒋介石的建议，强作镇定地说：“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愿意接受国法的任何裁决。对于社会的责难，愿作自我反省的依据。事实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不用我去答辩。目下，我们不必和人家争论长短，打笔墨官司。我只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对任何毁谤或责难，我既不生气，也不介怀。”

　　但胡宗南的一些好友与僚属，却积极地为其分头奔走。他们首先想釜底抽薪，劝促李梦彪等提案人撤销原案。可是李梦彪不为所动，且不胜烦，写一纸条贴于住室门墙上，曰：“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请缄尊口，以免鄙人开罪。”这样，此路就不能走通。

　　于是，他们就走第二条路子，想以“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说动了一些“立法委员”，由颇有声誉、且是律师出身的江一平领衔，声称有张鸿烈、刘暨、许绍棣、旺楚克、白如初等108人署名，联合上书蒋介石与陈诚，为胡宗南“辩诬”。他们针对弹劾文中所指责各项，指出胡宗南一生革命、苦心孤诣、“忠国忠党”、“拥护领袖”等种种功劳，尤其重点列数了胡宗南在1949年5月弃守西安后转战陕南、陇南与川康的种种艰难与业绩，总结道：“溯自东北沉沦，平津告急，公卿将相，相率言和，贪懦之徒，更多变节，以致人民惶惑，战士踌躇，傅作义之卸甲，即其时也。迨华中不守，湘赣随之，政府再迁，川滇迭变，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最后要求蒋介石、陈诚，“为国家爱惜人才，为将士树立风气，如胡宗南者，实宜仰荷体察，力予培成，免其议处，并畀以新命，责效将来”。

　　这是一篇“妙”文。它“妙”就“妙”在将胡宗南这个丧师失地的败军之将美化成一员忠勇奋发、功勋卓著的有功之臣。它对胡宗南从西安败退汉中、从汉中败退四川、再从四川败退西康、最后全军覆没、只身而逃的历史，作了概述。其中，夸其战功颇为牵强，但所说胡对“领袖”蒋介石的忠心，在失败形势下的拼命挣扎与不可避免的最终彻底失败，倒是事实。据说，此文出自胡宗南的密友与部属赵龙文的手笔。撇开内容不议，仅从文字角度看，却也写得生动有力，因而与李梦彪的弹劾文一样，在台湾传诵一时。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篇江一平领衔的陈情书，声称有108位立法委员联署，但在报上公开刊登的名字却只有37位。接着，就有列名其中的彭善承、莫萱元、赵公鲁、白如初等8位立法委员投书报刊，公开声明，否认列名。据说尚有碍于情面，不便公开否认者。

　　江一平等人的陈情书在报上公开发表后，随即引起李梦彪与江一平的一番论战，舌枪笔剑，各擅胜场。最后李梦彪撰文讥讽江一平说：“我根据法律立言。江先生不依法律答复……为爱护江先生起见，不愿闻人呼江先生为海派律师也。”寥寥数语，击中江一平的要害。江一平无言以对，双方论战戛然而止。

　　胡宗南本人也在1950年8月16日向“国防部”提出详细的自辩书。胡宗南旧日僚属盛文等人助他一同草拟。

　　“国防部”军法处就胡案例行公事地进行了调查，传讯了在台的胡宗南旧部有关人员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逃来台湾的官吏士绅。这些人出于种种原因，多提供了有利于胡宗南的证词。调查侦讯历时6个月才告结束。

　　但最后决定胡宗南命运的，是蒋介石的态度。

　　蒋介石一直是特别宠信胡宗南的，胡宗南的发迹史足可证明。但蒋介石对胡宗南在川康战事中全军覆没、未经请示逃往海南十分恼恨。尤其是蒋介石从保密局得知胡宗南身边竟隐藏中共间谍十数年而不知后，更是愤怒。据说当1950年3月西昌即将失守时，蒋介石曾气愤地坚决不许胡宗南来台，时任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向蒋一再坚请，甚至直言：“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寄峤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飞机去西昌接胡来台。因此，当时蒋介石欲借“监察院”弹劾胡宗南之机对胡进行惩处，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蒋介石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决定放胡宗南过这一难关。

　　“国防部”军法处于1950年年底宣布：李梦彪等监察委员弹劾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认定胡宗南“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也申复，认为胡宗南率部从陕西撤至川康，“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

　　轰动台湾一时的弹劾胡宗南案乃告落幕。胡宗南以败军之将，终于逃过了这一场政治风波。但是，蒋介石往日对胡宗南的特殊宠爱与破格重用，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重被起用领兵

　　胡宗南回台湾闲居约一年以后，在1951年3月17日，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去浙江省东南海中的大陈岛地区，整理指挥沿海游击部队，组建“江浙反共救国军”。

　　1949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军相继从苏南与浙江、福建等地败逃后，有为数不少的残兵败将逃到了东南沿海的各岛屿上。他们各自占岛为王，各支部队不论人数多少与战斗力强弱，带队官皆称司令。各部之间不相统属，“甚至有恃力兼并、拦劫别队财物者”。

　　台湾当局开始对海岛上的这些残兵败将没有重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机关得知国民党政府在海岛上尚有一些游击部队，以为可以利用来牵制中共力量，遂与台湾当局商定，由美、台双方共同整理东南沿海游击部队，由美方提供装备。派谁去大陈地区整顿指挥那些游击部队呢?蒋介石想到了胡宗南。

　　台湾当局对胡宗南的任命下达后，台湾官场有许多人认为，胡宗南以曾任战区军政长官的身份去几个荒凉岛屿屈就区区一个总指挥，恐怕未必肯去。但胡宗南竟欣然受命。为了保密，胡宗南一行前往大陈用的名义是“国防部视察组”。胡宗南则化名为“秦东昌”，隐含当年兵败三秦，今日东山再起之意。胡宗南毕竟曾经是指挥几十万大军、雄霸一方的将领，整顿这些散兵游勇还是游刃有余，不久逐步控制了各部队的指挥权。他还一本正经地报请“国防部”核定，正式建立起他的“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胡宗南整编完部队，就想一试战力。美国驻台特务机构“西方公司”派遣在大陈的蓝浦森亦支持胡宗南出战。于是，胡宗南对浙江省沿海一些岛屿发起了多次攻击。有次竟然袭占得手，于是他向台湾当局报告获得大捷，送了些缴获的解放军枪炮到台北，大肆宣传。因此，胡宗南不久又加官晋爵，在1952年年底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但他的“省政府”只辖几个渔岛而已。

　　胡宗南没能得意多久。随着朝鲜战争的逐渐沉寂，解放军加强了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胡宗南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久，台湾岛上议论纷纷，传言大陈也即将“陷共”。1953年7月初，台湾“国防部”正式撤销“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改设“大陈防卫司令部”。胡宗南被调回台，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衔顾问”。

　　胡宗南1953年7月回到台北，8月就奉命到设在台北的“国防大学”学习。胡宗南在“国防大学”学习到1954年2月，历时约半年。胡宗南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带兵征战，20多年来几乎没有静心下来集中时间系统学习近代军事理论与知识。这次到“国防大学”学习，是胡宗南20多年来第一次解甲入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军政职务，以一个学员的身份读书。一则胡宗南是书生从军，书生本色未改;二是戎马多年，阅历不少，教训更多，需要思考与总结，因此胡宗南在“国防大学”里学习倒很是抓紧，读了不少书，还与同时入校的其他将领军官一道研究探讨。他们多是黄埔出身，又都是从大陆逃出的败军之将，经历与见闻颇为相同或近似，因而胡宗南与他们相处颇为融洽。胡宗南这时是无官无职也无威，虽昔日部属对他仍敬礼不衰，但大家都是同学，胡宗南再也不能像昔日司令长官那样威风张扬了。

　　1954年2月，胡宗南自“国防大学”毕业，名列“高等”。这时他仍没有实际军政职务，只是以“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名义在台北寓所闲居。他继续在“国防大学”的学业，每日读书，有时邀约一些专家学者与旧日僚属来寓共餐，研讨问题。

　　1955年8月，胡宗南忽然被蒋介石数次传见。蒋问了他一些对军事方面的意见与近来情况，然后告诉他准备派他到澎湖任防守司令官，问胡是否愿承担。这次依然出乎大家意料，胡宗南又欣然受命就任“防卫司令官”之职。

　　胡宗南自1955年9月到澎湖就任防卫司令官之职，任了两期，历时4年。在这4年中，胡宗南依然做了不少工作，尤其重视对官兵的思想教育与灌输，力图鼓动起官兵思想上的热情，以与他的“国家”与“领袖”共患难。胡宗南向官兵提出了所谓“共患难”的四个条件：“1.不发牢骚;2.不计较待遇职位;3.不悲观，不消极，不泄气;4.在学术上、工作上、思想上，对自己有成就，对团体有贡献。”这些对驻军官兵能有多大的思想影响很难说，但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胡宗南的某些心态。胡宗南败逃台湾后，无职无权，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也没有自己的地盘，还遭到弹劾，虽被蒋介石保护过关，但名誉地位一落千丈。从统兵数十万、权势熏天的“西北王”，变成小小澎湖岛的防守司令官，可想而知他的失落感是沉重的。上述的四个条件，也许是胡宗南寻求心理平衡的夫子之道吧。

　　病逝与各方评价

　　胡宗南于1959年10月从澎湖离职回到台北，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他去见蒋介石，蒋让他先休息一个月。到1959年12月，蒋命胡到“国防研究院”充任第一期研究员。

　　胡宗南以64岁之龄入“国防研究院”学习与研究，历时约8个月。他依然保持书生习气与军人习惯，在院中遵守规章制度，进退以礼，而且学习认真，十分勤奋，被第一期学员推为学员长。有人见到这时的胡宗南是“一身布质中山装，军用布鞋，但看来总比其他学员整洁得体。听讲时常作笔记，非常用功”。

　　胡宗南在“国防研究院”期间，选定了一项研究课题，即人才培养问题。他曾对张其昀讲述他为什么选择这项研究课题的原因，说：“大陆沦陷，真如土崩瓦解。据我个人看法，基本原因，还在于一般青年和专家学者，往往对共‘匪’真相，茫然不知，于是随波逐流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而大乱随之。故今后再造中华之唯一要务，乃在实践‘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因为实践笃行，本于真知灼见;不肯有真，何能实践?这是我所以选定人才问题为毕业论文的用意。”

　　1960年6月，胡宗南在“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学习研究期满毕业。他即以所研究人才问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为《论人才与建国建军之关系》。胡在这篇毕业论文中宣称：“建国建军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尤其是经纬万端之今日，不但对领导群伦、担当方面之人才，需要培养和选用;就是对于一般工作的干部，也需要普遍的精练和造就。”“造就人才的根本，主要在于培育……这是建国建军之第一件大事。”等等。胡宗南的这篇毕业论文在“国防研究院”第一期毕业学员中，被列为第一。

　　胡宗南从“国防研究院”毕业后，曾向蒋介石要求担任一个实质性的工作，“求得一个死所”，但未能如愿。蒋介石只是指令他担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长;同时，仍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都是挂名闲职。在这以后的时间里，胡多是在家闲居，读书交游。

　　1962年2月7日，胡宗南病重住院。2月8日，蒋介石长子、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与“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蒋经国到医院慰视。胡对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台湾政府未来接班人与浙江同乡笑语说：“我们浙东谚语称人死为翘辫子，我此次恐怕将翘辫子哉。”一会儿，担任“总统”的76岁的蒋介石也到医院看望，“嘱善调摄，抚慰备至”。这使病危的胡宗南十分激动，躺在病榻上连连低语：“国家需要我们，领袖需要我们……”

　　2月14日凌晨3时许，胡宗南突然惊叫数声，一手高举，昏迷过去。胡夫人叶霞翟闻讯急忙率子女从家中赶来医院时，胡已进入弥留状态，终无一言。至3时50分，胡死于心脏病。

　　2月14日，蒋介石听到这位由他一手培养与提拔重用、为他打仗拼命出生入死20多年的黄埔系首席将领离他而去，备感沉痛。于是，他在这天的“国军干部会议”上，亲自宣布了胡宗南病逝的“噩耗”，还在训话中特地加上一段悼念胡宗南的沉痛语言，对胡作了极高的评价。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与“国民政府总统”的身份，对胡宗南之死颁赐了“功著旂常”挽额，又与“行政院长”陈诚一道颁发第1458号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并将胡的军衔由陆军二级上将追赠为一级上将。在开吊仪式的第一天，即2月17日中午12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临祭奠，抚慰胡宗南的妻子儿女。

　　国民党的其他军政大员对胡宗南也是一片赞颂之声。蒋经国说：“痛失知见”;蒋纬国说：“追思往昔，涕泪凄怆”;盛文说：胡是“功满天下，名满天下，谤亦满天下……忠冠群伦，智冠群伦，廉更冠群伦”;余纪忠称胡是：“打脱牙齿和血吞”……

　　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则称颂她的丈夫是：“梦里的王子，风流儒雅的将军。”

　　台湾政府当局与胡宗南的亲友、部下对胡宗南的这些评价，出于各种原因，或政治，或亲情，或友情，等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免带有偏见与溢美之词。

　　对胡宗南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历史自应排除偏见与感情，对他作出客观、公正、深刻的评价。

　　胡宗南的孝丰同乡与孝丰小学同事、后来一生成为胡的部属的王微在1967年接受台湾学者访谈时，评价胡宗南的一生是“忠于领袖，没有抱负”。这有一定的道理。

　　比较起来，国民党的一位资深人士，笔名“马五先生”的雷啸岑，1973年发表在香港《大成》杂志上的文章中，对胡宗南的评价，则更要客观、公允一些，并更接近实际。雷啸岑说：

　　胡之为人，悃愊无华，忠于职守，对人亦无强悍骄倨之态。惟才识平凡，缺乏干略，以之为奉命行事的偏稗之将则可，赋以冲繁辟难、遣大投艰的方面大员之任，则绠短汲深，踬蹶可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昔人谓“知人则哲”，每兴才难之叹，有以也夫。

　　这段评论未谈及胡宗南一生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观点，仅从胡宗南的为人处世与才识干略谈及胡一生的浮沉得失及其教训，还是比较深刻的。确实，胡宗南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高级将领，有许多优点与长处，如生活俭朴，注意律己，待人忠诚、谦和、宽厚、有情等。但这些对于担当一个方面军的统帅来说，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缺乏一位军事统帅所应具有的如炬目光、雄才大略、过人胆识、刚强性格与始终从容不迫的风度，缺乏杰出的军政才干与识人、用人的精细缜密和聪明智慧。以其性格、才干与水平，如其自己曾明言，最好做一名团长，最多做一名师长。而历史的误会竟将他推上方面军统帅的崇高地位，如果在风平浪静之时，尚不显山露水，但一旦置于历史的大风浪中，置于高度紧张、激烈、尖锐、瞬息万变、你死我活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就不能不在处处、时时感到与表现出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志大才疏、计穷力竭、虚浮粗疏、破绽百出，甚至仓皇失态，面色苍白，掩面哭泣，最终走向失败，误“党”，误“国”，误人，误己。宋人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胡宗南这位上将尚不具有这样的“为将之道”。

　　中共方面对胡宗南也有许多评论。其中谈得比较全面、深刻的，无疑是周恩来。周恩来与胡宗南接触颇多，对其颇为了解。1965年7月16日，即胡宗南病逝3年多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从政治方面谈及胡宗南：

　　胡宗南，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先生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10 17: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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